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千洁[1]2014年在《《文选》李善注引“叁礼”考》文中认为《文选》,又称《昭明文选》,由南朝昭明太子萧统组织文人编选,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由于《文选》汇集了许多前人的文学着作,因此受到封建知识分子的重视,对《文选》的注释也大量涌现,其中唐代的李善所作《文选注》是一部集大成的着作。李善注旁征博引,引书浩繁,多达一千多种,使得千百年来《文选》与李善注二者之间“注以文传,文以注显”。李善注引文保存了不少已佚古籍的片段,成为文字、训诂和校勘、辑佚、考证重要的参考资料。“叁礼”是礼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经学研究的重点。“叁礼”所记录的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和礼节繁多,言辞简奥,流传至今多有脱讹,非本来面貌,各个版本之间多有异文难以定夺,因此他书征引“叁礼”之文成为校勘“叁礼”的重要资料。李善注引“叁礼”条目众多,可从这些引文中窥见唐代“叁礼”的一些基本情况。本文主要考察《文选》李善注引“叁礼”与现行“十叁经”本“叁礼”的异同。同时,也对“叁礼”的基本情况、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内容进行简单的阐述。本文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叁礼”的概述即对“叁礼”的基本情况进行阐述,《文选》李善注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意义、方法和内容；第二部分对《文选》李善注引《周礼》进行考校,先对《文选》李善注引《周礼》基本情况进行说明、并列出每卷所引条数、列出未见于十叁经本《周礼》的引文,然后对引文总条数进行统计,再将李善注所引274条引文与十叁经本《周礼》对比,对其进行考校；第叁部分对《文选》李善注引《仪礼》进行考校,先对《文选》李善注引《仪礼》基本情况进行说明、并列出每卷所引条数、列出未见于十叁经本《仪礼》的引文,然后对引文总条数进行统计,再将李善注所引54条引文与十叁经本《仪礼》对比,对其进行考校；第四部分对《文选》李善注引《礼记》进行考校,首先对《文选》李善注引《礼记》基本情况进行说明、并列出每卷所引条数、列出未见于十叁经本《礼记》的引文,然后对引文总条数进行统计,随后将李善注所引447条引文与十叁经本《礼记》对比,对其进行考校。
张文霞[2]2001年在《《文选》李善注引《说文》资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形式及内容上对李善注所引《说文》与今存大徐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归纳出李善注引《说文》的特点，分析其贡献及失误。其意义和价值在于：1、可以为《说文》的校勘提供最基础、原始的材料。2、可以为其他引《说文》资料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帮助。3、通过研究，可以更全面考察《说文》的作用、影响和价值。 全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 绪论。介绍课题主旨，研究现状，方法程序等。 第二章 李善注所引《说文》被释字与大徐本比较。主要从形声字方面认识二者字形的区别，同时简单分析了李注中的双音节被释词现象。 第叁章 李善注所引《说文》训释与大徐本比较。主要从形式及内容两方面对二者进行较为详细的分类比较，以见二者的区别。 第四章 李善注所引《说文》的特点及评价。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李善注引《说文》的6个特点，并且从贡献与失误两方面对其作出评价。
刘青松[3]2006年在《《昭明文选》李善注征引《说文解字》研究》文中指出唐代李善《昭明文选注》是《文选》研究的一部集大成的着作。引用《说文解字》注解《文选》是李善注释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李善注征引《说文》材料每与今本不同,我们全面搜取李善《文选注》征引的《说文》材料,具体分析李善对《说文》的引用状况及与今本不同的原因,我们认为之所以有这些不同,不仅仅是《说文》本身流传中的问题,更是李善在注解《文选》时有意识的改造,这使他的注解既有所“祖述”又符合文意,这正是李善作为训诂学家成功的地方。然而前人校勘《说文》常常片面侧重前者,难免致误。李善注释《文选》所引用的《说文》是校勘《说文》的重要证据,从中可以看到大徐本的诸多失误。但前人征引自有条例,不明其例,用以校改古书,是不足取的,我们以段玉裁为例,结合李善的体例,对这种情况加以分析。
董萌[4]2014年在《《文选》李善注引《字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文选学已经发展成为显学，李善注的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善注特有的征引体例保存了很多现已亡佚的珍稀古籍，《字林》便为其中之一。文章就李善在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的清嘉庆年间胡刻本影印《文选》所引138条《字林》逐一进行详细分析，较深入的探讨了李善注引《字林》的原因，通过与其他李善当时所能见字书及五臣注的对比，得出如下结论：1、李善引《字林》有其详备的考量，从准确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证。同时，要注意李善注引《字林》也有些许不当之处，从李善的“祖述”征引体例、释义偏差、李善记忆错误及用意未明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不当处产生原因；2、《字林》作为《说文》之后《玉篇》以前的一部重要字书，对《说文》的继承和发展毋庸置疑，文章第叁章详细分析李善注《文选》时舍《说文》而引《字林》的主要原因，包括：就所引《字林》中《说文》同字、词的释义进行比较分析、引《字林》中《说文》无字的释义比较分析、《字林》与《说文》单字读音的比较分析。3、文章从“选学史”的角度评价李善引《字林》，认为不论是在“文选学”注释方面，还是从《字林》的辑佚方面考量，《文选》李善引《字林》都有积极的作用、影响和价值。
陈露[5]2016年在《嘉道年间《文选》李善注补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代的《文选》学,发展至嘉道年间而至鼎盛。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基于李善注的缺失,嘉道年间的《文选》学研究呈现出以小学、考据学补正《文选》李善注的特征。这是嘉道年间《文选》学发展区别于康乾与晚清的最大特征。诸家治《选》皆善训诂,精考据,但各家治《选》、补李所切入的方向亦各有差异,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孙志祖《文选李注补正》作为首部专门“补李”着作,体例严谨,内容全面、充实,对李注进行了全方位的补正,具有开创性的功绩,是为第一章。继孙氏之后,“补李”类着作呈蔓蔓日茂之势。王煦《昭明文选李善注拾遗》重在追本溯源,补正《文选》中语典、事典的出处,纠正李注引文之误,并追溯李注训诂的依据,然而篇幅短小的《拾遗》也存在诸多主观臆断之失,是为第二章。朱珔《文选集释》重在阐释《文选》的名物及地理,建立了《文选》“名物学”和“地名学”,又以其条目数量庞大,内容翔实有据而为“补李”之集大成者,是为第叁章。徐攀凤《选注规李》在训诂、历史考据、引文纠错、疏通文意等方面对李注有一定的补正价值,但其书名不能副实,又误说较多,考据对象多为不必要的细枝末节,故长期被贬低,少有人问津,是为第四章。非专门“补李”中,有张云璈《选学胶言》、梁章钜《文选旁证》、胡绍煐《文选笺证》叁书较为重要,《选学胶言》以其才雄学博的补注,往往成为补注中的定论;《文选旁证》重在使用旁证的手法辨李善注的正误,其引用甚广,但不免有说法相左、前后矛盾之失和雷同抄袭之嫌,是为第五章。这些着作由简到繁,水平也不断提高,对前人已考之事,不避重复,故考论益精。在“尊李”的基础上进行补正,“尊李”而不迷信李注,且挖掘了五臣注的许多闪光点,很好地弥缝了李注的阙失,又对当今《文选》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训诂资料,其价值不可低估。
王润茂[6]2014年在《李善《文选注》引部分儒家文献考》文中提出南朝梁太子萧统编撰的《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曾受到读书人的极大重视。历代为《文选》作注的学者众多,其中李善的《文选注》在注音、释事、释义、校勘等四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历代以来备受学者的推崇。李善的《文选注》引书众多,所引之文涉及经、史、子、集各部,书多达一千六百余种,且多是唐以前而现今已亡佚的古文,这对于保留我国的优秀文化宝藏所起意义非凡,成为当今考辨隋唐古籍的重要文献,而《文选注》的引书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本文采用文献学与考据学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学知识,对李善的《文选注》中关于《晏子春秋》、《荀子》、《新语》、《贾子》、《盐铁论》、《法言》、《太玄经》、《潜夫论》八部儒家着作的引文进行考证,全面搜集李善的《文选注》中所考书目的引用部分,指出现存善本与李善《文选注》的相异之处；并将后人对原文比较有影响力的注释,一并附在其后。以这样一种方法,对李善《文选注》中所引部分儒家书目进行考证。本文主要包括叁个部分内容：绪论部分阐述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李善《文选注》引文研究现状及本文所考具体书目；正文部分对李善的《文选注》中关于所考八部儒家着作的引文进行考证；附录部分介绍所考书目的历代目录的着录及版本流传情况。
邵秀丽[7]2010年在《李善《文选注》引小学类书目考略》文中研究指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太子萧统主持编纂,对后世影响极大。唐代,李善《文选注》的出现进一步把《文选》发扬光大,李善注本本身也因征引广博和注文精审、独到而为后人所推崇。千百年来,《文选》和李善注相互依存,注以文传,文以注显。李善《文选注》采用征引式注释,通过征引大量古籍故训解释文义。保存了很多已亡佚典籍的断章残句,成为我们当今考辨、辑佚隋唐古籍的重要参考文献。与李善《文选注》这一注释特点相合,它的引书研究也成为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统计李善《文选注》引书数量是李注引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前人曾有过多次统计,但由于李注版本众多且征引繁复,最终统计结果常有差异。本论文中,笔者以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影印胡刻本为底本,认真统计了李善《文选注》征引小学类书的具体书目,并依据《四库全书》分类法将所引书目分为训诂、文字、音韵叁类。同时,由于李善《文选注》所征引之书大多已亡佚,流传至今的也与原着相差甚远,故本文还从原始材料出发,以考论结合的方法,对李善所征引的37本小学类书进行考证,考证内容包括作者生平、成书年代、主要内容、流传辑佚情况、现存版本与佚文等。本论文写作始终坚持一切从原始材料出发的原则,整个论文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简介《文选》及李善《文选注》、综述李注引书研究现状并说明论文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写作思路；第二部分具体统计李注引小学类书书目和征引次数,并在此基础上对该书的流传亡佚情况等进行考辨；最后一部分对李善《文选注》征引小学类书的情况做总体分析。
杨艳琼[8]2013年在《《文选》李善注引叁家《诗》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朝梁太子萧统编撰的《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被誉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汉代传《诗经》者共有四家,作为今文经学一派的鲁、齐、韩叁家《诗》并立学官,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但发展到了东汉,郑玄笺《诗》以后,作为古文经学的《毛诗》独领风骚,叁家《诗》走向衰落。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宋代以后,《韩诗》文献也多亡佚,只有《韩诗外传》流传至今。生活在唐朝的李善,在注《文选》的时候,对于《韩诗》引用较多,涉及范围广泛,对已经亡佚的《齐诗》、《鲁诗》也有所采撷。因此本文对李善《文选注》中所引齐、鲁、韩叁家《诗》进行了考论,全文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综述李善《文选注》引文的研究现状,并说明论文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以及本文所使用的《文选》版本；本文的主体部分是第二部分、第叁部分和第四部分。第二部分对李善《文选注》所引《齐诗》进行了考证,发现李善直接引《齐诗》两条,而此两条《齐诗》在清朝的诸辑佚书籍中没有被收录,此外,又根据冯登府、陈乔枞、王先谦等的考证,发现李善还间接引《齐诗》两条。第叁部分对李善所引《鲁诗》进行了考证,发现李善《文选注》直接引用《鲁诗》仅一条,即《东都赋》注与《魏都赋》注中引《鲁诗传·国风·驺虞》一条,本文结合《文选》诸版本对此条《鲁诗》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又根据冯登府、陈乔枞、王先谦等的考证,发现李善还间接引《鲁诗》20条。第四部分对李善所引《韩诗》进行了辑佚与研究。叁家《诗》中的《齐诗》、《鲁诗》早亡,仅《韩诗》一脉单独幸存下来,因此《文选注》所引《韩诗》数量最多,涉及的着述也最多,去其重,包括有《薛君韩诗章句》47条,引《韩诗》附《薛君韩诗章句》42条,单独引《韩诗》29条,《韩诗序》2条,《韩诗内传》5条,《韩诗外传》75条等共计200条。李善所引的这75条《韩诗外传》,其中有57条存在于现在流传的《韩诗外传》中,但是与现在流传的《韩诗外传》相比还是有不少差异,许维通先生校释的《韩诗外传集释》考据精湛,因此本文将李善《文选注》中所引用的《韩诗外传》与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许维通先生校释的《韩诗外传集释》进行了比较研究,此外,在这75条《韩诗外传》中,还有15条不存在于现在流传的《韩诗外传》中。这15条《韩诗外传》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文选注》引《韩诗》其他着作,却误作《韩诗外传》。其中将《韩诗内传》误作《韩诗外传》的共计4条,将《韩诗》误作《韩诗外传》的1条；一类是逸《韩诗外传》,即当属于《韩诗外传》,但不存于现存版《韩诗外传》,共计10条,其中一条许维通先生将其补入至《韩诗外传集释》之中。因此真正属于逸《韩诗外传》的当为10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本文在附录部分结合史志目录对齐《诗》、鲁《诗》、韩《诗》的流传情况亦分别进行了考证,以便对今文叁家《诗》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王翠红[9]2013年在《古钞《文选集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古钞《文选集注》是佚名者所编纂的关于唐人《文选》注释的一部集成式着作,依次汇录李善注、《钞》(《文选钞》)、《音决》(《文选音决》)、五家注(即五臣注)及陆善经注等诸家唐人注解,而殿以纂集者据唐本所作的校语,凡一百二十卷。惜已残,现存可见者仅二十五卷,且多为残卷残篇。尽管是残卷,但因编纂依据之底本系唐人抄本,更近于唐时诸家《文选》注本的原貌,故其在版本、校勘、文献考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本文在集注本与诸刻本(如监本、尤本、胡刻本等李善单注本,陈八郎本、正德本等五臣单注本,奎章阁本、明州本等六家本,赣州本、四部丛刊影宋本等六臣本)系统比勘的基础上,从宏观(历史的脉络)和微观(文本的解读)两个方面对《文选集注》及其所汇录的诸家唐人注解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主要内容有：第一章《文选集注》研究概述。在充分整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文选集注》的发现与辑印历程。并对《文选集注》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类、归纳和总结,对相关说解作了相应的补充和考证。第二章《文选集注》之李善注研究。首先,依据敦煌本、集注本和监本、尤本中的李善注,探讨李善注从唐钞到宋椠的文本流变。其次,通过集注本与监本、尤本的系统比勘,分析探究李善注“增注”(即超出集注本与宋刻本李善注中相同部分的文字)的来源,发现除了李善本人的增补外,有相当部分内容是自《钞》、五家和陆善经注阑入,并对其间淆乱情况作了全面的勾稽和整理。又通过对李善注一些内禀义例如“取用旧注体例”、“再见从省体例”、“依正文序次作注体例”、“释文语义连贯体例”等的深入解读,详细考索和梳理了旁注阑入的情况。再次,通过对集注本所参据李善注底本与诸李善单注本正文及注释之间差异、悬隔现象的分析、归纳和考索,补充证实二者当非同一单线上的流传,附和冈村繁所提出的“李善注复线说”的观点。最后,分析论述集注本所参据李善注本的版本校勘价值,诸如可正诸刻本篇题、类目之误,可正旧注淆乱,可正脱文,可正误文,可正衍文等。第叁章《文选集注》之《钞》与《音决》研究。首先,在系统梳理、平议《钞》与《音决》撰者众说的基础上,利用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方法,补充考证《文选集注》所汇录之《钞》当系《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载录佚名叁十卷本《文选钞》。其次,分析说明《钞》的内容、特色和价值,如长于解题和解析文本、归结文意等。又,《钞》注解繁富,史料价值很高,可助辑佚之用。再次,初步探究归纳《钞》的注释体例和内禀义例,诸如补正李善注之例、校勘之例、订误之例、未详之例、考辨之例、再见从省之例、不以文害意之例等等。最后,对《音决》集《文选》音注之大成的特点进行了简要论述。第四章《文选集注》之五家注研究。首先,通过集注本与陈八郎本、正德本等五臣单注本及奎章阁本、明州本等六家本的系统比勘,可以发现五家注疏释内容多抄撮、袭取、隐括李善注、《钞》与《音决》,涉嫌与旧注、前注重复,故遭到《文选集注》编者的大力删减,但因其纂集底本系唐抄本,校勘价值很高,可补诸刻本五臣注之缺漏,亦可藉之订正后出刻本之讹衍误倒现象。其次,系统考察和统计了集注本与刻本五家注注家署名之淆乱情况。第五章《文选集注》之陆善经注研究。通过陆善经注与李善注、《钞》及五家注的横向比勘,可以发现其内容少有与前注重复相同处,又仅存两条音释,可知《文选集注》所汇录陆善经《文选注》当非其原貌。并详细分析、探讨陆善经注的性质和价值。第六章《文选集注》之编纂研究。首先,分析、总结《文选集注》卷次重分体例、校补体例和编纂体例,如删削重复注解、取其始见者；众家注无详略,文意稍不同者,皆备录无遗；只存异文异说,不论是非；音释存于注中等。其次,详细论述《文选集注》编者案语的特点、纂例及其校勘价值等,可补当下研究之薄弱。
顾双[10]2008年在《李善《昭明文选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朝梁萧统编撰的《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自古以来为历代文人学者所重视,在唐代就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文选学”。李善的《文选注》集汉魏六朝小学训诂和集部注释之大成,从唐朝以后《文选》的研究和李善注的研究总是联系在一起,《文选》与李善注之间是“注以文传,文以注显”相互依存的关系。李善是唐代“文选学”的集大成者,在我国的注释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弄清楚他的生平十分重要。根据对现有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可以得知李善是江夏人,生卒年为公元629年和公元689年,家世平凡。仕官经历是: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潞王府记事参军、秘书郎――兼沛王伺读――兰台郎――经城令――配流姚州――遇赦得还,以教授为业。李善《文选注》的成书是研究李善注无法避免的问题。首先,唐代经济政治的繁荣稳定,为李善着书立说提供了一个好的时代背景;集部和小学的独立为李善研究《文选》提供了学术条件;唐代的科举考试则是李善注《文选》的一个重要学术动机。其次,李善《文选注》的版本在南宋尤袤刻本问世之前较为复杂。现存李善注最早的写本是敦煌写卷,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天圣年间雕印的北宋国子监本。从北宋末年至南宋尤袤刻本问世之前,李善注多与五臣注并在一起以六家本和六臣注的面貌出现。直到南宋淳熙八年尤袤于池阳郡斋的刻本问世,李善注单行本再次出现,此本也成为后世诸本的祖本,其后的版本系统就较为清楚。李善注的特点主要是徵引法注释、立凡例和校勘叁方面。徵引法作为李善注最大的特点在注释中被广泛运用,使李善的注释有据可依,注释的范围也突破了对字词的注释,扩大到了对文义的阐释,并且开创了徵引必注所出的注释传统。另一大特点立凡例以供读者阅读方便,不同于《昭明文选》在其序中就将凡例一一列出,李善使其在注中逐渐出现。除了这两个特点之外,李善在广徵博引为作品做出精彩注释的同时,对作品也进行了多方面细致的校勘,这是第叁个特点。李善注及其学术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大。首先,李善注的引用之书和对辑佚的意义。李善注的引书数量众多,为校勘、考证、辑佚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支持和辑佚线索。其次,李善注学术思想及其意义和影响。从李善的注释中可以看出他作注时跳脱了传统注释过多加入主观思想的圈子,以一个客观冷静的态度去作注的学术思想。第叁,由于李善注有“考证之资粮”的美称,是后世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来源,《文选》因此得以流传。最后,后世对李善注都有较高的评价,从李善注的各方面对其做出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也成为我们现在研究李善注不可缺少的资料。李善《文选注》突破了经、史、子学的界限,开创了注释新局面,并且使引用必注明出处成为后世的注释传统。李善的广徵博引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珍贵的经典旧集,为我们考证和辑佚提供了明确的线索和资料。李善《文选注》直到现在仍具有现实意义,是我们研究古代经典和注释不可或缺的重要着作。
参考文献：
[1]. 《文选》李善注引“叁礼”考[D]. 桂千洁.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2]. 《文选》李善注引《说文》资料研究[D]. 张文霞. 河北大学. 2001
[3]. 《昭明文选》李善注征引《说文解字》研究[D]. 刘青松. 北京师范大学. 2006
[4]. 《文选》李善注引《字林》研究[D]. 董萌. 长春师范大学. 2014
[5]. 嘉道年间《文选》李善注补注研究[D]. 陈露. 暨南大学. 2016
[6]. 李善《文选注》引部分儒家文献考[D]. 王润茂.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7]. 李善《文选注》引小学类书目考略[D]. 邵秀丽.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8]. 《文选》李善注引叁家《诗》考[D]. 杨艳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9]. 古钞《文选集注》研究[D]. 王翠红. 郑州大学. 2013
[10]. 李善《昭明文选注》研究[D]. 顾双. 山东师范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