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北京地区政治学理论研究状况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地区论文,政治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末至2000年初，笔者曾就北京地区政治学理论一年来的整体状况写过一篇综述，在不同场合听到过鼓励、议论、批评等等反馈。综述在年内的几次学术会议上还作为会议论文使用过，有些与会同仁听后索要过刊载期刊。本院不同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注意到这篇文章，认为对于了解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动态是积极有益的。所有这些促使我们有心将这项工作一年一度地坚持下去。
有些情况需要预先解释一下。首先是北京地区的理解。去年我们有意将所有收集到的资料限定在北京地区出版的刊物和北京地区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上。实际上，不少作者的工作单位不在北京，而北京地区作者在外省市发表的成果又没有纳入我们的视野。北京图书市场上由其他省市出版社出版的一批好书影响很大，也被排斥在考察的范围之外。为了弥补这一缺欠，今年将资料范围扩大为北京地区市场上流行的专著和译著，以及北京地区发行期刊上的论文。这篇总结主要是针对北京地区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适度超出这一范围的。其次是资料的期限。1999年综述中参考的论文，有些是1998年年末问世的。2000年，本系协同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共同经办《政治学》双月刊，每期预备选用的论文最初是从国内3000多种期刊中筛选出来的，其中有些也是前一年，即1999年最后一个季度问世的。但是这种情况只属极少数。2000年综述谈到的论文，主要出自当年发行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双月刊，以及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政治学研究》。再次是综述的体例。《政治学》双月刊的篇幅有限，综述不可能作的太大。这样，对一年来政治学理论研究状况所作的分析、评价和发展趋势预测，就不再集中处理，而是放在每个部分里面用一定篇幅安排。
以下按内容分三个部分展开。
一、政治学理论
这部分内容，按照目前国内通行的政治学原理或概论的体例展开。王振海在《论政治学的学科特征》（载《政治学研究》，第3期）中指出，政治学知识的系统性、积累性、很大程度上的普遍性、客观性、可验证性，为这门学科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但是它在内容和方法上的特点，又决定了它难以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这一思路对于政治学自身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
关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唐鸣分别讨论了国家、权力和政策三个概念，认为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他主张在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上，人们应该有新的观点。（见其《政治学的对象：国家、权力抑或政策》，载《政治学》，第3期）具体到国家学说方面，邓宏炎着重研究了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罗茨纳赫笔记》时期的思想脉络，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形成，经历了经验假设、理论论证和经验确证三个阶段，并且侧重经验知识和实证方法在这一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见其《论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思想历程与研究方法的考察》，载《政治学》，第2期）在权力的内涵和运行机制方面，杜钢建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着重分析了政府的制度性能力（依法行政、宏观调控等）和政府的规制能力（自主度、透明度、自由度等）（见其《政府能力建设与规制能力评估》，载《政治学研究》，第2期），把对权力的认识深化了一步。张康之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的西方学者，在探讨如何制约权力时，都走上一条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路，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他主张到权力与权力执掌者的关系中去寻找权力制约的新方案。（见其《评政治学的权力制约思路》，载《政治学》，第4期）在公共政策领域，贺卫、王浣尘介绍了公共政策分析的10个理论模型，如利益集团模型、意识形态模型、公共选择模型，以及精英决策、渐进决策、博弈论等决策模型。（见其《试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模型方法》，载《政治学》，第2期）
对民主理论和各国民主实践的考察，是较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民主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一本译文集，来自法国、英国、美国、巴西、阿根廷、韩国的学者，分别考察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的现状和难题，研究了政治民主与社会条件、民众心理、法制化程度、宗教、传媒以及官僚队伍的关联，有的还给出了实地调查的程式和理论分析的框架，对于了解当代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以及有关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提供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视野。《理解民主——经济的与政治的视角》（[加]布来顿、[法]塞蒙、[意]卡罗地、[加]温特伯著，毛丹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也是一本译文集，一批来自发达国家的学者侧重从市场、法律、经济增长等因素与政治的关系这个相对集中的视角，考察民主制度当中的参与、稳定、宪制、财政、腐败等问题，特别是讨论了民主制度的缺陷和限度这个少有人顾及的课题。译著《半主权的人民——一个现实主义者眼中的美国民主》（[美]谢茨施耐德著，任军锋译，天津人民出版社）是一本剖析美国民主制度的著作，作者认为人民只是一半而非全部主权的拥有者，人民主权原则的实现有赖于政党政府的建立，为此又需要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加以改造。
实践中的中国政治民主建设和有关基本理论是国内学者关注的课题。顾肃结合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和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时机，认为我们已经到了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法治基础上的民主，包括厉行法制、维护宪法的至上权威、加强违宪审查等等。（见其《论法治基础上的民主》，载《政治学》，第4期）由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师合作的第二辑《政治与行政管理论丛》（王浦劬、时和兴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包含了对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进程的思考，探讨的课题包括市场经济与政治学、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全国人大的监督功能、政治决策中的多数裁决规则等。傅菊辉、樊立英的《论基层政府政治资源的流失、保护与开发》（载《政治学》，第1期）是一篇充满社会关爱的文章。作者提出政治资源分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两种，包括政治体系的功能与权威、政治运行机制的效率、政治主体的权力、政治文化等，基层政府政治资源的流失原因在于当地政策、规章、税收以及出售的公共产品（如社会秩序、教育、道路等）不当，以及一些行政人员的低素质，而保护资源的措施包括落实村民自治制度、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等。
在团体论研究方面，译文集《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围绕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普特南的文章《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从各个侧面讨论了当代美国社会中结社减少的现象。由于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一般包含制度与规范、自愿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公民参与、公民文化等多侧面的内容，所以普特南开辟的研究方向也涉及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文集还简要介绍了普特南对意大利地方政府改革所作的连续20年的跟踪调查结果。王韶兴的《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论》（载《政治学研究》，第4期）比较清晰地界定了有关学术概念。
在沟通论方面。《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美]姆贝著，陈德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来是传播学方面的专著，但是其中讨论了权力和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在组织文化和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值得注意。
在政治地理学方面。曹诗图、王恩涌从国家的领土形态、周边环境、地形、地理性状、环境问题等入手，分析了这些因素对社会发展、政治结构、法律精神乃至政党制度的影响。（见其《政治与地理环境》，载《政治学》，第2期）葛瑞明简要总结了地缘政治研究的百年发展历程，对20世纪这一领域的有关争议性问题给与评介，提出地缘政治学的基础是心理因素而非地理因素。（见其《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载《政治学》，第5期）
在政治文化方面。丛日云、王辉综述了8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复兴的情况，其中特别介绍了艾克斯坦政治变化的文化理论、英格尔哈特对发达工业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跟踪研究以及维尔达夫斯基的文化模式理论。（见其《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载《政治学研究》，第1期）丛日云还在《构建公民文化——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载《政治学》，第3期）一文中指出，国内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从现在起应该逐步实现向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转化。关海庭侧重从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入手，比较中俄两国政治转型的特征。特别是作者指出俄国政治文化的无根基性和好走极端的特点，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俄国体制转型中容易激进、跳动的原因所在。（关海庭：《中俄选择体制转型模式的政治文化原因分析》，载王浦劬等主编：《政治与行政管理论丛》）
在政治发展领域。徐恕在文章中综述了近十年来东欧中亚国家的阶级结构变化，将其归纳为两大基本板块（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与四个主要阶级（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雇佣劳动阶级）的格局，提出各国的历史传统、改革初期确立的目标模式、实际政策以及具体操作方式，属于推动结构发生改变的诸因素。（见其《东欧中亚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载《政治学》，第5期）姚建宗的《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戴敏敏的《政治发展研究中的文化回归趋向辩析》（分别载《政治学》，第2、1期）较为完整地总结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和理论发展进程。
纵观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政治学理论方面的成果是丰富多彩的。对有些原理的探讨在深入、细化，比如近几年，包括过去的一年对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是新见迭出。一些分支领域，如政治文化方面，蕴含着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机遇，目前可以作的是进一步了解国外最新动态，以及逐步调整、完善我们的研究方法。
政治学理论的类型与归纳方式，已经显露出新的思路。像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已经难以用50年代至60年代的团体论来理解，或许今后可以尝试单独作为一个分支领域。又比如，公共政策属于70年代后勃兴的交叉学科，它本身涉及实证研究和价值判断，又牵连政策科学、决策论、公共政策分析等方面的诸多课题。所以可以考虑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
有关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成果较多，已经持续性地形成一个热点。这方面的研究还应加强。但相比较而言，集中就同一个题目进行探讨、争论的文章和论著较少，这多少反映了研究基础的薄弱。某些重要的政治学概念，比如人权学说方面，见到的成果尚少。万斌、倪东总结了马克思的自由论，从哲学层面看是认识论自由、价值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统一，而政治自由是社会自由在人的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具体化。（见其《马克思自由论体系中的政治自由思想》，载《政治学》，第1期）总的看，这方面还期待着全面、深透的论文和论著。实际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实践每日都在提供新鲜、丰富的经验，理论界应该给予及时、深入的理解。政治学界也应强化与法学界、国际政治学界的学术合作，共同从事一些理论课题。所以这恰恰是潜在的学术增长点。
从提高学术水平的角度来看，有一些可以弥补的不足。首先，对各类理论的功能应有更加精确的把握。比如以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公共政策研究中的模型，有的可以归为决策主体，像组织、利益集团、精英；有些可以归为决策的制约因素，像意识形态和政治系统；有的可以归为决策策略，像理性决策、渐进决策、博弈论等；有些可以归为政策分析的工具，像公共选择理论。总之，不宜笼而统之地归结为方法。其次，在有些重要概念的界定上，个别论文稍嫌粗放。比如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有的学者偏重采用意识形态的分野划分政治文化的类型，减弱了各民族内部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又突出传统文化因素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较少分析现实中的各种变量，使得整篇文章的实证性稍逊。再次，技术上的问题也存在，表现在个别丛书由于是多人合作，所以在审阅、校对时有疏忽的地方。比如，在讨论普特南有关美国社会结社下降这一研究结论的文集中，有一处注释将他的名篇《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译为《滚开：美国社会资本的下降》（李惠斌等主篇：《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250页）
二、政治思潮
这部分按照内容归纳为九个流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一个重译本。80年代初期的译本由俄文转译，这次由具有权威性的英文版本译出，可以从中了解葛兰西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理论，以及他在文化与政治问题上的见解。弗洛姆的《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孟禅森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可以看作一部政治心理学的著作。作者在精神分析之外，借用了神经生理学、史前史、人类学、动物心理学等方面的资料，其中对希特勒和希姆莱的人格分析，可以帮助读者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深入观察法西斯主义。
当代自由主义。文选《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辟》（[英]米勒编，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从英国政治哲学家波普的论文和著作中摘选出精彩段落，分别组成“知识论”、“科学哲学”、“形而上学”、“社会哲学”、“20世纪的教训”五个部分，从中可见他的思想方法和政治理论。最后一部分是波普在90年代就重大社会政治问题所作的几次谈话，属难得的研究资料。《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邱仁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中有几节回顾了他政治哲学形成时期的社会背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将《正义论》谈论的普遍的道德正义缩小，专门谈政治正义观念，同时纠正了早年某些不现实的叙述，认为立宪民主政体必然容纳合乎理性的、又是互不相容的完备学说的多元化。万俊人还另外著文，简要介绍过政治自由主义的要义。（见其《进退之间》，载《读书》，第5期）时和兴翻译的罗尔斯的论文《公共理性观念再探》，介绍了政治正义的基础，即公共理性。台湾学者盛庆
的《对罗尔斯理论的若干批评》（载《政治学》，第6期），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是混杂的，算是一种罕见的不同音。
民主社会主义是热门领域。又有几个热点。《新市场社会主义》（[英]皮尔森著，姜辉译，东方出版社）、《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美]奥尔曼编，段忠桥译，新华出版社）分别介绍了市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历史上的典型模式、它的经济民主和代议制政府改革主张、左派内部的争论。《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王振华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杨雪冬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陈林等主编，当代世界出版社）汇集了中外政治家和学者在这一流派上的主张，特别是积极的社会福利、社团主义、强化教育和职业培训、宪法与政府体制改革、实行跨民族国家合作等多层次的内容。此外，这一政纲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它在不同国家走过的独特道路和目前时期各自的政策侧重点，在这几本文集中都有详尽的总结。“第三条道路”的理论阐发，则集中体现在吉登斯和哈贝马斯两位大家的著作中。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集中陈述了作者关于经济全球化、人为风险、后传统社会、反思现代化、生活政治、能动性政治、全球治理和世界性国家等基本概念的深刻内涵。汪民安的《性与民主》（载《读书》，第10期）介绍了吉登斯的另一部著作《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其内容是这位思想家社会学理论的延伸。与福柯不同，吉登斯赞同两性间平等的纯粹关系，并认为这一点有助于强化公共领域中的民主意识。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应用到晚期资本主义，这本问世于70年代初期的著作，为大约10年后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提纲式的准备。焦文峰的《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述评》（载《政治学》，第5期）说明了，在当今社会福利国家的情景中，由于国家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国家化，私人领域不复存在，公共领域日趋瓦解，重建公共领域的惟一出路，是恢复批判精神。李远行的《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民主观述评》（载《政治学研究》，第3期）介绍了交往行为中的问题之一，即理性地商讨公共事务与民主决策，以及法律合法性的惟一来源是民主产生法律的程序。哈贝马斯也讨论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合作问题。（见其《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载[德]贝克、哈贝马斯著，王学东等译：《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曹卫东借一段史实的回顾，述说了德国左翼政治家施罗德与理论家哈贝马斯在政策上的歧见。（见其《在权力与话语之间》，载《读书》，第1期）上述著作以外，国内学者，如殷叙彝、万俊人、杨雪冬、刘小林、陈林等，还就这一流派写过一系列述评性文章。
当代保守主义中有一些经典著作译出。其中最重要的是哈耶克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辟》（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它们讨论了自由与法制的关系、经济自由主义观念、自由企业制度的道德因素，批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建构理性。加尔布雷斯的《自满的年代》（杨丽君等译，海南出版社）批评了当代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弊端，认为问题发生在大企业经理人、商人、律师、医生、会计师、科学家和接受政府补贴的农民等自满阶级身上，主张国家干预并矫正自由放任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下发生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为精英主义辩护》（[美]亨利著，胡利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批评了当代美国社会流行在学校、大众媒介、文化娱乐界和政界的那股降低标准、趋时媚俗的风气，主张没有必要把民主与精英主义对立起来。唐兴霖的《诺斯的国家与政府理论述评》（载《政治学》，第5期）、忻林的《布坎南的政府失败理论及其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载《政治学研究》，第3期）、褚松燕的《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局限——评公共选择理论》（载《政治学》，第6期）、袁瑞军的《官僚自主性及其矫治——公共选择学派有关论点评介》（载《政治学》，第2期），对当前西方流行的制度主义和公共选择学派作了介绍和初步评价。
绿色政治方面成果较少。郇庆治的《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归纳了欧洲主要地区绿党的发展道路、生态政治观、理论基础和政治前景。
女性主义涉及的学科范围较广、较杂。值得提到的有译著《被奴役的性》（[美]巴里著，晓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书中提出了性权力的概念，归纳了妇女受奴役的种种社会现象，批评了父权制法律对这些现象的纵容，综述了全球女权运动及其意识形态。此外，90年代产生的酷儿政治和酷儿理论属于这一流派中一支激进的政治力量。酷儿意指所有被权力边缘化的人们，他们声称向社会的“常态”、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向传统价值观挑战，理论上借用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罗宾等著，李银河译：《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时事出版社）《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马元曦主编，北京三联书店）主要结合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讨论妇女面临的问题。
民族主义成果较少。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将重点放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半期的欧洲民族主义运动上，并用一定篇幅介绍了它在20世纪晚期世界各地区的发展状况。
法西斯主义方面的成果基本覆盖了历史各阶段。杜美的专著《欧洲法西斯史》（上海学林出版社）、美国学者拉克尔著的《法西斯主义——过去、现在、未来》（张峰译，北京出版社）系统介绍了这一极右思潮的演变史，前一本书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本书多了50年代以来的新法西斯主义和教权法西斯主义。刘国柱的《希特勒与知识分子》（时事出版社）、译著《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德]法里亚斯著，郑永慧等译，时事出版社）则提供了另一个研究视角，包括纳粹主义的知识来源、纳粹政权下的知识分子行为等，海德格尔是两本书都提到的个案。海德格尔晚年自编的论文集《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记录了作者对西方几位大思想家的评论，汇集为存在思想的演变历程。
后现代主义涉及的课题也非常驳杂。利奥塔的《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和《后现代道德》（莫伟民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方汉文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德勒兹的《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可以视为对几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进行研究的相关阅读资料，例如，了解拉康对女性主义的影响，了解社会对信息传播的控制权。《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美]罗宾斯著，徐晓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体现了当今美国文学批评界不再满足于狭隘文本的纯审美分析，而是注重跨学科的、对文化所在的政治现实进行研究的趋势。作者以“民族／国家、种族、性别、阶级”这四个因素为核心，批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愈演愈烈的“世界主义”，主张代之以集体的、介入的、有力量的国际主义。英国学者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指出，知识分子的传统体现为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的统一，他们应该超越专业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旨趣(taste)等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
总结以上可以看出，同政治学理论部分相比，政治思潮部分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翻译和介绍多于国内学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这在目前阶段仍然是必要的，但也有待于改进，如增加我们对国外思潮的比较与批评。思潮部分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有几个突出的热点，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和当代保守主义方面，译著、译文和中国学者自己的述评远过于其他流派。这一点折射出中国当前发展市场经济和调整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如检讨计划经济容易有的漏洞，强调个人责任与社会保障相结合。
但是两个特点又反衬出这一部分的不足之处。比如，对民族主义和绿色政治的研究相对薄弱，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们的盲点。实际上，这两个流派当中蕴含着其他国家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教训和理论启示，它们对于我们处理、解决好国内的民族问题，对于我们反思、纠正现代化进程中的偏差，同样是有直接意义的。相反，对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介绍和研究数量仅次于民主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而实际上这两个思潮离我们的国情和社会需要偏远，研究中不无学术泡沫。还有一个属于空缺，即无政府主义，实际上这一流派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当代自由主义的研究也应适度加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政治自由主义试图解决好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基本价值在现实社会中的合理实现，仅仅这一点在许多政治课题的讨论中就是富于开发前景的。此外，罗尔斯对立宪制度和公共领域的不断思考，在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和政治文化培育上所具有的意义也不容忽略。
翻译当中译名统一的问题也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比如，特性、身份(identity)与认同(identification)是否意思上没有差异？intersubjectivity是译成主体间性好呢？还是译成互主体性或互相主体性好？哈贝马斯使用的Legitimation，译者有时翻译成合法化，有时译为合法性，其间有没有不同的地方？这些都应该予以辨明。更不要说还有其他概念的混用、误用、乱用的问题。
三、政治思想史
这一综述集中在西方部分。
美国学者麦克金德里克的《会说话的希腊石头》（晏绍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是一部考古学著作，但其中蕴含的信息对于了解古代希腊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是有益的。例如，考古发现古代雅典的议事厅、人民大会会场、剧场的位置和遗存，有助于读者想象公元前509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后雅典民主制的活动情景。选举陪审员用的投票机复原物，使后人得以了解公民辞退、录用、配置陪审员的程序。由杨绛翻译的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斐多》（辽宁人民出版社）主题是讨论灵魂不朽。此外，译者对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理念”的译法和解释（至高、绝对、永恒的，抽象的实体、真正的本质）值得注意。水建馥翻译的《古希腊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收集有柏拉图的《辩护词》、《克里同篇》、《费多篇》以及普鲁塔克的《伯里克利传》，可以与此前其他译本参照阅读。英国学者吉尔比著的《经院辩证法》（王路译，上海三联书店）以及刘小枫写的“中译本导言”提出一些出人意料的观点，特别是认为经院哲学家发展的辩证法，有助于推动思想的自由和平等交流，这一点对于理解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同近代自由主义的联系可能是有益的。
对国内学者来说，18世纪至19世纪的德国政治哲学历来属于讨论与译事的热点，也最具有研究基础。李梅的专著《权利与正义：康德政治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康德的政治学说体系。齐良骥的《康德的知识学》（商务印书馆）分为感性编和知性编两部分，总地看属于政治哲学的相关学科。2000年，译著《费希特著作选集》（梁志学主编，商务印书馆）第四卷问世，其中包括1800年出版的《闭锁的商业国》。这一时期费希特注重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主张国家强化经济管理职能，对外切断贸易往来，实行闭关、自立，防止贫富分化，倡导纯化风俗。郁建兴的专著《自由主义批判与自由理论的重建》（上海学林出版社）在精神上准确把握了黑格尔政治哲学与18世纪、19世纪之交流行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差异，对其自由观念的思想来源、历史地位和广泛影响给予清晰的整理和说明。
王希的专著《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虽然主题不是政治思想史，但对美国宪法的内容分析以及对建国以来几位重要政治人物兼思想家的学说，比如杰斐逊的共和宪政思想、罗斯福新政的宪政要义等，都有较为详细的交待。作者还著文述说研究美国宪法的意义。（见其《活着的宪法》，载《读书》，第1期）卡多佐是20世纪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著名的联邦大法官，他善于在普通法管辖的领域内，通过司法实践使判决更多地靠近社会与公共政策的需要，赞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以及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从而支持了新政。他的有关思想，参见《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
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有过影响深远的转折。英国思想家密尔青年时期接受边沁的功利主义，后来受文学家柯勒律治的人道主义影响，初步提出国家必要干预的积极自由主张。这一思想变化，可以从他的文学评论《论边沁与柯勒律治》（余廷明译，中国文学出版社）中看到一些。当代法国思想家阿隆的社会学名著《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宗旨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的经验论社会学之间寻找某些共同的东西。全书包括孟德斯鸠、孔德、托克维尔、帕雷托、韦伯等专章，内中有丰富的政治思想。站在19世纪终端的，是德国哲学家尼采。但这里缺少专门的政治思想研究成果，只有相关阅读文本。《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尼采著，陈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属原著。《解读尼采》（[法]都鲁兹著，张唤民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弗里德里希·尼采与科茜玛·瓦格纳》（[德]赫尔纳著，赵蕾莲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均属传记类专著，从中可以看到尼采生前的一些政治态度和政治观点形成背景。
西方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原理的知识来源之一，其历经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也蕴含了当代西方政坛流行各种思潮的萌芽。德国古典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前者包括了政治哲学传统。可以说，思想史方面训练的厚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观察现实的敏锐性和理论解说的力度。过去的一年，国内学者在思想史的各个阶段倾注了自己的努力，出版了一批好的译著和研究专著，从发展势头看，这种研究会持续、全面地开展下去。特别在古希腊时期、中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都蕴含着学术收获的潜在机遇。
这一领域的一个不足之外，是译著、译文的不及时和优秀译作少，而这是思想史学习与研究的前提。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不少经典著作没有译出，随便举一些例子，像柏拉图的《法律篇》、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布丹的《国家论六卷》、霍布斯的《论公民》、卢梭的《波兰宪法草案》等，都包括在此列。次要思想家的有些著作同样不可或缺。现当代重要政治思想家待译的经典著作也有许多。最好翻译界列一个书单，把抓紧时间翻译名著当作一件共同的任务，其意义绝不下于自己写专著。
国内学者高质量的研究专著正在增多，但相对来说还太少。一些好的成果有博士论文的基础，恰恰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研究的难度。总的看，对当代的关注压倒对历史的回顾，但历史可以给人以现实中缺少的东西。
思想史部分也有译名统一的问题。像柏拉图的idea，现在已经有了理念、原型、相、基本模式、绝对、实体等等译法，而且都出自名家之手，但它们肯定给读者带来不便。能否统一，至少在不能统一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讨论和澄清，都是学术界短期内能够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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