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报刊的出现改变了文学的传播手段和渠道。传统文学主要以手抄形式和刻版印刷，现代文学则以大众媒介为传播方式，传播时效快，信息量大，影响面广，并具有平民化和大众化特点。文学报刊承担着文学的发表、组织和引导功能，直接影响文学内容、题材和风格的形成，并创造出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的文学思潮。本雅明认为：“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注：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92年，第44页。)，朱光潜也认为：“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注：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1页。)实际上，文学报刊就是文学的存在方式和作家的生存方式，它推动了文学的市场化和作家的职业化。
文学刊物是新文学得以立足和发展的阵地，“在发展中国群众舆论和培养新知识分子定型方面，是一种划时代的现象”(注：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第263页，261页。)。据统计，从1917到1921年的5年间，全国就新出报刊1000种以上(注：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第263页，261页。)。从1922年到1925年，“先后成立的文学社团及刊物，不下一百余家”(注：茅盾：《现代小说导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书店，1982年，第88页。)，从1919到1927年全国出版有杂志633种(注：《1919—1927年全国杂志目录》，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第86-106页。)，从晚清到1949年出版的文学期刊，有明确的创刊日期的有988种，没有明确创刊日期的有99种(注：鲁深：《晚清以来文学期刊目录简编》(初稿)，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上、下)，中华书局1959年，第510-580页。)。在有明确创刊日期的988种文学期刊中，1872年到1901年有5种，1902年到1916年有57种，1917年到1927年有144种，1928年到1937年有418种，从1938年到1949年有364种。其中有“杂志年”之称的1934年就有47种。在988种刊物中，创刊于上海的有455种，创刊于北京的有106种。仅1933年的上海就出版有杂志215种，按门类划分，人文科学102种，文学艺术40种，应用技术32种，普通杂志38种，自然科学3种。从版本看，通常是16开本或32开本，也有个别独标一格的8开本。从份量上看，几种主要刊物如《申报月刊》、《现代》、《文学》等为16开本，每期在百页以上，装订最厚的《读书杂志》，达700页。杂志内容丰富多彩，定期出版，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在上海还出现了专营杂志的书店——上海杂志公司，常常在一个月内就有近千种杂志，每天平均出版20-30种，形成了一个“杂志市场”(注：旷新年：《一九二八年的文学生产》，《读书》1997年第9期。)
现代报刊为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架设了一条快捷的中介和通道，拉近了文学与社会的距离。报刊与文学的联姻直接带来了小说的繁荣。阿英认为“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造成这空前繁荣局面”的原因有三：“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生产。第二，是当时智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注：阿英：《晚清小说史》，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1页。)沈从文也认为：“新章回小说的兴起，是与报纸杂志大有关系的”(注：沈从文：《小说与社会》，《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92年，第132页。)。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学的文体有一个巨大转变，从以诗词为中心转变为以小说为中心，小说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流文体。现代文学要求更大可能地走向社会和生活，相对而言，小说这种文体形式更能承载丰富的社会信息和容量。现代文学对启蒙与革命功能的价值追求，以及由文学期刊而形成的小说市场和读者群，都是现代小说之所以发达的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以文学刊物为中心，中国职业作家出现了。职业作家依赖文学稿酬生活，稿酬就直接来自于文学报刊的发行与出版。商务印书馆在1901年7月创刊的《小说月报》卷首“征文通告”中，其中第4款说：来稿“中选者当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酬银五元，乙等每千字酬银四元，丙等每千字酬银三元，丁等每千字酬银二元。”(注：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第244-245页。)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小说》杂志，他在《新民丛报》上刊登了《新小说征文启》，公布了《新小说》的稿酬标准，它规定自著和翻译都付稿酬，稿酬范围只限于10数回以上的小说和传奇(即中长篇小说和戏剧)，付费标准是自著本甲等，每千字4元，自著本乙等，每千字3元，自著本丙等，每千字2元，自著本丁等，每千字1.5元；译本甲等，每千字2.5，译本乙等，每千字1.6元，译本丙等，每千字1.2元。在1906年创刊的《月月小说》的“征文启示”里，也有若文章被刊登，则“润资从丰”的说明。1907年创刊的《小说林》明确规定，凡小说入选者，甲等每千字5元，乙等每千字3元，丙等每千字2元。从此，文学的稿酬制度开始形成，作家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事文学的创作、翻译和编辑就可以作为一种人生选择和社会职业，文学成为作家生活的一部分，出现了依靠写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稿酬制度还直接刺激了作家的创作欲望，诱使人们不断进入文学队伍，带来了作家群体的扩大与繁荣。
有了作家的职业化和稿酬基础，作家的人生选择乃至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都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鲁迅身在教育部的屋檐下，敢与顶头上司抗争，除了具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以外，文学职业化的生活保障无形中也给他提供了斗争勇气。没有生活的保障，要斗争也只能是为了生活而斗争，而不是为了精神和信念而抗争。他在后半生选择离开权力体制，完全进入文学市场，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呐喊》从1923年到1930年共发行4万3千册，《彷徨》从1926年到1930年共发行3万册。有人做过这样的计算“鲁迅以他的脑力劳动所得，总收入相当于近408万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即社会中坚。他受之无愧。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平均每年17万元、每月9000-2万元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从公务员到自由撰稿人，他完全依靠自己挣来足够的钱，超越了‘官’的威势、摆脱了‘商’的羁绊。”(注：陈明远：《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上)，《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2期。)
文学报刊对文学观念和形式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突出了文学观念的大众化和社会化，出现了适应报刊特点的文体形式，如杂文、随笔、报告文学、连载小说等文体形式。比如报纸副刊就对现代杂文和随笔的诞生有直接而独特的影响。沈从文就说过：“初期社会重造思想与文学运动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得到完全成功的。近二十年新作家的初期作品，更无不由副刊介绍给读者。鲁迅的短小杂文，即为适应副刊需要而写成。”(注：沈从文：《怎样办好一张报纸》，《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92年，第204页。)
二
现代出版也参与了现代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它利用技术、资金和发行网络将语言符号的文学作品物化为一种纸质媒介形式，成为了一种社会读物。近代出版以机器印刷为基础，书、报、刊为形式。一般情况下，文学作品先由报刊发表，再由出版社出版、发行，文学与出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出版还是一种文化，谢六逸就认为由一个地区的出版情况可以测量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如果每条街上都有一二家有意义的书店和一所邮政分局，这便是国家富强的预兆了。”(注：谢六逸：《大小书店及其他》，《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9页。)文化出版与学校教育一样，它们为现代中国提供了知识资源和人才动力，文化出版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现代作家多以出版为中介，实现思想文化的创造。他们或进出版社做编辑，如商务印书馆的茅盾和叶圣陶；或自己创办出版社和书店，经营文学事业。现代作家自己独立或合伙创办出版社，经营书店的已是普遍现象，如陈望道的大江出版社，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公司，柯灵、唐弢等的上海出版公司，包天笑的秋星出版社，曹辛之等的森林
出版社，胡山源等的日新出版社，曾朴的真美善书店，张资平的乐群书店，萧军的容光
书局和鲁迅文化出版社，胡也频的红黑出版社，老舍和赵家璧的晨光出版公司，施蛰存
的水沫书店，胡风的希望社、南天出版社、诗歌出版社等等。(注：徐雁平：《文人学者
与现代出版业关系概观》，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5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
，第236-237页。)有了自己的书店和出版社，既方便了作家的创作，也使作家更熟悉社
会读者市场的需求，同时为年轻作家提供了生活保障。王力1927年赴法留学，他的老师
李石岑把他翻译的剧本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他提供了学习生活的经费。钱歌川曾
说：“我在开明书店出版了好几本书，博取虚名事小，对我当时初出茅庐的处境来说，
帮助之大，无以复加。”(注：钱歌川：《回梦六十年》。《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
作家的创作，尤其是无名作者要获得社会的承认，必须有出版力量参与，才可能实现文
学的社会价值。
据粗略统计，1949年以前，叶圣陶的作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16本，开明书店出版了16本。老舍的作品，由辰光出版社出版了11本，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4本，商务印书馆出了版4本，群益出版社出版了4本。郭沫若的作品，由光华书局出版了11本，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了19本，泰东书店出版了9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10本，海燕出版社出版了5本，现代书局出版了11本。郑振铎的作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35本，生活书店出版了8本，开明书店出版了5本，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3本。巴金的作品，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34本，开明书店出版了27本，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8本，新中国书局出版了6本。可以说，这些在以后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作品，其文学成就与现代出版密不可分。
有几家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泰东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对现代文学的贡献最大。商务印书馆对现代文学的帮助和推动，主要是通过出版创造了一种现代文化，培养了大量的现代文学作家和读者。开明书店则着眼于文学教育读物的编辑与出版，推动了新文学教育的制度化，尤其对现代国语的普及和新文学经典的确立做出了突出贡献，从1926年到1952年，在开明书店所出版的一千余种图书中，文学类占掉三分之一。一大批现代文学名作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灭亡》、《新生》，茅盾的《蚀》三部曲、《子夜》、《清明前后》，废名的《桃园》、《枣》、《桥》、《莫须有先生传》，沈从文的《边城》、《长河》、《月下小景》、《湘行散记》、叶圣陶的《倪焕之》、《未厌居习作》，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钱钟书的《人·兽·虫》、《写在人生边上》，芦焚的《落日光》、《无望村的馆主》、《江湖集》、《看人集》，俞平伯的《燕知草》、《杂拌儿》、《杂拌儿之二》，周作人的《谈龙集》、《看云集》、《周作人散文钞》，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朱自清的《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梁遇春的《泪与笑》，臧克家的《烙印》，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汪静之的《寂寞的国》，王统照的《欧游散记》，鲁彦的《王鲁彦散文集》，蹇先艾的《城下记》，闻一多的《现代诗钞》，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嫦娥奔月》、《捉鬼传》等，另外，朱光潜的《谈文学》，李广田的《诗的艺术》、《文艺书简》，钱钟书的《谈艺录》等文学研究著作，也由开明书店出版。(注：叶侗：《新文学传播中的开明书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1期。)它们在文学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创建于1935年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出版丛书为特色，它编辑出版了8套丛书，其中的“文学丛刊”共10集，每集16本，包括86位作家的作品，涉及长、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文学、杂文、评论、书信等多种文体。其中新作家处女集就有36部，包括周文的《分》，卞之琳的《鱼目集》，艾芜的《南行记》，丽尼的《黄昏之献》，曹禺的《雷雨》，芦焚的《谷》，何其芳的《画梦录》，罗淑的《生人妻》，刘白羽的《草原上》，端木蕻良的《憎恨》，吴伯箫的《羽书》，杜运燮的《大姊》，郑敏的《诗集·1942—1947》，汪曾祺的《邂逅集》等。它还出版了翻译、经济、艺术、史地丛书，创造了文化的综合发展态势。
现代出版中的“文学丛书”现象值得重视，它显示了文学的整体力量和优势。如“新潮社文学丛书”、“创造社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未名丛刊”、“乌合丛书”、“狂飙丛书”、“良友文学丛书”、“开明文学新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七月文丛”、“七月诗丛”、“每月文库”、“野草丛书”、“北方文丛”等等。(注：参见伲墨炎：《现代文学丛书散记》，《新文学史料》1993年1期；《现代文学丛书散记》(续一)，《新文学史料》1993年4期；《现代文学丛书散记》(续二)，《新文学史料》1994年1期；《现代文学丛书散记》(续三)，《新文学史料》1995年3期。)“丛书”数量不等，各类有多有少，质量也高低不齐，影响也大小不同。现代文学丛书与传统的“丛书集成”有着显著差别，传统“丛书”的收集与出版，是为了文化的积累与承传，起着“图书馆”、“资料室”的作用，现代的“文学丛书”是文学的创造与播散，出版的经营与策划的结果，是文学大众化、平民化价值追求与现代出版形成社会公共空间和文化的产业化的多重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在“文学丛书”的背后，包含着创造与传播、个人与社会、审美与文化、思想与制度的多种关系，它们共同演奏了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合唱曲”。
在这些“文学丛书”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1935—1936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策划、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当时年仅28岁的赵家璧在听取郑振铎、阿英、茅盾、郑伯奇的意见之后，并得到社会、文学界名流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鲁迅、茅盾、郑伯奇、洪深、朱自清等的支持和帮助，召集了10位在政治态度和人事关系上并不完全一致的名家聚在一起，遴选新文学作品，撰写“大系”导言。“新文学大系”是现代出版直接介入“现代文学”的典范，它不是发表新文学作品，而是对新文学做“盘存”，借助现代出版的制度力量，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意义。这就是说，没有出版与文学的结盟，文学话语与出版制度的共同发展，“大系”也是不可能编辑出版的，更不可能由一个在“新文化”上几乎没有多少资历的青年编辑担任“大系”主编。但是，赵家璧拥有现代社会的文化资本——出版社，它对文学的创造一直具有强大的控制力量，经历了10余年发展的新文学也需要做总结，需要获得社会的普遍承认，需要确立自己的位置空间。二者不谋而合，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三
现代文学报刊和出版如何具体参与作家作品，我们可以《小说月报》对冰心的“塑造”为例，说明“媒介与作家”的复杂关系。文学研究会作为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社团，有着统一的理论主张，推出了众多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在《文学研究会简章》中，它明确提出，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和事业，明确提出了文学的人生化和职业化两大主张。然而，文学研究会的理论主张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茅盾对此有过分析。他认为：“‘为人生的艺术’当初由文学研究会一部分人所主张，文艺的对象应该是‘被侮辱者与被践踏者’的血泪：他们是这样呼号着。但是这个主张并没引起什么影响，却只得到了些冷笑和恶嘲。粗看来，这个现象似乎极奇怪；不过假使我们还记得那时候正是一方面个人主义思潮煽狂了青年们的血，而另一方面‘老’青年们则正惴惴然忧虑着‘五四’所掀动的巨人(被侮辱与被践踏的民众)将为洪水之横决，那我们便可了然于‘人生的艺术’之所以会备受各方面的冷眼了。”除了这一客观原因外，茅盾似乎还透露了文学研究会面临的生存困境，“主观方面，文学研究会提倡‘人生艺术’的一部分人却只以批评家的身份呼号而不以创作家的身份来实行，也是失败之一因。”(注：茅盾：《关于<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304页。)虽然有了理论主张，但没有人来实践它，这无异于开空头支票，他们的理论主张在没有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的前提下，在其内部也没有得到自觉的遵守和实施。文学研究会为了占据新文学盟主位置，就借助文学媒介有步骤地实施了推出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计划。
于是，冰心被选中了。从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发表她的小说《笑》开始，到1930年第21卷第1号的《三年》，冰心在《小说月报》上共发表了作品20多篇。《小说月报》对冰心的大力推介，使她一时声名鹊起，而成为当时社会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所喜爱的作家。选择冰心有其明智和匠心之处。在文学研究会的12位发起人中，有将近半数没有自己的文学创作，有的是社会名流，但在文学上却没有显山露水，他们谋事于其他社会职业。文学研究会在以后发展、吸收的众多会员，绝大多数也是文坛新秀，这个时候的冰心可算得上是一名“资深”作家。1919年12月1日，在纪念《晨报》创刊周年的“增刊”上，冰心作为崭露头角的新人，但她的《晨报……学生……劳动者》一文却与胡适的《周岁》、鲁迅的《一件小事》、周作人译的《圣处女的花园》并排刊在同一期杂志，当时的冰心还未满20岁。新文学是以“新”立足，青年是其主力阵容，让冰心这个“同龄人”作为《小说月报》的代言人，在潜意识里也隐含有筹划者想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亲和力，实现争夺青年读者的目的。
在推荐和介绍冰心上，《小说月报》可谓费尽心机，采取了种种办法。首先，是发“预告”。《小说月报》设有一个“编后语”性质的《最后一页》，在有冰心作品发表的前一期的《最后一页》上，编辑常以“重点篇目”或“值得注意”的文章向读者预先告知，如12卷3号、6号、10号的《最后一页》，对冰心的《超人》、《爱的实现》、《最后的实现》等小说大都作有预告；在14卷7号的《最后一页》上还有这样的评述语言：“上月出版的文学作品，比较重要的只有冰心女士的小说集《超人》(文学研究会丛书)和她的诗集《春水》(北京大学新潮社)”(注：《最后一页》，《小说月报》第14卷7号，1923年7月10日。)。其次，是登“通信”。《小说月报》上有意识地刊载过这样的来信：“振铎先生：冰心女士作品，有单行本否?又鲁迅《阿Q正传》，已刊行专本否?何处出版?上海有代售否?何家代售?在何处?定价若干?乞示!南洋邦加港中华学校W·C·Ching”。
在此之前，《小说月报》在《最后一页》里还发表声明，说明由于人手不够，或因询问书籍出版等属于个人私事，“并非各表一个见解，没有给第三者一看的必要”，“另行专刊奉答，不再排入通信栏里了”(注：《小说月报·最后一页》第13卷8号，1922年8月10日。)，但却登载有关冰心的“通信”，显然有“违背诺言”之嫌，并将对冰心的介绍放在鲁迅之前，足可见出对冰心的重视程度。
第三，就是加“附注”。《超人》是继《笑》之后，冰心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第二篇作品，刊于第12卷第4号，在其题目之下，茅盾以“冬芬”的笔名加了一个附注：“雁冰把这篇小说给我看，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超人’，他是不懂得吧!”(注：《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1921年4月10日。)这种自导自演的手法与刘半农、钱玄同关于“白话文”所演的“双簧戏”如出一辙!其动机如同为白话文制造社会舆论一样，用意也在为冰心作品制造传播和接受的先导性舆论，把冰心置于新文坛一个十分显著的位置。
第四，是发“征文”。在冰心《超人》发表以后，《小说月报》立即收集对它的批评征文。这是《小说月报》对冰心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特别征文”。题目：“对于本刊创作《超人》(本刊第四号)《命命鸟》(本刊第一号)《低能儿》(本刊第二号)的批评。”期限：“以本年七月十号为收稿截止期。”报酬：“甲名十五元，乙名十元，丙名五元，丁名酬本馆书券。”在“征文启事”中，还明确规定字数限为三千，三千以上者“仍极为欢迎”，“惟未满二千五百者，恕不能认为合格”。对于来稿，“在本月刊第十二卷第八号择优登载”(注：《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1921年5月10日。)。像这样在作品发表以后就迅速组织人员进行讨论的做法，在《小说月报》历史上也不多见。
第五，刊“约稿”。在《小说月报》12卷4号上有冰心的“文艺丛谈”，这显然是编辑的约稿。照规矩，《小说月报》的“文艺丛谈”一般都由编辑自己来写，“外人”只有俞平伯和冰心。因此，可以判定这篇“文艺丛谈”是对冰心的约稿。冰心在文章里提出了“表现自己”的、创造的、个性的和自然的“真”文学观。(注：《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1921年4月10日。)
《小说月报》在完成了对冰心的倾力推荐之后，又开始了第二步工作，开设“创作批评”专栏，开展对冰心创作的大规模文学批评。“创作批评”栏设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8号，终于13卷9号，一共刊出了6篇批评性文章。除去其中一篇批评《商人妇》和《缀网劳珠》的外，其他都是针对冰心作品的文学批评。显然，冰心受到了《小说月报》的特殊关照。可以说，在媒介还没有被政治权力化的时候，一个刊物关照谁，谁就是最幸福的了。事隔一月，在《小说月报》第13卷11号上，又刊登了3篇批评冰心的文章。如此大规模、连续地对一个作家展开文学评论，冰心实属《小说月报》的惟一。纵观9篇评论文章，主要讨论了冰心作品的时代精神，“爱”的主题和艺术风格。
有意味的是，正当《小说月报》为冰心的小说鸣锣开道、摇旗呐喊的时候，创造社的成仿吾则挥舞着文学解剖刀将冰心的创作成败做了另样的分析。他认为《超人》“热情有余而力不足”，冰心的“诗与小说，都有一个共通的大缺点”，“都有几分被抽象的记述膨坏了的模样”，“偏重想象而不重视观察”(注：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创造季刊》第1卷4期。)。成仿吾说的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小说月报》有着自己的意图。两相比照，可以明显看到，《小说月报》将冰心和她的小说看作为社团和杂志的“代言人”形象。在“创作批评”栏目设立时，它也承认“有许多作家能感动青年的心，却是不用自讳”(注：《小说月报》第13卷8号，1922年8月10日。)，但它的选择“只限于一人的作品”，那就是冰心的作品。正因如此，他们强调了文学的“感动”、“宣泄”、“与青年沟通”、“于人生有刺戟”等功能，而不是成仿吾所批评的文学节奏、结构、语言等艺术特点，成仿吾没有揣摩到《小说月报》的真实意图。
当然，《小说月报》对冰心给予尽心尽力的推介和塑造，还有社会环境的压力和希望。《小说月报》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产业之一，相对创造社自办的刊物而言，它要受制于商业经济利益。在其他文学社团尤其是创造社还没有成立之前，文学研究会缺少强劲的竞争对手，可以独霸天下，做无可争议的文坛盟主。但在创造社成立以后，种种不利因素就暴露出来。创造社在成立的当年就出版了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和白话新诗集《女神》等，显示了文学创作的扎实成绩。此时的文学研究会却连自己的代表作家也还处在筹备运作之中，以至于连茅盾都不得不承认“热情奔放的天才的灵感主义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由创造社发动而且成为‘五四’时期的最主要的文学现象”(注：茅盾：《关于<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304页。)。这些都给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他们必须有所动作，有所谋划。在精心推出冰心的过程中，也隐含着争夺新文学话语主导权的欲望。
有意思的是，《小说月报》参与冰心和她的作品的策划、运作方式，后来成为了现代文学报刊创造作家的主要手段，形成了文学与报刊合作的现代文学传统。文学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报刊的运作参与，必须借助文学期刊推出自己的代表作家作品和理论主张；作家也反过来越来越依附于文学报刊，才可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为自己所代表的文学社团和流派摇旗呐喊，维护和争夺文学阵地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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