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韩同盟再定义：一种联盟理论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盟论文,视角论文,定义论文,理论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韩国之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在美国战略界一直存在争议，在整个冷战期间，韩国在美国的东亚战略布局中，从来就是一个战略前哨，美韩同盟① 虽然具有某种战略威慑的功能，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随时可以发动的战争机器，其主要功能局限于应对直接的威胁，如朝鲜的威胁，而在应对苏联或中国的战略性威胁时，却只起到作为第一层防线的“绊网”(tripwire)作用。因此一旦东西方关系略有缓和，驻韩美军往往首先被削减。冷战结束后，尤其是在南北缓和后，美韩同盟出现明显变动迹象：一方面美国为增强战略上的灵活性，并更有效地遏制朝鲜威胁，决意单方面改变驻韩美军的人质性质并将其与驻亚太的美军进行全面整合，从而对美韩同盟造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韩国依托增大的外交空间，力图以综合安全外交补充对美片面依赖的局面。美韩同盟的性质与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业已展现出诸多的变化特征。
冷战时期的美韩同盟：传统联盟理论的解释
美韩同盟形成的最直接诱因是朝鲜战争，“血盟”之说也由此而来。美韩并非天然盟友，二战结束初期，美国政府内部确实对朝鲜半岛之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产生过严重分歧。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的官员们从美苏冷战的大格局出发，认为朝鲜半岛“是一个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场，而我们在亚洲的整个胜利就决定于这场斗争”。但美国军方人士则坚持认为，“从军事安全利益考虑，美国几乎没有必要在韩国派驻军队、设立军事基地”，“韩国在未来远东的对抗中微不足道，从坏处着眼，它是我们军事上的一个大包袱”②。由于双方意见相持不下，直到1948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第8号文件才得以出台③，但这一文件所采取的显然是一种折中路线，即：既能早日脱身，又不背弃承诺；既要适时撤军，又要保障“新生政权”的安危。1950年1月，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著名的“西太平洋环形防线”的讲话，朝鲜半岛在美国远东安全格局中显得无足轻重。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给美国的这一政策提出了严重挑战。面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的胜利，美国切实感受到了朝鲜战争对其全球战略所造成的现实压力，因此不得不重新审视韩国的战略地位并将美韩同盟纳入其整个亚太联盟体系。
从传统联盟理论的角度看，冷战时期的美韩同盟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从联盟的起源上讲，这一同盟完全是基于对付直接的威胁而形成的。这种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朝鲜无时不在的威胁，二是周边共产主义大国的威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学者王传剑将美韩同盟在冷战时期的功能概括为“双重遏制”。然而，这一联盟自成立之初，就有明显的联盟内约束的功能，美国是在韩方承诺不谋求“北进统一”的前提下才同意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的，因此，从一开始美国就强调控制韩国的自主行动，以免面临被韩国强行拖下水的联盟困境。美国朝鲜半岛问题专家维克多·车(Victor Cha)将美韩同盟这一功能称之为“共同遏制”(cocontainer)，即美国既将美韩同盟当作遏制共产主义威胁的工具，也将其作为遏制韩国武力统一半岛的雄心的有效手段。李承晚曾试图推翻1953年的停战协议并利用美军达到其武力统一的目标，引起美方的强烈反应，艾森豪威尔甚至考虑撤换李承晚或废弃美韩同盟条约。1968年朝鲜特工人员轰炸青瓦台事件发生后，朴正熙也曾计划采取军事报复行动，引起美方的高度恐慌。约翰逊政府迅速派出特使万斯警告朴正熙，美国不能容忍韩国因为朝鲜未遂的刺杀而采取任何报复性的军事行动。
第二，这一联盟也被纳入美国的整个东亚安全体系之中，使其成为美苏冷战在东北亚的战略前沿，因此，美韩同盟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又不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而是面向整个亚太区域，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具有突出的地缘战略价值。由于朝鲜半岛是位于亚洲大陆东端的一个“阵地凸角”，连接着东亚边缘外的一连串岛屿，韩国东海和东南部的朝鲜海峡则控制了连接苏联远东基地海参崴和太平洋的重要航道，不但直接维护了日本的安全，同时也控制了苏联部分重要的太平洋战略区域。因此对美国来讲，朝鲜半岛一方面构成了“遏阻苏联扩张政策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也是“维系日本安全最有利的保障”，韩国则在实际上“既是一个前线国家，又是一个集结地域”，成为“遏制共产主义和保卫日本的一个战略前哨”④。
第三，美韩同盟的军事联盟性质非常突出。美国数十年来一直在半岛驻扎一支精锐部队并视之为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局势的“稳定器”，而且驻韩美军一直以重装部队为主体。与美日同盟强调战略威慑不一样，美韩同盟首先是一种军事同盟，而美日之间主要是一种战略同盟。美日军事力量之间的配合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是一个政治禁忌，而美韩同盟却非常强调作战和指挥上的协同与配合。美韩同盟被认为是战后美国的双边军事联盟中有关法律最多、体制最为健全、作战指挥系统也最为完备的同盟。有的学者甚至将韩国与英国一起并称为美国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个“核心盟友”⑤。
第四，美韩同盟在动荡中逐渐从单向的控制型同盟向双边互助型同盟方向发展。韩国军队与美国一起参加越战被视为同盟体系由单向关系——美国给韩国军队援助以建立防务能力——转向双边互助体系的转折点。这种转变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美韩联合军事指挥部的建立。美韩两国于1982年2月首次举行了代号为“协作精神”的陆海空演习，以考验双方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合作与部署能力。此外，分摊防务负担也被视为双方向对等关系发展的标志。
第五，韩国对美国的依赖表现了一种明显的双重依赖，这种依赖不仅仅体现在安全和外交领域，还体现于国内政治和经济领域，因此，美韩同盟的不对称性具有彻底性，是一种真正的全面依赖。韩国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安全，把军事指挥权让给了美国人或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司令部。长期以来，美国对韩国一直扮演着军事保护国、政治领导者和经济施惠者的多种角色，帮助建立了韩国国防力量的基础，保卫了韩国的安全，奠定了韩国经济振兴的基础，甚至还干涉韩国内政，试图促进韩国国内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正是这种全面依赖型的同盟关系，导致韩国方面经常面临巨大的可能被抛弃的联盟困境，并要求美方不时以具体行动对韩国的安全承诺做出保证，而美国也对付出重大代价保护韩国这样一个准前线国家颇有微词，并一直伺机减轻自己所承担的防卫压力。然而，东北亚地区僵硬的冷战格局和朝韩之间螺旋式的军事竞赛又使美国始终脱身不得。
威权式联盟：主要的理论假设
在联盟理论的建构过程中，现实主义范式，尤其是新现实主义范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近十多年来，该研究领域也逐渐受到了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学者的关注。罗伯特·基欧汉批评沃尔特的“威胁平衡论”根本没有涉及制度对联盟的影响⑥。现实主义者基本否认意识形态在联盟形成中的作用，而建构主义者却认为，同一意识形态的国家更易于彼此做出承诺，也更愿意实践承诺。尽管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触及了传统联盟理论分析中忽视的一些问题，但却基本上仅限于批评传统现实主义的某些命题，本身并未建构出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关注的重点过于侧重于对北约的分析，因此也失去了普遍意义。本文尝试提出一种全新的“威权式联盟”⑦ 理论，其主要理论假设有三：
假设一：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史无前例的一元化的“威权式联盟”体系。
尽管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体系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传统形态的联盟关系，然而目前最为引人注目的联盟现象是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成员国覆盖全球的超级联盟体系。这一体系既建立于联盟中心国美国的超级强权基础上，又建立于某种共享的价值观基础之上；这一体系早先曾出现过某种集体权威，如今只存在着以美国为惟一中心的一元化权威；这一体系中的成员国一方面慑服于美国的超强实力，另一方面也主动或自愿地对这一大联盟表示认同；这一体系目前仍处于其新的扩张浪潮之中，并使其他旧式的或零散的联盟难以取得足够的生存空间。事实上，目前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寻求与这一体系建立各种亲疏程度不等的关系。鉴于其拥有的权力与财富及其巨大的影响，该联盟体系目前大致规定着整个国际体系的走向。因此，笔者将这一特定的、帝国式的联盟体系称为“威权式联盟体系”。
假设二：“利益平衡”与“安全平衡”是分析“威权式联盟”运行的主要逻辑基点。
传统的联盟理论认为，联盟分析中的常量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而其主要的变量则包括权力、威胁、利益、观念和认同等。由于切入点不同，各主要联盟理论家思考联盟形成的逻辑基点差异较大，因此形成了联盟理论中的“权力平衡论”、“威胁平衡论”、“利益平衡论”、“制度规范论”及“观念认同论”。首先，笔者认为，“权力平衡论”和“威胁平衡论”已不能对威权式联盟提供有效的解释。一方面，威权式联盟强盛壮大的事实否定了“权力平衡论”关于“联盟在威胁消除后就会瓦解”的结论，也否定了赖克关于胜利后联盟领导国为了保证收益最大化而削减联盟规模的假设；另一方面，威权式联盟存在并作用于现实国际政治的事实也从经验层面上彻底否定了沃尔兹有关“制衡与追随”的假设。因为美国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享有最大的权力，但并没有被视为最大的威胁，反倒被不同程度地认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良性”(benign)力量，一种“被邀请的力量”(invited power)。在此背景下，短期内显然难以出现任何的反联盟组织，或自动产生体系内的平衡行为以反对美国的主导地位。目前威权式联盟体系几乎集中了所有发达国家，并且集中了几乎所有的权力要素，它不仅在本体系内构筑了某种安全共同体或安全复合体，而且直接界定了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它不仅防止了体系内国家出现相互间的重大冲突，而且使任何外部挑战者都望而生畏，只有它对别人构成威胁，而自己在短期内却不会面临任何可信的、重大的外部威胁。再来看“制度规范论”和“观念认同论”作为主要分析变量的缺失。诚然，目前这一威权式联盟体系确实建立在某种制度建设和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之上。然而，如果我们将当前国际体系全部运行的逻辑都建立在这两个要素之上，显然过高地估计了西方价值观和美国所构建的国际制度的效力，而忽视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国家利益矛盾的深刻性，难免犯下历史终结论的错误。
目前威权式联盟运行的主要基础有二：
其一是在体系结构层面上，威权式联盟以其超强力量构成了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这种一元性权威和一元性的国际体系的压力具有相当的持久性，再加上美国作为领导国其霸权意识、弹压意愿的上升，使得这一联盟比两极体系具有更大的僵硬性，更加明显地压缩了各行为体联盟选择的空间，限制了其灵活性，也限制了替代性选择短期内生成的可能性。因此，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都将不得不接受这一体系对自身行为的界定，制衡无疑意味着极大的代价，追随将成为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尽管追随的动机与方式将会迥然不同，而这将主要由各国的利益考虑所决定。在此，“利益平衡论”作为一种范式的解释力将是可信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各种国家与美国利益或战略目标的兼容性程度，乃至各种不同的议题，都将决定各国在利益考虑前提下做出的不同的行为选择。由于各国目前将难以打破这一体系的结构，所以寻求保全、巩固或扩大自身利益将是首要的考虑。传统的现实主义思考会在有限范围内出现一种非线性的回归，而制度因素和认知因素虽然也会在各国对外行为的考量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已内化为一种追求利益的形式。总之，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将是目前各国行为的惟一向量，制衡将是一种越来越稀缺的国家行为，除非在生存和价值观遭到严重威胁时才会不得已而为之。
其二是在单元层面上，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将这一联盟当作理性工具和价值工具来使用的主动性和进攻性会大大加强，这给不少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现实安全压力或战略压力。在当前权力已严重失衡、威胁已严重不对称、利益分配已严重不公的国际体系中，“安全平衡”(balance of security)应是各国对外政策行为中不容击穿的底线，否则就将意味着更多的战争及全球的失控。
假设三：在当前美国力量一超独大，威权式联盟体系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不同性质的国家，由于不同的利益考虑及受到现行国际体系的不同压力将分别采取不同程度的追随政策，或采取介于“追随与制衡”之间的中间政策，公开的、挑衅性的制衡或对抗政策只有非理性行为体或恐怖主义组织才会采用，然而在国家至关重要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大国或特定地缘政治结构中的中等国家采取局部制衡行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威权式联盟与冷战后美韩同盟再定义
整个90年代，美韩关系的变化可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过渡时期，大致从冷战结束到1995年美国发布东亚战略报告为止；第二阶段从90年代中期到南北首脑会谈为止，这一时期是美国和韩国在冲突中相互协调的时期。进入21世纪，随着南北和解的实现及美韩两国领导人的更迭，两国关系进入了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其标志性事件主要有二：一是2002年底韩国国内的反美风潮达到顶峰，韩国国内舆论对美国的评价跌入谷底；二是作为美方相应的政策反弹之一，自2003年开始酝酿和正式实施从韩国撤出部分美军的计划，决定对驻韩美军基地进行重大调整，并对驻韩美军功能进行重新定义。
下面笔者将主要依据威权式联盟理论，从“利益平衡”和“安全平衡”(双平衡)的角度对美韩同盟的再定义进行分析，以验证这一双边同盟所具有的威权式联盟的特征。首先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分析。韩国长期以来一直采取追随美国以实现其多层面国家利益的政策，而在冷战后，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和整个地区战略的考虑，将目标界定在近期首先寻求化解半岛危机并将南北和解定格在“和而不统”，这与韩国政府所追求的整个韩民族统一的利益目标有一定偏差。如何在美国从全球角度出发界定的利益与韩国总体的民族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将美国作为韩国保护者的角色与其作为南北统一“最大障碍”的角色进行平衡，已成为美韩同盟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然而，两国利益在当前一个时期仍有着相当多的契合之处：一则因为韩国当前尚处于为朝鲜半岛最终统一做准备的阶段，与美国目前追求的“和而不统”的目标还不会发生激烈冲突；二是以一种各方都可接受的方式化解朝鲜核危机是两国当前的共同任务。因此，在近一个时期，即在南北政治和解取得重大突破前，韩国对美国的追随政策不会发生实质性的重大变化，美国仍将主导半岛危机处理的进程，然而韩国也将积极参与这一过程并在基本追随美国政策的同时使自己的政治需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
韩国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也是其地缘战略环境使然。作为一个大国力量共同作用的半岛国家，韩国始终是小国。历史上，韩国通常只能在两种大战略中做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一种是推行孤立或中立主义的政策，试图退出地区大国政治的纷争。1910年韩国被日本占领的悲剧证明这一政策并不可靠，有学者认为目前朝鲜所推行的似乎就是这种政策⑧。另一种便是与周边大国中的某一强国结盟。20世纪韩国与美国结盟使其成为一个繁荣的自由民主国家和该地区的第三大经济实体，因此韩美同盟被认为是明显成功的。一种强大的地缘政治逻辑驱使韩国将继续倾向于和一个相距遥远而且享有共同价值观的大国结盟，而这个国家便是美国。此外，韩国对美国的依赖与追随还有经济方面的因素。2002年底的反美示威游行并不能完全代表韩国民意，仍然有沉默的大多数支持一个强大的美韩同盟，而且韩国一些人士虽然反对美韩之间的一些不平等现象，但同时也支持美韩同盟继续作为韩国利益的最后保护者。
相对于韩国的利益平衡考虑，美国更为关注的是安全平衡或战略平衡，其目的则是为了实现自己权力的最大化和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尽管在冷战结束之初及在韩国国内反美主义达到高潮时，美国战略界对美韩同盟的作用也一度出现过争论，有些学者也提出了诸如从韩国全部撤军或将驻韩美军变成维和部队的设想⑨，然而这些观点大多只是昙花一现，从来没有成为美国战略界的主流观点。然而，随着近年来朝鲜核危机的演变与发展、美韩国内政治的变化，美韩同盟的结构、功能和性质也已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尽管冷战后美韩同盟没有像美日同盟那样进行专门的重新评估和论证，并通过正式修改共同防御条约的形式对其做出官方的重新定义，但形式的缺乏并不妨碍其实质内容的修正。美韩同盟之所以不采取公开的重新定义的形式，主要是因为如果进行这样的评估会引起更大的担忧，因此美韩同盟的再定义无非是只做不说而已。
美韩同盟重新定义的内容主要有二：
一是美军和韩军的防卫分工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对驻韩美军的缩减和重新部署，驻韩美军作为“绊网”的功能将大大下降，韩国将不得不直接承担更大的防御北方进犯的责任，而美军则主要承担后续反攻的责任，美军在是否介入的问题上将享有更大的灵活性。驻韩美军的最新调整将使韩国昔日花钱雇佣美军“戍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韩国军队亦将面临作战角色由配角到主角的历史性转变。考虑到目前韩国自主防御能力严重不足，韩国一方面非常担心朝韩边境上美军威慑力量突然消失，可能会导致朝鲜采取军事冒险行动，另一方面也担心美国更可能随时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这一“背信弃义”的举措迫使韩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调整自己过分依赖美国的安全政策，加速自主国防建设的进程，以独立应对朝鲜及其他潜在的威胁。
二是美韩同盟的功能将“从威慑朝鲜改为维持地区稳定”⑩。驻韩美军将不再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的防卫，而将突破半岛范畴覆盖整个东北亚，成为地地道道的东北亚地方军，其遏制的对象也不再仅仅是朝鲜，还包括周边的不确定因素和可能崛起的其他大国。在2003年10月6～8日举行的“韩美未来同盟政策构想第五次协议会”上，美方已经正式提出了将驻韩美军转变成为“地区军”的方案。根据此方案，驻韩美军在负责朝鲜半岛安保的同时，还将扩大其职能，使驻韩美军基地成为对外的军事基地。驻韩美军的活动半径将有可能扩大到台湾一带(11)。驻韩美军司令拉伯特上将表示，“驻韩美军的作用不应只局限于朝鲜半岛，而应涉及整个东北亚。驻韩美军将根据未来的需要提高自身能力。”(12) 另据韩国媒体透露，美国政府曾计划从其太平洋司令部内，分离增设一个以日本为据点的独立的“东北亚司令部”，把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的军事基地连成一体，互成犄角，形成对东北亚的包围态势(13)。如果驻韩美军性质出现如此重大的转变，则不仅将对美韩同盟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将彻底打破东北亚目前的军事安全秩序。
尽管美韩同盟的重大调整出现于布什政府时期，然而事实上从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的后期，美国朝野就对美韩同盟在实现该地区多重安全平衡中的作用达成了共识。
首先是保持朝鲜半岛内部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平衡，控制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不使这一进程影响到美国整体的东亚战略部署。在朝鲜半岛，美国是惟一拥有前沿驻军且保持军事同盟的大国，军事同盟也由此成为美国主导朝鲜半岛局势和发挥特殊影响的主要工具，因此，美国为了操控半岛局势的发展，将尽可能长期保持军事存在，并使之更能有效地同时对南北方保持战略和政治压力。美国明确近期将南北和解进程定格在“和而不统”阶段，防止朝韩关系发展过快危及美军的前沿存在及其地区军事战略的实施。通过驻韩美军的调整，美国既取得了遏制北方军事威胁的战略灵活性，增大了军事打击手段上的选择空间，强化了遏制的有效性，又惩罚了不感恩的韩国，使韩国不得不在联盟利益与民族利益之间做出倾向于美国的选择。
其次是取得东北亚联盟战略之间的平衡，尤其是美国必须考虑到目前及朝鲜半岛统一后日韩之间的安全平衡。按照理查德·哈斯的说法，即使“将来某一天由于朝鲜垮台或者被美韩征服，从而使朝鲜半岛实现了统一”，美国仍需保持紧密的美韩关系并继续在朝鲜半岛驻扎美军，“因为这样可以使朝鲜人放弃研制核武器的计划，防止朝鲜与日本之间重新出现紧张关系，避免只是‘单独地’在日本驻扎大批美军。”(14)
再次是有利于遏制周边其他大国，尤其是阻止中国对朝鲜半岛事务影响力的上升，并继续保持目前这种大国之间在东北亚地区形成的对美国相对有利的安全平衡。
注释：
①鉴于“同盟”和“联盟”(alliance or alignment)这两个词在中文语义上没有本质差别，因此笔者在行文中有时会根据汉语的习惯用法交替使用。
②FRUS,1947,Vol.6,p.817.
③FRUS,1948,Vol.8,p.1163.
④金大中：《建设和平与民主》，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84页。
⑤参见李小华：《美国联盟体系的层次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11期。
⑥Robert Keohane," Alliance,Threats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3,No.1,Summer 1998,pp.174-175.
⑦“威权式联盟”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泰德·霍普(Ted Hopf)在《冷战后的联盟：单极的幻觉》一文中所提出的。他认为，新现实主义者只把联盟当作权力的增强器，只将联盟的起源归结于威胁的存在，而忽视了联盟作用于国际政治的其他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忽视便是未意识到联盟也能变成制度共同体(institutional community)，在这一共同体内，权威、意识形态及联盟领导国的制度能够被有效“复制”(reproduced)。See Ted Hopf," Post-Cold War Allies:The Illusion of Unipolarity" ,in Barry Rubin and Thomas A.Keaney,eds.,US Allies in a Changing World,Frank CASS Publishers,London,2001,pp.29-46.
⑧Victor Cha," America and South Korea:The Ambivalent Alliance? " Current History,Sep.2003,p.284.
⑨Nicholas Eberstadt," Our Other Korea Problem" ,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 2002,p.117.
⑩Los Angeles Times,October 28,2000.
(11)《驻韩美军调整意欲何为？》，载《环球时报》2003年10月10日。
(12)《驻韩美军撤离三八线，以退为进兵力明降实升》，新浪网，2003年11月23日。
(13)《驻韩美军性质的转变将打破东北亚目前的军事秩序》，载〔韩国〕《中央日报》2003年11月20日。
(14)〔美国〕理查德·N·哈斯：《“规制主义”——冷战后美国全球新战略》，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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