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评价与价值观的抉择——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三个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价值观论文,观念论文,评价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方位的确定：“一线单传”还是“一源多流”
从理论渊源和科学划分的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演进发展史研究的一部分，所以，研究“西马”不能孤立地进行，而要将其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观点置于广阔的历史联系中进行，这也就必然会提出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近一个半世纪的演进发展问题。发展观不同，对“西马”历史方位的确定也截然不同。勿庸讳言，在前苏联和我国相当长时期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科书和传统观念中，一部发展史基本上被写成了“马、恩、列、斯、毛”几个革命导师和领袖的“一线单传”的历史，并且认为只有这个“一线单传”的发展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我国80年代初开始的“西马”介绍和研究就是在这种“一线单传”的发展观支配下进行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发展史决不是“一线单传”的历史，而是一部以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为源头，以马克思的思想在各时代、各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多种样式的理论和实践的“一源多流”的历史。大略地看，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发展史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其中大多数时期里其理论样式和实践形态都显现出多样发展的客观现实和趋势。从理论上考察，第一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期，它主要以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及成果为标志，创立了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体化的理论大厦。但是历史对理论要求——这座大厦还不可能是一劳永逸和至善至美的，它还有许多需要后继者们阐发、发展和更深入探索、创新的地方。
马克思逝世后到一战前，围绕着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和对垄断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历史条件下工人运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发展进入第二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同时也有反对修正主义、以揭示现实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在一系列问题上颇具个性和批判性、成为20年代“西马”代表人物卢卡奇思想来源之一的卢森堡的“激进派”；此时在奥地利，则有一种以知识倾向为特征而没有工人阶级组织为依托的“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有阿德勒、希法亭等，他们致力于研究帝国主义时期的经济、政治和认识论问题，但却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超越阶级利益的纯科学的观察与研究，不承认其意识形态功能。明显区别于此时期其他后继者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马克思主义演进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此时，列宁成功地把马克思的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在随后的国内战争和经济建设中取得了胜利，形成了列宁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基于对十月革命前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反思，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被认为是这种流派的“古典”代表。到30年代，苏联党内在列宁之后推行了一种以继承和发展列宁主义自居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在国际共运中居支配地位，由此大开排斥和打击其他样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之先河，其影响的负面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二次大战、尤其是1956年苏共20大之后，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多流派、多样化发展已成波澜壮阔之势。从理论上看，出现了数种自成系统、自有理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样式：一是从斯大林主义转换而来，在原东欧、东亚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相当大的支配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二是继承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理论倾向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包括德、美的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三是西方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以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等人为代表；四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包括前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前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波兰的科拉科夫斯基和沙夫、捷克的科西克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五是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六是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此外，还有一些除中国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以上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演进发展史轮廓的一个简要勾勒。我认为，“西马”的研究应当在这种“一源多流”的历史视野及发展观的支配下进行，这不仅因为“一源多流”早已是昭明较著的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观在“西马”研究中有显见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意义。
首先，“一源多流”的演进发展史表明，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一线单传的正统，有的只是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理论与各时代、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有成功的经验总结、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正在探索中的尝试。但它们或在理论、或在实践上却都为传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这样那样的努力。
其次，用“一源多流”的演进发展观去确定“西马”的历史方位，就会要求我们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流派去对待，具体分析其理论的得失功过，而不至于在未作具体分析之前就打入另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和反叛来对待，它要求我们对“西马”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其理论变形进行具体分析，接近历史真实地评价他们。
再次，“一源多流”的发展观有助于实事求是地看待“西马”代表人物对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一些政治领袖人物理论观点提出的批评和反思。应该承认，这些批评实质上既是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多种样式的理论形成的重要动因之一。
第四，用“一源多流”的发展观研究“西马”，有助于进行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总结以往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从中吸取“灵感”和借鉴，以重建和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研究“西马”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具体的分析批判，发掘其积极的内涵，成为我们发展和重建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料和内在环节，为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第五，以“一源多流”的发展观去看待“西马”诸人物和诸理论，是从研究中应具有的理论视野而言的，这并不意味着要对之进行全盘肯定，把它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更不是提倡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一源多流”是一种事实判断，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则是指现实指导思想的多极性，这是一种思想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诡辩，它模糊了科学真理的界限，抹杀了客观标准，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中的表现却千差万别，各有特点。这是一种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一与多的矛盾，在现实社会运动中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因此它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评价“西马”诸人物及其思想理论，其判断的标准或评价的参照系应当是什么？
二、评价的参照系：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与具体历史实践的结合
研究“西马”，存在着一个评价定性的理论参照系问题，它的选择既反映了评价者的价值取向，也表现在他对研究对象的理论分析和定性评价上。我国目前在“西马”代表人物评价的参照系问题上，出现过两种偏向：一种是以传统的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板块结构”，作为取舍“西马”代表人物思想观点的现成框架。二是以某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西马”某些代表人物的决定、处分或褒扬作为理论评价的尺度，用政治评价代替理论分析，将理论分析作为政治评价的脚注。在这两种偏向中，第二种偏向是相对容易纠正和克服的，而第一种偏向由于是以比较复杂的理论形态出现的，影响较大，是一种亟待解决的更深层价值观念问题。
历史已表明，用斯大林主义作为衡量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尺度，其结果只能是“唯苏独马”，只能是压制和阻碍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与各国具体情况的结合，遏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导致思想的僵化和理论独断；1990年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目前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相对低潮，具体的历史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条，怕与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模式的长期奉行与实践不无密切的关系。
要实事求是地评价“西马”，就要坚决摒弃把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模式和观点作为参照系，而应当在理论上寻根溯源，还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本身，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与各国具体情况的结合点、交汇点，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源的历史性理解、阐释和运用中去具体分析和评价“西马”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观点，总结其功过是非。要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我们做三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要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本来思想和理论，清除传统苏联的理论模式加诸其中的片面理解和思想扭曲，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权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传统的苏联哲学模式，以“纯粹的”、抽象的“物质”、“自然”为核心概念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认识论和辩证法，并把社会历史作为自然史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一般推广和运用。这种哲学模式，在研究对象、基本思路、思维方式和一些基本观点上，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成果差距甚大，它只是一种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现代翻版。实际上，马克思的基本著作向我们表明，他的哲学本质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观。马克思站在现实物质生产的社会层面上，以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为基本的人类物质实践活动为核心，考察和分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历史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说明和论述了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的一系列问题。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自然”，而是以现实的物质生产劳动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实践概念；其思维方式不是“物质还原”、“自然还原”，而是现实物质生产基础上的共时态思维；其研究对象是现实社会有机体的内在机制和矛盾运动，它不承认脱离人类实践和社会的“纯粹自然”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它也不奢望揭示那种跨时空超历史的所谓“三大领域最一般规律”。
另一方面，要研究“西马”藉以产生的各国历史传统、社会历史现状、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环境，从具体的历史境况中理解马克思主义传播、演进和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实现程度，设身处地地分析和弄清“西马”代表人物及思想与现实情况的复杂关系。
第三是马克思的理论与各国情况的结合点方面，这是分析评价的焦点，应当认为，各国的历史情况不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现程度、结合的方面和程度也不一样，其反映到理论上就会有诸种侧重与变型。
由以上三方面的要求可见，“西马”的评价标准能否这样来表述，即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同西方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具体说来，是指用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去研究探索西方各国革命实践过程中的理论创新的深入状况，以及实践的深入程度和成功的效应。鉴于“西马”诸人物中情况不一，既有兼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家为一身的历史人物，又有只搞理论研究的学院派。所以，在总的标准下面又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对之进行分别的评判：一是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上，评价有关人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二是从理论层面上评价其理论的得失功过和是非曲直，总结其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评价“西马”大量的工作是在对学院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观点的评价上。理论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理论阐释的角度、论述问题的方法和所思考问题中的一些理论倾向，是根据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实践和不同的需要产生的，这就需要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立体的分析，采取对话式而不是判决式的态度。在具体操作上应当做到深入钻研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切实地把握其精神实质，并能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下，寻找和阐释其理论生长点，又要对“西马”诸代表人物的思考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实践要求和意识形态环境有较全面的把握，找出其理论与社会实践和历史运动的相切点和交汇点。
对“西马”诸代表人物从政治活动上看，只要他们能够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形势，探索革命道路，提出相应的理论去指导实践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就应当肯定；从理论方面看，只要他们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思考和探索现实或历史中的各种问题，并同各种形形式式的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并在斗争中提出相关的理论观点，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也应视之为一种理论层面上的“相结合”，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
三、历史性的理解：人类理解活动的共相
在对“西马”的整体判断上，有的同志认为“西马”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哲学中的某个唯心主义流派相“结合”。例如，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把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相结合，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中把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相结合。他们认定这种结合是“一种世界观与另一种世界观的折衷混合，所导致的必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真理多元化”。正因如此，这些同志把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潮的帽子套在“西马”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观点的头上，作出了总体否定的结论。
然而，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武断的、似是而非的结论，表面上看似乎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结合，但实际上对问题的具体分析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思路，却充斥着“左”的排它性。人们会问，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体系和观念文化，如果脱离一定的文化背景和思想环境，它是否能在各种迥然不同的土壤上扎根，具体地历史地与革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从产生之时就吸取了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等人类文化的思想资料，而在它的演进和发展过程中又如何能远离人类文明大道而独行？我们又如何看待列宁提出的要善于吸取和运用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哪怕是资产阶级帮办们提供的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的任务？研究“西马”如果不同时从文化传播、历史传统和主体结构等角度上去分析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观点中与当代西方某一学术流派的交汇，只可能会用“资产阶级学术思潮”的哈哈镜去观照他们。
这里且不说是不是当代西方的学术流派或思潮都应予否定，它们是否都是有害的，从“接受主体”与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之间的理解和阐释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来分析这个问题。勿庸置疑，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是一种阶级性、实践性很强的意识形态，但从思想史角度看，同时它也是一种观念文化，它和历史上其他任何思想家的思想理论一样，后继者信奉者在对它的理解、阐释和运用中都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带上时代、民族、文化传统、主体倾向等方面的烙印和“成见”，因而出现自觉不自觉地把理解者所属的文化背景和主体结构“交融”进“文本”的现象，这是一种“理解的前结构”造成的“历史性理解”，只要人们试图在现实条件下理解和阐释前人的思想观点，皆是如此，我们认为“西马”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阐释也是如此。
从“文本”方面看，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是一个博大的系统，在其传播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蕴含着解释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乃至其各组成部分，前后思想差异都可能在后继者那儿出现不同的阐释，出现不同的理解样式；从理解和阐释主体上分析，则首先会看到其对马克思思想理论的理解阐释工作，必定要受其“先有”、亦即其所处的客观社会历史的制约，它包括经济政治条件、文化背景、历史任务、传统观念、时代的知识水平、精神和思想状况、民族心理、物质条件等种种条件，理解和阐释的主体在他们具有自我意识和理论选择之前，他们就已置身于或隶属于这个特定的世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理解和阐释，也必不可免地会烙上那个时代和文化的深深印痕。这一点，在“西马”代表人物的思想中都不难看出的，也不难理解的。
进一步深入分析理解和阐释活动，也不难看到，在理解主体方面还有其个人方面的主观原因，即不可避免的“前见”和“前设”作用于“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前见”是进行理解和阐释工作的方法和取向，“前设”则是一种个体的知识准备、观念和理论结构。“西马”代表人物之所以会自觉不自觉地用他们同时代人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去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理解的前结构”所致。就“前见”言，以阿尔都塞为例，他之所以会在60年代“保卫马克思”的理论论争中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和哲学，反复而多方面地论证马克思的科学与意识形态“认识论断裂”的核心论题，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拒绝苏共20大之后，在西欧各国出现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做法，他认为把人道主义和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连在一起，不但不能正确提供认识社会历史的真理性认识，而只能玷污马克思主义。因为前者是一种从自身的存在、利益和愿望出发、带虚幻性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则是研究社会客观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在马克思的理论革命过程中，他早已与人道主义总问题进行了“认识论的断裂”。正是出于这种取向和见解，阿尔都塞自觉不自觉地吸取和运用了历史上斯宾诺莎的唯理论、法国当代巴歇拉尔的历史认识论以及当时风靡一时的结构主义认识方法，阐释了一种“唯科学论的马克思主义”，并论战性地提出了“矛盾的多元决定”、“马克思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和“反还原主义”等命题，在各方引起很大反响。如果因为阿尔都塞借助了这些“拐杖”就否定其“保卫马克思”的动机与努力，就把他钉在结构主义的火刑柱上，那是不公正的。
关于“前设”，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在“白板”上受接前人的理论观点的，而总是在一定的知识基础和认识结构中作出自己对之的理解和阐释。“西马”的一些代表人物中，虽不乏葛兰西这样的革命家，但居多的是一些学院派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在走向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有的就已是某一领域有专长和建树的学者，当他们被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所吸引，信奉它、追随它时，也完全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将过去的一些知识和认识结构作为“前设”，用来阐释这个紧紧吸引他的思想理论。譬如卢卡奇，在他走向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他谙熟黑格尔辩证法传统，在《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中，他曾从文艺作品如何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意义上强调了黑格尔的总体性原则。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他则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认识结构和观点用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辩证法，从而把黑格尔的总体性原则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概念。卢卡奇论述了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辩证法和思维的总体性、主、客体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辩证法，他也用作为主、客体统一的无产阶级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赋予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在历史关键时刻决定历史命运、人类命运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卢卡奇这些带有浓厚的黑格尔主义色彩的理论观点的出现，应当认为是其“理解的前结构”的“前设”因素所致，也是其思想演变的可解主义，而不是像有的同志所断言的，是两种世界观的折衷混合。实际上，正像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有从黑格尔哲学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历一样，每一个思想家也都是在一定的知识准备与既已形成的思维方式上去接受一种新理论的，当他对这新接受的理论进行阐释时，必然会带上其原有认识结构的痕迹，使其阐释在不同程度上与众不同。这是人类进行理解和阐释活动的共相，“西马”代表人物如此，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正因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蕴含着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对之的理解和阐解要受到理解主体的“理解的前结构”的制约，所以才有马克思主义传播、演进和发展过程中“一源多流”的情况，才有各种赋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理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样式，才有“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如果不兼收并蓄，只照搬照背，其结果只可能是面目陈旧，根本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生命力可言。对一个理论的价值评价，不在于思想之间是否存在着交叉，而在于这个理论是否为当代理论思维和社会实践提供了启发和借鉴；对一个理论的性质判断，也不应因为它其中可能含有西方某一学术观点或方法就把它与这种观点划等号，进行简单批判和一概否定，而应具体分析这种影响和交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个方面起了作用，从而校正其偏差，肯定其创新，吸取其经验教训。应当认为，除了那些公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敌、肆意以歪曲、篡改和贬低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为能事的人之外，一切真心诚意地信服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以此为信仰为追求，并据不同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主观水平出发接受、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人，对其阐释中带有的现代西方思潮的影响应予充分理解和具体分析。我认为，一切自觉地以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工人运动在不同时代和国家的新情况，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不同程度地得出了具启发性、接近历史实际情况的认识的，都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发展史上有一席之地。诚然，探索可能会犯错误，理论观点可能会由各种主、客观原因而出现一些偏向和片面性，但只要有这种努力，就应当认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就应归入马克思主义演进史研究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在评判“西马”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与当代某些西方思潮交叉问题时，才不至于“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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