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脚步(下)—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与编制
文 曹文炼
总体来看，“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显著，国民经济总量指标超额完成了计划指标，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上了新的台阶。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8%，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5%，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3.1%，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7%，农、林、牧、副、渔全面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实际增长4.1%，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2.4%，全国城乡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不过，从这一时期各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看，起伏较大。
站在一边目睹了全程的小青发出一阵爆笑，如芸坐在那儿运气，发誓以后再也不跟他打招呼了。小青则乐不可支地跟每个人宣扬如芸被无视的遭遇，大家纷纷取笑她：“原来美女也是这样的待遇，这下我们可平衡了。”
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做好这一年的工作，使“七五”开局良好，意义重大。1月11日， 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提出要执行“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八字方针，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1986年计划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不包括村办工业），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8%（包括村办工业），其中轻工业增长9.7%，重工业增长7.8%。
对于基本建设规模具体安排多少合适？陈云在1986年的计划会议简报上语重心长地批示：“不要太热心了！要多搞是爱国，但是实事求是地搞才是真爱国。同志们！头脑要清醒些。”根据中央对“七五”前两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基本维持1985年水平以实现稳定经济的要求，198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投资计划安排1570亿元，其中能源、交通和原材料投资比重由上年的46.8%增加到51.4%，非生产性建设的比重将比1985年的实际水平压缩10%-20%。
由于采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这一年的经济形势好于上年，尽管不少地区遭到严重自然灾害，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仍超过计划要求；工业生产由上一年的超高速增长转向正常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势头有所抑制，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有所缓解。不过，这一年的社会总需求依然偏大，财政赤字较多，特别是经济效益差，产品结构不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的矛盾比较突出。
对此，宋平说，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清理在建项目问题，已经提了几年了，年年讲，年年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投资规模仍然很大，投资结构很不合理，在建工程仍然过多，建设中的浪费极为严重。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柳随年分析指出，基本建设不仅摊子铺得大，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投资效益差。投资效益差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设周期长。不少项目的建设工期比“一五”时期还长，其中有些项目甚至比“一五”时期拖长了二、三倍；二是工程造价高，很少有项目不超过设计概算的，有的项目超过一、二倍甚至更多，成为投资的“无底洞”。
姚依林在新的国家计委成立大会上说：“概括地说，新计委的职能主要是要进行宏观调控、平衡、协调、服务。”
1987年虽然提出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并没有坚决贯彻执行，结果导致问题越积越多。突出表现为：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时任国家物价局局长的成致平说，1987年物价从1月的5%，逐月攀升到12月的9.1%, 全年物价涨幅平均为7.3%，超过了上年6%的涨幅。房维中指出：“推动物价上涨，主要是三个原因：一是票子发多了一些；二是供给不足；三是一些垄断性和国营企业哄抬物价，层层盘剥。”由于粮食生产连续几年徘徊，加上人口过快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下降；而工业生产增长过快，摊子越铺越大，又出现了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而且，这一年的基本建设投资依然偏大，尤其是计划外在建项目和新开项目过多。据统计，1987年基本建设新开工项目占施工项目的比重高达51%，特别是第四季度猛增23000个，比上年同期增加近4000个。
企业为了有效提升经济运行动力和发展水平，就要结合时代发展动态因素，建立健全科学化的经济运行管理方案，并且将建立利益相关者网络体系，能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社会性共享资源，实现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的目的，最大程度上减少市场风险对企业运营管理造成的影响。
1988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启动了新一轮的机构改革。这次改革的目的是：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
考虑到1987年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中央决定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前到9月，与体制改革会议同时召开，目的是为了使经济体制改革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国家计委在会上提出，1988年的计划安排要搞得稳当一点，要遵循“收紧财政和信贷，控制需求，稳定物价，保持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发展”的总方针。根据以往经验，考虑到计划指标往往会被超过，这一年的计划指标定得比较保守，即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5%；农业生产增长4%，粮食产量争取达到4.1亿吨；工业生产总值在降低物质消耗、减少资金占用、保证质量、适销对路的前提下增长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3300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2060亿元，略低于上年的实际水平；财政赤字控制在80亿元，维持上年水平。为了减少或消除不稳定因素，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国家计委对货币增发量、财政赤字、市场零售物价指数、国家外汇结存、农业生产、城乡居民平均实际收入，都设定了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
新的国家计委成立后，马上把《计划法》的起草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实际上，早在1980年至1982年间，原国家计委就曾组织力量起草了一个《计划法》（送审稿）。由于当时经济计划体制改革刚刚起步，各方面经济关系急速变动，不少问题看不清楚，这个“送审稿”没有上报国务院就搁置下来。这次，在邹家华和其他有关领导的亲自过问下，组成了以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原体改委法规司）为主，吸收委内有关专业司局、地方计划部门的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理论界、法学界专家学者参加的专门队伍，负责研究起草《计划法》。起草《计划法》的指导思想是：要充分体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总要求，全面反映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运行特点，把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作为全部《计划法》的主线。正确总结我国几十年来计划管理的经验教训，充分体现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把那些在改革开放中产生的，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计划管理思想、观念、概念、内容、原则、形式、方法、制度等写进《计划法》。同时，还应根据党和国家已经确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措施和要求，在《计划法》中表述出来，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9月26日至30日，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批准了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决定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混乱现象。 业进行经营决策， 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改变计划调拨制度，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二是计划管理的重点转向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制定产业政策，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促进产业政策的实现，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大体平衡。三是国家必须直接掌握一部分投资、外汇和物资，直接管理极少数的重点建设工程和特殊企业，以保持对市场的必要调控能力，促进资源长期配置的合理化。四是着重抓好对国民经济的高层次宏观管理，把行业管理职能和各部门能够协调解决的事情，交给各专业部门，尽量避免与各专业部门职能的重复与交叉。国家计委不再直接管理项目投资，把中央掌握的固定资产投资切块分给国家各专业投资公司，由投资公司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负责资金的经营与管理。同时，扩大地方的计划管理权限，建立起两级管理体制。
通过编制《计划法》着重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第一，明确计划管理在整个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地位、职能和任务。第二，正确体现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包括如何把二者的结合贯穿于整个《计划法》，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处理好集中和分散的关系等，第三，合理划分计划管理主体的权限。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人大与政府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计划管理权限。第四，努力保证计划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过规定决策程序、权限和责任，使计划决策走上科学化、制度化，提高计划管理的质量。第五，明确计划管理的形式、方法和制度。《计划法》要根据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实行新的形式和方法，建立新的计划管理制度。（这一工作在“七五”之后仍持续进行）
然而，尽管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措施，1988年经济过热问题受地方投资驱动影响，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有些地方不仅提出翻两番，甚至鼓励翻三番、四番，搞起速度竞赛。当年工业总产值（含村办工业）18100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0.7%，大大超过8%的计划指标。而农业受自然灾害影响， 主要农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减产，其中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了2.2%，棉花产量下降了1.1%，油的产量下降了13.6%。工农业之间的增长速度差距过大。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在连续几年上涨幅度较大的基础上，又上涨了18.5%，这样大的涨幅是多年来所没有过的。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又不适当地决定实行“价格闯关”，出台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 结果引发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抢购风潮。究其原因，决策层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对国情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没有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在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房维中在回顾“七五”前三年的经济发展时指出：“1986年略为收缩了一下，1987、1988年又大干快上，国民经济进一步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关系失调，又来了一次大折腾，出现了一次反复和大的‘马鞍形’。”
血液透析是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替代治疗方式,需要进行长期透析治疗和长期服用药物以及控制水分、钾和钠等物质的摄入,以维持患者干体重和体内电解质和酸碱平衡[1]。长期的血液透析治疗给患者身体带来痛苦和不适的同时也给其内心造成严重的损伤,给患者身心均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对患者进行全面的细致的管理能够有效改善透析时对其身心造成的痛苦。
由表6可得，区段Z6的可信度值最大，且满足决策准则条件，则可判定故障最有可能发生在区段Z6，与实际情况相符，区段Z4的可信度值次之，作为故障发生区段的备选方案。
1988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启动了新一轮的机构改革。这次改革的目的是：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当时中央领导人提出，“计委要下决心搞虚一点，要下决心只管大事不管小事。” “计委要加强宏观管理职能，绝不能管得过细。” 6月15日，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根据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讨论通过《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三定”方案》，国家计委必须按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逐步实现以下一些职能的转变：一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由直接控制为主逐步转为间接调控为主，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和影响市场的供求关系及其变动趋势，引导企
9月26日至30日，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批准了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决定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混乱现象。1989年3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上作政府报告，提出从1989年起，用两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通过治理整顿消除经济过热、遏制通货膨胀、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缓解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建立健全必要的经济法规及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设。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陈光健在回顾1989年投资工作时说，1989年全国共停缓建不符合产业政策、不具备建设条件和不急需的各类在建的和准备建设的投资项目1.8万多个，压缩投资约675亿元；其中，停缓建楼堂馆所2500个，压缩投资260多亿元，建筑面积1730多万平米。他认为，压缩固定投资规模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要采取源头控制，即从审批项目的立项到审批项目的新开工，要严格按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把住关，决不让不合理的建设项目出台。
1990年是九十年代的头一年，也是治理整顿的关键一年。国家决定，一要对基本建设实行年度投资规模和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双重指标控制的办法，二要开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三要加强对工资基金的管理，控制消费需求增长过快。这一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451亿元，比上年增长4.5%；在建项目得到控制，全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施工项目12.3万个，比上年减少了3536个。在国家重点倾斜政策的支持下，投资结构也有所改善。1990年，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农林水利投资比重由上年的3.3%上升到4.1%，能源工业投资比重由28.8%上升到32%，运输邮电投资比重由10.7%上升到15.9%；生产性投资比重由上年的68.6%上升到72.2%，非生产性投资比重相应由31.4%下降为27.8%。对此，陈光健总结说：“基本建设方面的治理整顿，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无论从深度或广度看，都是很不够的。”主要是投资效益低的状况仍然没有明显改善。
“七五”后期治理整顿期间，国民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1989、1990年，粮食生产连续两年获得丰收，扭转了前四年的徘徊局“七五”计划期间完成的部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面；工业生产在经历了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的市场疲软和生产低速增长之后，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恢复到正常年份的增长速度。1989至1990年，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速度为8.1%。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
作者简介
曹文炼 1986年至1989年，在国务院物价领导小组(1988年更名为国务院物价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参与全国物价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和组织协调工作。1989年起，进入国家计委(现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2010年12月，被任命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2011年3月-2014年10月，兼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 ；2014年11月起，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不断强化水文行业管理。进一步完善水文条例配套规章，编制完成 《水文资料汇交管理办法》，《浙江省水文条例》年内颁布施行；国家发改委、水利部联合印发 《全国水文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011—2020年）》；加快推进全国水文管理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职能转变，取消两项行政审批事项；积极推进水文标准化建设；组织研发先进水文监测仪器并推广应用；积极开展援藏援疆工作并被评为全国水利援藏工作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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