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南方长城”的形成与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毗邻贵州省的湘西，有一座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苗疆边墙”，它穿梭于武陵山脉的崇山竣岭，蜿蜒起伏200余公里，虽几经风雨，但遗址雄风犹存，给秀美、古老的湘西增添了一份悲壮。2000年6月，国家文物局长城研究专家、著名考古学家罗哲文教授在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凤凰古城考察时，认定“苗疆边墙”属于万里长城系列。“南方长城”的重大发现一经媒体传出，引起了海内外极大关注。
一、南方长城的原始雏形
明朝开国不久，便派兵到西南各地镇抚少数民族。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确立了“征调则统于诸将，事平则散归各卫”的军事制度，随即兵伐湘西苗疆。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262年中，大规模征剿湘西苗疆的军事行动就有33次。明宣德五年（1430年），竿子坪长官吴毕郎与贵州铜仁苗酋石鸡娘率领湘黔边区苗族挥戈反抗征剿，总兵官箫授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采取堡垒战术进行防御，以湾溪为中心的今凤凰县、吉首市毗领地段“筑二十四堡环守之”。这就萌发了修筑边墙的根柢。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总督湖广、云南、贵州、四川军务的张岳，统率20万大军经几年杀戳终于平定了动荡的苗疆，被朝廷委以三藩总督，留驻新开的沅州府（今芷江县）镇抚苗疆。此时，这位以大儒自居的边帅上奏朝廷后，改原来的二十四堡为十三哨。每哨有数百名兵丁。从防卫范围和能力看，张岳的十三哨比箫授的二十四堡又大大强化了对苗疆的统治。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兵备道袁应文在今凤凰县内增设盛华、黄会两大哨，同时在小坡哨的防区内添设水塘坳、清水塘、十八坪、杜壤等四个小哨（散布于今凤凰、麻阳县地），进一步延长和加固防线，这就形成了南方长城的原始雏形。十几年后，因被压迫的苗族为图生存不断反抗，最后迫使受命镇边的主帅“不得已更筑边墙以制之”。
二、南方长城的修建与毁坏
南方长城的始建者是蔡复一。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县人，万历进士，累擢兵部右侍郎，巡抚贵州，后总督贵州、云南、湖广军务。关于南方长城的修筑过程，史籍中仅佚名作《备边考》和刘应中的《边墙议》有扼要的记载，其次是《苗防备览》和《麻阳县志》有零星的记述。现根据史料，将南方长城的酝酿、施工过程略述于下：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时任“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参政”的蔡复一驻节沅州（今芷江），巡历镇边。蔡目击了营哨散布而苗路崎岖的情况，认为营哨实在难以遏制苗族为夺取失地而作的冲击后，便请求朝廷从国库拨出白银43000两来修筑“边墙”。依照蔡复一的第一方案，拟利用石壁、天堑之类险阻，在渡头坑、毛都塘、两头羊、红岩井、毛谷屯、大田、泡水（均在今凤凰县纯苗区）一带筑墙，以便把汉民侵占的田地卷入内地。但府县的官员认为如此紧逼苗人必然遭到激烈的反抗，最后还是将芦塘、都溶、龙井、强虎等地蚕食日久，已征赋税的田土尽数放弃，基本上是沿着如今吉首至铜仁的公路修筑，临近现凤凰县阿拉镇朝南拐至西端终点亭子关（今凤凰县黄合乡画眉村）。边墙东起镇溪所（今吉首市），弯环曲折，绕水跨山300余里。其高8尺，脚宽5尺，顶宽3尺。整个工程由兵丁和民工筑砌，保靖都司周履负责监督施工。兵筑一丈长发白银一钱二分，民筑一丈给白银一钱八分。边墙何时竣工，史籍中无准确记载。据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辰州知府刘应中的调查，边墙成于万历年间。这样，其工期最长不过5年，因边墙始筑于万历四十三年，而万历只有48年。到了天启年间（1624年左右），辰沅兵备道副使胡一鸿，委派游击邓祖禹将边墙自镇所朝东延长至保靖的喜鹊营（今属吉首市），增加了60余里。至此，镇苗的南方长城便大功告成。
南方长城基本筑成时，蔡复一就将原来的营哨移至墙上，每哨选游兵头目、巡墙队长各一名，并制立循环二等，限定时刻，由其率哨兵30名更迭传筹，不分雨晴昼夜，填明时刻顺墙巡至前哨交明后返回。若发现墙体坍塌渗漏，则令兵丁及时修补。
在明朝大厦将崩倾的崇祯年间，湘西苗族趁农民起义烽烟四起时奋起反抗，消灭了驻守“边墙”的7800名官兵，摧毁了统治者苦心经营的南方长城。刘应中对此在《边墙议》中叹道“及崇祯间寇乱苗叛，土墙尽踏为平地矣。”
三、南方长城两度恢复计划流产
继明朝衣钵，清王朝对苗疆的用兵有增无减，为进一步防御苗族的反抗，康熙年间曾两度企图重筑边墙。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辰州知府刘应中与副将郭忠孝经过一年剿杀平息反抗后，按遍沅巡抚丁思孔的指令，为图“一劳永逸之计”，曾到实地勘察，“确议捐修边墙”。后来由于资金无出，这重修边墙禁锢苗族的计划也就流产。康熙五十年（1711年），满洲镶白旗人鄂海任湖广总督，他再次拟定在旧址上重筑边墙的方案，并依据山川绘成蓝图呈皇上御览。鉴于历史教训，皇上朱批“如尔议未足捍御红苗”，并命鄂海率属员亲临湘西实地考察御苗良策。是年9月，鄂海遵旨率巡抚潘宗洛、提督额伦忒及总兵等要员到苗疆巡视，自五寨司城（今凤凰县县城）北出旧边墙，进入生苗区视探。其时正值清王朝恩威并用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苗族经过连续十余年的浴血奋战，元气丧尽，面对强大的官兵，只得按照他们“三紧三慢”策略，暂时归顺朝廷，以图生存发展。当鄂海一行到今凤凰县山江镇时，苗族首领吴老铁率毛都塘等52寨生苗归顺。翌年8月，凤凰生苗共132寨6200余人由头目代表到武昌总督府表示归顺。鄂海将上述情况奏明皇上，皇曰，在三藩臣服、四海升平之盛世“惟红苗凭恃险阻，从未归化，今既各输悃诚，向风慕议，朕视天下内外一体”。按照皇上力求同化苗族的旨意，“边墙之议遂寝”，重筑边墙的计划再次告吹。
四、南方长城的重筑与扩建
湘西苗疆经过84年相对稳定后，由于乾嘉起义爆发，汉苗之间又从和睦相处转变为兵戎相见。之后，清王朝为了抵御苗族的反抗，又逐步在边墙的旧址上筑起了一条新的防线。它已不再是土墙，而是一条由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关厢等组成的长蛇阵——边卡。这边卡可谓“集所有防御工事之大成”。实施这项工程的是傅鼐。傅鼐，浙江山阴人，监生，由府经历分发云南，因参与镇压少数民族有功，擢升云南宁珥知县，乾隆六十年（1795年），被云贵总督福康安调到湘西随军镇压苗族起义，翌年补凤凰厅同知，之后在湘西苗疆为清廷呕心沥血经营13年，最后官至湖南按察使，曾进京面圣，被皇上称为“杰出才”。
嘉庆五年（1800年）十月，已食知州俸的傅鼐向湖广总督姜晟、湖南巡抚祖之望汇报了他以边墙旧址为轴线修建碉卡的情况。据傅鼐在《禀沿边各路修建碉卡一案》所称，嘉庆二年（1797年）后，苗族起义的烈焰虽然被抑制，但尚未平息，鉴于各路大军已经撤出，只好“固我藩篱，严其防范”，采取工事防御来对付苗族的反抗。傅鼐的碉卡工程先自今凤凰城发轫，由镇竿总兵富志那拟定式样，并亲督工匠在城四面山梁上修筑石碉4座，关门13座，卡门4座，哨台5座，以及围墙20余里和厅城沿河的石堡墙340余丈，企图以此保护湘西苗疆的指挥枢纽免遭苗民攻击。然后，在凤凰至麻阳岩门的大道沿途建碉楼16座，以维持粮道畅通；同时在自凤凰沿河而下至泸溪的地段设碉21座，卡11座，哨台6座，作为抵御苗族东进南下收复失地的第二防线。第一防线则是自木林坪起与贵州交界的落潮井（均属今凤凰县）止，逶迤200余里的地段上的800多座碉卡。完成如此浩繁的工程仍然不能使统治者如愿以偿，于是傅鼐又在自湾溪（今凤凰县地）至四路口（今凤凰县地）的100余里地段以土墙、深壕、悬崖连成一线，加强防卫。但是，矫健的苗民仍然爬越土墙攀援岩壁出击，于是傅鼐又募工匠把这一段的岩壁逐加削凿，使之笔陡，令身如猿猱的苗民亦无法攀援，并在各碉卡的中间陆续添加石垒的哨台88座，这才暂时遏制大队苗民的突击。傅鼐在凤凰县修筑848座碉卡的同时，又在今吉首市修筑了188座，花垣县127座，古丈、保靖69座。至此，傅鼐的碉卡防线基本完成。
傅鼐营建的防苗边卡一直保存到清末，即使今日，往昔的碉楼墙壕仍随处可见。现在由吉首经凤凰往贵州的公路附近的村落，多以炮台、哨、堡、卡、碉、关、濠、营等为名，这种地名上的特色，正是“中国南方长城”在湘西留下的历史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