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新农村的发展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欧洲论文,新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范德普罗格等人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出，一种在政策和实践领域缓慢但持续浮现出来的新的农村发展模式应该引起相关理论中的范式转变。他们认为，“我们需要发现一种新的农村发展范式，从而可以帮助解决如何建立新的能源基地，如何变废为宝，以及和其它能源一起，新出现的能源如何适应新的需求、观点和利益等一系列问题”。他们认为，新的农村发展范式，是对旧的现代化范式的一系列回应，同时也标志了与旧体系本质的明显脱离。然而，新的发展范式依然根植于过去，因为农村发展常常是在现存的生产结构上建立起来的。战后构筑的欧洲农村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模式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种新的范例首先是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但同时，它也是和现代化之前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网络密切结合的。
一、内生发展模式
内生式发展的理论，是1986年由巴山德等人提出来的，这一直是和传统的发展观或者可以说与“现代主义者”的发展观相悖的。内生式发展指的是，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可以由充分认识和利用地区自身资源来实现。劳什科（Raskó）认为，农村发展的关键是“地区自身创造力量”的解放。巴山德认为，“新的发展定义，也应当从质量上和结构上进行衡量，而不只是以数量和货币为标准……此外，文化、社会、政治和生态价值以及社会成本及长期效应结合起来”，即所谓的内生式发展。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很多人怀疑传统发展政策及手段的有效性，一些地区发展分析家也开始寻找新的发展范式，从而可以替代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发展范式。沃尔特·施特尔提出了选择性空间积聚，约翰·弗里德曼提出了农业都市发展。尽管这两种观点存在很大分歧，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寻求一种建立在地区人力、资源和能力基础之上的内生发展模式。
这种观点提出的新的发展范式，替代了彼此孤立的发展经济和社会以及／或者不考虑地区和文化差异认为所有社会经济问题都可以用一个标准方法来解决的传统的中央干预式的发展范式。于是重点就放在究竟什么样的地区可以自食其力而支持和帮助只是作为其经济发展的辅助力量。根据洛维（Lowe）等人的观点，农村的内生发展模式应当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关键原则——一个地区具体的资源状况（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决定了此地区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发展动力——地区的主动权和进取心；
·地区功能——多样化的服务业；
·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有限的能力和社会群体来参与经济和发展活动；
·农村发展焦点——培养能力（包括技术、公共机构、基础设施）以及克服社会排斥。
根据雷易（Ray）的观点，内生式（或参与式）发展的主要特征有三点。首先，它把生产活动建立在地方的基础上而不是作为国家部门的基础上；第二，经济和其他发展活动的新定位在于通过稳定物价和开发地区资源——包括物力和人力资源，来实现地区利益的最大化；第三，发展应当着力于地区人民的需求、能力和前途，即地区应该具备承担实现自身社会—经济发展责任的能力。“协作工作”——包括公共团体之间的协作以及公共、私人和志愿团体之间的相互协作，已经逐渐成为引入和组织内生式发展的一个机制。协作者们为了复兴地区内的社会—经济这个共同的政策目标充分开采自身的资源。理论上，协作者们为了逐渐形成共同的战略目标，从而将个体的责任或贡献彼此结合起来。
肖特尔（Shortall）和舒克史密斯（Shucksmith）提出，“发展并不仅仅指增加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物品和服务。发展也包括使群体就其与环境或者其他群体的关系获得更大的控制力。”因此，在这个中心思想统领下的能力培养、社会动力、适宜的培训和发展机构建设就成为了该体系的决定性因素。皮齐（Picchi）认为，政治制度上的安排也可以促进内生发展模式。这包括地方政府为经济部门提供的良好的服务网络，致力于加强发展方式的计划机制，以及工业发展的稳定环境。基恩（Keane）指出了内生发展模式区别于外生发展模式的两个主要方面：首先，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观点，也是处理人们整个生存状况的过程；第二，它接受各种具有可行性的发展观并且在地方的高度上选择合适的发展目标和途径。他同时指出，内生发展模式“象征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将转化为投资于当地人民的教育事业、技能培训和创业能力的培养上”。
然而，内生发展模式也一直被视为存在很多弱点。布鲁格（Brugger）认为， 内生发展模式理论上存在很多明显的缺陷，尽管他也指出这些缺陷可以通过对实际经验的系统性分析进行克服从而为决策者所用。但是，洛维等人随后指出这也是缺陷之一，他们认为社会理论在为内生发展模式提供有用范式方面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斯里（Slee）也指出，“内生发展模式更像是在价值判断上寻求更为合理的农村发展模式的一种憧憬，而非有着清晰界定和稳固根源的理论概念”。
洛维等人的一个重要的批判理由就是内生发展模式可能把整个地区带入到缓慢发展的轨道上去，尤其当重复继续过去的经验时更是如此。布鲁格基于瑞士的发展经验认为，太过内生式，独断独行地进行地区发展而忽略外部影响和全球经济发展过程，可能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重大的伤害。大部分的文献著作，在讨论到内生发展模式的副作用时都提出了社会排斥、新社会分组的合法化和地区发展中的集团化等有可能引起的问题。寻求参与式的农村发展管理目的是为了保证农村资源的有效利用，但很大程度上，这也会使地方决策制定过程受到当地势力的左右，或者因为地区人民的冷漠而被忽视。
斯里的另一种批判观点是在内生发展模式下，地方在制定决策时依然和先前制度下时一样存在较大依赖性。发展机构认识到农村地区将获得逐渐解禁的自主权。结果，那些以前倾向于外生发展模式部门和官员开始热衷于颠覆式的变革模式。斯里指出，“发展机构因此急于采取自己的方略而忽略了转变基本目标。他们认为要保障最后的发展获益，要靠鼓励地方人民的参与而不是引入更多的自由元素。基础设施发展、补助金、贷款筹措和贸易及社群支援服务不搞上去，发展机构就会先将改革实施到地方的社会和文化领域。”洛维等对这种批评补充指出，内生发展模式很少关注地区的生产、消费以及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影响这些重要问题。此外，他们认为本质的区别在于本地区和外部环境对发展过程的控制力，而且应该从制度上关注如何确定地区参与者和外部人员的关系，并且这种确定的关系将持续有效。这种方法，他们推断，将使得内生发展模式和外生发展模式像关注权力关系那样关注经济关系。
二、农工（农村）地区
农村地区发展的文献把老工业区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农村地区的发展道路上。这些理论著作，以及后来的内生发展模式，都把发展中内部和外部因素的联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学者们试图通过几个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的农村地区的例子，来将工业地区的发展归功于内生发展模式。他们认为从过去的农业生产发展而来的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网络，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集体行为赋予了个体小企业家动员社会关系来推进其经济行为以及为自身发展创造新机会的能力。农村发展的成功例子证明了集体行为可以营造一个良好的地方氛围，这个氛围中建构起来的环境、公共机构、生活习俗和日常规范使得小企业可以使用个人无法得到的各种资源来进行经济活动”。
以伦德瓦尔（Lundvall）为首的一些人认为，地方通过网络来致力于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依靠有一定体制基础的地方文化环境的支持。一些地区更适合网络式的发展从而将比其他偏僻的地方更加获益于内生发展模式。在一个具有弹性专业化和生产、加工、销售种种经济活动之间联系不断加强的体制结构中，农村工业区就可以发展。按照洛维等人所说，“地方农场、加工厂、分配人和销售人”之间的紧密结合为适应科技和市场变化提供了灵活性，但同时，这也允许了食物链中的非农业方面的增值保留在地区经济范围内，而不是被外来的通常是跨国的食品公司夺取。改革的成功与否和地区参与者的“整体能力”密切相关。
工业区的运作要靠自身的加强和修复。不同企业的区别越大，一个企业依靠其他企业产品来填补自身不足的依赖性就越强。建立在地区社会关系和血族、宗教和政治关系基础上的多次合作，使得各方互惠互利。地区的繁荣并不只依赖于其地理位置，而是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的。这也许说明，由于农村居民更加依赖地区文化和社会结构，因此农村地区更具有发展的潜力。范范尼（Fanfani）对意大利60多个通过内生发展模式发展起来的地区进行鉴别发现，这些农工结合地区的发展源于农业专业化和强有力的地区工艺事业。这些地区发展的成功在于家禽猪肉和帕马森干酪的生产。
然而，农村工业地区并不是一定要致力于食品生产。库克（Cooke）和摩甘（Morgan）以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卡普里酒为例向我们展示了当地的农户如何通过相互合作来追求共同利益并实现农村地区创新性的可持续发展。在这里，社会网络在20世纪中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发展资源。最初，这些农户合作生产草帽，一直到1950年代这个市场逐渐衰落。在此之后，他们开始了多样化的生产加工，例如纺织品、家具、皮草和食品的生产制造。
经合组织1996年曾指出，农村地区的发展有四个关键要素，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经济网络，包括灵活性、能力、效率和协作。灵活性指的是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变化并且通过战略部署先发制人占领市场：这可以使地区经济从依赖于某一个部门到实现多样化的发展。一个企业的优点应当通过社会网络发散到该地区的其他企业中；信息交流可以确定最好的实践方式，帮助制定公共商业决策，从而朝着高效率不断发展。效率指通过广泛吸收观念和资源来实现互惠互利的经济发展，例如鼓励联合生产、分配、销售，从而确保产品增值都保留在地区范围内而不会被市场中的中间商吞掉。要最好地实现协作，就要使信息、创新的流通和商业贸易更加自由化。不同于意大利成功发展的很多地区，大部分地区并没有独立的工匠协会。然而，网络可以弥补这点不足，“使得很小的生产者能够结合起来进行贸易活动，寻找新市场以及分享技术”。
然而，并非所有农村地区都可以不借助外界力量而只靠自身而取得成功发展。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拥有长期的农业或者加工网络的农村地区才能在没有重大的政府干预情况下实现成功的全面改革。“一些没有相关文化和体制传统的农村地区，改革已经失败”。我们需要认识到，对这些成功典范特殊本质的研究证明这些地区具有地区特点，因此将这些农村地区的发展模式应用到别的地区时可能并不会同样有效。不同的社会经济和地理状况以及当地与外界的联系特征等都会产生不同的发展效果。就像利佩茨（Lipietz）所说的那样， 目前欧洲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就像一只美洲豹的表皮，有些地区能够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发展部门或动力系统，而另一些地区则被落在外面。纵览这些地区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新的经济发展代替旧的发展的多样化道路。
三、农村发展理论的“网络范式”——第三条道路
也许外生发展模式和内生发展模式并不一定要相互排斥和对立。实现这两种发展模式的嫁接就要依靠农村网络关系的不断发展。然而，这里所说的新的网络关系不同于之前内生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那种建立在信任、互惠和相互理解基础上、构成地区经济发展基础的地区企业和社会人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网络模式旨在建立一条“第三条道路”，或者将内生（自下而上的）和外生（自上而下）两种发展模式结合起来从而建立一个学习和创新的过程。这是很多学者们认同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这些学者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网络为创新和学习经验的传播提供了最适宜的方式。鲍威尔（Powell）认为，正是网络的这种开端口、相关性的特征便利了新知识技能的传播和获得。然而，回到对网络最初理解的几个因素上，也有人认为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灵活的网络更容易实现这些目标。
拉图尔（Latour）认为网络就是一系列的权力关系，而权力就存在于联系主体和实体的纽带之中。洛维等人紧随这种观点将权力的不对称以及由此引起的地方企业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平均归结于网络。也有人指出：“一个网络就是联系具体的人、物或者事的一种很具体的关系……不同的关系构成了不同的网络……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以及网络中个体参与者的定位都对个体之间的联系和整个系统产生了重要的行为、观念和态度影响。”这种网络为研究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一些学者更进一步指出，网络应当被视为创新的关键因素，且它们的存在与否成为成功或者失败的决定因素。然而至今仍然很少能从农村地区找到实在的证据证明网络在促进学习和创新方面的作用。提倡这种方法的学者们也在大量的评论文章中提出了支持自己观点的类似的一些例子。然而，从这些少量的例子中，经验传播的可能性激励很多学者们去研究这种网络的重要性。
范德普洛格和隆（Long）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平衡。因此，网络的贡献在于“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内因和外因的连接上。不同于‘区域’观点的集中于地区或者自下而上的发展，‘网络’观念旨在研究地区的或者非地区的联系如何促进成功。”尽管有些网络证明是具有“地区特征”，然而它们很可能特别是在欧盟范围内，“可以同区域外的组织建立复杂的联系”。以这种方式，网络模式可以提供一个灵活的动力机构，将内部和外部因素结合起来共同推进更大的创新和农村地区的更好发展，即使是边远的地区。困难就在于在程序的连贯性和创造性的变化之间以及内因和外因的比重上建立一种平衡。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默多克（Murdoch）试图将网络的角色定义为农村发展战略的形成上。为此他将网络定义为两个轴向：垂直的和水平的。垂直的网络是在食物链的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农村贸易。这种网络的现行例子可以在欧洲农业和食品工业这些密集生产和加工（常被跨国公司垂直组织）已经成为并且很有可能持续成为地区经济发展决定性因素的热点地区找到。水平网络是由空间决定的，并且意味着地区范围内一系列的合作行为，以便利市场渠道。这必然要求“加强地区生产能力从而使整个农村经济获利”。这种网络的例子可以在成功发展的农村地区找到，在这些地方以网络为基础的地区发展可以在没有重大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为参与国际竞争创造坚实的基础。
然而，反对“农村发展第三条道路”的网络模式的默多克则并不认为内生和外生两种发展模式可以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更倾向于因地制宜。他将农村地区分为三类。第一类（“创新地区”）具有小型或中等企业规模，可靠的合作关系，正如“第三意大利”主要依靠水平网络。他认为在这些地区环境中，创新和学习都是可行的而且可以印证经济上的成功的可持续。第二类（“标准化地区”）主要依靠垂直的网络，农业密集生产和食品部门的跨国交流。这些地区可以主要依靠自身资源来发展经济和社会体制，同时也可以通过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然而，默多克（Murdoch）认为，“新的网络模式”在这些地区并不能奏效， 研究表明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要有食物链来解释。第三类地区，无论横向的还是纵向的网络都不能有效的实行。这些地区（大部分的欧洲农村地区）在工业化时期已经耗尽了自身的各种资源，因此对于持续的国家援助（包括农业和非农业的援助）存在依赖。这些地区依靠自身资源条件改善状况的希望渺茫，地区发展需要向外界请求援助。默多克认为，依靠网络模式进行的干预（比如对其能力建设、提高主动权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支持）并不适合这些地区，反而有可能使其本身存在的缺陷加剧。因此，除了“软体建设”，还应当实行更多其他传统的国家援助方式。
另一份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根据农村地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程度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划分农村地区的方法。他们同样划分三种地区：完全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与全球市场有一定联系的，以及基本孤立的地区。经济上融合于国际市场的地区，拥有大量具备先进技术的企业，这些企业具有支持垂直网络和供应链网络的能力，甚至不需要政府扶持。然而，由于这些地区各种服务、专业技术以及资金渠道都很便利，因此企业们并不认为水平网络在本地区会有类似于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地区的那种决定性的作用。第二类地区尽管生产多样化，但是重要生产部门的企业之间很可能有着较强的联系，常常是在日用品生产相关的部门里。传统的农业协作选择建立共同的加工和销售措施。而在传统的垂直网络以外的其他一些企业则选择建立自己的网络，以提供更好的信息，减少交易成本或者打入新的市场。相对孤立的地区，最不可能发展网络，不过一旦他们这么做了，由于有着很强的地区联系，往往可以与外部的企业或者消费者很好的联系。研究证明网络方式可以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很多的机会，例如：增加收益；扩大经济规模；使地区经济多样化以及在微型企业间实现优势互补等。
如很多学者所说，国家（或者说政治／经济中心）在推动农村发展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包括：鼓励网络的发展，培养企业文化，帮助实行经济改革，为地区内部协作的加强提供各种资源等。因此政府在垂直网络的很多点上进行干预是应当的。然而，在相对孤立的地区，垂直网络在过去一直未能成功地促进地区发展，那么什么形式的政府干预才能能够促使这种容纳了学习和知识传播功能的网络形式推动地区创新和实现未来发展呢？经合组织认为，这可以通过四种途径实现：
—对具体的企业进行直接援助，以及通过补贴的方式提供援助，支持技术创新、培训和增加就业机会等；
—非直接援助在于为现存的企业提供一个不断加强的良好的地方经济环境。在为技术传播、市场援助和信息交流提供便利的服务方面，这可能是农村全面发展最有效的手段；
—强化人力资源需要有政策和计划来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水平，并且鼓励创业行为；
—基础设施建设常涉及道路、下水道、电话线和公共建筑的建立。在基础设施的提供方面应提高服务水平，保证地区居民的舒适便捷，为区内事业的建立提供援助。
正式机构需要确认地区水平存在的促进潜在发展的重要链接。巴赞（Bazin）和鲁（Roux）在对地中海沿岸孤立的农村地区的研究中发现这一点很重要。他们找出了影响地区经济能力的几个变量，包括：
—市场地位的确立——避免依赖国家债券；
—自食其力——由地区性以及小规模的企业性质决定；
—企业应当在地区范围内控制生产、加工和销售；
—利用可取的地区资源：自然资源、生物资源和人力资源；
—形成集体凝聚力以及团结一致支持地区产品形象的建立；
—建立地区以及相关外部协会之间的积极互动；
—地区发展的成功常常需要来自目标区域之外的基金、投资、技术援助和协作。
四、多功能农业作为农村发展的一条道路
很多学者认为，由于存在反自由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多功能农业”也可以作为农村发展的一个“第三条道路”。然而，多功能农业和这些农村发展方略（这些作者指“新典范”，“网络模式”或者“农村综合发展”）有所不同，表现在它们的目标一直是农业和农业企业。
强调农业部门的重要性的一些学者认为，即使按照新的模式来发展，农业以及农民仍然是农村成功发展的中心。例如，范德普罗格等人在对文献和实践经验进行研究后一致认为，农村发展过程可以涉及很多参与者，而反对农村发展只能沿袭农业征用的论调。他们强调，（综合）“农村发展可以在农业部门内部的创新和企业经验的指导下有效地进行。”此外，农村发展是“农业部门新的发展模范”，“农业部门正在复兴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的经济基础”；而且农村发展可以视为“农户为增加对生计资产的支配力而采取的新的谋生战略”。按照他们的观点，新的农村发展实践已经脱离了现代化阶段的专门化道路，因为在现代化阶段中农业生产无法与其它活动兼容。在这里农村发展理解为欧洲农业的重新表述，“高度多样化的输出方式，在相对自主和经过历史验证的再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活动的重新确立，以及对劳动过程不断增强的控制力，都促使技术效率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五、总结性定义
上面的回顾很好地证明，尽管我们还不能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文章中已经存在若干因素来阐释“新范式”。内生发展模式的创立者已经提出了大部分重要的因素——例如内部资源、市场、过程控制、外部联系、地区参与和主导、辅助性条件以及经济部门整合的重要性等——之后的理论又集中研究了农村发展的各个方面，这些都提供了有价值的成分。“内生发展模式”不同于现代化，它把重点放在地区居民的参与、主动权以及地区资源的开放上。这被视为在保护农村利益的同时加强农村经济发展的惟一方法。然而，在无视地区外的影响和可能变化（有利的和／或者不利的）时，这种方法可能把整个地区的发展带入不利轨道，同时也会错失在全球进程中可以取得重大发展的良机。
“农村地区”理论建立在类似的平台上。然而，它强调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网络的重要性以及一定的制度基础，试图解释这些地区的经济成功原因以及他们如何利用地区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但是，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十分有限的范围，因为这些经验很难从一个地区搬到另一个地区并且即使成功的农村地区情况也不尽相同，并非可以为很多欧洲农村提供一个标准范式。“网络模式”，包含了之前的内生和外生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第三条道路”，强调地区与地区外网络的联系。它在创新、学习和外部干涉的框架内解释了农村发展，并且将其理解为一系列的权力关系，“谁掌握控制权”，被视为地区最重要的因素。然而，这种方法仍然过深地根植于内生发展模式，而对大部分落后的农村地区作用甚微，因为这些地区缺少资源以及／或者能力而无法充分发展网络来取得成功发展。多功能以及“文化经济方法”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多元化道路，提出了复兴农业生产和相关活动（小规模加工，保护环境等）或者通过绿色旅游以及生产地区特色产品实现社会文化传统的商业化。但是，这些方法应当理解为对经济发展的有力补充，而非农村发展的主要途径。
因此，新的农村发展模式要从现行实践和一系列理论研究中加以总结。理论研究集中于各个方面和各种考虑，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然而，学者们就“新的农村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当代时代和实践特征基础上的新生理论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因此，我们不能仓促地追求一个权威的普遍适用的定义。范德普罗格等人认为“农村发展观是建立在各种启发式思维基础上的。它代表了对崭新未来的一种探求，也反映了农村居民的动力。它超越了现代化理论，因为现代化理论认为农业和农村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确切的答案并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不可信。农村发展理论并不是研究世界现在是什么，而是探求如何重建农业和农村”。
然而，我们更希望在这里提供一个定义。它并不是最后的或是惟一的定义，而是试图为这个研究提供一个大的框架，并且将我们的研究引入农村发展、农业、欧盟政策以及相关问题。我们所说的“农村综合发展”定义如下：农村综合发展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涉及到外部干涉和地区热情；以实现农村地区居民的良好生活状态和维持并改进农村价值为目的；以对中心资源的再分配，减少竞争的相对劣势以及寻找新方法来使用和补充农村资源为手段。完整起来理解就是，它不同于中央发展理论而是由地方控制和管理的；但是又不同于地方发展理论，除了地区资源，它仍然依靠中央的专业化指导和财政支持。换句话说，农村综合发展应当成为“新农村发展模式”理论，它试图解释地方发展以及／或者农村资源再配置如何能够借助中央的帮助，为农村争取利益；同时又保持未来农村价值的实现潜力。
在这种理解下，“农村综合发展系统”是中央和地方手段（如行政管理、知识、信息和决策制定系统、社会网络）的特殊设定，有着连贯性，从而有能力实现农村综合发展理论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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