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碎片的沉淀——现代女性对男权框定的审视与叛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男权论文,碎片论文,现代女性论文,男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6)04—0034—04
男人是神，是绝对的权威，是宇宙和世界的中心，“女人在私有财产出现以后就被废黜了”，“多少世纪以来，他的态度一直在演变，从而也引起了女人命运的演变”[1] (P92，93)。男性在历史的中心位置是无可置疑和颠覆的，雄踞于神坛之上让女人顶礼膜拜。《大戴礼·本命》有云：“男者，任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长万物之义也。故谓之丈夫。丈者长也，夫者扶也，言长万物也”。“女者，如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男人的统治和女人的被统治就这样被冠冕堂皇地固定在了有文字以来的历史上。“男”字的含义是“用力于田”，拥有土地便拥有了一切，女人只会把自身不断地转化成他财产的一部分；“女”字是象形字，造字之初便卑躬屈膝，依赖的方式和依赖的对象因种族、时代、社会而异，依赖却是永恒的；作为人类思维、文化的载体的文字被创造的历史顺序也是先有“他”再有“伊”再有“她”，“他”可以包括“她”，而“她”却不能代替“他”。如出一辙，“he”“man”可以指代“she”“woman”，反之则不然；历史是“history”而不是“herstory”，主导者是“chairman”而非“chairwoman”。由此可见，女性书写趋附于男性中心是既成事实，在其缝隙里寻找起点是其悲哀所在。
历来的文本框架中男性都占据着绝对中心的势力场，从《诗经》、《论语》至《水浒传》、《三国演义》，女人在其中不过是被书写的男权文化模式下的符号图解。哪怕诸如《西厢记》、《红楼梦》在以大量笔墨摹写女性的叙述中也难免设置了像张生、宝玉等众星捧月式的男性主角，其中的女性也正遵循着既定的权威规范亦步亦趋。女人对男人的书写则多取材于男欢女爱、弃妇幽怨、寡居之悲和离别之恨。从大禹治水时期涂山女唱出的“候人兮猗！”到汉高祖时期戚夫人的《永巷歌》，甚至是秋瑾早期的闺阁小调，对男人的思念、期待、爱恨交织和对女人的自怜自爱却始终停留在哀而不怨、怒而不伤的阶段，雍容大度地难以使心中的“男人”走下神坛。男人在她们心目当中是某种“伦理化”了的对象物，旧时代的书写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和不可选择性，对男性形象的忤逆和改写是不可实践的也是无法成功的。
现代以降，“男人”的内涵被极大丰富乃至多面化了，改写的意识和诉求已成为改写的实际行动，她们对男性的书写沉醉于自我想象的编码中。秋瑾率先对男人发难：“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忽言眼内无余子，大好江山少主人！”“回首神州堪一恸，中华偌大竟无人！”表面上是继续着传统对男人救国救民的希冀，骨子里却仍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傲骨，自命为“鉴湖女侠”，大刀阔斧地投入到男人/英雄的战斗中。女人对男人由神到英雄到人到非人这一模式的塑造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是女人力争在传统伦理/男性伦理的体系中试着要为自己争得一个独立、平等的席位，尽管她们本身并没意识到自己只是在有限范围内的斡旋；其二是女人努力用自定的观念去打破旧的并重建一套新的伦理秩序，当然，这一实践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地受到了重创；其三应当是当代女性史的文本狂欢在走入极端后对第二阶段的超越与回归，曾经的无序告诉她们两性相合的世界才是和谐完美的。
一、反世俗倾向
最早的现代女性是被男性导师指引、扶持着登上历史舞台的，它们虽然苦闷、无助、彷徨，为寻找个人/社会解放之路发出微弱而温情脉脉的呼救，但她们手臂的指向却是旧伦理体制的本身，而未能勇敢地指出存在于男性之中的普遍的集体无意识。现代男性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的表象常常遮蔽了他们在男/女结构关系中占据着霸权地位的事实，从实际的统治霸权到书写中的话语霸权。男人在她们心目当中仍然是“英雄”，尽管这英雄会带着某些缺点。英雄在我国数千年的文化伦理演进中从来就没有缺席过，不论是乱世还是治世，他的存在永远是人民大众心目中的最后一线理想和希望。20年代的英雄是个人主义的启蒙、精英意识，30年代的英雄是群像式的政治革命意识，40年代的英雄在解放区《讲话》的指引下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
现代历史第一个十年中的男性可大致分为两类：父一辈是封建礼教最顽固的监守者与执行者，子一辈则多为在传统伦理和现代伦理之间的徘徊者、挣扎者和最后的退缩者，第一代女作家写出了男性主体性所面临的种种威胁和挑战，并让女性对英雄的崇拜保留在虚幻之中。
冰心倡导的“母性”、“妻性”要靠父亲和丈夫的承认才能最终完成便说明了这一点。石评梅常常刻意地让她笔下的男性死亡，或因疾病或因革命，男性的隐退使女性成了她设计的主体，在精神世界的想象中获得纯爱的凄美。传统伦理的男女之辩在莎菲那里荡然无存，对爱情的主动和对男人的蔑视与拒绝使她站在了灵肉一致的高度上定义“爱人”。对男性的失望也是对整个男权社会的失望；庐隐“海滨故人”们“女儿国”设置中男性的缺席便是隐喻的准备，至“莎菲”时代便开始了女人漫长的“寻找”，“寻找”的缘由是男性神话的坍塌，既然苇第、凌吉士们负担不起女人的爱，她们固然要唱起寻找的悲歌，其意义在于过程，“寻找”的维度暗含着答案的缺失。
现代女性对于男人的书写是以“在家从父”的夫权代表为标的的，父亲作为女性接触最早的男性也随即被推到了反动的位置上，成了“幽灵塔”的建造者与维护者，孟悦、戴锦华称这一时期为“中国有史以来罕见的‘弑父’时代”。黄琬《自觉的女子》诗中的“爸爸说，礼教应该遵守”，在封建的樊笼中“做父母的责任就在把女儿嫁掉，能够选一个有家当的女婿，这在他们看来更是个慈善的模范父亲了”(谢冰莹《新婚之夜》)，女性在这种婚姻伦理中没什么自由自主可言，只是默默地做着牺牲品。
二、拟理想倾向
第二代女性由家庭走向了社会，对男人的认识也从“父”走向了“夫”。一方面女性要求自强、自立，参加到革命洪流中去，另一方面实现这种革命理想却要受着男人的帮助。这个历史命题在现代战争中得到了呼唤和印证，千百年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革命伦理、忧患意识和家国同构的使命感统一在救国图强的大旗之下。谢冰莹《汉奸的儿子》中将子与父的斗争设计成了国家间的决斗，卖国辱妻的汉奸终于被儿子反锁在屋子里活活烧死，这是理想的英雄主义的摹写。萧红《镀金的学说》写的虽是“我”对“父亲”的挑战，说父亲是“不具有感情的动物”，可作者把背景设置成为解放区，就使挑战父权带上了抗日的色彩，正是由于“我”的反抗使父亲“从那时起感到父亲的尊严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其他如英雄画廊中的陈柱司令、铁鹰队长、羊角山胡子、孟二愣，还有《水》中的群像，无不有着崇高的感情、正义的道德、勇猛的行动，而与之相对或稍后的女作家笔下的英雄则或多或少地避免了那种严重的二元对立——脸谱式的善恶划分。
荣格认为每个人的人格中都具有重要的四种原型，阿尼玛是其中之一，意指男人心理中女性的一面，是人内在世界中不易公开的隐处。自男人开始跟女人接触以来，他便不自觉地生成了这种阿尼玛气质。“如果一个男人展现的仅只是他的男性气质，他的女性气质就会始终遗留在无意识中而保持其原始的未开化的面貌，这就使他的无意识有一种软弱、敏感的性质。正因为这样，那些表面上最富于气质的人，内心却往往十分软弱和柔顺”[2] (P45)。这一说法将男人的弱点合理化和可理解化，也顺着英雄的线索使他们回到了“人”的位置上。
《夜》中的何华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丁玲写出了他身上所存的大与小，光明与黑暗，在理想与现实，集体和个人，新时代和旧传统诸矛盾裹挟中的真实。对待老妻、清子、侯桂英的态度犹豫转变中透出了他在亢奋的革命英雄主义光环笼罩下的“人”的质感。萧红写出了蚁子一样生存的赵老三的成长，就是死了，“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我不当亡国奴”，本能的反抗中强烈的对民族解放的期盼使他的形象染上了绿林好汉的色彩。茹志鹃没用任何说明和议论，将硝烟弥漫、荷枪实弹的战场作为背景隐退到了故事讲述的背后，小通讯员年轻的“英雄”行动是对真实人性美的礼赞。没有人会否认革命伦理在这些作品中的中心位置，只是她们选择了另外一种呈现形式。如此构筑英雄的虚拟图景，让他们在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下沐浴阳光，着墨理想是因为理想的荒凉。在男女双方共同争取自由的时候，男性的肩膀是坚实可靠的，而在对“敌”胜利后，“男性中心”的枷锁再一次由柔性至刚性地套在了女性身上。
三、潜意识倾向
这一倾向显著的变化是男性由导师、同路人变成了她所反叛的对象，“仇男”使他们不再是女性反对封建旧伦理道德的“战友”，而是女性在受着亡国沦陷之痛时所受的另一重压迫。如果说女人对男人的崇拜源自历史的传承，对男人的诋毁则是自身内部的冲击力。
张爱玲、苏青是以一种对立甚至偏激的姿态摧毁了与男性神话共生的精神支柱。前者笔下的男人峰回路转而降为“空洞的能指”，他们是“没有生命的肉体”，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是遗老遗少躺在祖宗坟墓上吸食鸦片、寻花问柳，留给女人统治的家族仍然是混乱受压的。她在《琉璃瓦》中写的父亲在为爱女择婿受挫后叹息自己：“活不长了”，暗示着父权的失败。苏青的“男人”则更是为了几个小菜钱与女人撕破脸皮的“绅士”，让人一眼便能看见他骨子当中所写出的“小”。“生人妻”的男人是靠着卖了女人养活自己的；“二里半”的跛脚难以寻找传统中男人伟岸、挺拔的能指。他们常常是对爱懦弱、对情猥亵，无力诠释出传统意义上对男人的定义，对其潜意识的揭示无异于将男人的位置降到“非人”的地步，也是他们在戕害女性同时的自戕，主体性内涵的缺失。
“女人是人”的问题一开始就是国民启蒙的一个组成部分，口号的肇始者却恰恰是李大钊、陈独秀等“男人”。男人们严正地指出：“女子这两个字包括一段极长的悲哀历史”，“我们中国是讲纲常名教的礼仪之邦，关于怎样去限制女子的自由，怎样去使得女子不能发展她们的能力，同时剥夺她们的人格的种种法子，总算完备极了。我们的女子受了数千年传下来的遗毒，就失去了她们的知觉，变成了男子的一种极妙玩物”[3] (P34)。这就看出了中国女人在觉醒之初内在原动力的缺失，其受着“五四”传染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都是在所难免的，自由的勃发，个性的释放，情感的真纯都弥补不了她们脱离“生存为第一要义”的乡土社会的缺憾，“人必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严酷现实。在新文化运动中她们不过是参与者的一隅，其思想深度和认识能力远未达到“导师”们的水平，她们的口号仍是男人从人类/男性文化大背景下为女人设计的，喧哗散尽后的女人产生了向何处行的迷惘而无力对生为女人的现实进行出路的找寻。她们并不具备西方女权主义者那套从理论到实践都较为成熟的实力和体系，她们往往是概念大于实际，有着为口号而口号的冲动却少了将口号付诸实施的土壤和种子，这也正是那第一个十年自叙传、半自叙传形式的书斋、闺秀盛行的原因。她们所擅长的是以大量的心里铺排句式写出那一代女性向往同传统战斗又害怕和传统战斗的两难。
当然，对男性的依附是受着传统心理定势的支配的，而这种依附的去除又绝非仅是“阵痛”、“痉挛”就可以解决的，还要受制于女性自身的解放程度，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文明意识的水平高低等。莎菲们的寻找已由依附变成遗憾，心目中理想男性的缺失是对传统“才子佳人”式镜花缘难续的悲哀。在此我们不得不补充一个人——萧红的“祖父”，他也许是现代女性笔下留给我们的最真实、最感人、最可亲的父辈，正是他使我们这位多舛多难的女性对人世间的“温暖”和“爱”怀着永恒的憧憬和向往。祖父死的时候，她喝了酒，还和着泪。祖父的爱化解了所有人的冷淡和恶言恶语，他是作者心中的寄托和避难所，正如沈从文为纯美人性所建造的“希腊小庙”一样，祖父也是女性心中理想的男性。
不论其是“神”还是“非人”，从另一面也透视出了女性精神世界中暗藏的危机，她们表面上对自由、独立的向往及她们内里对自由、独立后所面临的恐惧混杂在了一起，在对男权秩序冲击的过程中，女性在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既得利益的同时也失去了许多，诸如她理应拥有的价值取向和角色定位，自觉自愿地将自己异化为男性的同类。在此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男权主义的价值体系虽在消隐着却依然是女性心理和行为的标尺，正如张贤亮的那句谶语“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女作家们其实是在传统中反传统，她们寻找、困惑后的独立在表层是对封建伦理无情的抨击，骨子里却无法摆脱其影响，冯沅君的从一而终、石评梅的洁身自好、莎菲的对镜苦寻，都是既想拒绝男子的女性观，又有在男性世界里无法生存的苦恼，可见，民族伦理的积淀已经由外在的约束化为内心的自律。“生存并受制其中的女性写作绝非仅是对以男权统治为中心的伦理体系的揭露和呼喊，而是她们自身对自我的认知与定位，对社会的参与和改造，对女性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生存本真与生命感悟来反抗“被书写”的命运。“由于生活在男性世界的边缘，她不是根据其一般形式，而是根据她的特殊观点来观察这一世界”[1] (P797)。女作家们已不再满足在既定的权力密网中写出“越轨的笔致”，而是大力张扬她们精神的独立和创造的意识。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现代女作家在经历了人与非人、集体的人与个体的人控诉的漫长朝圣后终于走向男人与女人的目的地，在“男性话语中心”社会中，做着女性争取话语权利的突围表演，“来历不明去处也不明的狂妄冲杀”[4]，对生命压抑、伦理强加、物化语境的合力冲破至少导致了在男性霸权文化体系内“女性主体”的生产。
男性/政治话语是女作家发言的基础，要想否定这一基础如同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一样艰难，可悲的是她们的思维水准并未越出时代历史的地平线，她们更多地关注女性的精神痛苦和生存艰难，但对如何摆脱和追求什么她们并不清楚，讽刺在于她们追求的往往正是她们反对的，终点回到起点。也许书写的意义仅在书写本身，在于过程，终极的价值和答案的肯定是徒劳的。事实上，中国女人始终没有独立、系统的属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女人的定位除需要社会、政治的认可，还需本体付出艰辛的努力，彻底的断裂与更新是必须的，正如不经妊娠的痉挛就无以诞生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