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战略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发展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区域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目前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在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以及人文特点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极大地影响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着各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步伐和经济未来发展的道路。邓小平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高度重视，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当前，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即将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开始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时候，党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一重大战略抉择，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长远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对邓小平有关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战略构想的实践和发展。本文拟就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战略的理论，略陈己见。
一、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战略构想是在总结建国后区域经济布局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
邓小平对中国国情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他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的战略构想，是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的：
（一）对毛泽东“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是自然历史原因和近代西方工业文明首先进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造成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布局极不平衡，轻工业和重工业约70%分布在远离原材料基地的东部沿海，只有30%在内地。建国后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加上考虑到战争随时爆发的危险，国家经济发展将新建工业重心放在内地，这是合乎调整地域经济结构的需要的。然而顾此失彼，忽视了利用沿海工业老底子的良好基础。以上海为例，国家从发展方面打算得少，从维持、利用方面考虑得多，有时还考虑缩小，从而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不少行业的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一五”时期上海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5%，低于全国18%的发展速度。其他沿海城市也有类似现象。
1956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着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新思路，其中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构想。这是毛泽东在科学地论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发展关系时提出来的，他的依据是：首先，经过对国际形势走向的分析，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十年或者更多一点的和平时期。毛泽东指出：“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原有方针应该改变一下，“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483页。）；需要确定一条适合上海等沿海工业实际情况的建设方针，才能更好地发挥沿海优势，以促进内地发展。他强调，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同时，即使预计到某年发生战争也要尽一切努力利用战争爆发前的和平建设机会，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作用。其次，我国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需要技术设备，而且需要大量资金。毛泽东提出：“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484页。）上海可考虑做大的扩建。 这是因为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加工工业集中、技术水平高、协作面广、生产成本低、加工利润大，可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另外，扩建改建现有企业，可以比新建企业节省投资25—50%。这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挥现有企业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的正确途径。也就是说，在厉行节约、理好积累与消费关系等原则之外，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也是国家获得建设资金的一条有效途径。
据此，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老底子，以促进内地工业迅速发展的战略构想。他强调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挥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只顾一头，放弃另一头。沿海要加快发展，沿海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沿海要支援内地，内地也要支援沿海，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而国家则要更多地支援内地的发展。这一思想在“二五”计划和中央有关经济方针政策中得到了体现。在这期间，上海、辽宁、天津等沿海工业城市有了重大发展，同时在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方面，起了内地建设和实现全国工业化的根据地的作用。
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论十大关系》所蕴含的宝贵思想，认为它“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491页。）。 邓小平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的战略构想，吸取了毛泽东的这些宝贵思想。
（二）对建国后区域经济布局历史教训的总结
然而，毛泽东上述正确思想没有贯彻始终。在邓小平重新肯定沿海省份在经济发展中的相对优势地位之前，几十年间，沿海区域并没有得到它应得的投资份额。
诚然，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为了消除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地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建国后，沿海与内地经济的分异、融合便在国家干预下展开了。由于急于求成，加之国防安全等政治因素，我们长期强调东西部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在资金、设备、人才等要素分配上，重内地轻沿海，人为地推动生产力布局大规模西移。50年代至70年代末，总体上实行的就是均衡发展政策，即在全国有计划地合理分布工业，使工业生产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产品消费地区，同时着力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向内地倾斜，以内地开发建设为重点。尤其是在印支战争与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后，自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备战的需要，国家把大笔资金投入内地的国防“三线”建设，造成再度忽视沿海地带的工业优势。“三线”建设对开发中西部资源，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维护民族区域的稳定和团结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一是人为地抑制了东部地区的发展，使东部地区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中，丧失了机遇，拉大了我国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二是国家对中西部的投入具有嵌入性特征，建立起来的现代大中型企业往往成为中西部地区的孤岛，使这些由现代企业集聚形成的新工业城市与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结果把东西部矛盾转化为中西部内部地区间、城乡间的矛盾，表面上缩小了东西部差距，实际上导致了中外差距、东西部矛盾的全面加剧和更加扩大。
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布局的经验教训，清醒地看到，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地经济发展既相矛盾又相依赖。实践证明，当充分利用沿海工业条件好、底子好的优势，积极合理地发展沿海经济，就会使国家综合国力提高，有更多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建设；反之，对沿海发展采取消极态度只能是牵制内地建设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不顾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地的客观差异，人为地推行均衡发展政策，这种办法已被实践证明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办法，而是走向共同贫穷的办法，不论愿望多好，也是行不通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他认为搞绝对平均主义的共同富裕和同步富裕，既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又是一种空想，其结果只能造成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历史的教训，我们应当吸取。因此他再三强调：“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
二、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战略构想的深刻内涵
建立在上述两大基础上的邓小平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战略构想，其主要内涵由三方面组成：
（一）倡导“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经济发展战略
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独具地理、人文、经济等优势，成为邓小平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首要考虑的问题。
1979年4月，邓小平提出利用有些省、市邻近港、澳的条件， 划出一块地方搞特区加快经济发展的意见。不久中央正式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以后又加上了海南共5个经济特区， 对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先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邓小平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条件运筹决定的。因为这个地区容易受海外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的影响和产业的梯度转移，起步快，阵痛小，较宜迅速成长为亚太地区新兴的经济带。同时它们可以为全国的开放提供经验和模式。1984年5月，中央根据邓小平提议， 正式决定开放上海、大连、天津、广州等14个港口城市，扩大沿海城市自主权，使其有充分活力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以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新局面。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后形成了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到1992年，我国东南沿海形成了一个横跨11个省、区，包括200多个县、市，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的经济开放地带。邓小平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是我国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撑点。1989年，5个经济特区的工业总产值达到240亿元，比1985年增长2.4倍；外贸出口值达38.5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8.9%； 特区自产工业品出口率接近40%，深圳已达58.4%。实际吸收外商投资累计达42亿美元，占全国的1／4以上。
进入90年代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所提供的历史性挑战与机遇要求我国的对外开放跃上新台阶，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地区拓展特区的经验，构筑面向21世纪的全方位、高层次的开放新格局。邓小平从历史和现实、战略和全局的角度审视上海，认为上海拥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经济和人文的优势，只要在体制上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这些传统优势会激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他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因此，邓小平高度重视、积极支持并促成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他把浦东的开发开放作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领头羊，要求把浦东开发成为我国进一步开放的标志。党的十四大作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飞跃”的重大战略决策。要利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其优势和作用，直接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大循环，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经济的起飞，推动全国经济加快发展，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种由外向内、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渐次发展的战略布局，体现了邓小平的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到最终平衡发展的重要思想，既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创造，也是抓住90年代中国大发展的最后一次机遇的重大决策。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再次出现高潮，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进一步扩大。1992年批准长江沿岸28个城市和8 个地区以及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13个边境城市对外开放。内陆省会城市全部开放。目前我国已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3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52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对外开放的市、县已超过900个。出现了沿海、 沿江、沿边、沿路和内地省会城市全方位大开放的格局。上海在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前进的同时，逐步发挥浦东对长江三角洲的牵动、带动作用，作好长江流域和全国经济腾飞的“二传手”，与内地通过搭台引凤、股份合作等形式共享机遇，同步发展。我国的对外开放就此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形成了一个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滚动式向前推进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二）提出顾全“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
以解决温饱问题作为第一步目标，实现小康作为第二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第三步目标的“三步走”战略部署，是较长时期内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纲领。我国现阶段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和体制转轨时期。国际类似经验表明，这一时期是地区间差距扩大最快的时期，也是地区间利益再调整时期。早在80年代，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顾全“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也就是说，第一个大局，必须在优先考虑缩小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差距的前提下，缩小国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只有使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才能尽快增强国家整体实力，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有条件更好地帮助和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东西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第二个大局，当发展到既定目标后，就要在把发达地区再发展放在重要位置的前提下，更多考虑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因为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就必然要拉大同其他地区的差距，而差距过大或拉大时间过长，就会影响国家的整体发展。解决地区差距问题的核心，就是在保持东部地区发展势头的前提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发展中逐步缩小其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按邓小平的战略设想，从90年代初期到2010年分两步走，2000年以前，鼓励东部及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加快发展，同时国家和东部地区要尽可能帮助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使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控制在一定幅度内。2000年以后，国家将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放在加快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在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战略思想的指引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以效率为中心，向优势地区倾斜的政策，内地资源开发投资明显下降。中西部地区服从了这个大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国家对东部地区的优先发展、重点支持、政策倾斜，为东部地区的飞跃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然而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使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拉大。如果中西部在发展上的这种滞后性及与东部形成的巨大反差得不到扭转，终将制约我国总体战略的实施和市场经济目标的推进。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势在必行。东部地区也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三）追求“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防止两极分化
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战略构想的精髓是从“先富到共富”。他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也即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多次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又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74页。）针对有些同志的担心， 邓小平明确回答：“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办法和措施：一是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为示范力量，影响还没有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个人。二是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帮助还没有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包括技术上的帮助和物质上的帮助。三是提倡先富裕起来的人，自愿拿出钱来从事办教育、修路等公益事业。四是政策上要照顾到大多数。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解决地区间贫富差别问题作了更为具体的设想。他说：“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由此可见，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战略思想，其实质是要顺应并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允许而不是限制、提倡而不是干预一部分地区先富裕、先发展；而其最终目标则是实现共同富裕，即不是放纵和允许两极分化，而是为了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尽快发展和富裕起来。
三、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战略构想的实践意义
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战略构想所蕴涵的远见卓识和现实操作性，业已并必将继续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重要指导作用，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江泽民“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是对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战略构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地经济发展的战略关系同样具有清醒的认识，并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江泽民在会上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1995年9月28日， 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这篇讲话可以说是对《论十大关系》以来我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智慧的继承和发扬。其中专门论述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他指出：“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的认识。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一是要看到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现象。二是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三是解决地区差距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读本》第236页。）
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要“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这是对邓小平区域经济由不平衡到平衡发展战略构想的丰富和重大发展，对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最终达到各个地区共同富裕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九五”和今后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方针。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提高到具有全局意义的高度，这在历次制订的五年计划中还是第一次。“九五”期间，国家在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前提下，加大国家对地区协调发展的宏观调控力度。通过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减少地区差距扩大的幅度，具体采取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产业梯度转移、技术转让、人才交流、资金和物资支持、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鼓励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等措施。
（二）西部大开发是对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战略构想的必然实践
在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战略构想的指引下，自8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后，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具有超前试验、领先一步的优势，能够较为灵活地运用市场机制先发展一些投资回报率较高的产业，并在政策上给予投资者相当大的优惠，形成全国的投资热点，而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本来就缺乏的资金、人才等资源则更加短缺，所以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的步伐相对来说落后于东部地区。因此，在我国总体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中西部与东部差距拉大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中西部所拥有的丰富的战略性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将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持续力和能否拥有强大的国力。尤其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地陲边界，战略地位很重要。东西部贫富差距的有效改善，将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邓小平区域经济由不平衡到平衡发展战略构想的重要内容，是实现邓小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终极目标的必经之路。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既是充分利用过去几十年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强嵌入”所积累下来的庞大资产，进而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客观需要，也是增强国民经济发展后劲、促进全国工业化顺利发展的客观需要。
根据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战略构想，我国的改革开放由沿海向沿江、沿边、内陆中心城市推进，形成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为广大中西部地区提供了较好的开发开放的发展机会。东部沿海地带距离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交通距离最近，便于商品与要素的往来与交换，这是其工业经济效益较好的一个原因。但西部具有资源优势、原料优势和地域辽阔的优势，这些因素一旦与外来投资、高科技产业相结合，就会出现奇迹。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上了一个大台阶，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商品短缺状况有了根本改变。东部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制约，相当一部分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而近期内又难以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启动中西部地区大开发这个世纪工程，必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三）正确处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是实践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战略构想的关键
先富起来的东部地区在缩小东西部差距过程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东部要服从国家开发中西部的战略重点转移大局的需要。然而，中西部的发展决不能以限制东部的发展和牺牲东部的利益为代价，这是邓小平长期坚持的一条发展原则，是由东部经济发展与中西部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的。在当代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关于区域经济由不平衡到平衡发展的战略，没有东部省、市抓住时机实现了经济腾飞，中国的综合国力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强大，开发西部也就只能是梦想。只有保持发达地区的发展活力，才能对落后地区的发展给予更大的支持。为了促成东西部协调发展，应该“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也就是说要以东部的人才、资金支援西部，以西部的资源填补东部原料的不足，以实现协调发展的目的。
邓小平主张，先富帮后富，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一定要积极保护，决不能抑制他们的发展，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决不能通过均贫富来达到。邓小平强调：“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因此，加快中西部发展，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搞各种形式的“一平二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大开发只能是实现中央政府扶持、东部地区支援和中西部地区自力更生三方面的紧密结合。我国东西部地区优势互补、东西互助，促使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地的发展达到最有利于全局、从而也是最有利于各地自身的协调，才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世纪之交，在江泽民“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方针指导下，党中央大大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这将使我国地区经济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与此相适应，将逐步形成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并为最终实现全国的共同富裕奠定基础。这也正是邓小平区域经济由不平衡到平衡发展战略构想的英明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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