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诸言议的周作人事件——“方外唱和诗钞”的传播路径及社会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效应论文,见诸论文,事件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现代文学的专业视角出发，关注沦陷区，尤其是沦陷时期的北平，无法绕开周作人“落水”的问题。虽然关于“落水”事件的解释，不足以覆盖对北平沦陷时期知识人的总体考察，但对这一事件的切入角度与理解程度，标示着作为思想课题的沦陷区研究，而不仅是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深度。
重构周作人“落水”事件，首先需要区分动机与效果。事实上，其当时的“真实意图”几乎是不可还原的，而言动产生的社会效应，则可以从舆论、清议乃至流言蜚语中倒映出来。本文将“落水”事件看作是话语衍生、膨胀的过程，不对这一时期的周作人做传记性的描绘。见诸言议的周作人事件，显现出历史人物的“有限理性”①。即便完成了从士大夫到知识人的身份蜕变，周作人在沦陷这样特殊的历史情境下，亦无法自外于士林社会内部的道义制衡机制。在战争的非常态下，士作为道义团体的形象，无疑压过了其在知识传承中扮演的角色。所谓历史人物的“有限理性”，意在修正对于“道义之士”全知全能的假设，凸显出过程的不确定性，而不仅是选择本身的是非对错。既然心理学意义上的动机还原是走不通的死胡同，不如考察外部的舆论压力如何左右局内人的出处进退。
1938年9月30日《燕京新闻》“文艺副镌”第一期上，刊出了藏晖居士与知堂的《方外唱和诗钞》。编者按语称，“前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先生，现任本校客座教授，承他将他与藏晖居士的唱和诗给我们发表，这是很难得的”②。这组赠答诗，不仅对滞留在北平的周作人个人而言，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于华北文坛，乃至抗战初期整个文化界而言，也是不可轻视的文献。周作人为何要将他与胡适的唱和交给《燕京新闻》这样一份受众有限的校园刊物来发表？其实是想顺带传递出他就任燕大教职这个信号。周作人之所以去燕大谋职，是因为“当时规定燕京和辅仁两大学虽是私立，但其地位是与国立的平等，凡在该两校的人就与在国立大学一样，换句话说即是‘忠贞之士’”③。留守“苦雨斋”的周作人也不得不去燕大“躲雨”，有了“客座教授”的头衔便可推托伪大学的招请。
交由《燕京新闻》发表时，周作人将胡适与他的这组赠答诗冠名为“方外唱和”。所谓“方外”，是与“方内”相对而言的，语出《庄子·大宗师》篇：“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方，常也，世俗秩序、邦国律法之谓也④。胡适与周作人虽以“老僧”、“居士”相称，此番唱和却未能超然于世俗礼教之外，实则受制于“方内”秩序，恰是做给“方内人”看的。
藏晖居士的来信，只有八行诗，既无题目，也无上下款，作于1938年8月4日，寄自英国伦敦：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菴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⑤
胡适这首诗，无需注疏，一言以蔽之，劝驾而已，不过是以相对含蓄的方式，借梦境来促驾。远在欧美、忙于外交事务的胡适，应该对周作人事变后的具体处境不甚了然，对国内的舆论空气也相对隔膜，为什么会忽然想起做这样一首没头没尾的白话诗，投赠留在北平的知堂？从作诗前后胡适来往书信及日记中似乎可以找到一点线索。7月30日胡适致傅斯年信中，称自己受“逼上梁山”，万不得已，“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⑥所谓“逼上梁山”，即被逼去美国做大使。胡适为此事踌躇了数日，自知没有理由可以推辞，这跟征兵一样，不能逃，其实亦不愿逃⑦。其在蒋介石的再三敦促下决心允任，终于打破了他归国之初立下的“二十年不入政界”的戒条⑧。胡适接任美国大使的这番心理波折，或许是促使他写诗劝周作人南下的内因。“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孰轻孰重？如胡适追念故友徐新六诗中所言，“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⑨。
胡适这首委婉的“劝驾”诗，9月20日才到北平，21日周作人即作新诗十六行，“略仿藏晖体”：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夜间拼起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只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菴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闭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的答诗，除一二释家用语，同样明白如话。诗中所云不能南行的理由——“因为菴里住的好些老小”，与他此前向外间友人反复陈述的“家累”无甚区别。其沦陷下的对策，无非“闭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翻译过来，大致是闭户读书、出门乞食的意思。不计前嫌，托郭绍虞向燕大讨钟点，即属“托钵募化”之事⑩。答诗的最后两行，算是周作人对胡适的某种承诺，守住故我，“见得居士的面”，自然见得国人的面。
胡适与周作人的赠答诗内部并没有太多阐释空间，有意思的反倒是这组“方外唱和诗”的传观过程，及在“方内”——士林社会引发的回声。1938年11月30日，事变后并未离平的邓广铭给胡适写信，称：
月前在苦雨斋，见到吾师的诗札和周先生的答诗，当时曾起了无限感触。周先生的答诗，吾师当已看到，此间一般师友的议论，都以为较之来诗，无论就立意或措词方面，都逊色得多。周先生素以散淡闲逸，能洁身自好而受到一般人的尊仰，竟不料事变未久，即借口米盐蔬笋诸事而向人宣称“准备出山”了。(曾正式向沈、马、钱三位先生如此表示，马先生对此最为激愤。)(11)吾师诗札到后，似乎很引动起他的一些愧悔的心情，不但于答诗的末尾作了切实的声明，而且对此唱和二诗也竭力向友人间广播，想是以此作为忏悔录了。(12)
且不论周、胡二诗在立意或措词上的高下，北平“一般师友的议论”，与其说是针对诗本身，不如说是对两人立身处世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学生辈的邓广铭对周作人心理的揣测，以为胡适这八行诗勾起了周的“愧悔”之心，其向友人极力散布的用意，在“以此作为忏悔录”。就周作人当时的心境而言，他未必把与胡适的唱和当作忏悔录，但邓广铭的揣测至少透露出有资格出入苦雨斋，相对熟悉其处境的友人，期待看到动了“出山”之念的周作人以某种形式作出忏悔。
“方外唱和诗”的传观范围不限于苦雨斋中，亦不止于沦陷北平，在周作人及其座上客的“竭力”散布下，成为士林社会关注的焦点。1938年底，阿英主编的《文献》杂志上刊发了周黎庵署名“吉力”的一篇文章，不仅完整地抄录了胡、周二人的赠答诗，还交待了“方外唱和”的传播路线，及这两首诗之于“方内”，尤其是上海文坛的意义(13)。蛰居孤岛的周黎庵从“香港友人”那里得知关于周作人的消息，“那是刊在《星座》上的两首诗，短短十六行中，传来令人喜悦和保全了士类清白的佳音，使许多人觉得几月前为他委婉声辩而写的文字并不是浪费笔墨”。这十六行诗不仅暂时保全了苦雨斋的清白，也部分修复了他对知堂老人的信仰。故其在文中颇为乐观地宣称，“关于所谓‘周案’，从大阪每日新闻揭发到现在这首自剖心迹的诗发表，似乎可告一结束”。
且不论被士林社会吵得沸沸扬扬的“周案”，能否就此“告一结束”，周作人这首“自剖心迹”的答诗，确实需要放在大阪《每日新闻》揭发的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背景下，才能理清它的来龙去脉。而周黎庵为知堂“委婉声辩”的文字，主要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也是因此事而起的。1938年5月16日，柯灵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副刊上，转载了5月6日汉口《扫荡报》的一则通电，题为《武汉文艺界声讨周作人》。电文称“最近大阪《每日新闻》，内载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内容纪倭寇对民族施行‘精神奴化’之一幕丑剧，参加此剧之其他汉奸，原不足责，所可异者，素以新文学权威著称之周作人及钱稻村”，“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照片赫然，言论俱在，当非枉诬，诚我文化界之耻辱，亦国民中之败类也”。(14)
事实上，这则通电的消息来源，并非“最近”的大阪《每日新闻》，而是创刊于上海，1938年迁至汉口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因为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是1938年2月9日的事情，2月16日就已在大阪《每日新闻》上发布出来，为何近三个月后才遭致武汉文化界的声讨？这三个月的时间差，说明通电依据的其实是该年4月28日《文摘战时旬刊》第19号上，余士华翻译的座谈会的基本情况(15)。除了时间差，更直接的证据是通电的某些措辞，如“精神奴化”、照片“赫然”，特别是将“钱稻荪”误作“钱稻村”，都是从译文前的编者按语脱化而来。作为所谓“周案”的导火索，《文摘战时旬刊》上的这篇译文似乎无人细读。抗战初期，以武汉为中枢的文化界并不关心此次座谈会的实际状况——由谁发起组织、何人出面邀约，以苏武自居的周作人怎么会答应，是否曾以某种理由推托过，其在出席者中的位置，究竟在会上说了什么(16)，这一概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照片赫然，言论俱在”！通电中的这八个字，真是一举击中要害，在此后关于“周案”的各方言论中反复出现，无论是取批驳还是回护的立场，都无法绕过似乎是铁板钉钉的“事实”。需要追问的是，向周作人发布驱逐令的“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从邵煜搜集的相关史料来看，1937年12月19日在汉口成立的“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是由84个不知名的小社团包括报社、杂志社、剧社等杂凑而成，其负责人的名单中，在文化界稍有名气的只有胡风、冯乃超、阳翰笙(17)。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复旦出身、就职于汉口《扫荡报》，任该会常务理事的钟期森。因为《文摘战时旬刊》本是复旦大学文摘社所编，声讨周作人的通电最初发表在《扫荡报》上，兼有这两重背景的钟期然是否在驱逐周作人出文化界的舆论声浪中扮演某种角色？或者这个面目模糊的协会背后还有党派力量运作的痕迹？
除了转载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的这条通电，上海《文汇报》为表明自家立场，还在前头刊发了“世纪风”编者柯灵的一篇《促驾》，化名“陈浮”(18)。柯灵这篇“促驾”文的口气，与武汉方面理直气壮的声讨略有不同，虽也援引通电中“照片赫然，言论俱在”这八个字，承认周作人出席座谈会的消息“大约并非全是捕风捉影之谈”。然而，笔锋一转，提及《宇宙风》上周作人自比为苏武的通信，提及他五四以来的业绩，以及三十年代不问政治的“清名”，以为“累于生活，被遗留在狐鼠当道的世界，瓜田李下，召来不洁之嫌，也是很可能罢”。将“苦雨斋”改号为“苦住庵”的周作人在沦陷下动辄招咎的处境，对留驻孤岛同样进退两难的上海文士而言，“当尤有深切的同感”。柯灵深知“背叛民族’一类的污辞，一经沾染，就要终身负累”，他虽不愿意贸然加在周作人这样的作家头上，“但洗刷之道，还在于自己。明澈的态度，坚决的行动，我们是迫切期待着”。所谓“明澈的态度，坚决的行动”，无非是要周作人赶紧“束装南下”。旁人既不能代为洗刷“背叛民族”的污名，只好“乘机促驾”。
关于周作人事件，周黎庵在“世纪风”上发表的第一篇辩解文章，题为《苏武与庾信》(19)，是挪用周作人致《宇宙风》编者陶亢德信中的修辞——“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20)因为对知堂素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事变后周黎庵听说有关周作人的种种传闻，“总是付之一笑”。在他看来，从“五四”以来的周作人，到三十年代的知堂先生，思想态度虽有明显的变迁，但是从“用世”退到“出世”，即曹聚仁所谓“从祢衡到陶渊明之路”，而决不是走向热中趋利的狭道。周黎庵对知堂的信仰及其思想脉络的理解，并不妨碍他对时代的大判断：抗战一起，七君子出狱，郭沫若回国，“已不是再需要‘寄沉痛于幽闲’的时代”，周作人此时“苦住北平”，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如此选择与外间对他的期待实在相差甚远，连周黎庵这样的知堂迷，也希望他“能南来领导抗战，回复五四时代的姿态”。这种期待不切实际之处在于，即便周作人南下，也不可能像郭沫若那样“领导”抗战；即便他回复五四时代的姿态，面临的也已不是五四运动的时代。
不幸的是，关于周作人的道路传闻，竟落实为白纸黑字，还“照片赫然”，进而招致武汉文化界的声讨，对周黎庵而言，“这正如‘曾参杀人’，虽欲不动摇一些信仰而不可得”，使其自抗战以来第一次“感到痛心、苦恼、难堪、羞耻”。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知堂的信仰，主张“看人论事”：倘使仅仅根据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载和照片，不加调查，对于一个普通人，或可据为信史；对于知堂这样一个有历史的人物，似乎太嫌草率。贸然置信，因而厚诬贤者，正中了敌人的“离间计”。
周作人自比为“啮雪海上”的苏武，叫南中莫把他当作“纳首北廷”的李陵看待。认清时代的周黎庵却点出，苏武与李陵的对举已经失效，今日之“匈奴”绝不许有苏武存在。周作人虽不至于自己送上门去做汉奸，但被动地沦为“诗赋萧索”的庾信，却是迟早的事。大阪《每日新闻》所载，或许是造谣，而将来也必将成为事实。周黎庵断言，“那时的苏武，除却殉节之外，就非做庾信不可了”。他相信知堂先生不肯做庾信，但也决无做苏武的可能。截断周作人的后路，逼他逃出重围，周黎庵这篇文章软中带硬，使的是激将法。
“世纪风”同时还发表了文载道化名“星鸟”而作的《知堂先生》(21)，他与柯灵、周黎庵的态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痛惜于周氏的过去的业绩，因而希望他的附逆不至于是事实”(22)。这两篇文章后面还添了一小节“尾巴”，为作者“开脱”：
这样的看法也许读者会觉得太“厚道”。但决不是“开脱”，也并非对于这位“权威学者”的“盲目崇拜”。因为事实是不能抹煞的，而且不久也就会明白。对于一切无耻的汉奸和叛逆，我们只能决绝的加以声讨与唾弃！(23)
柯灵的这段“编者赘语”，较之其化名为“陈浮”而作的促驾文，语调更为“决绝”，明显带有防御性。可见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的驱逐令发布后，混在人群中“声讨”周作人，从政治、伦理各方面，都是相对安全且正确的；站出来以个人的名义为周氏辩护，则要承受一定的道德风险与舆论压力，以至于辩护者的调门也会时高时低，甚至走音。
周黎庵另篇辩解文，写得似巧实拙，从周作人的《关于范爱农》生发出来，仍是“截搭题”(24)。北平沦陷后，周作人除却几封通信外,罕有文章面世。《关于范爱农》发表在南迁后的《宇宙风》上，是北平失陷六个月后所作(25)。周黎庵试图从这篇“名贵”的文章中，读出一点微言大义，体察周作人事变后的思想状况。然而此文除了抄录周氏兄弟的悼诗及范爱农的一封信外，并没有与时事相关或言志的成分，还是文抄公的做法。但令周黎庵“引为希奇者”，是周作人在仅仅的一篇文字中，偏偏提起死去了二十一年的范爱农，“虽说是怀旧，总是至少和他近来的心境和感触有些关系吧”。
既然没办法从知堂文章中读出微言大义，只能靠文章之外的“大义”将二人的思想、处境嫁接在一起。在周黎庵看来，范爱农的思想有些地方是与三十年代“超然物外”的周作人相同的，比如愤世嫉俗的态度。范爱农没有勇气反抗现实，结果只得自沉于菱荡；周作人虽是“世味淡似蜡”，却“古欢浓于春”，将身子沉在“物外”的深潭里。而沦陷后的北平与民初的绍兴只有大小之别，“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两人都是用“白眼看鸡虫”的办法，叫他们去参与“鸡虫”的得失，大概是不会有的事，否则范爱农何至于自沉菱荡？这里表面上是在说范爱农的孤傲，参与“鸡虫”的得失云云，暗中质疑的还是周作人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传闻。
周黎庵又回到《苏武与庾信》一文的看法，承认周作人自比为苏武，“决不是一个积极的志士所喊的口号，而是他绝不陷身于泥潭的一种提供”。要是苏武那时的匈奴不许他如此的话，“他不投降便非自杀全节不可；而作人先生却在仅仅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范爱农所走的路”。言下之意，周作人既不愿做“纳首北廷”的李陵，日本人又不可能让他做“啮雪海上”的苏武，周黎庵也不想他做“诗赋萧索”的庾信，余下的路只有一条，效法自沉菱荡的范爱农，以保全他的名节。
受《文摘战时旬刊》的译文及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那条通电的误导，周黎庵以为周作人的《关于范爱农》作于“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之前，因而称“写那样文章的一个人，决想不到他写这篇文章之后两个月，会去参加什么‘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倘若大阪《每日新闻》的通讯和照片真的是事实，周作人于两个月前重抄“毕生清水湄”这句诗，岂非多此一举。且不论文章与行事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至少这一推论所依据的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就不成立。事实上，《关于范爱农》作于1938年2月13日，即周作人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后的第四天。
编者附白称《周作人与范爱农》的作者是知堂的熟人，因此似乎不免失之“宽恕”。周黎庵在给编者的信里说：“这是一篇写得笨拙到极点的文章，无论如何，我总想要替知堂先生留一个不做汉奸的余地。”(26)对委实不肯南下的周作人来说，在当时的舆论与道义压力下，“不做汉奸”又有多大的余地呢？按周黎庵的说法，只能追踪范爱农，以“悲哀”代替士人心头的“耻辱”。这当然是爱我者的激愤之辞，但背后的贞节观，恰是周作人最反感的。如果将南中诸人的促驾比作劝酒，藏晖居士寄来的八行诗，是苦住庵中的老僧可以领受，并乐意与之酬对的；而大多数的劝法，“以逼为恭敬，以虐为慷慨”(27)，简直不是劝而是强人所难了，对此等人，周作人的办法倒也简单，“任其满酾，就是流溢桌上也决不顾”(28)。周黎庵借范爱农之死劝其殉节，虽是悲愤之辞，却超出了周作人的限度，确切地说是他的思想底线，亦属于劝而不知所止，故谓此文做得似巧实拙，两面不讨好。
周黎庵在“世纪风”上为知堂委婉辩护的声音，夹在武汉、成都、昆明、香港等地此起彼伏声讨周作人的浪潮中，无疑是极微弱的。他自身的立场也在无条件的信仰与怀疑、有原则的辩护与声讨之间游移不定。直至“方外唱和”的发表，从香港传入孤岛，才为他此前的声辩提供了来自嫌疑者、相对可信的证词。转载于《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上的这两首诗，又是怎样从沦陷北平传入香港的呢？为保存“文献”计，周黎庵特地抄录了寄诗者的附札：
昨日至苦雨斋，未就座，即得斋主递与信一件，内储诗两首，一为藏晖先生八月五日(29)遥自英伦寄来者，内中别无一字，唯有八行诗一首，无题，且无上下款。另有斋主答诗一首，盖所以表明态度者；顺手即将诗抄下。当时斋中陆续到有许多客人，此赠答诗亦一一传观，斋主并已分抄数纸寄与此间友人，据其意盖欲藉此辩解前此一切传说。即席又有所表示云：前此之所以应允某事，盖以某人不干预为条件，其后“徐公”诸人(按：当系指徐祖正钱稻荪)既均碰有满面灰尘而告退，则自己当不再上当矣。(30)
寄信者肯定是事变后留居北平，有资格出入苦雨斋的圈内人。与邓广铭写给胡适的那封信相比，此信着重描写当日苦雨斋中的场景，更具画面感，其对“斋主”心事的把握也较有分寸，“盖所以表明态度者”，“欲藉此辩解前此一切传说”，未必以此为忏悔录。“前此一切传说”，当然包括大阪《每日新闻》揭发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一事。需稍作注解的是众人传观唱和诗后周作人的即席表态。“前此之所以应允某事”，所谓何事？与邓广铭所云其向沈、马、钱宣布“出山”，是否一事？“徐公”诸人之碰壁，则可引朱光潜《再论周作人事件》中1938年4月4日“北平友人”的来信作注脚：“徐公”即耀辰“此次就职后突又称病辞职，系因与黎士衡(31)争女学生”，“至于院长办公室有日人帮同照料，聘请教授，须经友方审定，尚是枝节的原因”。至于日后在周作人与汤尔和之间牵针引线，拉其下水的钱稻荪，在这位熟悉内情的“北平友人”眼里，更是“委琐不堪”，“任何人皆可呼之唤之，奴役之，招之代课即代课，招之传译即传译，招之侍宴即陪席，招之开会即列坐，甚至命领新政府官养成所之官员东渡，即顺从之不暇”(32)。朱光潜虽未明言“北平友人”的身份，却称来信者与周、徐二公都很熟识，与钱稻荪且有师弟之谊，因而无厚此薄彼之必要，看此人的语气对于徐、钱则直认为附逆，对于知堂则表示尊敬，可知外间传言不尽可靠。
向香港寄诗者的身份暂且不明，从《星岛日报》这一接收方，也许能查出“方外唱和”传播的媒介。《星岛日报》是1938年8月胡文虎在香港创办的，派他的三公子胡好主持。该报副刊由戴望舒主持，定名为“星座”，成为新文艺的一个阵地，也是流寓港岛的上海文化人的聚集地(33)。胡、周二人的唱和辗转刊载在1938年10月16日《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上，题为《故都新讯》，署名“燕石”。前言称最近接到北平友人来信，述及知堂老人的近况，并附有藏晖居士与苦雨斋的赠答诗，“现已证实其已受‘燕京’之聘，终免‘更生’之辱，虽未能如众所期翩然南来，已不致为人所役靦然北面”(34)。由这段前言可知收信者在“周作人事件”上的立场偏向体谅而非声讨的一方。“燕石”曾在“星座”副刊刊上发表《周作人的思想》一文，指出“批判地克服了莎凡主义的倾向(笔者注：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历史循环论是周作人“自甘没落”的思想依据(35)。此文又牵扯出他与周氏兄弟的恩怨，尤其是与鲁迅的“旧恨”，成为声讨的目标(36)。这位“燕石”在辩解文中提及三年前他批评周作人及晚明小品的论文，辅之此人在“星座”副刊上发表的其他文字(37)，大致可以判定“燕石”即卢沟桥事变后离平南下，留滞港岛的金克木。他批评周作人的长文，是指1935年针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提出的言志与“载道”的对立，及当时风行于文坛的晚明小品文，应邓广铭之约，为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作的《为载道辩》。基于北平沦陷前金克木与邓广铭的交谊，抄赠“方外唱和”的“北平友人”或许就是他学术上的“指路人”邓广铭(38)。而“燕石”的《故都新讯》之所以刊发在戴望舒主持的“星座”副刊上，则可追溯到1930年代作为诗人的金克木与《现代》杂志的渊源。
“方外唱和”经由香港《星岛日报》这个中转站，传入孤岛上海以后，非但令在“周案”中自愿充当辩护士的周黎庵有尘埃落地之感，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刺周”者的看法。被目为“鲁迅的党徒”的唐弢，在《文献》同一期上发表了一篇结案陈词式的文章，题为《“老僧”的诗缘》，以文献综述的口吻回溯了“五十自寿诗”的风波(39)，及他听闻周作人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以后，在《文汇报》“世纪风”上“叠五十自寿诗韵”，作吊诗讽刺知堂(40)。随后“世纪风”上又刊出两首打油诗——双吉《宁作狗歌》、绿葭埭人《也来和知堂先生》(41)，从立意到措辞都不如唐弢的《吊知堂》。其他刊物上所谓步原韵的和作，在唐弢这个“始作俑者”看来，“渐渐地流于下作，或如泼妇，或如无赖”，无异于把刊物当作澡堂，题打油诗也“好像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42)。换言之，给知堂泼脏水，是为了漂白自己。但其实越洗就越磅礴着假道学的酸臭气。
同一日的“世纪风”上还发表了阿英的《周作人诗纪》。这篇《诗纪》以诗带论，选取了周作人晚清、五四、三十年代的诗作，勾勒出他从爱国“志士”、“社会改造家”兼“新文学运动的推动人”、“谈狐说鬼吃苦茶”的老僧，到事变后堕为“汉奸”的道路。(43)周黎庵为阿英辑录的这篇《诗纪》补充了一则新材料——周作人1936年“新正之作”：
尚有年堪贺，如何不贺年？
关门存汉腊，隔县戴尧天。
世味如茶苦，人情幸瓦全。
剧怜小儿女，结队舞翩僊。(44)
“存汉腊”而思正朔，“关门存汉腊”乃化用夏完淳《即事》诗中“一身存汉腊，满目尽胡沙”之意。“尧天舜日”用以称颂帝王之盛德，比喻太平盛世，这里则是反讽，所谓“隔县戴尧天”暗指当时殷汝耕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职于通县。故周黎庵称这首贺年诗，“虽不离清淡之旨，而孤愤满怀，亦约略可见”(45)，其作《〈周作人诗纪〉补》的用意，当然不在拾遗补阙，而是要打破从志士到汉奸“决非偶然”的阶段论。
唐弢作完《吊知堂》，“忽忽若有所失”，直至十月间在《星岛日报》上读到胡、周二人的唱和诗，“不觉释然于怀”，立刻写了《老僧的诗缘》，由“刺周”转为“劝周”。他竭力想理解周作人答诗中“闭门敲木鱼念经”的心情，期待他“将来见得居士的面”，又生怕难以做到，劝周不如早日改为“行脚”的好，北平终究不是可以“苦住”的地方。唐弢事后想来，和引北平友人的来信为周作人辩护的朱光潜一样，他还是“过于天真”了(46)
除了与北平境况略相似的孤岛上海，苦雨斋编排的这出“方外唱和”在正朔所在的西南社会似乎既不叫好，又不叫座。1938年11月间，重庆《扫荡报》副刊转载了胡、周二人的赠答诗，只录了一首半，“苦住庵吟”十六行仅剩下表明态度的后半段。诗后附有数百字的按语，说此间关于周作人的谣言颇多，不必特别辩护，以增无谓的纠纷，“只以事实胜于雄辩的精神把新近得到的材料，贡献给大家以供参考”(47)。但孔罗荪以为，周作人这半章诗并非事实，恰是“雄辩”，以生活为借口，一面闭门念经，一面出门乞食，对于胡适的劝驾，只好“谢谢”了事，颇有“浑然之妙”。生活也许是事实，问题在于周作人念的是哪本经，又能募到谁家的米面，来维持苦雨斋“豪”惯的生活。据在《扫荡报》上发布唱和诗者说，所谓“托钵募化”乃指在燕大授课，每月领一百元薪水云云。但孔罗荪觉得解释不过去，凡熟悉周氏过去生活者，都知道区区百元薪金，实在撑不起“苦雨斋”的门面。周作人自己也承认，燕大每周四小时的功课，“不能当作生计”，“聊以避俗”而已。
“方外唱和诗”在“方内”传观三个月后，1939年初传出周作人被刺的消息，在孔罗荪看来，这是“一粒带着讽刺的子弹”，虽没有击中周作人，却动摇了为“周案”辩护者的信念。“周案”争讼的焦点，由周、胡二人的“方外唱和”，转移到元日遇刺这出悬疑剧上。“北大感旧录”中关于胡适的这一节，不仅抄录了藏晖居士与苦住庵主的“方外唱和”，还找到沦陷时期胡适给他的另一首赠诗，作于1939年12月13日，仍署名“藏晖”，其词云：
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
无人识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48)
这是周作人所接到的胡适的最后一封信。《知堂回想录》竟声称“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49)，与其说是记忆模糊了，不如说是他有意模糊了这段记忆。对照胡适当天的日记，才知道所谓“两张照片诗三首”都与周作人遇刺事件有关：
周知堂去年九月寄一信一诗，又今年一月被刺后二诗和照片两纸，信封上写“Dr.A.T.Hu，胡安定先生”，由华美协进社转。孟治兄不知是我，故搁到今天才转来。(最近他问我，我叫他寄来。)(50)
胡适在日记中并没有提及当日他又作诗回赠知堂一事。所谓的“两张照片诗三首”，除了1938年9月周作人寄给驻美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的答诗，即日记中提到的“今年一月被刺后二诗和照片两张”。那两张照片是周作人被袭后第三天在八道湾11号寓所西厢前拍摄的，从照片上还可以清晰地看见棉袍稍稍偏左的地方有一弹孔。值得玩味的是，周作人遇刺幸免后摄影留念并分送友人的心态，仿佛是想将这种烈士般的形象定格下来。所谓“诗三首”，除了“方外唱和”中的答诗，另两首应是其遇刺后所作的“元日感事诗”。“今日开封一惘然”似呼应知堂“元日感事诗”中的“回首冤亲一惘然”，但真正令胡适怅惘的，恐怕不是事隔一年后才收到这些诗作，而是遇刺事件后周作人所做的决断，已经抵消了“方外唱和”及事变后用来表明心迹的苦茶庵打油诗所起的社会效用。
注释：
①“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是由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基于生理学及心理学层面的考虑，对于传统经济学理论提出的修正。传统经济学一直以完全理性为前提，而西蒙则引入不完全信息、信息的不对称性及处理成本等变量，更关注决策形成过程的不确定性。参见《西蒙选集》，“有限理性说”，黄涛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⑤藏晖居士、知堂《方外唱和诗钞》，《燕京新闻·文艺副镌》第1期，1938年9月30日。
③周作人与燕大的关系，据《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一文交待，1938年夏天，隶属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从北平撤往香港，原本打算以翻译谋生的周作人不得不另找门路，托郭绍虞在燕大找了一周四小时的功课。燕大因为旧人的关系特加照顾，给他“客座教授”的头衔，算是专任，月薪一百元，比一般的讲师表示优待。参见周作人《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1962年10月15日为“文史资料委员会”作，《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总第15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
④按儒家的价值标准，孔子“行裁非之义，服节文之礼，锐意哀乐之中，游心区域之外”；若能“齐一死生，不为教迹所拘”，便“游心寰宇之外”。参见《庄子·大宗师》篇唐成玄英疏，引自郭庆藩辑《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268页。
⑥1938年7月30日胡适致傅斯年信，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1639页。
⑦参见1938年9月2日胡适致傅斯年信，《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89页。
⑧参见1938年7月30日胡适致江冬秀信，原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转引自《胡适全集》第24卷，第382-383页。
⑨1938年9月8日胡适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⑩周作人为重回燕大，找郭绍虞“托钵募化”的经过，参见当时任燕大国文系助教的吴晓铃的回忆《周作人被刺前事——共小如弟切磋》(《居京琐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90-91页)。
(11)邓广铭信中称事变后不久，周作人曾借口“米盐蔬笋诸事”，正式向沈、马、钱三位先生宣布“准备出山”。此事恐怕并非无中生有。周作人被判刑后，潘静远从北平各方面打听到关于他的一些琐事，称抗战之后大约半年，已有人来邀周氏“出山”。那时与周过从甚密的是沈兼士、马幼渔、钱玄同。传说有一次钱、马同在苦雨斋中，周作人提出“出山”之类的话，钱玄同听后，默然无言，马幼渔当时也没有说话。事后马又去访周，见面就骂当时已下水的徐祖正，周作人也附和着一起骂。马幼渔见他装傻，一时语塞。但过了几天马又下决心去劝周，一见就问他决定何时出山，周作人说：“现在还谈不到，日军还没有退出红楼呢。”这是第一次“出山”计划的打消(静远《周作人二三事》，《文艺春秋》1947年第1期)。可见确实如邓广铭所言，马幼渔对周氏“出山”之事“最为激愤”。还可作为辅证的是，事变后时常出入苦雨斋中的常风，1938年4月4日致朱光潜信中称，“礼拜日谒知堂老人，适马幼渔在座，颇闻一二快语”(朱光潜《再论周作人事件》，成都《工作》1938年第6期)。然而邓、潘二人都没有提及，沈兼士听闻周作人“出山”的表示后态度如何。据李霁野回忆，1938年周作人曾三次走访沈兼士，暗示想要进辅仁大学“躲雨”。沈对周的来意佯装不懂，或许受“出山”未果一事的影响。
(12)1938年11月30日邓广铭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388-389页。
(13)吉力(周黎庵)《关于周作人先生的事》，1938年11月1日作，《文献》卷三，1938年12月10日。收入周黎庵《华发集》，上海葑溪书屋，1940年，第27-32页。
(14)《武汉文化界声讨周作人》，1938年5月16日《文汇报》“世纪风”。
(15)余士华译《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汉口《文摘战时旬刊》第19号，1938年4月28日。
(16)参见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四、非议与沉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57-60页。
(17)邵煜《有关“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的史料》，附二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会员名册，附三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理事、处部负责人名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3期。
(18)陈浮(柯灵)《促驾》，1938年5月16日《文汇报》“世纪风”。收入《边鼓集》(文汇报文艺丛刊第一种)，上海文汇有限公司，1938年11月，第338-339页。
(19)励堪(周黎庵)《苏武与庾信》，1938年5月19日《文汇报》“世纪风”。收入《华发集》第20-23页。
(20)1937年9月26日周作人致陶亢德信，(陶)亢德《知堂在北平》，《宇宙风》第50期，1937年11月1日。
(21)星鸟(文载道)《知堂先生》，1938年5月19日《文汇报》“世纪风”。
(22)(23)《尾巴——编者赘语》，1938年5月19日《文汇报》“世纪风”。
(24)关铭(周黎庵)《周作人与范爱农》，1938年5月24日《文汇报》“世纪风”。收入《华发集》第23-26页。
(25)知堂(周作人)《关于范爱农》，1938年2月13日作，《宇宙风》第67期(南迁纪念特大号)，1938年5月1日。
(26)《编者附白》，1938年5月24日《文汇报》“世纪风”。
(27)语出阮葵生《茶馀客话》卷二十，引自周作人《谈劝酒》附记。
(28)药堂(周作人)《谈劝酒》，1937年7月18日作，1938年8月4日《晨报》；又刊1938年11月10日《朔风》第1期，署名知堂。收入《秉烛后谈》。
(29)应是八月四日。
(30)吉力(周黎庵)《关于周作人先生的事》。
(31)即沦陷初期周作人日记中时常出现的黎子鹤。
(32)朱光潜《再论周作人事件》。
(33)参见戴望舒《十年前的星岛和星座》，原载《星岛日报·星座》1948年8月1日增刊第10版，《戴望舒全集·散文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200-204页。
(34)燕石(金克木)《〈故都新讯〉前言》，1938年10月16日《星岛日报》“星座”副刊第77期。
(35)燕石(金克木)《周作人的思想》，1938年8月11日《星岛日报》“星座”副刊第11期。
(36)参见燕石(金克木)《“旧恨”？》，1938年8月21日《星岛日报》“星座”副刊第21期。
(37)如《归鸿》述及其抗战后南下的经历，并回忆在北平时的文学交游(1939年8月25日《星岛日报》“星座”副刊第382期)。
(38)二人的交往始末参见金克木《送指路人邓广铭》，1998年7月作，韩小蕙主编《读人记·当代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64-169页。
(39)风子(唐弢)《“老僧”的诗缘》，1938年11月5日作，《文献》卷三，1938年12月10日。
(40)将离(唐弢)《吊知堂叠五十自寿诗韵》，1938年5月21日《文汇报》“世纪风”。
(41)1938年5月27日《文汇报》“世纪风”。
(42)风子(唐弢)《“老僧”的诗缘》。
(43)鹰隼(阿英)《周作人诗纪》，1938年5月25日作，1938年5月27日《文汇报》“世纪风”。
(44)1935年12月25日胡适日记云，“周岂明昨送贺年诗来，今晚无聊，和他一首：可怜王小二，也要过新年。开口都成罪，抬头没有天！强梁还不死，委屈怎能全！羡煞知堂老，关门尚学仙。”并抄录知堂原作。(《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第551-552页)
(45)励堪(周黎庵)《〈周作人诗纪〉补》，1938年5月31日《文汇报》“世纪风”。
(46)唐弢《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5期。
(47)转引自(孔)罗荪《一粒带着讽刺性的子弹》，原刊《全民抗战五日刊》第50号。收入《喜剧世界》，改题为《一粒带着讽刺的子弹》，作家出版社，1956年。参见罗荪《〈抗战文艺〉回忆片断》，《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
(48)(49)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四卷“一六一北大感旧录(七)·十一、胡适之”，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第501页。
(50)1939年12月13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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