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象征天皇制度
霍建岗*
日本的象征天皇制度，是二战后基于《日本国宪法》而形成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制度，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君主立宪体制。天皇的地位特殊，只是“国家与国民统一的象征”，没有关于国政的一切权力，并非当然的国家元首，国事行为必须接受内阁的建议与承认。日本民众基本认可当前的象征天皇制度，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样狂热崇拜天皇，多数人并不同意回归二战前“全能”的天皇制。
一、历史上的天皇
天皇之名由自中国。天皇这个称号到底从何时而起，在历史学者中有不同的说法。但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古代大和朝廷的首脑被称为“大王”，而在中国的文献中，则称之为“倭国王”。如中国史籍《宋书》中记载的向南朝宋朝贡的赞、珍、济、兴、武五王，当时也只是“大王”。一般认为，7 世纪前后日本才开始使用天皇的称号。天皇一称的起源，目前也无明确说法，一说是因天武天皇崇信道教，故以“天、地、人三皇”之说自命天皇；另说是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自称天皇、天后，大王受此影响，亦以天皇自命。不少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认为，当时的日本使用天皇称号是为体现针对中国唐朝的“平等性”。① 椎谷哲夫：「皇室入門」，幻冬社（出版社），2018年，第61页。
古代天皇大多并不直接掌握权力。早期日本大和朝廷的统治结构本质上是“豪族共同体”，其首领大王仅是最强的豪族，并无绝对的权力，甚至继位天皇也由豪族协商产生。② 竹田恒泰著：《日本天皇史话》，商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03页。 7 世纪日本仿照唐朝制度，试图建立以天皇为权力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律令国家”，在此阶段天皇权力暂时上升，但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本国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有力支撑，唐式的土地国有、租庸调制等均未能彻底贯彻，“律令国家”很快瓦解。天皇大权旁落，10 世纪开始日本经历摄关政治、源平（源氏与平氏）相争等，政权被以藤原家族为代表的权贵门阀把持。12 世纪后日本进入武士实际统治的时代，政权被幕府将军或僭称公卿的武士掌控，先后经历武士掌权的平氏政权、镰仓幕府、室町幕府、织丰（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政权与江户幕府，天皇权力被架空长达千年。
明治时代为统治需要确立天皇“神统”。17—19世纪的江户幕府时期，在幕府将军的严格限制之下，天皇的影响力薄弱。但是，受到幕府末期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所谓“国学”思想的影响，幕府末期的倒幕运动中，长州等西南强藩打出“尊皇攘夷”的旗号，将天皇作为反对幕府统治的权威来源，并最终推翻幕府，建立新政府。新的统治阶层为加强国内统治，愚弄民众为其对外扩张效力，需要能统一人心的意识形态，故大力抬高天皇权威，确立以天皇为核心的“国家神道”，同时强化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秩序。1889 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天皇作为国家元首、军队统帅、“现人神（化身为人的神）”的地位，并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使其成为民众崇拜与效忠的对象。日本军国主义利用天皇绝对统治，鼓吹“为天皇而战”，驱使日本民众充当炮灰为其对外扩张效力。
所谓“万世一系”事出有因。日本皇室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皇室，自有确切记载的四五世纪之后未曾被推翻。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阶层将皇室长期存在的历史称为“万世一系”，以此作为天皇乃“天照大神（太阳神）后裔”、“现人神”的证据。但天皇之所以能久居其位不倒，一是因为天皇长期被架空，幕府、权臣掌权并无必要推翻天皇，反而需要天皇“认证”其权力正当性，比如镰仓幕府的建立者源赖朝、江户幕府的建立者德川家康，都需要朝廷赐予其征夷大将军的封号来体现其统治的正当性。二是因为幕府、权臣也并无绝对统治权，只是诸多势力中最有实力者，贸然推翻天皇，易招致其他势力群起而攻之，因此皆视之为畏途。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被认为是唯一企图篡夺天皇皇位并接近成功者，但最终因其猝死而不了了之。① 仓山满著：《日本天皇，原来如此》，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93页。 不过，即便足利义满成功篡位，能否稳定局势也不容乐观。三是因为日本列岛与周边相隔大海，在古代航海能力较弱的背景下，外敌很难入侵。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对日本的两次进攻最终也以失利而告终。因此日本并未出现如中国元、清式的改朝换代。
天皇的宗教职能突出。不少日本学者将相传为天照大神子孙的历史上的日本天皇称为“祭祀王”，天皇继位时必然要伴随“天照大神赐予”的八尺镜、八尺琼勾玉和草薙剑的传承，否则就如中国古代没有传国玉玺的皇帝被称为“白板天子”一样，缺乏作为天皇的正当性。每代天皇要在即位后的当年11 月23 日，主持向天照大神等贡献当年新谷的“大尝祭”，一代天皇只举行一次，故被视为天皇最重要的祭祀。此后的每年同一时间则举行“新尝祭”。除此之外每年还有很多祭祀。因此，不少人将天皇视为神道的首领，将上述祭祀也视为皇室神道的一部分。不过，历史上日本天皇长期崇信佛教，不少天皇在退位后出家成为“法皇”。所以日本宗教学者岛田裕己等人认为，天皇真正信仰的还是佛教。② 「天皇の信仰は神道なのか、仏教なのか」，https://president.jp/articles/-/23747（上网时间：2019年4月30日）
二、象征天皇制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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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事和公务行为上天皇必须听从内阁的。宪法第四条规定，“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在第七条则规定了这些国事行为的具体内容：（1）公布宪法修订、法律、政令和条约；（2）召集国会；（3）解散众议院；（4）公告举行国会议员选举；（5）认证国务大臣和法律规定的其他官吏的任免、全权证书以及大使、公使的国书；（5）认证大赦、特赦、减刑、免除执行刑罚以及恢复权利；（7）授予荣誉称号；（8）认证批准书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外交文书；（9）接受外国大使及公使；（10）举行仪式。① 《日本国宪法》，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中心，2005 年9月，第7页。 综合宪法第四条和第七条的内容，结论是天皇进行国务行为前提是获得内阁的“建议与认可”，简而言之，天皇的国务行为只是按照内阁“命令”行事，只是被动的接受方，在国家政治层面，并无主动行事的权能。按照日本政府的解释就是：“内阁实际决定，天皇形式上以及名义上参加。”② 椎谷哲夫：「皇室入門」，第76页。 除了这些国务行为，关于国事行为之外的公共行为，比如，天皇对外国的正式访问、与外国元首交换正式信件、国内的正式视察、在国会开幕的时候发表讲话等，这些行为，可以理解为宪法规定的作为国家机构的天皇的公共行为，是“准国事行为”，也必须获得内阁的“建议和认可”。即便是天皇自己的年号，1979 年根据宪法制定的《年号法》规定，天皇年号以“内阁决议通过以政令的形式发布”，无论天皇是否喜欢，都必须接受。
日本是否是君主立宪制亦有分歧。历史上的君主立宪制度，本质上是宪法约束君主的权力，实现君主与民选政府之间的权力分割。尽管随着时代的进步，君主的权力越来越小，但很多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君主仍然拥有名义上的巨大权力，如英国国王理论上拥有议会的解散权、法律的同意或否决权，同时英国国王还是“正义的源泉”、“王国和平的保护者”，司法权由国王派生，除宗教裁判所外的所有审判手续都是以国王的名义进行。另外，在行政权方面，最高执行权归于国王。挪威国王拥有国家行政权，而且是陆海军总司令。而日本宪法规定天皇“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并非权力的实体，宪法已经完全剥夺了天皇的权力，自然不需要通过宪法对其予以分割或者限制。因此，日本的政治体制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与天皇是否是国家元首一样，日本政府在此问题上只是说，“将现在的日本称为君主立宪制并无不可”，并无明确定义。
天皇的言论应避免主动产生政治影响。日本政府认为，宪法第四条天皇“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的条文中，包含着“天皇的行为不能事实上对国政动向产生影响”的宗旨。⑥ 椎谷哲夫：「皇室入門」，第76页。 天皇的影响不能越过此红线。1992 年明仁天皇访华时曾表示，“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这段话并非明仁自身决定就能说的，该措辞经过了首相官邸、外务省、宫内厅多方数轮磋商，在明仁启程赴华前一日才匆匆定案。⑦ 椎谷哲夫：「皇室入門」，第93页。 再以修宪为例，天皇对于修宪不能表示支持与反对，虽然有些人用其只言片语推测出天皇反对修宪的结论，但天皇从未也不能对修宪表示明确观点。
象征天皇是美在盟国压力之下改革军国主义天皇制的产物。1945年6月日本投降前的美国盖洛普民调显示，36%的美民众主张处死天皇、24%主张处罚或流放天皇，10%主张审判天皇，仅4%认为天皇没有战争责任，还有3%主张将天皇作为傀儡使用。民意虽如此，但实际上美国政府早已决定“妥善利用天皇”，对是否审判天皇，美国政府内部当时有分歧，但已有不少放过天皇的声音。日本投降后，面对中国、苏联、澳大利亚等盟国要求审判天皇的呼声，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美国政府强调，“将天皇指控为战犯，将导致无法平息的混乱，或产生坚持共产主义路线的强势政府”，他说服美政府最终放过裕仁天皇。③ 「NHKスペシャル」取材班：「日本人と象徴天皇」，新潮新書2017年，第37页。 面对盟国的压力，同时继续维持天皇的绝对统治对美国占领日本也并非有利，于是麦克阿瑟拒绝日方提出的仍将天皇定为国家元首的修宪案，提出了美方的修宪案。根据美方草案最终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仿照1931 年英国《西敏寺宪章》中“王冠是联合王国所属国自由联合之象征”，将天皇定位为“日本国与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意即日本国民在物质层面并不需要天皇的统治，但在精神层面仍需要天皇作为国家、民族凝聚的象征。
综上，本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年轻(<55岁)、肿瘤较大、ETE和多灶性是颈部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远处转移也是LLNM的相关因素。对高风险的PTMC患者，推荐行预防性颈部淋巴结清扫术，而术前可通过超声、影像学检查、细针穿刺活检或分子病理学检查识别淋巴结转移高风险患者。而对高风险LLNM的PTMC患者建议对侧颈区淋巴结状态进行更为详尽的检查以避免隐匿性病灶的残留。对于PTMC患者的最佳手术方式仍需前瞻性大样本长期随访研究来探索。
天皇与皇室的个人人权严格受限。宪法规定“所有皇室财产均属国家，让渡、受让、赐予须经国会决议”，与英国、瑞典等国王室有大笔动产、不动产不同，日本皇室没有私人财产，且不能随意处置财产。天皇与皇室不入普通户籍，而由《皇统谱》记载天皇的出生、成人乃至对外访问等各种事宜。天皇与皇族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收养养子等权利，也没有婚姻自由与信教自由，即便想脱离皇族，也须经由首相、两院正副议长、最高法院院长等三权代表及两名皇室代表组成的10 人皇室会议决议。日本政府对上述情况的解释是，既然皇室采用世袭制度，那么“在享有一定特权的同时，也必须对他们的权利进行一定的制约”。⑤ 衆議院憲法調査会事務局：「象徴天皇制に関する基礎的資料」，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enpou.nsf/html/kenpou/chosa/shukenshi013.pdf/$File/shukenshi013.pdf（上网时间：2019 年5月13日
三、天皇言行须跟随内阁指挥棒
二战后天皇与战前天皇性质不同。战后天皇除了不再拥有权力，还有以下几点不同：（1）宪法第一条同时规定天皇的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④ 《日本国宪法》，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中心，2005 年9月，第3页。 即天皇的地位来自于国民，与战后日本推行的民主主义原则相一致，是自下而上的授权。而战前的天皇，作为“天照大神后裔”，其权力与地位源自君权神授，是自上而下的授权，与民众毫无关系，民众只能被动接受统治。（2）宪法虽然规定天皇世袭继承，但其继位的根据并非因为“万世一系”的皇统，而是“基于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的总意”。（3）天皇不再有神格，也就是不再拥有“现人神”的性质，是人而不是神。
天皇外访也须在内阁建议与承认之后才能进行。对外访问并未包含在宪法第七条规定的天皇可执行的国务行为之列，故其性质在日本国内有争议，若将其视为“私人行为”，则天皇有主动权，产生政治影响，与“天皇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的宪法精神相悖。因此，日本学界与政府均将接待外宾、对外访问视为天皇“基于象征地位的公务行为”，是“准国事行为”，必须接受内阁的建议与承认，首相在此类问题上有最终决定权。1994 年日本政府曾表示，天皇决定访问国家时，须考虑“与日本关系、对方国内状况、地区平衡”等诸多因素，由内阁决议确定。⑤ 椎谷哲夫：「皇室入門」，第92页。 同时，日本政府也并未将接待外宾与外访视为皇室外交，只是基于国际礼仪的友好行为，避免天皇行为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甚至在为外国元首举行欢迎仪式时，由外国元首单独检阅自卫队仪仗队，天皇并不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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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会学生将新近的新闻周刊、报纸、杂志中涉及传统文化的热门素材自编成作文题。比如，像这则新闻——“上海16岁女生武亦妹成为《中国诗词大会》比赛第二季冠军，很多粉丝惊呼这位‘00后’少女”，就可以指导学生自编题目写作。
天皇无法拒绝内阁的建议。宫内厅长官宇佐美毅在国会曾明确表示，内阁对天皇的建议与承认等所有事项，“天皇没有否决权”，宇佐美毅还代表政府明确表示，即使天皇对内阁提出的某些建议心存不同意见，天皇“可以询问，但提出自己的意见我认为比较难”，③ 衆議院憲法調査会事務局：「象徴天皇制に関する基礎的資料」，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enpou.nsf/html/kenpou/chosa/shukenshi013.pdf/$File/shukenshi013.pdf（上网时间：2019 年5月13日） 也就是说，在国家政治层面，天皇应极力避免出现直接干涉的行为，一切均应在内阁的建议之下进行。若真有天皇拒绝内阁的建议或承认，则会出现宪法危机。日本宪法学者佐藤功认为，“天皇受到内阁之建议与承认的绝对约束。天皇拒绝内阁的建议与承认，在法律上是无法想象的。如果发生天皇拒绝的事态，那么内阁只能要求天皇反省，要求天皇根据内阁的建议与承认采取行动。如果天皇仍然不愿听从，那么这种情况，就不是宪法所能预想的了”。④ 转引自衆議院憲法調査会事務局：「象徴天皇制に関する基礎的資料」，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enpou.nsf/html/kenpou/chosa/shukenshi013.pdf/$File/shukenshi013.pdf（上网时间：2019年5月13日） 如，宪法虽然规定天皇的国事行为包括解散众议院，但天皇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解散，必须接受内阁的建议。事实上，决定何时解散的是内阁首相，天皇只不过是根据程序扮演礼仪角色。
天皇并非当然的国家元首。日本现行宪法并未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日本政府也并未明确其元首地位，只说是天皇“在外交关系中有代表国家的一面”、“将其称为元首并无不可”。① 衆議院憲法調査会事務局：「象徴天皇制に関する基礎的資料」，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enpou.nsf/html/kenpou/chosa/shukenshi013.pdf/$File/shukenshi013.pdf（上网时间：2019 年5月13日） 依当前的通行定义，元首是“拥有对外代表一个国家资格的人”，但日本学界认为，天皇显然不能算是对外“完全代表国家”，按照宪法第七条规定的天皇行使的国事行为，天皇“接受被派遣至日本的外国的大使和公使”，在形式和礼仪方面，确实具有代表国家的一面。除此之外，天皇能行使的涉及外交的国事行为，还有对日本驻外大使、公使委任状的认证，以及其他外交文件的认证，等等。但天皇只能针对上述委任状和外交文件进行认证而非具有决定权。负责解释宪法的时任日本内阁法制局第一部部长大出峻郎明确表示：“向日本的大使、公使发出委任状，这原本就属于内阁的权限，天皇只是对此认证而已。批准书等其他外交文件的制作，也属于内阁的权限，天皇也只是认证。所以在这些方面，（天皇）很难说在外交关系上具有代表国家的一面。”② 衆議院憲法調査会事務局：「象徴天皇制に関する基礎的資料」，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enpou.nsf/html/kenpou/chosa/shukenshi013.pdf/$File/shukenshi013.pdf（上网时间：2019 年5月13日） 因此，不少学者如宪法学家芦部信喜认为：“按照传统的概念，日本国的元首是内阁或者内阁总理大臣。”③ 芦部信喜著：「憲法（第三版）」，有斐閣（出版社），1979 年，第47页。 宪法学家清宫四郎则认为：“现行宪法赋予内阁任免外交使节、缔结条约、处理一般国家关系的权力，所以理论上讲代表内阁的内阁总理大臣被视为元首更合理。内阁只是缺少了天皇代表国家的这部分而已。”④ 清宫四郎著：「憲法Ⅰ〔第三版〕」，岩波书店，2002 年，第186页。
“政治利用天皇”也是禁忌。尽管天皇涉及政治的言行均须在内阁的“建议”下进行，但根据惯例，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内都不能利用天皇的特殊地位“夹带私货”，达到党派或个人目的。如2013年日议员山本太郎在游园会向明仁天皇递交有关福岛核电站的信件，就被视为“政治利用天皇”。此次安倍利用明仁天皇退位、德仁天皇继位大量增加曝光机会以提升内阁支持率，也被舆论视为“政治利用天皇”。另外，因“政治利用”定义模糊，故常被用作政治斗争工具。如1992 年明仁天皇访华及2009年明仁会见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均被右翼攻讦为“政治利用天皇”。
（1）首次揭示在郎酒高温制曲进程中，细菌与真核微生物种类具多样性，但细菌与真核微生物变化趋势差异显著。
四、日本民众对天皇的看法
日本民众对天皇的关注度不算太高。战后天皇作为象征远离政治，在日本民众心目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民众并不认为天皇会对自身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对其关注度自然下降。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片山杜秀认为，“天皇是当然的存在，无论是拥护还是反对，民众都没有热情”。① 「天皇に対する国民の意識が変化、普段は無意識化した存在に」，https://www.news-postseven.com/archives/20180427_669162.html（上网时间：2019年4月29日）。 根据2009 年明仁天皇即位20 年NHK 所作的民调，对皇室非常关心的日本民众仅18.6%，有点关心的高达51.2%，另有30%的民众对皇室并不关心。同时，仅15.5%的民众对皇室很有亲近感，45.6%有点亲近感，超过1/3的人没有亲近感。
日本民众并非普遍崇拜天皇。NHK 每隔五年进行一次“日本人的意识调查”，其中对“天皇观”的调查显示，1973 年首次调查时，33%的人尊敬天皇、20%对天皇有好感，同时高达43%的民众对天皇“无感”。1998 年，尊敬天皇者更是降至战后最低点19%。其后，尊敬的民众逐渐增加，至2018 年第10次调查时，尊敬天皇者已恢复至41%，有好感的36%，对天皇“无感”的降至22%。② 「第10 回「日本人の意識」調査（2018）結果の概要」，https://www.nhk.or.jp/bunken/research/yoron/pdf/20190107_1.pdf（上网时间：2019年4月29日） “尊敬”与“好感”者增加，原因在于明仁天皇的亲民形象以及他在3·11 大地震等灾害发生之后表现出的与民众休戚与共的态度，并非对天皇制本身的肯定。所谓战后日本民众仍将天皇当做神一样看待言过其实。
急性心肌梗死主要发病因素为组织缺血缺氧，发病率高，且治疗困难，对患者生命安全具有明显威胁。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心脏血液供应机制发生明显变化，可导致组织局部性坏死。调查表明，合并多种慢性疾病的中老年人群，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发人群，且容易合并梗死后室性心律失常。
右翼天皇观不能代表民意。日本右翼不顾历史上天皇长期被架空的事实，将明治之后才确立的天皇绝对统治、“现人神”的天皇制视为日传统而予以膜拜，宣扬天皇“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反对象征天皇制度，主张给予天皇权力。包括首相安倍在内的日本右翼基于所谓的传统，还主张皇位应由男系的皇族男性（即父亲为皇族的男子）继承，反对女性及女系（即母亲为皇族）的男性成为天皇。因右翼言论影响较大，不少人以为日民众也多持如此观点。但事实上，仅5.9%的日本民众认同二战前的天皇观，主张“应赋予天皇政治权限”，高达81.9%的民众则主张维持天皇象征地位。同时，分别有高达76%和74%的民众乐见女性、女系成员成为天皇，认同右翼主张者不足20%。③ 「被災地訪問、新天皇に期待 女性天皇「容認」76% 朝日新聞社世論調査」，朝日新聞，2019年4月19日。
媒体报道天皇时禁忌较多。二战前批评天皇或天皇制会被治以大不敬之罪。战后此罪名被取缔，理论上不会受到法律制裁。但右翼自认为是天皇的“亲卫队”，敌视任何他们认为对天皇“不敬”的言行。1959 年向时任明仁皇太子婚礼队伍投掷石块的少年，最后被社会排斥而难以生存；1960 年日本《中央公论》刊发的深泽七郎的小说《风流梦谭》，虚构了民众攻击皇宫及皇太子、太子妃被杀等情节，1961 年右翼闯入《中央公论》社社长家中，致其妻重伤，保姆被杀。由此引发的寒蝉效应，导致媒体对涉天皇的报道采取严格自我审查，避免一切可能引火烧身的内容。因此，日本主流媒体几乎看不到任何天皇的负面报道。不过新天皇德仁因其妻雅子素不为右翼所喜，而德仁则始终站在其妻这一边，引起右翼对其仇视，因此在德仁担任皇太子期间，虽然主流媒体多以正面报道，但右翼媒体则对此展开连篇累牍的负面报道。在德仁继位天皇成定局后，右翼的负面报道则大幅减少。◎
*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黄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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