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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出现许多跟“钱”有关的重要的戏剧性对比变化：
其一，一汽捷达通过媒介大张旗鼓地率先推出按揭方式的汽车购买，以期刺激人们对汽车的购买欲望，而一位对政府决策具有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在并不否认这种方式合理性的同时，说出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在兴奋中太多注意的一句话：如果用这种方式鼓励居民购买住房是比购买汽车更为有意义的一个举动。下半年，政府明确表示，启动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普通居民住宅建设并加大房改步伐，吸引居民购买住房，将是今后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二，中央银行在取消保值贴补率之后，两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一些媒介对此进行的采访结论是：此举并不影响居民的储蓄热情；然而，随后日益明显的股市持续升温，似乎很快就否认了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接近年底时，政府通过中国第一大报的舆论干预，其涨势究竟如何谁都难说……
进入’97后关于民间资金的流向可谓是众说纷纭
进入1997年后，我们列举的上述对比变化产生的滞后效应，其实并没有消除。与此有关的变化走势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日益增多：
关于股市，许多券商认为，今年股市没有理由不像今年的“生肖属象”而“牛”起来，这显然也是成千上万的股民们共同的心愿；服务于政府部门的一些资深望重的经济专家却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股市虽然没有理由“犯熊”，但政府为了启动向住房这样的新消费热点，必然会出现资金转移的局面。
关于汽车与住房，透过来自官方和民间不同渠道的信息，我们发现，至少目前除了汽车生产厂商之外的人们，对现阶段以汽车启动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观点持否定态度的居于多数。的确，连人生存最基本的必需品——房子都买不起，谁还惦记买车呢？但与此同时，人们对启动住房消费能否真的带动经济发展，也普遍持怀疑态度。住房消费目前面临的最大障碍在于售价的极端不合理。与政府鼓励的消费选择持相反观点的普通居民认为，购买住房固然比买车重要，但现实的问题是，车比房便宜，连买车的钱都不够，谁还敢想买房呢？
目前特别是在大城市，住宅价格居高不下，实在是对政府鼓励住房消费政策的一种令人费解的玩弄！让普通人对此更表示怀疑的是，去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严禁各地以各种理由限制经济型轿车上路行驶和发展的通知半年各地执行情况仍不如人意，连北京这个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至今也未对如何执行这一通知采取过任何公开的正式行动，哪怕是表示北京交通确实无法承受目前巨大的压力而必须对经济型轿车加以限制也算是一种说法。如果说，自去年以来在全国掀起一股“五花八门”限制经济型轿车发展的地方性措施，可以给当地政府带来某种财政利益保护的话，那么，居高不下的房价中所含有的地方财政利益则更大。因此，中央政府是否真的能让各地把房价降下来，是有着相当难度的。老百姓关于房改的担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关于房和车的争论目前还在媒介上继续，但这种争论的实际意义到底有多大？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目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与此对应的当然就是供给能力相对过剩，因此，启动需求刺激生产继续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政策选择。显然，究竟是从房入手还是从车入手来启动消费需求，是目前媒介发动这场争论的核心。
把民间资金引入基础设施建设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加工工业的供给过剩，是各地区重复建设的过剩，而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全面短缺同样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样也是我们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由此可见，我们目前进行政策选择时同样面临一个远比房、车争论更为复杂的结构调整问题：如何在适度总需求的规模之内，有效遏制无效和低效率的需求；如何激励引导社会短期投机性需求向中长期投资性需求的转移，加强整个国民财富的积累而不是盲目的消耗？
于是，另外一种来自政府部门经济专家们的声音出现了：尽快建立完善的资金市场，启动直接融资手段，调动社会资金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力度，可以使中国经济实现较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也许媒介对房与车，对股市“牛”或“熊”都太过关心了，对于这一其实与我们每个人都同样相关甚至是更有着本质关系的问题，反而却忽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于是，我们要举出1996年与“钱”有关的第三个戏剧性的对比变化：
北京横贯长安街的复兴门至八王坟地铁工程，因建设资金严重不足陷入被迫停工的尴尬境地；山西却在这一年的夏天，在太原隆重庆祝太原至旧关高速公路的全线通车……
如此巨大的反差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还是让我们看一看这分属两个不同地方的政府行为有何不同。1996年，CCTV在太旧高速公路通车庆典之际播出的新闻专题片中向全国观众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山西这个地处中国内陆的并不富裕的省份，为了修建这条被视为全省的“致富之路”，省委省府领导采取了全省动员，民间集资的办法，排除了一系列的困难，最后在国家的支持下终于使之建成通车；还是CCTV在不久前有关“公交优先”的新闻调查节目中，对北京复八线地铁工程的情况再次做了报道。显然，对于电视台来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分属不同专题的报道在客观上却给有心人制造了一个戏剧性的对比效果：北京市有关领导告诉电视记者，复八线地铁工程搁浅的根本原因，是北京市财政实在拿不出如此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因为“康居工程”也要钱，改善教师待遇也要钱……
为什么北京不能学学山西，通过民间集资的办法进行这项事关全市乃至全国在首都逗留的上千万人口共同需要的基础设施工程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一位来自银行的经济专家说，如果让每一位中国人增加一张床的居住面积，就需要25亿平方米的住房，如果每平方米的造价按1000元人民币计算，就需要2.5万亿元的投资；至于把铁路里程翻一番，把全国主要的大中型城市以高速公路相连接，让大城市拥有足够的立体交通体系等如此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在需求，再支撑中国经济连续增长30年，可以说是毫不夸张的。
然而，如此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资金来源，如果全部依靠政府财政，陷入停工等待尴尬局面的将绝不仅仅是北京市了；如果全部依靠银行贷款这种100%的负债建设的方式，目前已经出现的大量一竣工就亏损的建设项目，足以把银行拖入严重亏损的泥潭……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可以支撑未来这一巨大的投资规模呢？有专家建议：民间企业和社会资金。
持这种观点的经济专家指出，以往我们的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了太多地包办，而对于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和个人财富的急剧膨胀缺乏将其引入直接融资领域的系统考虑，通过银行进行间接融资，固然可以保障储户的资金安全，但由于我们现行的体制所决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与经营管理只能是政府直接领导的国有企业，而这种国有企业通常又是没有承担风险责任的企业，因此，一旦出现建设和经营风险，最终将是求救政府补贴，拖欠银行贷款，从而，间接地使储户利益迟早也会受到损害。与其政府或银行被动地为这种投资风险承担责任，不如将投资渠道直接转移到资本市场，或对中外企业特别是中国民营企业开放BOT的建设模式。
这些专家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日趋活跃的今天，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融资，或者采取BOT模式让我们自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参与进来，既可以解决建设资金特别是资本金投入的问题，提高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又可以通过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中国民营经济的内涵质量，使之尽早走出劳动密集型的初级阶段，调整其在初级加工工业领域过于集中的不合理的结构，可谓一举多得。
去年巨额储蓄这只“笼中虎”并未扑向消费市场而转向股市，是否意味着中国民间投资热情看涨
的确，1996年中国股市持续攀高的态势，已经给出了这样一个信号：政府和经济专家们曾经担心的巨额居民储蓄这只“笼中虎”，并没有扑向消费市场，而是转而扑向资本市场，确切地说是股市，由此可见，民间企业和居民个人的投资积极性远远超出大量所谓民间调查的描述。发展资本市场，拓展规范直接融资方式，已经摆上我们的议事日程。
最近的消息表明，政府已经在通过发展巨额记帐式国债来分流冲击股市的资金。但仅仅如此，可能是不够的。
也许“沈太福案件”和“无锡集资案”的教训，至今令我们难忘。也许众多企业乃至上市公司的信用状况都有问题，开放直接融资如何加强金融风险控制是个大问题。但这似乎不应成为我们堵住民间企业或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渠道的正当理由。这就像育龄妇女不生孩子永远成不了母亲，我们不去发育规范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永远也学不会现代市场经济下的金融管理和风险控制。当然，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这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目前在这方面是否发育成熟了？这个问题当然还需要专家们给予系统的调查研究之后，才能下结论。
但有一点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目前，企业间的资金拆借行为普遍，且数额巨大。与其让它非法进行，不如加以规范引导到我们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去。
这也是我们做此番新闻分析时，最后补充的一条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