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合作网络中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吉利汽车为例的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网络论文,为例论文,绩效论文,非对称论文,位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背景 在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创新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原动力。随着创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的加剧，“闭门造车”式创新已无法适应产品更新换代加速的形势，现代创新是一个企业相互合作、不断形成企业合作创新网络的过程。 在合作网络中，合作双方在企业规模、资金设备、融资渠道、研发技术等方面往往表现出强大的非对称性。关于非对称性合作的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后发企业与领先企业的合作及前者对后者的追赶。自身条件的劣势使得后发企业往往选择拥有特殊资源、地位斐然的卓越企业作为潜在伙伴。这种非对称性合作一方面可为后发企业带来先进的知识、稀缺的资源、关键的技能以及市场地位和行业声誉；另一方面也使后发企业面临诸如议价能力丧失等危机。同时，在非对称性合作中，在网络中处于不同位置的后发企业具有不同的创新绩效，占据良好的网络位置的后发企业在信息、资源控制、收益等方面更具有优势。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非对称性合作中成员的网络位置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1]。除了网络位置外，很多学者还发现企业家精神也是影响后发企业的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 众多处于赶超阶段的中国后发企业——尤其是汽车企业——有强烈的愿望和动机与大量国际领先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这是一条快捷又充满风险的道路。在相同的国际环境下，要更好地利用领先企业的优势资源，需要企业家具有远见卓识，为后发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吉利汽车是中国民营汽车产业自主品牌的典型代表，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以下简称为吉利汽车)，拥有年产30万辆整车、30万辆发动机和20万台变速器的生产能力，连续6年位列中国汽车销量10强企业，连续2年位列“财富世界500强”，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轿车制造企业之一，被评为首批国家“创新型企业”和首批“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企业”。在吉利汽车的发展过程中，其网络位置对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如何变化?尤其是在非对称合作网络中后发企业如何基于网络位置和企业家精神实现追赶?草根出身的吉利汽车集团主席李书福在这样的非对称合作网络中又表现出何种特质影响企业的独立创新之路? 本文将案例研究方法与扎根理论方法相结合，以吉利汽车为例，探讨后发企业在规模、技术、资源、品牌和综合实力都居于弱势地位的网络关系中的不同时期的网络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为中国众多自主品牌汽车的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 许多学者指出，案例研究更适合解释演化过程[2-3]，更适合探讨“为什么”以及“如何”的问题[4]，能够更细致和系统地展示网络位置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选择单一案例进行研究是为了更好地对一个“故事”进行深入的描述和解读[5]，以便发现其中路径，从而产生启示和指导意义。 扎根理论方法是运用系统化的程序、针对某一现象来发展并归纳式地引导出理论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其主要宗旨是基于经验资料建立理论[6]。该方法是一种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事物现象本质的核心概念、根据概念间的联系构建相关理论的方法。扎根理论的核心在于译码程序。所谓译码就是一种将资料分解、概念化，再以一个崭新方式将概念重新组合的操作程序。它要求保持对数据和资料的敏感性，通过不断比较概念间的差异来灵活地补充资料，以丰富、严密和接近饱和的资料增加理论的说服性。 扎根理论方法要求数据和信息足够丰富。本文采用多种来源的数据来“三角验证”构念和关键议题。数据来源主要包括：第一，实地调研，即自2011年开始对吉利汽车进行深入访谈调研及参观记录，从而获得一手资料；第二，历年企业年报、行业分析、相关媒体新闻报道和出版物等，从而获得二手资料，并不断调整与跟踪最新消息以确保二手数据的可靠性；第三，专家意见，即积极请教轿车工业领域的资深零部件专家以及高校师生等，保证第三方信息把握的准确性。 2 研究述评 2.1 非对称合作关系 在合作创新网络中，合作双方在公司规模、资金储备、融资渠道、研发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Emerson根据对交易伙伴的依赖程度将合作关系分为对称(symmetry)的和非对称的(asymmetry)[7]。近几年，许多学者将目光停留在对非对称合作关系的研究上，发现几乎所有被用于研究合作行为的经典模式系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非对称相关关系，而非对称相关关系会显著影响合作个体的合作行为[8]。在诸如吉利汽车等的中国后发企业与国内甚至国际领先企业进行合作创新的过程中，这种非对称合作关系的差异更加明显。 一方面，后发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选择合作对象时往往选择与资源禀赋较高的领先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样形成的合作网络关系不仅有利于后发企业实现资源和知识的溢出，而且有助于提升自身的信誉，如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业界称为“蛇吞象”现象)。Fombrun和Shanley提出良好的信誉本身就是创造租金的重要资产，这样的合作关系间接提高了企业的创新绩效[9]。同时，后发企业的知名度往往不高，技术先进、规模庞大的领先企业背后蕴含的地位信息也会带来企业形象的提升[10]。领先企业凭借自身的明显优势具有较大的合作伙伴选择范围，加之长久发展带来了丰富的甄别经验，因此后发企业一旦与领先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就意味着拥有强大的发展潜力，这对于行业和公众而言是信赖的保证。 另一方面，非对称合作网络中的后发企业缺乏能够立刻转化为商业化产品的经验和资源[11]，需要与领先企业合作才能快速弥补和完善自身不足[12-13]、加快顺利进入陌生市场的步伐、有效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通过向领先企业学习来获取技术溢出和声誉溢出，逐渐累积并形成自我竞争优势、逐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深入研究也发现，非对称合作关系给后发企业带来了很多风险。首先，拥有自主品牌的后发企业受限于自身条件和能力，在非对称合作关系中所获的收益总小于领先企业。例如，Leung通过研究中国与跨国生物制药的合作发现，强弱实力差距巨大的企业双方从同一网络合作关系中获取的租金收益完全不同[14]。其次，后发企业急于在与领先企业合作的过程中为自身能力的提升甚至赶超铺平道路，往往会选择让渡控制权和收益权而签订非对等的合作契约以吸引领先企业的青睐。中国很多企业在与跨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就陷入了这种“合作陷阱”而阻碍企业的升级发展[15]。最后，由于后发企业在非对称合作关系中获取知识的速度较慢，或领先企业出于保守商业秘密等的考虑而进行技术封锁，因此合作双方的信息不透明，造成合作双方的议价能力存在差异，领先企业更易获取投机“渔利”机会。这种长期的不对称合作中的依赖关系，导致合作网络中网络成员所获利益不一致、控制权不对等，加剧了彼此间冲突。吉利汽车作为中国民营后发企业，在与跨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尽管在技术、规模、资源、声誉和行业地位等方面都处于汽车产业的价值链低端，却没有陷入非对称合作关系中的“合作陷阱”，反而控制了合作网络创新，走上了自主发展道路，这值得深思和进一步探究。 2.2 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 在非对称合作网络中，非对称合作伙伴关系为后发企业提供了学习机会，同时也隐藏着风险和危机。创新的源泉存在于由网络位置带来的企业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中。Astra Zeneca公司的首席执行官Tom McKillop甚至指出，“99％的想法都在研究室之外”[16]。双方在网络中的位置代表着企业在合作网络中的地位[17]。不同的网络位置代表不同的知识获取机会，也就是说企业能从其他合作伙伴中获取收益的能力存在差异[18]。因此，网络位置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7]，网络位置优越可帮助企业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探索对创新绩效有用的资源[18]，创新绩效、资源和信息的获取都被解释为网络位置的关键函数。Podolny认为，目前存在两种不同但又有关系的网络位置，它们可为企业带来不同的收益：一种是强调外部资源获取的中心位置；另一种是以Burt的结构洞理论为基础的、在获取外部信息上具有优势的中介位置——它可为企业带来创新收益[19]。对于企业的合作创新行为而言，这两种位置并存，并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2.2.1 网络中心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网络中心位置充当着网络中心枢纽[20]以及获取和控制资源的角色，被用来衡量个体行动者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目前相关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中心性、直接关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上。大量研究均表明中心性高的行动者更倾向于创新。Walker、Kogut和Shan通过研究新兴生物科技产业验证了网络合作数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21]。Powell、Koput和Smith-Doerr利用1988—1997年400家国际生物技术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网络中心性与创新绩效正相关，企业占据的网络中心位置与相应的专利发明和网络外收入成正相关的关系[22]。Tsai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网络中心性与组织业务单元的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 当然，也有研究者发现，企业获得网络中心位置与网络中创新活动行动者获取的直接关系数量有关，与企业有直接关系的联盟伙伴的数量甚至被解释为中心性高的企业从网络中获益的函数。Ahuja通过大量实践和研究证实了，企业借助直接联系可从网络中获取更多的资源和知识溢出、实现资源和知识的共享，从而提升创新绩效。企业拥有多重密切联系可使其在网络中拥有较高的中心性，容易建立密集封闭式的自我网络。Coleman认为，在密集封闭式网络中，企业间相互信任而建立的信息流动和共享导致统一规则和标准的形成[23]。也就是说，在密集网络中，这种高度信任的合作关系使得任何越轨行为能被迅速察觉、信息得以迅速传播，这种行为很快会受到网络集团制裁，从而加速了规范密集网络的步伐。此外，它还能加快知识转移速度、提升行动者的创新绩效。 2.2.2 网络中介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中心位置强调关注与自我存在的直接联系，而中介位置强调与自我有联系的企业间关系模式。近几年，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网络中介位置在社会网络研究中的应用。Merida-Campos在研究经济学和计算机联合系统的关系时意外地发现了中介位置的作用[24]。Grossmann和Dominguez特意用中介位置研究利益集团的从属网络对政治的影响[25]。占据中介位置的企业在信息转换中直接影响信息传递，从而导致行动者的信息传递功能差异，进而可能影响整个网络的信息质量[26]。 一些学者主要通过探究结构洞、间接关系等来研究企业占据中介位置所带来的收益。Burt认为，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可以接触彼此不相连的合作伙伴，结构洞代表着两个行动者之间的非冗余联系，即网络中各点之间无联系或非等位的情形。比如，企业A与企业B和企业C均有联系，而企业B与企业C没有联系，那么就说企业A在网络中占据了一个结构洞的位置。 现实网络中不可能任意两个企业都发生联系，结构洞是普遍存在的。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凭借连接着两两不直接联系的企业而能获得三方面的优势：首先，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可从其他企业获取丰富的非冗余信息，能触及差异化信息并可从中进行筛选整合；其次，由于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在网络中具有联系两个不直接联系的企业的“桥梁”作用，因此有机会控制信息和资源，比网络中位于其他位置的企业更有竞争优势；最后，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可从其他企业获取套利资源，即低价获取信息并高价卖给其他企业，从而获取“第三方渔翁之利”，即结构洞就是行动者可以玩弄以获利的空间、网络中的“好位置”[27]。 在合作创新网络中，占据结构洞位置的网络成员有机会获取“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这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非常有利[28]。Zaheer和Bell对加拿大共同基金企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跨越结构洞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绩效。 对于网络中没有建立直接联系的各企业而言，处于中介位置的企业担当了桥梁作用，使它们得以建立间接联系。Ahuja的研究表明，企业的间接联系数量越多，其创新绩效越高[13]。Gulati以及Salman和Saives认为，间接联系扩大了网络中行动者涉猎信息的范围，为企业与其他行动规则进行信息交流提供了途径，同时利用间接关系还能监控外部环境、弥补稀缺知识[29-30]。处于中介位置的网络合作伙伴缺少直接联系数量，更易在自我网络层面形成稀疏开放式网络。McEvily和Zaheer[28]对美国227个制造类企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网络非冗余、稀疏性和地理分散程度对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起正向调节作用。 2.3 企业家精神的中介作用 在非对称合作网络中，不同企业占据不同的网络位置，获得了不同的创新绩效——这与企业家精神紧密相关。企业家精神是现存企业为了适应环境变化和提升竞争力进行的“创造性破坏”，即一个公司整体具有的创新与风险创业精神[31]。有研究指出，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32]。第一，企业家精神能帮助企业在主动探索新技术和新市场的活动中获取大量新知识，而这些新知识往往正是创新的来源，并能促进组织学习、提高创新绩效；第二，企业的这种领先精神也促使企业比其他竞争对手优先获得市场基点、快速反应市场、增加创新成果产出；第三，风险和收益总是并存的，企业的风险创业精神隐藏着巨大的获利空间。 当然，不同的网络位置也给企业带来不同的位置优势——包括信息和控制收益。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积累、转换和利用资源的有效方式[33]。动态能力观指出，企业的竞争优势除了来自资源稀缺性之外，还来自在动态环境下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的能力上[34]。网络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流向。 资源(如知识扩散和人力资本)的差异使得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竞争条件和进入条件，网络位置的差异意味着区域地理条件和行业特征的不同，网络位置对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产生一定作用[35]。企业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区域性现象和时空现象[36]，空间地理位置影响了企业的创建过程和结果，不同区域的企业家精神具有不同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37-38]——这正是中心和中介位置的体现。例如：Goetz和Freshwater以美国50个州为研究样本，发现创新氛围是创业活动的决定因素之一[39]；Armington和Acs认为美国创业水平的地区差异主要源于市场需求、人力资本等因素[40]；部分研究者从团队层面研究企业家精神，包括权变因素、团队异质性、团队规模等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中心性高的企业容易建立紧密的封闭网络结构，而位于中介位置的企业容易获得异质性信息，更有能力应对创新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例如：Cooper和Daily认为，创业团队在年龄、教育背景和种族等方面的异质性与团队效率和创业绩效正相关[41]；Glick、Miller和Huber发现，在变化的环境下异质性创业团队能获得高绩效，因为异质性提供了更多决策以应对变化的环境[42]。企业应对竞争需要不断创造新的资源组合，而经济全球化恰好提供了组合这些资源的途径，从而拓展了企业的能力范围和开发机会，并最终促使企业实现成长目标。例如：Covin和Slevin认为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体现为公司组织结构方面的创新性、开拓性和冒险性等[43]；Morris和Kuratko关注了企业家的组织管理风格、组织及其环境的开放性互动[44]。 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更倾向于运用以创新和变革为根本特征的企业家精神来不断配置和利用紧密型网络带来的内外部资源来提升创新绩效。而对于处于中介位置的企业来说，结构洞和间接关系蕴含着新的多样化信息，推动企业将资源投入新产品或新市场，促使企业重新定义战略更新活动，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3 开放性译码 开放性译码是指将所收集的资料分解、检验、比较、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它通过仔细检验将所收集的资料分解成各个单位，也就是对现象取名字或加以分类，然后仔细检验并比较异同，针对所反映的现象提出问题，在经历上述过程后最终针对假设提出质疑和探索，进一步发现新现象。 1)网络位置。 在网络位置范畴的提取过程中，通过分析和处理所获取的资料得出两个范畴——网络中心位置和网络中介位置。本研究中，网络中心位置是指吉利汽车在非对称合作创新网络中通过获取关键资源、构建直接的外部网络关系以共同合作开发创新技术，实现知识共享、技术互补和规模效应的网络位置；网络中介位置是指吉利汽车在与自身有间接联系的不同企业结成的合作创新网络中占据的中介人位置，该位置可帮助吉利汽车获取掮客收益，即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 2)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范畴的提取过程如下：首先收集和分析资料，对与吉利汽车总裁李书福相关的资料和报道以及企业年报进行编码，然后提取概念，最终实现概念化过程。例如，1994年李书福拆了自己价值100多万的奔驰汽车，1996年又斥资数百万元买来奔驰、宝马等名车拆开研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凌晨1点才睡，4点就起床琢磨技术，自己动手、自己画图、自己装配生产汽车。笔者将之理解为李书福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表现出的敢于冒险、锐意进取、艰苦奋斗、敬业敬职的精神，最后将之概念化为风险创业精神。经过概念化的挖掘后，找出概念间的共同属性，最后统一范畴化为企业家精神，从而完成整个范畴化研究过程。本文用3个纬度衡量企业家精神，即创新、风险活动和战略更新[32]，最终归纳出的企业家精神就是：吉利汽车总裁李书福对创新有强烈偏好、自己不断创造和发挥才能、敢于开发新市场和新产品，他在制定和调整企业战略上富有冒险精神，并且保持主动探索新技术和新市场的热情，从而领先于竞争者获取市场基点，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及时更新战略。 3)跨国联盟和全球研发体系。 通过资料分析和处理得出两个范畴——跨国联盟制造和全球研发体系。在本研究中，跨国联盟是指吉利汽车遭遇成长的“天花板”，急于改变与低端产品挂钩的印象，在积蓄了创新改革的实力后，经过一系列国际合作以及制定产品的全球标准和战略来实现创新发展。全球研发体系是指吉利汽车建立技术国际联盟和海外研究所，突破汽车产业内国外领先企业的技术封锁，走上自主创新之路。 4)非对称性合作。 在非对称性合作范畴的提取过程中，本文挖掘出3个主要概念——技术合作和开发、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在合作创新网络中，吉利汽车在与许多领先企业的资源禀赋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一方面凭借中心位置优势与领先企业开展技术合作、共同开发核心技术；另一方面通过作为网络位置较远的行动者的中介者来获得新信息、发现新机会、察觉新威胁产生的“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20]。 5)R&D投入、人才引进和政府支持。 通过资料整理和分析得出两个范畴——R&D投资和人才引进[45]。在本研究中：R&D投资是指吉利汽车进行研发时采用与国际水平相当的高研发投入比例，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人才引进是指吉利汽车从外部引进专家、职业经理人，采取自我培养的方式兴办学校、培养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政府支持是指吉利汽车借助政府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最终使企业屡次成功完成跨国并购。 6)人才储备和内部修炼。 通过资料整理和分析得出两个范畴——人才储备和内部修炼。本研究中：人才储备是指吉利汽车采取自办教育、自我培养等方式拥有大量专业对口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内部修炼是指吉利汽车通过管理创新和流程再造来应对风险，以适应快速变化和复杂的市场。 7)创新绩效。 通过资料分析和处理得出两个范畴——技术绩效和经济绩效。本研究中：经济绩效是指1998年至今吉利汽车的新产品发布数、产品创新带来的销售收入完成比例，以及在中国自主汽车产业中的地位；技术绩效是指吉利汽车在整个技术创新过程中也即从模仿先进企业的技术到最终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中的专利①申请数以及新技术产品的利润率，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在国内乃至国际获得多项“第一”的殊荣，从而推动企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从“敲敲打打造汽车”到成为世界500强。 4 主轴译码和选择性译码 4.1 主轴译码 主轴译码是指借助所分析现象的条件、脉络、行动/互动的策略和结果，将各范畴间联系起来，进行又一次资料重组的过程。它一般遵循“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行动/活动、结果”这一典型模式，在这个模式进一步发展范畴。我们一般主要利用产生此现象的条件、现象背后寄寓的脉络(特定性质)，以及在现象中行动者执行、处理的策略，观察采用相关策略后的结果，据此对某一核心范畴有更深入和准确的理解。 在主轴译码阶段，利用典型模型得到一个主范畴——网络位置。网络位置由跨国联盟、全球研发体系、企业家精神、R&D投入、人才引进、人才储备和内部修炼7个范畴以及技术合作和开发、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3个概念的构成。主范畴的典范模型分析过程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