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新教传教士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和团运动论文,新教论文,传教士论文,德国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2)01-0152-06
19世纪末，在中国各地，以农民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参与的反对外来侵略和基督教传教武装斗争大规模兴起，并且最终酿成了一场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德国社会各界深感震惊，不少外交官、商人和新闻记者纷纷在隶属于自由派和自由思想者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齐声讨伐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认为基督教传教，特别是新教(也被称作“福音教”)传教对在中国发生的“可怕的灾难”负有“主要责任”[1](P385)。德国新教传教士反击这种指控，一方面驳斥各种各样的“恶意诽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另一方面又现身说法，力图揭示引发义和团“暴乱”的“真正”原因。
这些传教士如何探讨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原因？其主要观点有哪些？他们的立场观点与外交官和商人的立场观点是否有本质的不同？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迄今尚无专门论述，本文试作初步探索。
一、德国媒体对基督教新教传教的指控
率先在德国对基督教新教士在华传教活动提出批评的是一些外交官和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而掀起“一场正式攻讦传教运动”[2](P4)的则是柏林、科伦、汉堡、哈勒等地隶属于自由派和自由思想者的报纸。
在柏林，1900年6月29日，《小报》发表了报社记者就当前局势采访一位德国外交官的访谈。这位外交官把引发义和团起义的责任归咎于传教士，特别是新教传教士，声称他们的“宗教狂热”、“不得体行为”和对中国国情的“无知”触犯了那些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为神圣的东西。几乎在每个地方，传教士一露头，民众就马上奋起反对爆发，中国政府则在外国列强的逼迫下，不得不派兵惩罚所谓的“闹事者”。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平息教案，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反对者的不满[3](P7)。另有一份报纸说：传教士待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城市，过着称心如意的舒适生活。他们也不懂中文，仅仅通过被派遣到内地的翻译进行布道[3](P8)。先前曾担任过德国驻华公使的巴兰德为《周报》撰文，列举了一系列引发中国人“仇外”行为的因素，并把基督教传教士，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缠磨人行为置于首要地位，其次是外国公司在华铺设铁路举措，这一举措使中国许多人力车夫、赶骡马和骆驼的人、拉船的人等丧失工作和谋生手段。巴兰德还特别强调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缺乏其天主教同行的“宽容态度”[3](P8)。其“亲天主教”倾向在此昭然若揭。
在科伦，1900年7月7日，《科伦报》发表了题为《我们的中国志愿者》的文章，其中写道：“在我们最终战胜敌人时，约束我们两大教派传教士的狂热精神的时机也就到来了，因为正如1860年的法中战争是由几位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教徒被杀而得以爆发的情形一样，现在也没有任何人会怀疑，我们的传教士的宗教热忱对于血腥的起义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3](P8)在作者看来，传教士劝人改变信仰的“癖好”，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宗教习俗，而对欧洲人来说，“是否有几十万穷苦力出于生计成为了令人怀疑的基督教教徒，这根本不重要；与惨遭屠杀的数千名欧洲人的宝贵鲜血相比，它是毫无价值的。”[3](P9)作者还换位思考，颇为认真地提出了下列质疑，“如果中国人想要派遣人来让我们皈依孔夫子的学说的话，我们欧洲人又会做何感想”[3](P9)。
7月8日，《科伦报》又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了已被义和团杀害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对传教士的评论。按照克林德的说法，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属于较好阶级的人都很少与传教士交往。投靠传教士的大都是一些“卑劣的撒谎者”，而传教士又很容易被这些人说服，为他们提供支持。特别是“不诚实的负债者和滥用其经手管理的钱财的人往往会突然醒悟到基督教宗教的美好和价值。通过这种方式，经常有涉及田地和其他价值很高的财产的诉讼案件从中国法庭转移到领事法庭，由此而被激怒的民众的不满和愤懑便构成了一个严重危险。”[3](P10-11)
在汉堡，《汉堡新闻报》同样要求“遏制传教士”[2](P6)，甚至主张“放弃对那些进入了中国内地的传教士的保护”[2](P6)。该报还不加任何评论地刊登了一位“年轻的汉堡商人”的报道，声称：“看到传教士遭到中国人的屠杀，人们(主要指商人)甚至感到高兴。”[2](P6)[3](P6)在哈勒，也有一位定居香港已经多年的“德国大商人”在《哈勒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通过埋设电报线或通过建造传教站或教堂，风水，即‘守护神’受到严重冒犯。”[2](P6)
德国外交官、商人和新闻媒体在解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原因时，虽然经常把西方人在华不当的政治、经济和传教活动合在一起讲述，但其强调的重点还是传教活动。归纳起来，他们对基督教新教中国传教的指责主要有以下几点：(1)新教传教士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懂中国语言；(2)他们怀有“宗教狂热”，恣意妄为、纠缠不休；(3)他们缺乏其天主教同行的宽容精神；(4)伤害了中国人的最神圣情感，而中国人一旦奋起抗议，他们便策动政府进行惩罚性的讨伐；(5)中国教徒都是无用的人[3](P11-12)。
二、新教传教士的反击
德国新教传教士们坚决否定上述指控。他们声称，德国新闻媒体的批评不合理、不公平，纯属“反对福音传教的、得不到任何证实的指控和诽谤”[3](P16)[4](P3)。
德国新教传教士还批评巴兰德对天主教传教的偏袒和对新教传教的漠不关心，认为他不具备评论新教传教的资格，他对新教传教事业的攻击是完全错误的。卡尔·茅斯说：“巴兰德尽管在德国享有莫大的信誉，但我怀疑他具备评判福音教中国传教的资格……他对福音传教事业毫不了解，至少在中国南方从没有访问过一个福音教传教站，他的评判完全是根据他从厌恶传教的其他欧洲人那里听到的一些流言蜚语形成的……他对福音传教的评论是一个无法说明其公正性的偏见。”[3](P7)叶道胜则批评巴兰德缺乏“基督教团体精神”，说他对传教士，特别是福音教传教士的活动的攻击“非常不合时宜”[5](P3-4)。
针对有关新教传教士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懂中文的指责，卡尔·茅斯列举了大量的、由新教传教士用德文或英文写作的关于中国和用中文写作的关于宗教、哲学及其他研究对象的著作，请求读者自行判断[3](P12-16)。他还强调指出，商人和外交官“居住在通商口岸城市，大多数人不懂中文，从没有深入到内地，只与难缠和狡诈的官员和纯粹是为了做买卖的中国商人打交道，并且也只看到过流落街头的苦力”，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国。而传教士则“居住在乡村，讲当地人的方言，谙熟风俗习惯”[3](P16)。对于茅斯来说，在所有来华西方人当中，真正了解中国的非传教士莫属。
德国新教传教士同样反对所谓的“宗教狂热”的指责。卡尔·茅斯指出，福音传教士的突出特点恰恰在于，“他们在工作中处处谨慎小心，他们充满爱意地深入探究中国人的思维和观察方式，知道把民族传统与特殊的异教学说区别开来，并且试图保留前者，借助于福音的力量克服后者”[3](P18)。即使有些传教士，特别是较年轻的传教士，言辞尖刻，行为过激，也决非“恣意妄为、纠缠不休”，而是鉴于中国“普遍性的穷困、异教徒的残暴和不道德”，迫切想做一些有益于中国的事情[3](P18)。
德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和宗教冷淡者在谴责新教传教的同时，还流露出了“痴迷罗马”、偏袒天主教的倾向。
《汉堡新闻报》声称，“天主教徒比新教徒更懂得运用实用手段进行传教，因此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他们收养了许多被其贫穷的父母抛弃的儿童，特别是女孩，并且把这种慈善行为与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这就是，用他们的信仰来培养新的灵魂，同时将这些可怜的人从穷困和犯罪当中解救出来。此外，就其整体特征而言，天主教宗教比枯燥乏味的新教更适合亚洲人，特别是因为这里有多种多样的类型可供选择；传教士可以向中国人提供他自以为最好的类型……此外，天主教的一些外在的东西也特别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天主教徒也主动顺应汉人的习俗。在上海附近山上的天主教堂中，圣母玛利亚身穿中国人的服装，圣子基督头上扎着一条小编。”[2](P12-13)
对于这种称赞天主教传教的言论，德国新教传教士不厌其烦地逐一反驳。他们批评了天主教传教士宽容欧洲人的一些不良习惯，如暴饮暴食、酗酒和淫乱等的做法，也揭露了天主教传教士与法国世俗政权勾结、滥招信徒、包庇罪犯、干预诉讼、惩罚无辜百姓的劣迹。卡尔·茅斯愤怒地指出：“天主教传教士最终通过法国政府获得了与中国官员平等的官阶。一般神父与县官同级别，主教则与省抚同级别。”[3](P26)叶道胜也声称“罗马教会自从进入中国起就没有停止把传教和政治搅合在一起，并且由此制造了许多令人不愉快的血案”。[5](P6)
德国天主教中国传教的主要承担者是“圣言会”传教士。该会于1875年在荷兰的斯泰伊尔建立，1879年派遣巴伐利亚人安治泰和蒂罗尔人福若瑟作为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并以山东南部地区作为自己的活动范围，在阳谷县的坡里庄建立了一个传教站。1885年12月，罗马教廷传信部在把鲁南提升为独立的使徒代理区(主教区)，任命安治泰为德国在中国的第一位传教主教。安治泰在进驻济宁后还不满足，千方百计要把其住所搬到兖州。兖州和曲阜是中国传统的祭祀与崇拜孔子中心，向来被中国人视为圣地。安治泰强行进驻兖州的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宗教情感，也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德国新教传教士经常以此事为例，严厉谴责天主教传教士的狂妄和粗暴[3](P21)。
德国新教传教士声称自己与天主教传教士不同，他们“在中国从不与政治发生干系，从不滥用政治权力”[4](P3)。他们虽然反对中国人的祭祖活动，但其具体做法“一是承认和加深其中真实的和珍贵的成分，二是剔除其错误的成分”。按照德国新教传教士的说法，“福音传教士不需要因此而伤害异教徒的最神圣情感。他只是简单地布道福音。争辩不能说服任何人改变信仰，反而只会制造麻烦。但是如果有人在我们进行布道时和在做完布道后向我们提问，那么我们就停下来，表达意见和回答问题，但总是以教诲的方式，从不嘲笑异教徒的看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在与那些准备接受洗礼的人进行谈话时才要求他们与异教诀别的。”[3](P28-29)
对于下列指控，即邪恶之徒利用皈依基督教的方式来掩盖其犯罪行为，德国新教传教士坚决予以否定。卡尔·茅斯说：“我可以作证，我所认识和了解的福音教传教士都十分谨慎，不把这样的人接纳到他们的社团之中……我也可以确保，我们绝不接受被社会遗弃分子加入社团，社团成员均是诚实本分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3](P33)
19世纪也是“一个新教传教时代”[2](P3)，大约有40多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协会和差会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工作，其中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英国传教士戴德生还在1866年创立了跨国跨宗派的差会“中国内地会”，提出了“信仰传教”原则，要求传教士的衣着起居尽量中国化，以无偿献身的精神来传教。其总部设在上海，但发展方针是避开大宗派差会在沿海和城市的传教地区，专向中国的内地发展，在四川、河南、陕西、云南等省都有其传教士。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差会也加入内地会的系统，至使内地会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差会团体。到20世纪初，内地会在中国约有700座教堂，1.9万余名教徒，还办有若干小学、医院等。
与英美诸国的新教传教事业相比，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势力单薄，规模不大，且主要在中国南方从事活动。1897年德意志帝国侵占胶州湾后，巴陵会和同善会始开辟了中国北方传教区。直到19世纪末也只有巴色会①、巴勉会②、巴陵会③和同善会④等四个传教差会向中国派遣了传教士，其中巴色会先后派遣了52名传教士来华，巴勉会则有32名，巴陵会有27名，同善会有4名[6](P323-333)。德国新教各传教会在中国共建传教站40余个，发展中国教徒10000余人[6](P102-106)。
鉴于这种情况，卡尔·茅斯振振有词地说：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没有责任。因为义和团起义发生在华北而不是华南，发生在占领胶州湾之后而不是之前[3](P34)。
一般说来，德国新教传教士也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和批评。德国自由派媒体所谴责的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新教传教士，特别是“中国内地会”。他们对内地会的所有做法都看不惯，尤其不赞成它把许多没有受过教育、根本不懂中文的人，如工厂女工或女招待等，招聘进来从事传教活动。此外，他们也反对让一些年轻女子在没有欧洲男人保护的情况到处走动，惹是生非[3](P35-36)。
对于中国内地会，德国新教传教士承认个别传教士的行为不总是无可指责的，无论是天主教传教士还是新教传教士，都对中国的动乱负有连带责任。德国新闻媒体有关动乱的基本原因的讨论根本没有说到点子上，或者说说得很不充分[5](P7)。尤其是在中国“狂热的仇外运动的野蛮暴行”已使传教事业受到严重挫折时，德国社会对新教传教士的指控“实在令人痛心”[2](Vorwort，P5)。
三、探寻“真正的”原因
在论述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时，德国新教传教士的意见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大都首先提到了欧洲列强的侵略政策、西方商人不讲道德的贸易行为和天主教传教与政治的联系等因素。
传教士们宣称西方列强的侵略政策和西方商人的贪婪负有责任。卡尔·茅斯指出，中国人已经饱受欧洲人和美国人，也就是说“白种人的代表和属员”的欺辱。这一点必定会招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3](P18)。他列举了大量的、中国与欧洲不愉快的政治接触，并且断言：“单单中国与外国的经历本身就足以刺激中国人奋起抗争。”[3](P44)叶道胜也强调说，外国商业贸易公司对中国人锱铢必较的盘剥、西方列强对胶州湾、威海卫、大连湾和广州湾肆无忌惮的进犯以及被强加给中国人的鸦片和其他通过强者对弱者百般凌辱的强暴，对中国的动乱负有责任[5](P4)。
天主教传教士干预政治的行为也受到了批评。卡尔·茅斯说，在列举了一系列事实后指出：“无论如何，显而易见的是，单单法国和德国罗马传教士孜孜以求的传教与政治的联盟就完全能够引发中国人的愤怒了。”[3](P52)叶道胜也肯定地说：“自从他们(罗马教皇和教廷集团)成功地依靠法国驻北京公使的帮助，为其主教和神父争取到了帝国高级官员的头衔、地位和权力以来，天主教神职人员便在所有中国天主教徒及其朋友的案件中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即以平等的甚或更高的地位与本土法官出席共同主持审判，换言之，影响本土法官的判决，毫无疑问，这大大加剧了中国人的不知所措和愤怒。毫无疑问，罗马僧侣统治集团肆无忌惮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中国人的抵抗。”[5](P6)
但在大多数传教士们看来，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责任”或“罪责”问题。人们不应当谴责“西方的商业和政治经营”。它们“更多的是有利于整个人类的文化进步的，也是特别有利于贫穷的中国人民大众的社会提升的，因此是完全必要的”[4](P4)。就是“泛泛地、不加区别地把天主教传教说成是对于这些动乱负有责任的，也很不恰当；在天主教传教中有许多值得尊敬、正直诚实、乐意献身的传教士”[4](P3)。安保罗甚至试图为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进行辩护。他指出，占领胶州湾完全是一个“道德上正当的德国贸易政策的后果”。它因此是必要的，因为它“在一个向世界贸易开放但其内部却由于一个腐朽政府而摇摇欲坠、由于强盗和土匪而危险丛生的国家里，可以为德国的贸易提供有教的保护”[4](P5)。在这里，安保罗也公开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同国内的新教牧师一样，传教士也是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爱国者，并且，作为爱国者，我深感欣慰，我们具有远见卓识的皇帝陛下在合适的时候，下令占领胶州湾，为德国的贸易和世界政策建立了一个基地。”[4](P4)“作为德国的爱国者，我完全赞成德国政府迄今为止在中国推行的政策。”[4](P4)这种民族主义理念反映了德国新教传教士最普遍的政治倾向。
对于德国新教传教士来说，西方国家所有商业的、政治的和传教的活动都是以“一种神意”为基础的[9](P66)，都有助于“实现上帝的文化要求”[4](P5)。借助于这种论证，传教士便对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和所有教派的传教活动作出了正面评价，并使之完全摆脱了责任指控。
在德国新教传教士看来，中国的暴乱的发生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而最主要的是中国人“对所有外国事物的仇恨”[4](P4)。
传教士声称“中国人对所有外国人怀有一种天生的仇恨”[9](P63)。“中国民众的整体态度是仇视外国人的。”[9](P63)而“仇恨传教士行为的真正煽动者是中国的官员和社会的上层人物”[3](P18)，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中国“官员和书生”[9](P63)。
查尔斯·皮翁指出，对于中国官员来说，“所有外国人恰如眼中的一根刺，而在他们当中的一些身居高位的人似乎相信，为了把所有外国人都驱逐出国，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付出巨大的努力”[11](P498)。格奥尔格·齐格勒尔则把中国文人比作圣经中描写的言行不一的伪善者“法利赛人”，并且说：“正如法利赛人和学者的一举一动都表现的像是耶稣的最大敌人那样，中国的法利赛人也对基督教充满仇恨。无论何时，一旦发生迫害传教士或基督教徒事件，总是有这些身居第一等级者的参与。他们或者出头露面，公开领导，或者经常在暗地里煽风点火，鼓动仇外。”[12](P455)
在德国新教传教士看来，中国人的“仇外心理只能从民众的历史和政治观方面加以解释。”[9](P63)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他们的道德观念以及他们的宗教都与基督教格格不入、相互对立[7](P6)。“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对其自认为唯一正确的文化和哲学的骄傲。”[4](P3)
当时，在西方社会还存在着这样一种自耶稣会中国传教以来就广泛流传的观念，认为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除了能够和平地耕种其土地，修饰其花园，对世界别无他求。在这样一个儒教、佛教和道教相互和平共处的国家里，宗教不宽容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这种观念，德国新教传教士很不以为然。叶道胜说：“对于受到广泛赞誉的中国人的宗教宽容特性决不可无条件地盲从。曾经也有过三大宗教体系激烈斗争的时期。如果说它们现今相互和平共处了，那么必须看到，它们当中没有一种宗教提出过这样的权利要求，即想要成为唯一真正的宗教，相对于其他宗教，它也没有权力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基督教却从一开始就是怀着这个权力要求进入由各民族构成的世界的，因此，它总是，并且在各个地方都受到了坚决抵制。”[5](P14)
再者，在当时西方和德国社会中，不少人把义和团看作一场爱国主义运动，也有人把义和团组织比作德国的战士团体。对于这种观点，德国新教传教士同样不予以认可。他们强调说，义和团起义最初是把矛头指向满清王朝的，意欲推翻该王朝。只是由于皇太后的“狡猾政策”，它才转向攻击外国人[13](P4)[5](P11-12)。和士谦写道：“从紫禁城的所有谕令、法规和公告以及从民众的普遍看法中，可以说，整个义和团运动，它受到宫廷的奖掖和领导，而端王则担任其最高领袖，是针对光绪、他的追随者和在全中国日益发展壮大的改革党的。它声称要把外国人从中华帝国的所有省份驱逐出去，彻底清除中国的基督教，然后把古老的国门重新关闭。正如北京的紫禁城一样，整个中国要像过去一样与其他民族隔离开来，成为一个被禁止的、被封闭的民族和国家。”[9](P22)
叶道胜更加明确地指出，真正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5](P7)，他说：“中国政府现在被公开谴责为一个庞大无比的说谎者和不诚实者的典型实例。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的历史为此提供了大量例证，人们还可以加以补充的是，我们从官员与民众的关系中所知道一些情况一点也不更好。我们必须从这里找寻动乱的基本原因。所有被列举的其他原因都只不过是与之伴随的次要原因，它们仅仅加速了灾难的爆发。”[5](P11)
在中国的动乱中，基督教传教士比其他外国人更容易受到攻击。对于这个事实，传教士们供认不讳。但在他们看来，传教士并不是因为其传教活动而受到憎恨和迫害，而只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这是传教士论述中国民众的反传教斗争的一个重要命题。传教士们企图据此为基督教传教开脱罪责。再者，中国的基督教徒也受到憎恨和迫害，但他们是被看做叛国者和外国人的追随者而受到蔑视的[11](P498)。
归根结底，在德国新教传教士看来，义和团运动是“一场针对在中国的各民族外国人而爆发的血腥灾难”[2](P5)，中国人的仇外是造成这一灾难的最根本原因，中国政府应当对其爆发负主要责任。
虽然从根本上说，在19世纪，基督教传教和殖民扩张手牵手同时并进，相互支持，但是这种合作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两者之间有时也会发生利益冲突。传教士的宗教狂热偶尔会被非传教圈子的人们看作一个干扰因素，并受到指责。声称传教引发了义和团起义的指责就反映了这些敌视传教的人的不满情绪。相反，德国新教传教士对西方列强殖民政策和西方商人赢利思想的弊端的批评则主要是一种反击和自我辩护。在一定程度上，传教士的基督教道德观和他们的个人经历也发挥了作用。然而，传教士们对西方文化的“文明化使命”毫不怀疑。同西方外交官和商人一样，他们也抱有强烈的西方文化优越论思想，坚决不向中国人示弱。按照他们的见解，既不是传教士也不是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人对义和团起义的爆发负有罪责。所有的责任和罪过最终都被归咎于中国和中国人身上。借此，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也都得到了认可和辩护。
注释：
①巴色会建于1815年，其德文全称为“Evangel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zu Basel”，意为“巴塞尔福音传教差会”，中文旧译“巴色会”。巴色会总部虽设在瑞士，其大后方却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因此主要是一个德国传教会。由巴色会在香港创建的教会现在称作“崇真会”。
②巴勉会建于1828年，其德文全称为“Rhein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可意译为“莱茵地区传教差会”，中国人习称“巴勉会”或“礼贤会”。
③大巴陵会的德文名称为“Gesellschaft zur Foerderung der Evangelischen Mission unter den Heiden”，意为“在异教徒当中传播福音促进会”。该会于1824年在柏林成立。为了与斯泰定-柏林中国传教总协会区别开来，故称“大巴陵会”。大巴陵会在香港也建有教会，称作“信义会”。
④德文全称为“Allgemeine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 Missionsverein”，意为“福音教-新教一般传教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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