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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变化仅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在发展中国家，新的并且不断发展的城市化现象已经使那些用于应付贫困者、新移居者以及青年的基本需求的政策和规划丧失了作用。
城市化进程是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一场变革，通过这一进程，小城镇发展为城市。城市化也影响了文化，几乎所有的地方文化传统都由于城市化进程而受到冲击。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城市化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过程”，它是社会行为和权力的结果。人们自己决定是移居到大城市还是留在小城镇，但他们的决定是在财富和资本的主管者权力的影响下形成的，那些人决定着在哪里，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镇建造工厂。
城市化包括从人口稀少的地区迁移到人口绸密的地区。在20世纪，这种迁移的规模是很庞大的。1900年，世界上大约86.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只有13.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今天，世界上超过45%的人口是城市居民。
社会学家对于城市化的结果持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强调积极的方面。他们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点，在这里，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混合在一起并相互交流思想和观点，从而促进商业、科学、技术和艺术领域的创新。其他的社会学家则强调城市化的消极方面。他们坚持认为城市生活的问题多于益处。他们认为，城市受到污染，犯罪现象猖獗，消费性环境造成紧张感和精神疾病。
在这里的研究中，我的假设是要证明和分析城市化的消极方面，这些消极方面给青年的行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我将探讨城市化如何改变了青年一代的思想和态度，青年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何种变化？这种改变在离经叛道行为和青少年犯罪中得到反映，并进而在一种恶性循环中得到反映。
在我们迈向21世纪的时候，发展中的亚洲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火车头而出现的，预计它一直到本世纪末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按照目前预测，到2000年，发展中亚洲的产值增长将几乎占全球产值增长的一半。
发展中的亚洲是一个在文化、发展运行、经济管理经验以及法律和规章制度等方面多元化的地区。亚洲尽管令人满意地朝着经济发展方向运行，但它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诸如：城市化的高度发展，家庭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功能的巨大转变以及无约束的人口流动。在过去25年间，东亚的每一项资本收益几乎都是原投资的4倍（每年的地方税率为5%），随之而来的是贫困现象的明显减少。然而，尽管其经济运行良好，但从社会学上来说，它广泛面临着离经叛道、道德衰退、犯罪和青少年犯罪、吸毒成瘾以及艾滋病、性传播疾病之类与性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对青年一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如跐高的增长率大大吸引了青年人。
政治结构也是造成社会失衡和青年问题的原因。世代的变化部分是由于一定的政治环境而引发的。尽管亚洲发生了这些经济发展变化，并且人们观察到了这一切，但人们看到，在那里的一些（大国）国家中，例如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许多人仍处于各种形式的贫困状态。社会机构，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要有效地弥补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不足，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城市潜能
在一个已经大幅度城市化的世界，城市的发展将是对21世纪上半叶发展的唯一最大影响。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增长。在未来10年，也就是说到2005，世界上一多半的人口，即66亿总人口中的33亿将生活在城市中。城市的未来一方面给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带来很多的风险，另一方面又带来诸如离经叛道行为、犯罪行为等心理疾病。但是城市通过为企业家、改革者和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全体人员提供资本、劳动力和市场而带来的效益，则削弱了青年的恶习、离经叛道现象、各种缺点等。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已经占据全民生产总值的60%至80%。
城市在其扩展而导致社会的变革，并提高了健康、文明水平和社会流动指数的同时，正在使社会朝着妇女的平等和自立方面发展，诸如消除教育上的性别差距，使妇女有权享受包括计划生育在内的生育保健服务。它们也使得青年一代变得非常脆弱。城市城区的青年很容易产生离经叛道行为和非法活动。
贫困现象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上升；在一些亚洲国家，贫困人口的数字实际上自8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下降，但总体来看，城市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字一直在增加。许多带有错误认识和处于特殊环境下的青年找不到任何出路，只有采取卑劣行动。正如联合国人口行动基金会所估计，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中多达6亿的人口不能靠自己的财力满足他们的居住、用水和保健的基本要求。在世界上最贫困的一些国家中，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贫困现象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人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一代更容易出现暴力现象、犯罪行为、青少年犯罪和野蛮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脆弱的青年人需要有效的社会保健投资，改善大龄者的生育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控制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需要教育和促进平等，所有这一切成为社会团结、经济进步和健康的社会行为的基础和关键，尤其是在青年人当中。换句话说，对于青年的健康未来而言，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投资将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亚洲的社会政策
尽管东南亚在80年代经济发展显著，贫困和不平等现象还是困挠着这个地区的许多居民。社会的进步并没有与经济的发展保持同步，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前景也不如它的宏观经济潜能那样富有积极性，而是造成了一种尤其在青年当中引起隔阂的社会问题。这个地区社会发展的一些障碍可能包括：
——政策制定者缺少社会发展方面的技能。
——计划过程本身过于集中化。
——政策设计者无力表达贫困者和脆弱青年的需求。
——资源分配过程中对社会服务机构不太重视。
这个地区的很多国家都不能为发展社会策略和评价这些社会策略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提供可靠和精确的信息。另一个障碍是在坚持未经证实的认为经济发展本身为整个人口带来社会安宁和繁荣的假说过程中发现的。因跐，为了解决这些障碍，政策制定者们强调并一致承认地区性研究网络和信息交流在促进亚洲地区发展更有效的社会政策规划中的价值。
城市青年的人口统计、社会和环境风险
城市人口统计、社会和环境状况对传染性疾病和行为偏常的发生所造成的影响如下：
人口统计影响：由于生育保健和更加普遍的计划生育规划的影响，出生率继续下降。由于死亡率的降低，老龄人口一直在增加。同时，以男性为主的人口流动使得性别比率失衡。所有这些变化和失调现象都引出一些问题。
社会影响：城市居民的人口密度总体上超过农村地区的人口密度。拥挤是疾病传播，尤其是通过空气传播的传染病源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跐外，离婚率呈上升趋势。老龄化现象在城市中更为多见。贫民窟的继续蔓延，使贫困居住区的数字和边缘地区居民的数字上升。所有这一切引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尤其是对青年而言。
环境影响：城市中隐藏着在农村地区还未发现的对健康的威胁因素。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是空气和水的污染，这是由工业活动、运输、汽车和卡车排放物中的毒害物所导致的。在开罗这个拥有1500万居民的大城市，每8个月就增加100万人口，它还面临着其他的问题。在这座城市，空气中铅的浓度比全球平均值高5至6倍，儿童血液中铅的含量比埃及农村儿童高3至5倍。现代世界的所有城市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面临着一氧化碳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对儿童和老龄人的影响更大。
城市社会学家的观点认为：“象人一样，城市都有其个性。每座城市都代表了历史与自然环境、文化模式与生活方式的一种独特的混合体——有些东西很丑但很有吸引力，有些东西很美但很乏味。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城市的设计和推论即使是可能的，那也具有风险性。”
城市生活方式
社会关系模式、物质消费、文化水准、对某种规范的遵循，等等，所有这一切组成了生活方式。因跐，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方式的概念一直用于区别农村与城市、城市与郊区的社会生活形式。在本世纪，发达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惊人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带来了一些人们过去常以为理所当然的情况和信念。这个进程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或我们所说的城市生活方式。
急速城市化的一个结果是：有着更加西方化生活模式的城市，表现出与发展中国家其他人口在文化和行为上的巨大差异，尤其是就青年而言。研究显示，进入城市的新的青年流动人口及其受扶养的家属，很容易受酗酒和嗜用麻醉毒品的诱惑，或者可能形成诸如残忍、冷漠或抑郁之类有害的情感状态。象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城市中的研究已经表明，贫民窟流动人口中酗酒、暴力、精神迟钝、其他精神疾病问题和儿童读书困难现象的发生率非常高。由于在城市的这些地区医疗和社会服务机构十分缺乏，这些问题中在很多都没以适当的方式得到处理。
从人口统计的观点来看，大城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青年人在数量上占优势。由于无缘接受学校教育和经常失业，无数的青少年和青年成年人缺乏远见和怀有抑郁与不满的情绪。受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模式的影响，他们反叛或敌视在他们所出身的家庭和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
这些由年轻人组成的青年群体很容易堕落成犯罪团伙、暴徒等的牺牲品。这些行径和离经叛道行为在人口较多的城市中并非惊人地更为普遍。在当今一个典型的欧洲城市，每公顷土地上至少有100至200人，而在邻近的拥有高楼大厦的城市中，每公顷土地上的人口可能高达1万至1.5万人。人类有机体如何对这种不正常的环境做出反应呢？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高人口密度本身可能就对行为和心理有着重要影响。即，这种刺激可能超过了一个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应付能力。因而，拥挤可能是紧张和行为偏常状况的潜在根源。大城市现象造成了城市的烦恼，青年人在求助酒精、医治精神疾病的药物等诸如跐类的东西中找到了摆脱烦恼之路。城市中，尤其是青年的嗜用麻醉毒品是感染艾滋病之类疾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而且，对这些东西的依赖会使个人不再对其家庭和社会群体做出经济上、社会上和情感上的奉献。
世界很多地方的，尤其是亚洲的以过度城市化形式呈现的急速变化，以新的城市生活方式给价值观、家庭结构和社会经验带来了重大变化，这一切反过来又影响了人类一些重要的心理和健康需求。受孤独或疏远感的困扰，青年人尤其在寻求伙伴和值得接受的价值观过程中，即寻求归属感和责任感过程中，完全不能以健康的方式满足这些需求。因跐，他们更易于离经叛道和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幸运的是，也有迹象表明，文化和社会因素可能对于人类对急速的社会变化、城市化和高人口密度情况做出反应具有有利影响。从社会学角度说，并且作为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的一个例子，人们已经揭示，传统的中国文化哺育下的人可能比“西方”传统教育下的人更能容忍高人口密度的自下而上环境和拥有较低程度的紧张感。通过倾向减缓和平息不满情绪发展的美德而体现的容忍性，能够有助于抑制反对社会、威胁健康的危险因素和犯罪行为。因跐，生活方式以一种较稳定的方式得到保持。也就是说，通常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的过快的“西方化”，会以一种不受人们欢迎的方式改变青年的生活方式。
青少年犯罪的社会问题
在界定青少年犯罪时，杰出的社会学家塞斯纳(Sethna)博士写到：“青少年犯罪包括儿童或不到法律特定的承担有关责任年龄的青年错误行事。”纽迈耶(Newmeyer)以这些话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少年犯是这样一种人，他还不到接受反社会条例惩罚的年龄，而他的错误行为违反了法律。”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主要发生在城市化环境下的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划分为三类：
1.社会原因的构成：(1)家庭，(2)学校(3)犯罪地区，(4)不良伙伴，(5)娱乐，(6)战争，(7)社会瓦解，(8)情感转移。
2.有关犯罪行为的心理原因如下：(1)弱智，(2)精神疾病，(3)个性特征，(4)情绪不稳定。
3.青少年犯罪的经济原因的构成：(1)失业，(2)贫困，(3)通货膨胀失控。
只有城市化受到控制和社会平衡得到维持，青少年犯罪才能够得到控制。现代福利国家的目标是，对少年犯进行投资和改造，使他们长大时成为负责任的公民。改造可以通过如下措施实现：
1.缓刑：这一方法将少年犯置于监督缓刑犯的官员的监督之下，这种官员的工作是引导少年犯确立正常的生活。
2.在人口众多的城市地区设立教养学校、担保学校、援助之家等管教机构，对少年犯进行改造。
通过城市化进程，小城镇发展成城市，城市化是对社会结构的一场变革。城市化也影响着青年的文化。它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社会活动的结果。它需要广泛的管理、规划和组织，缺少这一切，社会问题就会周期性出现。
决定性因素
城市地区青年的健康和安宁的决定性因素是复杂的，而一般可同四组因素联起来：
1.贫困，包括低收入、低层次教育和不充足的家庭保障。
2.物质环境，包括过度拥挤、缺少或没有住所、污染以及遭受传染性病因或疾病和强盗行为的袭击。
3.社会和文化因素，包括家庭的构成、文化约束、年龄、性别、种族、精神紧张程度和暴力的使用。
4.经济和政治因素，包含城市中收入和财产的不当分配，以及分享民主制与正义的不当实施。
按照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即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发展的一种功能理论，城市的发展由中心向外扩散，导致具有独特功能的区域或地区。经证明，离中心商业区最近的过渡区的城市问题最严重。其原因，他补充道，尤其对年龄较轻者来说，流动性削弱了对人的行为控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控制“彻底瓦解”。他断言，其结果是道德的败坏，与之相伴的是男女乱交、卖淫、青少年犯罪、城市流氓团伙、犯罪、家庭的破碎和打砸抢地区等。
建议
世界上有一多半人口是在25岁以下，人们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以控制城市化和青年问题。可以提出的一些建议如下：
1.控制人口增长率。
2.给予青年更多的监督。
3.为青年提供更多的投资。
4.增强教育力量。
5.通过家庭关系等渠道将青年同过去的传统和文化联系起来。
6.将青年同道德、宗教和伦理价值观联系起来。
7.理想的人口分布。
8.在较大的城市征收较高的税。
9.创造包括运动、闲暇时间等在内的有益健康的机会。
结论
最后我想强调，因为未来不是固定的，可以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它与社会政策密切相关。不管未来几年所采纳的政策及其给我们的未来勾勒的轮廓如何，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城市问题最终是围绕着人类的基本需求。为了绘制一个克服当前城市问题的未来，我们的政策必须要体现人类基本的社会、心理和物质需求。只有那样，才能创造出一个强调生活质量和最大限度发挥人类潜能的未来。
段丽萍译
注释：
[1]本文为作者在1997年7月14日至19日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亚洲地区青年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本刊系独家首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