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续完）——以建国后十七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是怎样论文,为例论文,研究工作论文,哲学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
中国共产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领导时注意尊重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独立。
1957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与逻辑学界、哲学界学者座谈中以自己革命实践经验为例，谈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20世纪50年代末在逻辑学界围绕形式逻辑展开争论时，当争论者一方的周谷城要求毛泽东为他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作序时，他回信说：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4页。）
当听说近代史学界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然后根据党史教科书来编写各种近代史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在一次大会上明确说：“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写党史教科书，只准备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我们的近代史学工作者，应当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在近代史的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注：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6日。）
中国共产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领导时也注意以科学的态度看待政治与学术之间关系。毛泽东关注章士钊旧著《逻辑指要》再版就是一例。
章士钊旧著《逻辑指要》初版于1943年。解放后毛泽东向他借阅这本书。章士钊因为该书出版与蒋介石有关，认为将此书给毛泽东看，是对毛泽东的侮辱，毛泽东则笑着说：“此学问之事，庸何伤！”（注：转引自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43页。）在毛泽东的关心下，该书得以再版。
1961年公布的高等教育六十条对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明确规定：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探讨各种学术问题，都必须允许各种不同见解，自由讨论，坚持政治与学术分开、学术自由。
当然，从整体来说，如何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并没有能够找到一条制度化解决办法。尤其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把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处理，把学术是非问题看成敌我问题，尤其采用政治批判的方式对待学者的不同意见，影响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时鼓励学者展开学术百家争鸣。
1953年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第一次开会时，陈伯达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宜把方式弄得死板”，考虑由陈寅恪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并提出“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开一下门，像顾颉刚可以找来。增加几个研究所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地搞起来，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沫若、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织讨论会。”陈伯达传达的要历史研究展开百家争鸣的建议实际上就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意见。
正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史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围绕古史分期、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性质作用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学术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推动了史学界的繁荣发展。史学界的这些经验又为中共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56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全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作为发展文艺、繁荣学术的长期基本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强调，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挥，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需要有考验的时间，而不应当草率地下结论，更不应该采用领导定结论的简单办法。正如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所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注：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6日。）。
为了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讨论自由，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确定了判断行动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3页。）
“双百”方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总结了苏联对科学粗暴批判和行政压制的经验教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经验教训，总结了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科学发展的基本政策，这个方针充满了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双百”方针由于适应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因此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积极性，“大家开始重视独立思考和客观分析；不迷信，不盲从；敢于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和反驳任何人的不正确的意见；敢于批判和揭露生活中的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学术界自由讨论的风气浓厚起来了，“一年来，关于遗传学，关于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关于美学，关于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等问题，都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辩。学术和文艺刊物大为增多，颇有‘雨后春笋’之势。由于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于提倡‘向科学进军’，去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比从1950到1956年内所出版的全部加起来还要多。”（注：周扬：《答〈文汇报〉记者问》，《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485页。）
毛泽东本人也在实践中贯彻这一学术方针。据当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穆欣后来回忆，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1965年，一直关心和支持该报学术版所开展的各种学术讨论。
当然，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没能法制化和制度化，加之后来“左”倾错误的发展，致使这一方针没能继续贯彻下去。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把学术界中的正常学术讨论看成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的反映，采用了政治大批判的方式对待学术讨论，“双百”方针遭到破坏，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完全被破坏。
三
建国后十七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注意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领导水平。在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存在方法简单粗暴、要求过急过高、过分注重知识分子错误思想和缺点，伤害了知识分子感情等问题。与此同时开展的学术批判运动，存在着混淆了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关系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就是对建国后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经验教训总结。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偏差，改变了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而把他们一般地看作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不同意见视为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从而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处理。1960年冬，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纠正和清理前一段时间“左”的错误思想，制定了科学工作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文件，中心就是纠正违反知识分子和百家争鸣政策的“左”的错误，探索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具体办法。
1961年周恩来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注意精神生产的特点，党在领导文艺时要尊重和掌握艺术规律。1962年在对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讲话时，他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如何实现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等的领导问题。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党的领导范围。他认为党主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对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领导一切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而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第二，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要平等待人，才是好勤务员，才不是官僚主义者。第三，党的领导上下级要有区别。党的基层支部没有下命令权，只是起保证监督作用。第四，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第五，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4页。）
周恩来还强调了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要信任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解决具体问题，党要承认和改正过去对知识分子错误的做法，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从而达到团结知识分子，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的目的。
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出现各种错误是难免的，因此只有在实践中摸索，通过不断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来不断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水平。毫无疑问，从建国后十七年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并没有将哲学社会科学完全作为政治的附庸，成绩也是主要的。正因为如此，哲学社会科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获得了空前规模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项独立的国家文化事业，为新时期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当然也留下了不少惨痛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正确领导，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按照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规律对待哲学社会科学，关键是必须拥有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无所畏惧，敢于自由发表意见，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所不可缺少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