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礼”与“聘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聘礼论文,茶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一回，“衙内道：‘既然好，已是见过，不必再相，命阴阳择吉日良时，行茶礼过去就是了’。……两个媒人跟随，廊吏何不违押担，到西门庆家下了茶”。汤显祖《牡丹亭·硬拷》：“我女已亡三年，不说到纳采下茶，便是指腹裁襟，一些没有。”孔尚任《桃花扇·媚座》提到：“花花彩轿门前挤，不少欠分毫茶礼。”《红楼梦》第二十五回，凤姐笑着对林黛玉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李渔《蜃中楼·姻阻》有“他又不曾有三茶六礼行到我家来”。鲁迅《彷徨·离婚》中爱姑说：“他就是着了那滥婊子的迷，要赶我出去。我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呵！那么容易吗？”
“行茶礼”、“下茶”、“吃茶”、“三茶六礼”，众多文学作品记录下的这些语言，反映了茶曾是传统婚姻礼仪中重要的聘礼，茶与婚礼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我们由“茶礼”来看一看古今婚礼中的“聘礼”，倒不失为一个十分有趣而又有意义的话题。
一
中国古代，婚姻向被称为“婚姻大事”而为人所重，婚姻礼仪程序多遵行自周代以来所规定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婚姻“六礼”，又以纳徵为中心，纳徵礼有“先纳聘财，而后婚成”之意。女方通过纳徵收下聘财，婚姻就算正式确定。后世又将这种仪式称为“聘礼”或“下财礼”、“下彩礼”、“过大礼”等。
以茶为聘礼之一，起于何时，尚难确考，但茶与婚礼结缘，最初可能是从古代女子出嫁时嫁妆开始的。据《藏史》记载：公元641年， 藏王松赞干布到大唐请婚，唐太宗遂将宗室养女文成公主下嫁于他。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陶器、纸、酒还有茶等物品作嫁妆。茶叶输入西藏亦由这一年开始。显然，唐代茶叶是作为嫁妆，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茶礼。
已知宋代就把茶列为聘礼中的重要礼物，几乎成为不可或缺之物。从此，民间即称送聘礼为“下茶”、“行茶礼”或“茶礼”；女子受聘，谓之“吃茶”或“受茶”；所谓“三茶”，就是订婚时的“下茶”，结婚时的“定茶”，洞房里的“合茶”。据宋胡纳《见闻录》载：“通常订婚，以茶为礼。故称乾宅致送坤宅之聘金曰‘茶金’，亦称‘茶礼’，又曰‘代茶’。女家受聘曰‘受茶’。”吴自牧《东京梦梁录·嫁娶》也谈到了宋代婚嫁中的用茶：“道日方行送聘之礼，且论聘礼，富家当备三金送之，……加以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等物，又送官会银铤，谓之‘下财礼’。”吴自牧记载说，即使是贫穷人家，聘礼中茶饼也是少不了的，甚至连女家的回礼也多使用“茶饼果物”、“鹅酒茶饼”了。
民间的茶礼习俗给宫廷礼仪产生了影响。据《宋史·礼志十八》记载，宋朝诸王纳妃，聘礼之中包括“茗百斤”。《甲申杂记》一则赐茶的故事也很有趣：宋仁宗朝，“春试进士集英殿，后妃御太请楼观之。慈圣光献出饼角子以赐进士，出七宝茶以赐考试官”。“慈圣光”是仁宗曹皇后死后的谥号，饼角子是切开的茶饼，七宝茶是宫廷里用茶与七种甘香佐料加工而成的名饮。后妃们如此殷勤看待新科进士和考官，该不是想挑选乘龙快婿吧！由于宋代饮茶之风的普及，茶也成为结婚大典上宴客的必需品，这在《东京梦华录》、《东京梦梁录》等书里均有记载。
婚姻“六礼”后来经司马光、朱熹等人简化合并，但宋代盛行的茶礼却为元明清各代所承袭。明代香山（今广东中山市）人黄佐，字泰泉，晚年家居时撰成《泰泉乡礼》，书中记载：“近日纳采、纳徵者，止用细茶一盒，纳钗物其中，尤为简便，可以通行。”又云：“凡三等人户之下聘，用酒一埕、鹅二只、各布二匹、茶一盒。”反映了明代岭南一带茶礼的流行。姚廷遴《历年记》记载：康熙朝选妃，遣大学士明珠、索额图下江南物色，民间有女者惶惧，遂仓猝结亲，“甚至不论贫富，不计礼仪，不择门当户对，不管男女大小，大约茶二斤，礼银四两为最，更有不费分文者”。可见人们为逃避被选入宫，婚礼大为简省，而唯有茶礼却不曾被废。
从各地方志的记载来看，茶已深深介入婚礼全过程。光绪《顺天府志》记婚礼：“合婚得吉，相视留物为贽，行‘小茶’、‘大茶’礼”。光绪《通州志》亦记：“将娶聘行礼，用衣饰及羊酒、果饼等物，俗名‘下茶’，”又称：“娶之次日，女家送果品等物，曰‘点茶’。”因此，明清小说和戏曲中关于茶礼的描述，很能反映茶礼习俗在当时风行的情形。
茶礼，也给许多少数民族的婚礼习俗以影响。南宋时期，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中，就曾谈到湘西一带少数民族喝茶定亲的风俗：“辰、沅、靖各州之蛮，男女未嫁娶时，相聚踏歌，歌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八言：“今婚礼行聘，以茶叶为币，满汉之俗皆然，且非正室不用。近日八旗纳聘，虽不用茶，而必曰‘下茶’，存其名也。”茶叶成为“明媒正娶”的信物。光绪《蒙古志》称蒙族：“嫁娶之制，设媒介，合年庚，送花礼，随嫁妆，一如汉人”。胡朴安撰《中华全国风俗志》所载“下茶”、“行茶礼”之俗，几乎成为近世民间普遍的风俗，自然包括许多少数民族在内。如拉祜族称聘礼为“茶礼”，他们说：“没有茶，就不能算作结婚。”其他如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等地少数民族，也多有较典型的茶礼风俗，不一而足。
可见，自宋代即已形成的茶礼，逐渐成为我国众多民族、广大地域普遍存在的一种婚姻礼俗，并最终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形态积淀、固定下来，给中华民族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婚姻文化增添了新的形式、新的内涵和旺盛的生命力。
二
欲对茶礼的出现、形成和发展作出合理的文化阐释，就必须对中国古代“聘礼”作一番回顾与认识。聘礼，在古代是一个寓意甚广的名词，以币帛招贤纳士而用之曰“聘”，遣使互相致意的礼仪活动称为“聘”，娶妻纳徵也称“聘”，传统婚姻也就称为“聘娶婚”。
传说，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俪皮就是成双的鹿皮，这可能算作是早期婚礼中的礼物。俪皮成对，表示配偶，也有吉利的寓意。
周代形成聘娶婚制，把“六礼”一一实践，这桩婚姻才算是严肃的、合法的、正式的。六礼的每一个仪节，男方都要携带礼物，除纳徵不用雁外，其余五礼都以雁为贽，可知雁在婚姻六礼中的重要性。这种以雁作为礼物献与女方的礼仪，古人称为“奠雁”之礼。何以用雁？按照礼经及《白虎通》等书解释：雁为候鸟，按时南来北往不失其节，以喻不夺女子之志；又雁为随阳之鸟，以喻妻从夫之意；雁择偶专一，丧偶不再；雁长幼有序，行有先后，不相逾越。可见，作为聘礼，雁的寓意之深广。后来，雁不易得，人们便用面雁，用鹅或鸡，这又不免有失诚敬。
再看六礼中最重要的纳徵定聘之礼。男女双方赠送、接受了聘礼，婚约就有了约束力，双方不能随意悔婚。周代纳徵礼物有三：玄纁、束帛、俪皮。据班固、杜佑、郑樵等人解释，就是“皮衣一套，布帛一束，鹿皮两张”。这些礼物明阴阳之道，并预示男女结合顺应天时。由于周代无通行金属货币，三种聘礼是符合周代士大夫经济状况的。
古代纳徵聘礼，以后汉“聘礼三十物”达到鼎盛。清人陆凤藻在所撰《小知录》中，引《通志》说：
《通志》：后汉之俗，聘礼三十物，以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五色丝、合欢铃、金钱、禄得、香草、凤凰、舍利兽、鸳鸯、受福兽、鱼、鹿、乌、九子蒲、阳燧钻，凡二十八物，又有丹为五色之荣，青为东方之始，共三十物，皆有仪俗。其实，在郑樵《通志》之前，唐朝杜佑《通典》已记载了东汉聘礼三十物和各物之用意。细读《通典》卷五十八中对聘礼三十物的释义，物物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或取其吉祥，以寓祝颂之意；或取各物的特质，以象征夫妇好合；或取各物之优点、美德，以资策励激劝。马之骕先生在《中国的婚俗》一书中认为，后汉“三十物”虽然都有经济价值，但用作聘礼，“则并非重金主义，而所求的是各物所代表的抽象涵义，不是物欲，而是心理上的幸福愿望”。
南北朝与隋唐时期，聘礼已大为减少，与东汉“三十物”相比，仅剩九种。《酉阳杂俎》卷一所载九种聘品有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长命缕、干漆，同样是物物有深意在，且“双石”、“绵絮”是与汉代不同的两种聘品。至宋代，茶叶成为重要的聘礼。
不难看出，从伏羲氏“以俪皮为礼”到周代婚礼，从东汉“聘礼三十物”到隋唐“九物”，直到宋代以下茶礼的盛行，中国古代婚姻聘礼无不融入了人们对婚姻的美好期望和求吉心态。茶礼聘礼的出现与盛行，正是与此前聘礼意义一脉相承的。这也正是茶礼风行的最根本原因。
以茶为聘礼，其取义在宋代即被人们所认识。宋人《品茶录》云：“种茶必下子，若移植则不复生子，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义故有取。”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引《茶疏》曰：“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古人结婚，必以茶为礼，取其不移植之意也。今人犹名其礼曰‘下茶’。”又说：“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二称皆谚，亦有义存焉耳。”另有不少著作亦持相同看法。古人囿于对茶树生态的认识，以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故又称茶树为“不迁”，视茶为至性不移的象征。故行聘用茶，非取其经济的或实用的价值，而是以茶的特性暗寓婚约一经缔结，便铁定不移，绝无反悔。故女子已许嫁于人，就称为“已受过人家茶礼”，女家便有信守不渝的义务，也是男家对女家的希望。福格《听雨丛谈》中认为，“下茶”与古代的“奠雁”同义，可谓是慧眼独具，识得茶礼之真谛。茶礼形成并取代“奠雁”之礼，实在是因为茶有雁之长处而无其短处。
基于茶礼的取义，民间有“一家丫头不吃两家茶”的说法，人们也是这样信守的。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五卷《大树坡义虎送亲》讲：林公夫妇嫌贫爱富，想将自己的女儿潮音改配。潮音母亲谎称女婿在前线阵亡，劝潮音趁青春年少改配他人。不料，潮音道：“母亲差矣！爹把孩儿从小许配勤家，一女不吃两家茶。勤郎在，奴是他家妻；勤郎死，奴也是他家妇。岂可以生死二心，奴断然不为！”在另一篇题为《陈多寿生死夫妻》的小说中有相似的描写：柳氏嫌贫爱富，强迫女儿退掉陈家的“茶礼”，另许富豪成婚，遭到了女儿“从来没有见好人家女儿吃两家茶”的反驳和抵制，最后柳氏女与陈多寿结为生死夫妻。“茶礼”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它体现了对男女双方坚守婚约、贞操的道德要求，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从一而终”的道德观念。这当是茶礼意义消极的一面。
中国许多地区还有“谢媒”礼，男女婚姻成功，新婚夫妇或家长要向媒人登门致谢。在诸多礼品中茶叶必不可少，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因为做媒人的来往奔波，费尽口舌，故而送茶叶给他们泡茶解渴。其实，这或许是一种幽默的曲解，谢媒送茶仍然属于“茶礼”的延伸，“取其不移植之意也”，希望所成之媒乃“天作之合”，偕老白头，地久天长。
不难看出，茶礼聘礼的形成与延续，其特殊的文化意义，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社会心理、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对婚姻礼俗规范、整合作用的客观显示。
当然，茶礼聘礼的形成与延续，也与茶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关。唐代中期以后，饮茶风气盛行。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载：“开元中……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以至“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陆羽《茶经》的问世，更是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饮茶的发展。宋代饮茶更盛，王安石在《议茶法》文中说：“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或无。”元、明、清诸朝，人们饮茶已是司空见惯，元曲《玉壶春》中这样说：“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叶已被人们列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资料之一。这样，人们在饮茶中也就发现了茶作为礼仪“道具”、民俗“演员”的功能，以茶叶为聘礼也就很自然了。从而，茶叶也就从日常生活的“一般礼品”一变而成为聘礼乃至整个婚礼的“重要礼品”。伴随这一过程，茶礼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根植于民间社会生活的沃土，积淀、固定为一种民族文化形态。这当是茶礼盛行、延续至今的社会基础。
三
从“五雁六礼”到“三茶六礼”，其基本内容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婚礼，是中国古代婚姻传统的主流。从这一主流来看，历代多遵循“六礼”纳聘，既符合了古人对婚姻意义的认识，即《礼记·昏义》所说“合二姓之好”，“事宗庙、继后世”，又不会花费很多，聘财不至于不堪承受。但是，主流之外，我们也不能回避婚姻论财陋俗的存在。因而，“礼有定制”之外，是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所言“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的嫁娶论财风气。
皇室的聘礼总是规格最高，所谓“王者婚礼，礼无其制”。先秦婚礼用财而不论财，汉代即形成了婚姻论财的恶习。西汉惠帝聘后，史载“纳采、雁、璧、乘马、束帛，聘黄金二万斤，马十二匹”。后汉桓帝、献帝聘后时，“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通志·礼·天子纳妃后》及《通志·礼·皇太子纳妃》所载聘礼清单详尽具体，可那只是明面上的实数，恩赐的虚数恐怕不在少数。历代不断有本朝皇帝、皇太子的“纳后”、“纳妃”的婚典，表面文章仍可寻到“五雁六礼”的古韵，但实际上以皇室的尊崇和拥有的财力，聘礼数额之大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如《宋史·礼志十八》载有一份诸王纳妃聘礼清单，除有“茗百斤”外，金、綵、钱、绫、罗、绢、马、羊、酒等数目不等，奢华程度可略见一斑。聘礼与婚礼，首先由最高统治者那里开始异化。
上行而下效，历代群臣百官所行聘礼虽有按品官高低规定的档次，但这种等级规格在婚姻论财风下也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民间因不堪聘财的负担，便蓄童养媳，或实行交换亲，或长期不婚，或者采取“力不足，则不迎，至淫奔者”的消极办法。
这种因聘礼而导致的婚姻论财风气，与传统礼教并不相符，故自它形成以来就不时遭到朝廷的禁止和受到有识者的批评。如东汉章帝、北周武帝、元代法律《通制条格》、清雍正帝等先后干预、制止奢婚。《颜氏家训·嫁娶》视汉魏南北朝嫁女计较聘财与“市井无异”；司马光《书仪·婚仪》则目之为“夷虏之道。”许多有识之士娶妇嫁女并不为论财时尚所左右。明清之际的“浙西望族”陈氏陈确，曾立《丛桂堂家约》，规定娶妇不论资财，“聘积德有礼、贫士之家，工蚕织者为上”；嫁女“不慕财势”，“不受聘金”。这种婚嫁简朴、不论资财的作风，才是深得传统婚姻观的精华。
近现代不少论者一谈起传统婚姻，就斥为“买卖婚”，其主要根据便是《礼记·曲礼》所言“非受币，不交不亲”，即聘礼是婚约成立的重要条件。这一结论未免偏颇，实在有违聘礼的本意。我们认为，聘娶婚与买卖婚，二者之间无论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严格区别：买卖婚是以妇女作为商品，婚姻成立的要件是买与卖，买来的女子在古代至多是做妾；聘娶婚虽要纳徵行聘而婚约成立，聘礼无论高低，都不代表女子的身价，且须明媒正娶，必行五雁六礼或三茶六礼。很显然，花3000元买一个妻子和送3000元彩礼娶一个妻子，二者有质的不同，等而视之是不科学的，是对聘礼社会意义（如：对女方家庭丧失劳动力的价值补偿，对婚约的契约征信作用、对未来新婚夫妇生活的投资等等）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