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剖析：实质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实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94(2004)01-0086-04
新自由主义也称新保守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80年代以后在西方取得优势和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学说。属于这种理论的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虽然有一些差别，但他们大多主张：在一个民主体制的社会里，自由市场占主导的发展模式是最行之有效的，能够在效率、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分配的公正性等方面达到最优化；国家只应承担有限的经济职能：界定产权、确保合同的执行以及调节货币的供给。新自由主义以自由的名义反对任何对市场的有计划的控制和干预，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要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和金融寡头的利益。这就决定了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必然走向政治上的保守主义。
一、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特点
作为现代西方的一种主流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至少包括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伦敦学派（其代表人物是F.von·哈耶克）、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现代货币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密尔顿·弗里德曼）、70年代中期在美国兴起的供给学派（其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保罗·罗伯茨）、80年代以后在美国迅速崛起的理性预期学派（其代表人物是罗伯特·E·卢卡斯）。特别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把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主张，与传统保守主义的捍卫传统道德的要求结合起来，以维护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本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派别，赋予了西方自由主义一些新的特点。
1.主张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日益膨胀的官僚机器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管制，否定计划经济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市场竞争制度才能提供技术进步所必需的多样性和灵活性，而国家对经济进行过渡的干预和计划调节，会引起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如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下降、失业增多，等等。例如，哈耶克就认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是自由主义的重大障碍，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他还列举了计划经济的三大弊端：一是妨碍市场机制的作用，损害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不尊重消费者主权，不利于消费者愿望的实现；三是经济上的集中必然导致政治上的集权，最终造成独裁统治，使个人受到奴役。可以说，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计划调节，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
2.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反对实行公有制和社会福利制度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私有制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下，私有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经济的均衡，使经济自动地稳定在可接受的失业水平上。私有制不仅是有产者个人自由的保障，而且是无产者个人自由的保障。私有制经济的这种优势是公有制经济所没有的。因为在公有制社会里，虽然穷人名义上成了公有财产一部分的主人翁，但他们不得不服从于拥有极大垄断权的国家管理机构，并完全受这个庞大的管理体制的支配。在这个“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里，穷人只有靠有权势者的恩惠才能改善生活。同样，新自由主义者批评“福利国家”，认为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不但培养了大批的“懒汉”，刺激了社会的懒惰之风，而且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可以说，新自由主义者大多是私有制的狂热支持者，同时，又是公有制和“福利国家”的极力反对者。
3.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法治，反对现代的多元民主和激进的平等主义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天然的，强制的平等会破坏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而单一性和整齐划一会窒息人的活力与自由。不论平等有多大的价值，用政府的权力强制造成的平等是不明智的、不正当的、不安全的。虽然新保守主义者不根本否定平等观念，但反对追求物质平等，认为财产和收入差别是个人能力所致。他们认为，政府可以提供某些服务，补贴最低收入，但不能以平等为目标而过多行使福利职能。同样，他们虽然不完全否认民主的作用，但强调民主只是用以确定杰出人物的筛选机制，反对把民主作为生活方式推广到其他领域。他们批评J.M.凯恩斯的福利经济学，指责过度的国家干涉导致经济滞胀和政治极权，并认为现代多元民主是祸根。美国学者萨托利认为：在19世纪，自由因素胜于民主因素，但到了20世纪，民主因素就逐渐超过了自由因素，自由主义民主逐渐被社会民主所取代。“毁掉制度中的自由要素以换取少得可怜的一点东西，用这种方式寻求最大限度的民主，除了削弱作为整体的自由主义民主之外将一无所获。”（注：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他呼吁人们正视民主因素增长所带来的危险，回到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民主中去。新保守主义者还批评平均主义的道德观破坏私有财产和社会道德，认为人既然在天赋和能力上是不平等的，社会就应该把这样的差异体现出来，否则，没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人们就会失去工作的动力。新保守主义这种个人自由高于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的主张，带有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中下阶层民众的民主权利和平等要求的压制和剥夺。
4.鼓吹贸易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放松对资本和金融市场的管制
在国际范围内，新自由主义主张商品、服务、资本、货币的跨国自由流动，实行所谓的自由市场理论。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彻底实行新自由主义，而是通过政府补贴、非关税壁垒等措施搞贸易保护主义。然而，他们却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经营模式，包括私有化、开放资本和金融市场、减税、限制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等等。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全球制度安排，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调节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关系，以确保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统治地位；二是调节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以确保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也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宣传和推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诺姆·乔姆斯基把世界贸易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概括为：(1)为美国干涉别国内政提供工具；(2)为美国大公司兼并别国企业提供便利；(3)使资本家和富人受益；(4)将成本转移给消费者；(5)为对付反民主威胁（因为任何反市场的政府都是反民主的）提供武器。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其新著《全球化及其不足》中指出：上个世纪80-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依据与美国财政部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向许多南方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三大政策建议，由此导致一些国家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他认为，“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是一个“各国政府被跨国公司和金融集团的决定压倒”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此外，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俄罗斯制定“休克疗法”，为拉丁美洲制定“结构调整方案”所产生的恶果，也充分表现了新自由主义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本性和实质。
二、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扩大的原因
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其影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凯恩斯主义失效
战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速发展。在这一“凯恩斯时代”，新自由主义由于不符合时代潮流，没有被西方统治集团所接受。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出现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综合症”，致使凯恩斯主义处于束手无策、困难重重的境地。在这种条件下，新自由主义者对凯恩斯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和攻击，提出新的应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危机的理论方案（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这些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相反，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提倡自由放任、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里根和撒切尔上台以后，接受了他们这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从而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西方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为“新古典复兴”或“新右派革命”。
2.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放松对经济的管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垄断资本的势力显著增强。作为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全球化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在迅猛扩大。为了适应生产和资本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大肆鼓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开放市场，放松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管制，等等。德国《明镜》杂志的记者马丁和舒曼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信条的指引下，西方大部分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在80年代展开了一种为资本争自由的斗争。它们在广阔的战线上废除了各种控制措施并堵塞了国家干预的可能性，还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并非情愿的伙伴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实行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就成了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注：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的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动了市场扩张，而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赛阿更是直接从全球化的角度界定新自由主义，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
3.苏东剧变和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推行
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遭遇债务危机，被迫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措施。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不仅标志着“两个平行市场消失”，而且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者不再感到国际社会主义的巨大压力，变得肆无忌惮，加紧向全世界推销他们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措施。再加上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放弃“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改行市场经济体制。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传播，造成了有利条件。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对此作过专门论述。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存在加剧了资本家阶级的恐惧，害怕本国的工人阶级起来反对资本主义，迫使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国家管制主义模式。但是，1989年苏东剧变消除了这一因素，使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遭到削弱，即使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国家上台执政，也只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而不再威胁资本主义。因此，科茨认为：苏东社会主义的挫折、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力量的削弱、资本主义长期未爆发大的经济危机是推动新自由主义兴起的三个重要因素。
三、如何看待西方新自由主义
1.从理论上看，新自由主义扬弃了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某些过时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它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综合，不可能解决二者都包含的并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
正如西方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所说：“‘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的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只要政府是民主的，它就该不加干涉，民众也应如此，虽然该断定颇为含糊。制定‘共识’的人们的决策对全球秩序自然而然地有很大影响。一些分析家对此立场坚定。国际商报已经把那些经济组织看成是‘新帝国主义时期’的‘事实世界政府’的核心。”（注：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2.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私有化、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导致消费需求不足、金融投机猖獗、虚拟经济恶性膨胀、收入差距拉大，引起中下阶层人民的不满。在美国，1973-1992年间，20%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增加了20%，而20%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则减少了12%。1995年，4/5的男性职工每个工作小时的实际收入比1973年减少了11%。1998年，公司高级经理与工人的收入差距由1980年的42倍扩大到419倍。在英国，贫富悬殊的程度不亚于美国，最富有的20%的英国人占有的财富是最穷20%的人的10倍。即使在德国，现在也有700多万人属于穷人，其中270万人靠社会救济生活，86万人无家可归。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指使拉美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贸易自由化，加快国营企业私有化，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价格、汇率、利率等的干预和控制，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拉美国家多次遭到金融危机的袭击，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世纪80年代初，智利几乎用80%的出口收入偿还外债，银行业几乎崩溃，失业率高达30%。在1998年夏至1999年3月的金融危机中，巴西的外汇储备就损失了500亿美元。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政策引起的种种消极后果，使西方进步人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逐步认清其实质和危害。德国著名政论家罗伯特·库尔茨说得好：自由主义不仅源自专制主义的最高峰，而且它也随时可以再以专制主义的形象出现。自由主义是所有完全盲目地建立在同一个商品生产体系和作为其行为方式的“抽象劳动”（以赚钱为目的的劳动）的公理基础之上的现代意识形态的源头和主干。“它已经积累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名为‘龙形海怪’的镇压性质的辖制怪兽；一方面提出责任自负和所谓自主的主体之间缔结条约（劳动合同、交易合同）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将无主体、自动运行、装备了自行调节的价格机制的社会资本机器确定为前提条件；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不再因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注：罗伯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1页。）
近年来，新自由主义不仅遭到世界中左翼政党和左翼学者的批判和抨击，而且受到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中下阶层的人们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抵制和反抗。在拉丁美洲，尽管传统的左派政党、城市劳工及其他社会运动在资本全球性重组的进攻面前遭受损失，但是，新兴的民众组织已经出现了，美国的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遭到了最有活力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挑战：巴西无地工人运动；墨西哥萨帕塔农民公社、游击队活动以及它们的同盟军；哥伦比亚农村地区的农民运动和游击队活动，等等。这些运动从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民族－种族、女权等思想流派中寻找支持。新的运动是前途远大的、有创造力的政治力量，具有向现存的自由市场秩序发起挑战的能力。（注：詹姆斯·皮特拉斯：《左派回击：新自由主义时代拉丁美洲的阶级斗争》，《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8期，第28-30页。）2000年，法共举办了“全球化于人类解放”国际大会，提出要用“公民世界的全球化”代替“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2002年，巴西召开了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150多个国家的劳工组织、农业工人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代表6万多人参加了会议。该论坛以“抵制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为主题，明确反对“由自由市场控制”的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过分做法导致的灾难、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当然，新自由主义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要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但西方左翼学者和其他进步人士对新自由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世界上共产党、中左翼政党、劳工组织和其他进步力量领导和发动的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斗争，都预示着新自由主义最终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抛弃、最终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的历史命运。
收稿日期：2003-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