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收福利成本的测量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税收论文,测量论文,福利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税收是政府为提供公共服务而强制征收的财政收入。税收会影响经济行为，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产生税收福利成本(超额负担)。研究税收的福利成本对于税制改革和政府公共支出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税制改革而言，最优的税制是在给定税收规模的条件下福利成本最小的税制。为了给税制的优化提供改革方向，首先需要对税制造成的福利成本进行比较全面的测量与分析。对于政府公共支出而言，由于税收会产生福利成本，因此如果通过税收为公共产品筹资，那么公共产品的效益应该大于税收的直接成本和相应税收造成的福利成本。
近年来，我国政府财政规模不断扩大，已经连续18年增长率超过20%。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多年来一直高于GDP增长速度，2007年增幅高达32.4%，约为GDP增速(11.9%)的3倍，2008年1月至7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已超过4万亿元。众所周知，中国税制本身存在很多缺陷，如此庞大的税收规模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税收福利成本。如果政府税收的成本高于政府运用税收建设的公共项目的收益，那么就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到目前为止，关于我国税收福利成本的定量研究很少，没能为我国税制改革和政府规模的确定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依据。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多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CGE)，并运用该模型测量和分析了我国税收的福利成本。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相关文献，第三部分介绍了税收福利成本的相关概念，第四部分介绍了用于测算税收福利成本的CGE模型和研究数据，第五部分分析了测算结果，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回顾
Adam Smith(1976)早就认识到，政府税收的私人成本要高于税收收入，他把高出的成本分为税收的服从成本、税收对经济活动的扭曲成本和税收的管理成本。Harberger(1964)运用二阶近似法(Secondorder approximation)推导出了超额负担的计算公式，他指出测量税收的超额负担对于改进税制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此，超额负担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Browning(1976，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量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他认为政府的公共支出应考虑税收的福利成本，政府的合理规模应小于目前的实际规模。随着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发展，经济学家逐渐将其运用到经济学的定量分析上，发展出了CGE模型。其基本方法是，首先对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参数化，然后定量分析外生冲击造成的福利变化。由于CGE可以容纳更多的经济信息，模拟结果更具有实际价值，因而被广泛应用于税收和国际贸易的政策分析中。Shoven(1976)最早运用CGE模型测量了企业所得税造成的超额负担。Ballard等(1982)将其扩展为动态模型，并对美国税收的福利成本进行了全面分析。Jorgenson和Yun(1991)运用一个动态跨期优化CGE模型对美国1985年税制改革前后的平均超额负担和边际超额负担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
政府税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我国对税收超额负担的研究非常少。在目前仅有的几篇相关论文中，仅陈波(1999)对我国税收的超额负担进行了定量研究。目前，我国正酝酿新的税制改革，因此对我国税收的超额负担进行比较全面的测量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税收福利成本的相关概念
税收的平均超额负担和边际超额负担是衡量税收福利成本的两个重要指标，这两个指标的经济内涵存在很大差异，且测量方法不同。
平均超额负担衡量的是现存税制中每单位税收平均造成的福利成本，其值为税制产生的所有超额负担与实际征收到的税收的比率，测量时需假定政府规模保持不变，并用总额税取代扭曲税。边际超额负担衡量的是新增单位税收产生的额外的超额负担，测量时不需要假定政府规模保持不变，新增的税收用于政府支出。根据Musgrave(1959)的研究，可将测量平均超额负担的方法称为differential分析法，测量边际超额负担的方法称为balanced-budget分析法。研究税收超额负担的早期文献，都没有注意到这两种方法的区别，Pigou(1947)、Harberger(1964)和Browning(1976)使用的是differential分析法，而Stiglitz和Dasgupta(1971)、Atkinson和Stern(1974)使用的是balanced-budget分析法。Ballard(1990)最早认识到测量税收超额负担的这两种方法的区别，并对两者做了辨析。
平均超额负担可用于衡量税制整体的效率，即单位税收的平均福利损失，通过测量税制改革方案的税收平均超额负担，可以比较不同税制改革方案的效率，而边际超额负担可用于最优税制设计和公共项目的评估中。所谓最优税制，是指在征收一定数额税收的同时，造成的效率损失最小。如果现存税制各税种之间的边际超额负担不相等，那么通过提高边际超额负担较低的税种的税率，同时降低边际超额负担较高的税种的税率，可以在保持财政收入不变的条件下，减少税收的超额负担。只有所有税种的边际超额负担都相等时，从效率的角度看税制才能达到最优。测量边际超额负担不仅可为税制改革提供方向，而且还可用于公共项目的评估中。如果公共项目的资金是用税收来筹措的，那么项目的成本应该考虑税收造成的额外超额负担，即在税收基础上加上税收乘以边际超额负担，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项目的成本。
测量税收福利成本可使用局部均衡方法和一般均衡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的特点是简单直观，而一般均衡方法的优点是包含更多的实际经济信息，可在一个统一的模型框架内同时分析各种税收。本文使用一般均衡方法进行分析，由于运用局部均衡方法分析税收福利成本的方法已被广泛了解，因而这里不再做介绍。
四、CGE模型结构和数据构造
本文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测算和分析我国税制的超额负担和减税的福利收益。限于篇幅限制，本节仅简要介绍用于测算税收超额负担的CGE模型结构和数据构成。①
(一)模型结构
1.消费者行为假定。模型使用社会代表家庭(Represent Household)的行为假设，并假设消费者拥有劳动禀赋和资本。
2.生产结构。根据现有数据条件，模型将所有社会生产分为14个行业。每个行业的资本和劳动通过CES函数复合构成增加值，增加值和行业总中间投入通过CES函数复合构成行业总产出，行业总中间投入由该行业对各个行业的中间投入通过Leontief生产函数复合构成，资本由正规部门资本(企业、事业单位、政府等使用的资本)和非正规部门资本(个体经营者、承包经营等使用的资本)通过CES函数复合构成。国内生产的产品通过CET函数转化为内销产品和出口产品，内销产品和进口产品通过CES函数复合构成国内商品总供给。
3.收入分配和消费。生产使用资本和劳动需要支付要素报酬，资本所得首先要向政府缴纳要素所得税，然后再分配给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企业保留部分资本收入，其余分配给消费者。消费者的收入为劳动收入、资本所得、企业分利和政府转移收入，消费者需要向政府缴纳个人所得税，剩余的收入部分用于购买商品，其余部分用于储蓄。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资本收入、营业税和增值税等流转税、从企业取得的企业所得税和从家庭取得的个人所得税，财政支出包括向消费者的转移支出和政府购买，结余部分作为政府储蓄。
4.宏观均衡。模型包含三个方面的宏观均衡：储蓄与投资均衡、要素市场均衡和商品市场均衡。储蓄由消费者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和国外储蓄构成，并转化为投资和存货增加。各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需求和资本需求之和分别等于当期劳动总供给和资本总供给。国内商品总需求包括中间投入需求、消费者商品需求、投资需求和存货增加需求，国内商品总需求之和等于国内商品总供给。
(二)我国主要税种情况和模型中税收处理方法本文的模型主要分析了我国的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四种主要税种。②这里介绍了各税种在模型中的处理方法，见表1。
我国对第三产业(除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和建筑业征收营业税。营业税是对征收营业税部门的总产出征收的从价税。对每个行业而言，实际平均税率等于对该行业征收的营业税除以该行业的总产出。
我国对第二产业(除建筑业)与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征收增值税。增值税是对征收增值税部门的增值部分征收的从价税。对每个行业，实际平均税率等于对该行业征收的增值税除以该行业的增加值。
模型中将企业所得税当作对企业使用资本征收的税。Stiglitz(1973)认为，由于利息可以从企业所得税中扣除，因此企业在使用通过债券融资得到的资本服务时不需要交纳企业所得税。他还认为，如果企业在边际上通过债券进行融资，则企业所得税不会扭曲，但企业所有的投资不可能都通过债券来融资。本文采用Ballard等(1985)的处理方式，假定边际投资是根据债券和股权的基期比例通过融资获得的，不改变资本结构。此时，税率等于行业企业所得税与行业企业资本总量之间的比率。③
个人所得税分三种情况进行讨论。(1)对于劳动要素收入(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本文不考虑税制的累进性，税率为劳动要素收入所得税与劳动要素收入之和的比率。(2)利息、股息和红利部分的个人所得税，这是对个人通过拥有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资产而获得的收入征收的所得税。税率为对利息、股息和红利征收的税收与利息、股息和红利总和的比率。(3)个人经营资本收益所得税，这是对个体经营所得、承包经营所得和财产租赁转让等个人所得征收的所得税。由于没有更详细的数据，本文假设对各行业个人经营资本征收的所得税税率相等。税率为个人经营资本缴纳的所得税与社会个人资本总和的比率。
本文不研究消费税和关税。消费税是针对具体产品征收的，征收范围较小，部分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具有外部性，消费税具有矫正税的性质。关税的社会福利更多和规模经济、市场结构等相关，本文使用的模型不能模拟相关的效应。
(三)数据构成
CGE模型通常先以某期实际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作为基准(benchmark)，通过标定(Calibration)方法为模型的参数赋值，让模型能够复制(Replicate)基准经济数据，然后分析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 Matrix，简称SAM)是关于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在某个时期内各个构成部门实际运行关系的系统描述，它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将投入产出表和宏观经济账户结合起来，通常被用作CGE建模的数据基础。为了使分析的结论具有现实意义，需要尽可能使用最新的数据。根据我国现有的统计数据条件，本文构建了2004年社会核算矩阵。④
CGE模型参数的标定，还需要使用一些替代弹性系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与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采用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的数据，当期效用和预期未来消费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以及商品消费的复合和闲暇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需要利用劳动对工资的供给弹性和储蓄对利率的弹性来推导。⑤国内尚无劳动供给弹性和储蓄供给弹性的经验数据，为了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在借用国外模型通常使用的参数基础上，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对于劳动供给弹性，采用0.15为主要估计值，同时采用0.00和0.30进行敏感性分析；对于储蓄供给弹性，采用0.40为主要估计值，同时采用0.00和0.80进行敏感性分析。其他参数参考国内CGE研究通常设定的数值。
五、测量结果
运用上面介绍的CGE模型，对我国税收的平均超额负担和边际超额负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测量和分析，测量结果见表2至表5。
表2列示了中国税收总体的平均超额负担。从表2可看出，我国税收的平均超额负担是非常大的，即使在假定储蓄弹性和劳动弹性非常小的情况下，税收的平均超额负担也超过了0.3，即平均每单位税收产生了超过0.3单位的福利成本。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弹性系数下，税收的超额负担变动不大，说明假定的弹性系数对结果影响不大。
表3报告了中国主要税种各自的平均超额负担。从表3可以看出，企业所得税的平均超额负担最大，其值高于其他税种1倍以上，说明通过企业所得税筹资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这和国际上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表4报告了中国税收总体的边际超额负担。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范围为0.504～0.594，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这说明，假如运用税收为公共项目筹资，则只有每单位额外公共项目支出的边际收益大于1单位税收加上0.504单位的税收额外福利成本时，该项目才能被接受。
表5报告了中国主要税种各自的边际超额负担。从表5中可以看出，我国主要税种之间的边际超额负担差别很大，这对于我国制定税收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说明我国税制优化的空间很大。企业所得税的边际超额负担最高，在我国即将实施减税政策的背景下，减少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福利。
六、结论
本文使用一个多部门CGE模型对我国税收的福利成本进行了比较全面地测算和分析。从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税收的福利成本是比较高的，且各税种间、同一税种的行业间福利成本差别很大，反映了我国税收对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较大，也说明我国税制优化的空间还很大。当前我国正在考虑实施减税政策，从提高税收效率的角度来看，减少企业所得税比较有利。边际超额负担是衡量政府公共支出成本的重要指标，本文的测量结果对于完善公共项目的评估方法和确定我国政府的合理规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模型有66组方程，共计621个方程，运用GAMS软件编制程序进行政策模拟。
②本文不考虑社会保障税。这里假定我国社会保障税和收益高度相关，不会对劳动者行为产生影响。Ballard等(1985)假定社会保障税是对劳动征收的税收，而社会保障收益是总额的转移。
③关于资本所得税的税率，本文使用的是平均税率，并假定边际税率等于平均税率，Ballard等(1985)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Fullerton和Henderson(1989)使用边际实际税率分析了各种资本税收工具的边际超额负担。边际税率是指对新增资本的报酬适用的税率或对现有资本报酬边际增加部分适用的税率。关于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的比较分析，见Fullerton(1983)。
④该SAM有14个行业，对应14种商品，分别为：(1)农业，(2)采掘业，(3)轻工业，(4)重工业，(5)电气水生产与供应业，(6)建筑业，(7)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8)计算机软件业，(9)批发和零售贸易业，(10)住宿和餐饮业，(11)金融保险业，(12)房地产业，(1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4)其他行业(教科文卫等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要素包括劳动和资本，资本分为折旧、企业资本和个人资本三个账户。机构部门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政府部门分出营业税、增值税、商品税、关税、进口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体经营所得税和其他个人所得税等账户。此外，还包含储蓄—投资、存货和世界其他地区等三个账户。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能详细介绍SAM的结构。
⑤推导过程见Ballard等(1985)。本文采用Rutherford(1990)的数值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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