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纪事本末体例撰写地方史的尝试——《山西历代纪事本末》的写作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末论文,纪事论文,体例论文,山西论文,历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1)04-0006-05
以侯伍杰为主编的《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一书，系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这是我国近年来第一部用纪事本末体例撰写的著作，在地方史的撰写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笔者参加了本书撰写的全过程，在其修史目的、体例选择、谋篇布局、史料处理等方面的探索中颇有体会，想从以下三方面谈谈认识，或许对当前的著史工作，尤其是地方史的撰写工作，能提供些微参考。
一 读地方史志在“以史明智”方面有更加贴切鲜活的感受
从撰写目的考虑，在以史明智的前提下，我认为，读地方史志会给人以更加贴切鲜活的感受。这也是近年以来区域史蓬勃发展带给我们的启迪和感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古人对史事借鉴作用的精辟总结，以史书形式表达这一认识，是孔子颇费一番斟酌后选定的。他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卷一三○）所谓“空言”，系指理论阐述，如诸子百家之著书形式。春秋晚期百家兴起，此类著述正蔚为大观，但孔子终究未著“空言”，而选择了专叙“行事”的史书形式，修订《春秋》，使之成为后世当权者治身资政的借鉴，开启了史学经世的先河。而《春秋》一书，便成了我国史书正式形成的标志。
正因为史书表述“深切著明”的特点，终两千年的理性总结，形成了中华民族一大共识，即“读史可以明智”。无数学者仁人以各种精辟的语言对此加以阐述，而李大钊的体悟更加深刻透彻，他说，史学“能陶冶吾人于科学的态度”，能借助“研究过去，解喻人生，以期获得一种哲学的明慧，去照彻人生经过的道路，……促使他们合理的生活。”[2]（第52-54页）
这里，其“科学的态度”、“哲学的明慧”，正是读史明智的真正内涵。也就是说，涵泳在历史智慧中的人们，由于阅遍古今沧桑，故能洞悉人间世事，胸襟为之开阔，思维由此深入，形成科学的态度；能以沉稳的心态参与世事的变迁，以哲学的明慧解喻繁复的人生，乐天上进，合理生活，从而使人们的理性得以升华，使社会步入持久和有序，在走出旧世界的同时，也破除了人们自身的精神枷锁。读史明智的终极意义，正在于促成历史主体的觉醒与奋进。
中华民族的先辈已借助历史哲学的明慧，铸造过无数的辉煌，如今的传人，亦必将运用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去叩开未来社会的大门。从事史学工作的人，去阐扬历史哲学的明慧，显然是时代赋予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何阐扬？途径很多，方式不一。当前兴起的借助历史题材而演义铺陈出来的小说、电影、电视、戏剧等，虽有借史喻教的作用，但其过多的编造，终归有违历史的严肃性，从而使历史哲学的明慧失去坚实的事实依据，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虽有一定的普及意义，却也平添了许多庸俗的东西。所以，还是应当吸收李大钊对历史哲学理解基础上提出的撰述建议，即以新观点、新方法对旧史加以“重修”、“改作”。即立足现实，追溯史迹，展示其精彩，提取其精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撰述出符合时代需要、补益社会的史学著作，这应当是一种传统而创新的工作。我们撰述《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一书，正是立足于这一总体认识，配合国情省情教育，而首先决定采用史书表述形式的，这是从撰述目的出发形成的第一层认识。
第二层的认识，便是认为具体到一定区域的读者来说，读以本地区为主的历史，当会有更为贴切而鲜活的感受。
一般说来，人们对自己生活地区出现过的人物或发生过的事件，由于长期形成的区域习俗与默契，会更加关注和倍感亲切。而祖先们异乎寻常的业绩，尤能牵动后人的情感，激发出奋进的力量，从而使“读史明智”这一理性认识，增加更多的情感色彩，在情理交融中，必定会形成更为贴切而鲜活的教育效果。
具体而言，阅读地方史事，首先有利于对省情国情的教育。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国是家的扩大，忠是孝的延伸，家国一体已成古训。实际上，孝顺父母、热爱家乡、报效祖国，是在不同层面上体现的同一情怀，是对亲人、故土、祖国的一种深深的热爱、难忘的眷恋、誓作奉献的决心。因此，在抵御外侵时，往往会提出“保家卫国”的口号，这正是中国人民爱国情怀的典型表述。所以，用地方历史唤起的亲情、乡情，必定会升华为一种赤热而深沉的爱国之情。已故山西大学历史系主任阎宗临先生曾说，爱国先从爱家乡做起，爱家乡先从了解家乡做起。我们认为，读地方史志，正是了解家乡从而达到爱乡爱国的一个捷径，阎先生对二者关系的阐述真可谓切中肯綮。
读地方历史，又能起到弘扬本地学术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往往形成于童蒙时期。古来的学术流派，多从地方兴起，关学、洛学、徽学、湘学、浙学、河东学派等等，其代表人物首先成为地方饱学之士，然后才在国内取得重要地位。地方史志中详细记有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活动，会成为一方人才成长的启蒙教材，薪火相传，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文化传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第一卷，第42页）详叙地方学术文化发展状况的地方史志，显然对创造地方学术文化环境，选就一方人才有重要启蒙作用。
从发展地方经济的角度看，地方史志提供的地理气候条件、物产分布、生态环境、产业优势、交通状况，又是地方执政者为发展经济而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从自然风貌、人文景观及蕴涵在其中的文化内涵的记述看，地方史志又是旅游业发展的资源依据和导游指南。而在当今旅游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的势头中，也必将推动地方史志的撰写和有关书籍的销售，经济和文化的有机结合便在不经意中自然形成了。
综上所述，在“读史明智”的前提下，阅读地方史志所取得的贴切、鲜活的效果，是国史或其它史志难以取代的。我们倾力于《山西历代纪事本末》的撰写工作，正是建立在这层认识上，即坚信此书会对三晋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独特的教育作用。
二 以纪事本末体例撰写地方史的优势
从体例选择上看，以纪事本末撰写地方史志，是体例优势的选择，也是客观实践的自然形成。
我国叙史的体例主要有编年、纪传与纪事本末三大体例。编年以事系时，受时间限制，记事有分割杂陈之嫌；纪传写人为主，人不一事，事不一人，故有重见复出之病；纪事本末因事命篇，自立标题，各编年月，自为首尾，比之二体，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实际上是综合了编年体的时间联系性、纪传体的综合全面性，又增添了叙事的灵活性，形成一种局部条目独立、整体展现全貌的体例优势。这一体例由南宋史学家袁枢改编《资治通鉴》而推出《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后，后世史家踵起效仿，形成系统，与前二体成鼎足之势。历代学者褒美之，梁启超从“读史明智”的鉴戒效果加以总结，他说：“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所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规也。”[4]（第20页）
梁氏所指之理想史体，盖指由西方传入的章节体。纪事本末体与章节体在以事为主的叙史方面，确有相通之处，但在谋篇布局方面，却大异其趣。章节体偏重对历史整体发展态势的关照，在展示纵向发展的同时，注意作横向解剖，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从内在联系的逻辑上作有机分析，是史论结合的形式；纪事本末体则主要突出具体事件的始末发展，从发展的成败结果中提取规律性认识，以警示世人达到“鉴往知来”的目的，获取“哲学明慧”。因此，综合各类史体加以评定，纪事本末体的史书，在“读史明智”方面，给以读者的启发教育，会更直接具体。由于在以事为主的叙事方面更接近章节体形式，故梁氏有以上评说。
但是，进入现代以来，由于章节体的周备全面、史论结合，易展示作者的精深思考，故学者多用其体。在章节体风行之下，传统的编年体渐趋简化，多变化为大事记形式，或曰大事编年之类；纪传体中的本纪、列传也衍化为各种各样的人物传记；其中的书志体则更多地为典志专史所取代。而纪事本末体的走向如何，似乎脉络并不清晰。
白寿彝先生曾说：“纪事本末体虽源于先秦，成书于袁枢，但真正普遍运用，则是在明清之际撰写民族史中才多起来。”[5]（第22页）这是对纪事本末体走向的一种提示，是就明清之际兴盛起来的民族史而论的。谭其骧先生在区分地方志与地方史的不同时曾说：“史以大事为主要线索，记录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志则分门别类，面面俱到；史一般用纪事本末体，志则用书志体，对农、林、牧、副、渔、工、矿、交通、人口、民族、风俗、制度、职官、文化、教育、人物、古迹等等，一一予以叙述。”[6]显然，这又是对纪事本末体走向的一种揭示，他对史、志作了区分，认为地方史的撰写是多用纪事本末体的。
但据我们了解，即使地方志，亦有归类分条以始末撰写的趋势，实属典志专史性质。只是由于传统称之为方志体，故本末撰写的特点未能突显出来。实际上，近年来囿于史、志二者关系密切、互相渗透、难以截然分开的情况，学术界主张打破藩篱、史志合流的呼声多了起来。一些学者已顺此思路，撰出新书，如黄勖拔的《岭南记事》等，只是名称未用纪事本末标识而已。如此看，纪事本末已较多地运用于地方史志的撰写中，这是其发展的第二种走向。
还有一种著述，也应属纪事本末性质。即仅就一事之始末，按时间顺序记事，如反击侵略、农民战争、外交冲突、民事大案等等，单独成书，被史界称作专史。明人已发其端，至清代大盛，尤其在开疆拓土、缔结条约、平定叛乱等方面，可谓书多如林。此类著述进入近现代以后，越发不计其数，其中以反映战争题材的为多，充分发挥了本末体首尾完备的体例优势。这是纪事本末体例的第三种走向。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种种走向，本文不再一一赘述。
对以上各种走向换一个角度来认识，会发现这么一种现象，即无论是民族史、地方史志，还是各种专史、特别是战争史，都有明显的区域性，实际上把它们统一到所在地区之内，继续沿用它们已习用的纪事本末体例，来反映一方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应该说，已是水到渠成的发展趋势了。
具体到山西地区看，山西古来为民族融合的洪炉，涉及到多种少数民族的历史活动：西周初封的晋国曾为戎狄环绕，推行魏绛的和戎政策得以强大，成春秋五霸之一；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国力大盛，长期抵挡了强秦的东进；秦汉间与匈奴的战战和和，三晋大地成为交通要道和战略重地；魏晋南北朝以来，少数民族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演出了辉煌壮美的历史话剧，如拓跋氏在大同建立的北魏政权，历百年经营终至南移，定都洛阳；五代崛起于三晋地区的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原征战中走完了自己兴败成亡的历程；辽、金、元曾先后占领与开发过三晋大地……可以说，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是我国北方民族历史进程的见证，写三晋历史，各民族之间的荣辱与共，应是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们在《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一书中叙写民族内容的条目多达40多条，也还仅仅是部分而已。
山西又因其地势险要而成军事要地，曾经发生过无数重大战役，《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一书共立249个条目，反映战役内容的竟达80多条，其中阏与大战、长平喋血、白登之围、晋阳起兵、血战太原、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百团大战、临汾攻坚战等等，都是罕见的激战、大战，无论是战略思想，还是战术运用，都充溢着哲学的智慧，在我国战争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仅从以上两方面看，用民族史、战争史习用的纪事本末体例来撰写山西地方史，显然更能体现山西地方的区域特点。
三 撰写中对传统体例的变通与改进
确定了用纪事本末体例撰写山西地方史后，在具体实施中，我们又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通和改进。这是一种摸索、尝试，故写出来与大家交流探讨。具体的变通与改进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注意吸收其它体例的优点。
由于纪事本末体例各条目相对独立，故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纪传体的综合性和编年体的时间联系性，亦缺乏章节体的理论综述，对此，我们作了如下改进：
第一，吸收纪传体的综合性。要展现一方历史的全貌，就不能仅叙大事，还应将有关的重要人物、经济状况、文化艺术等内容包含进来。有关经济、文化方面的内容，在传统纪事本末体的书中很少涉及。但就山西地区来说，这方面的内容又往往是独具特色的，如云冈、五台山的宗教文化、雕刻建筑，明清以来的晋商活动，河东盐业，平阳雕版印刷，潞州丝绸，杂剧戏曲，民俗民居，以及遍及三晋大地的祖根文化遗址和远古传说等等，在述说山西历史时，又是重要方面。按本书体例要求，这些内容既不能是简单介绍，又不能是详细罗列，而是要求将史料动态化、本末化，说明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为此，我们吸收制度专史、文化专史的写法，适当地将其在山西历史进程中的一段辉煌表现出来，与其它重大事件交相辉映，成为山西整体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可看作是运用传统纪事本末体例撰写时，对选材范围的扩大和史料处理的变通，这种扩大和变通，拓宽了反映面，从而使纪事本末史书具备了纪传体的综合性。
人物与事件密不可分。在纪传体中，以人立目，林林总总各种人物都要给写个传记。纪事本末体以事立目，而且在区域史中，其人其事还必须是在本地区范围内才能入选。这就需要对有关人物及其事迹加以斟酌处理。有些人虽为山西人士，曾彪炳史册，但业绩主要在朝中或外地，为了体现优秀人才与本地的密切关系，我们选取其在本地的主要活动作本末叙述。如王通为山西河津人，大半生在外地做官，只是晚年归乡讲学，学术影响极大，我们便立《王通汾阴讲学》一条目，专讲其在山西的贡献，做官的事情便不提了。武则天祖籍山西文水，曾几次回乡省亲，就立《武则天荣归故里》一条目，通过省亲活动讲述她对北都太原城兴建的促进，其它方面不再涉及。类似这样的处理，还有很多，如《元好问私撰金朝史》、《杨深秀在山西》等等。外省人士在山西有业绩的亦作如是处理，如《徐霞客游五台山、恒山》、《张之洞抚晋》等。
有些人物在山西的活动很多，其事迹一篇两篇难于写尽，于是分立多个条目，充分体现因事命篇的体例优势。这实际上是对纪传体人物传记的剪裁熔铸，吸收了纪传体对人物作用的重视，但绝不是为个人立传，而是将个人作用融入到历史发展的具体事件里，纳入了山西整体历史的发展中。这可看作是我们在撰写区域史时，既注意吸收纪传体史书的综合性，也注意到纪传体史书中对人物作用的突出表现，是对纪事本末体例叙事内容的拓宽和补充。
第二，吸收编年体的时间性。事件总在一定的时空中发生。作为区域史，已匡定了本书的空间范围，但时间性如何表现，似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书籍并无一定的规范。我们吸收编年史以时间领起史事的思路，借助传统的朝代划分，将全书249个条目，按发展顺序划分为远古文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现代八个历史阶段，从总体上给人以纵向发展的感受。为突出每段历史时期的重点全貌，在段前加以概括，评说大势，条理内容，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从而使史事记载既有纵向贯通，又有阶段之不同，在动态发展中，又变化有致，精彩纷呈，各具特色。
第三，吸收章节体的理论性。前边已提到，章节体注重对历史整体发展态势的关照，用以展示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获得理论性的认识。本书在每一历史时期前所加概说，便有效仿章节体总述形势、提示理论认识这一写法的用心。但是，概述不免笼统，为了给读者更具体的理性认识，我们也效仿古人著史时于叙事中寓褒贬、或在行文中发论赞的传统写法，借以表现作者对史事的认识、研究的心得，引起读者的深思，获得画龙点睛的效果，从而增强著述的学术研究特色。这也是对传统纪事本末写法的一种改进和深化，但仅仅是只言片语的提示而已，绝不影响以叙事为主的体例特点。
其次，打破对旧史料的依傍性。
传统纪事本末史书多为取资一书改写而成，虽从《明史纪事本末》一书起已打破这一成规，广稽博采，勒成一编，但传统的路数依然影响很深，以致现今的教科书讲到这一体例依然把《通鉴纪事本末》作为标准。《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在选用史料上，不仅不依傍一书史料，而且绝不简单沿袭旧说，而是对多种旧文献加以统观对比，考释辨异，在选取一说用于正文时，对有一定史料价值的争论之说，往往出注加以附载，以拓广读者思路。在斟酌史料时，我们还注意吸收古今学术研究成果，充分利用考古新发现和实地调查的活资料，一改过去以辑史为主要方法而步入撰著史书的行列，从而使本书具备了更强的史料价值，而且带有了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意义。如“远古文明时期”一段的多数篇目，除参考旧文献外，更多地利用了山西近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实地调查以及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撰写而成，其撰著的意义就更突出了。
总之，以博采众长、不拘一格的宽松思路，对传统的纪事本末体例加以变通、改进之后，《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一书的体例，实际上是在保持本末叙事的主要特点后，又具备了融会各体之长的综合性，这种综合性更有利于全面、深入地反映一方历史的总貌和层次。这一思路在实践中，未必能做得很好，但我们在主观上是努力的，这种努力如果能为山西地方、乃至使更广大的读者感受到一些贴切、鲜活的教育，能使大家在阅读中获得更多历史智慧的启迪，那便是我们的初衷。
【收稿日期】2001-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