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后学专案研究的上乘之作——评《黄绾道学思想研究》

陈寒鸣¹，夹纪坤²

(1.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天津 300380；2. 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 曲阜 273100)

摘 要：张宏敏《黄绾道学思想研究》一书，遵循并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详细梳理明代中期思想家黄绾一生道学思想进展过程中从宋儒理学到王阳明良知学、再到回归经典的演变历程，以期论证其思想演变范式之于明清学术转型的一个“先导性”典范意义。这部学术专著的理论特色有三：一是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黄绾思想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做了生动具体的描述；二是把黄绾的思想放到宋、明、清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深入而具体的分析研究；三是以“道学”为核心要旨以了解、把握黄绾的思想特质。

关键词：《黄绾道学思想研究》；黄绾思想；道学；理学；良知学；回归经典

黄绾（1480－1554年），字宗贤，号石龙、久庵、久庵居士，学者称久庵先生。浙江台州府黄岩人。作为明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的黄绾，一生经历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作为浙中王门先驱、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的黄绾，学富五车，“志在天下”，一生以立志学“圣人之学”即以“明道”为己任，青年时期师从浙南台州理学名家谢铎而刻苦用功于程朱理学；中年时期与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家结盟共学，曾一度服膺于阳明“致良知”之教。晚年因出使安南未果而“落职闲住”于黄岩老家，隐居翠屏山，以读书、著书终老。经学著作有《易经原古》《书经原古》《诗经原古》《礼经原古》《春秋原古》《四书原古》《中庸古今注》《庙制考议》，政论著作有《思古堂笔记》《知罪录》《石龙奏议》《云中奏稿》《边事奏稿》《边事疏稿》，哲学、文学著作有《困蒙稿》《恐负卷》《石龙集》《久庵先生文选》《明道编》（《久庵日录》），家乘编纂有《洞黄黄氏世德录》《家训》。此外，他还编理了《阳明先生存稿》《桃溪类稿》等，并能自觉地开展对宋明诸儒学术思想的批判，从而提出具有复古倾向且有自家特色的“艮止执中”之学，堪称中晚明时期“王门”内部自觉修正“王学”之先驱者。

一、黄绾学术研究史的回顾

正因黄绾在中晚明学术文化思潮中有着很重要的学术地位，故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学者即已展开了对他的研究。著名思想史家容肇祖先生率先利用自己收藏的明刻本《明道编》对黄绾的生平、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作《王守仁的门人黄绾》（1937年成文，1940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二十七期）^①，嗣后又在其《明代思想史》（1941年）中辟有“黄绾”研究专题，从而拉开了现代学人对作为思想家、哲学家的黄绾研究的序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思想史界对于黄绾的研究，主要是由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侯外庐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团队（即“侯外庐学派”）^②开展的，如刘厚祜、张岂之校点了《明道编》（1959年）、侯外老亲自撰有《明道编·序》文，指出：“黄绾一生的思想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是由相信宋儒到信仰王阳明，再一次是他晚年背叛王学而对‘致良知说’展开批判。”“黄绾敢于否认宋儒的‘心传’的道统，而宣布‘经世之学’的另一种道统，从伏羲、尧舜开其端，传至颜渊、曾子、子思，至‘孟子而绝’，这是‘正脉’。他分辨宋儒所继承的，并非从伏羲开端的‘经世之学’，而是‘禅学’，禅学即‘异端’。”“黄绾对于禅学化了的王学的批判以及他借孔子之言对认识论的贡献，是他思想中的积极部分。这些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早期启蒙家的思想有相通之处。”^[1]在外老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中，设专节论析了黄绾的哲学思想。到20世纪80年代，“侯外庐学派”进一步深入研究黄绾思想，如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下卷有专节论析“黄绾的学行与‘艮止’说”，指出：黄绾“以‘斯道自任’，提出‘艮止’说，‘以为圣门开示切要之诀’。其‘艮止’说既包括其学旨，也包括其为学方法和功夫，强调‘学与思’，容纳了程、朱为学的‘实地工夫’。”“理学不过是把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哲学化，使之具有天道、天理的意义。但是，这种哲学化的结果，是在思辨的道路上竞相说玄，即黄绾所谓‘说玄说妙’，以至‘落空’。甚至有的理学人物以‘包荒为大’，竟至‘犯手做作’，不受礼教‘拘管’。黄绾为此感到忧虑，故以‘艮止’论心体的绝对性和实在性，试图把这种‘落空’的理学实体化，使它具有伦理的实在内容。这就是他强调心体的绝对性和这个绝对心体‘有’‘实’思想的实质所在。”^[2]

对于林业来说，火灾是最大的威胁。火灾会大面积破坏森林资源，烧毁大量植物，减少森林覆盖面积，所以必须要加强火灾的预防工作。林业保护部门自身应该具备十分全面的森林防火知识，制定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同时保持高度的警惕，时时刻刻做好防范工作。此外，在一些节假日，严禁人们在森林开展带有火种的活动，避免这些活动引起火灾，烧毁森林植物。同时，林业保护部门也要加大预防森林火灾的宣传力度，提高人们防范火灾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降低森林发生火灾的概率[3]。

20世纪九十年代左右，随着韩国、日本学界而兴起的中国“实学”研究热，中国哲学史家、中国实学学会创会会长葛荣晋先生由研究王廷相而“发现了”黄绾与王廷相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即由王廷相的“气学”“实学”转而研究黄绾的“气学”“实学”，并得出黄绾一生治学三变，由理学、心学到实学的学思历程，先有《黄绾实学思想简论》（1989年）、《王廷相与黄绾》（1990年），而后在与陈鼓应、辛冠洁合作主编的《明清实学思潮史》（1989年）及《明清实学简史》（1994年）中，对黄绾的王道政治及其对理学的批判又有深入论证。

二是把黄绾的思想放到宋明清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该书认识到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反映社会存在，并且，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形态要想保持青春活力就须与时俱进，即依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主动进行调整与变革，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故而指出黄绾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发展的反映。该书更把黄绾思想的演变作为明清之际思想转型的先导。黄绾生活在明代中期，就整个中国哲学史来说，一般都把这个时期归入宋明理学阶段，而把明清之际作为宋明理学之后的另外一个阶段。然而，思想的发展有着内在的逻辑。明清之际思想的整体走向是反省宋明理学，而用以号召的旗帜是“六经责我开生面”这类的回归原始儒家经典。从宋明理学到回归经典，这样的转变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而是自明代中期以来就已经有了某种迹象。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将黄绾作为“反道学”人物，其实是点出了他与明清之际批判理学的关联。张宏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黄绾思想有着从宋明理学走向回归经典的先导性的典范意义。他把黄绾的思想发展以经学作为归宿，正是此意。明清之际思想家的代表是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他们的共同点有三：一是力主回归儒家经典，二是批判理学近禅，三是以经世致用、实证考据批判理学空疏。张宏敏的研究正是从这三方面论证了黄绾思想对于明清之际学术转型的先导意义。该书还“对照余英时先生所倡‘内在理路’之研究范式，去关照中年黄绾在‘受用’阳明先生‘致良知’之教而发明的‘慎独以致吾之良知’，其学术旨趣实系‘尊德性’之境，即属于儒学的‘反智识主义’之论；与之相对，黄绾晚年所成《四书五经原古》对于儒家经典的诠释路径与诵读范式，颇似‘道问学’一路，即儒学的‘智识主义’传统。”^[8]385并认为“晚年‘回归原典’继而开展经学考证研究的黄绾，还称得上是明代中叶考据学（‘智识主义’）的一位先驱者”^[8]385。

宏敏博士的这部新著，紧扣“道学”这一核心概念来展现、论析黄绾儒学思想形成发展的“三变”历程，并“通过对于黄绾道学思想之进展的梳理、解读，可以得出黄绾‘思想的变化，是明代学术思想演变过程的一个缩影’的结论”^[8]12。这确如其所自述的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与“看点”。此一大“亮点”与“看点”的提出，不仅有着极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深化明清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有所禆益，而且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能给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人们以有益启示。

“写历史要凭史料，否则就不免流于空泛”^[3]328。研究思想史也是这样，分析古人的学说思想，首先要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对研究对象的思想状况有真实了解，这样才能使所下的结论建立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上，否则，无根无据地任意评说，绝对无法令人信服。故而“对某一思想家的研究，首先是了解其时代、身世（学术传统）及其自己的著作，而其自己的著作是最基本的材料”^[3]328。这是实事求是，从材料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研究的科学态度。此外，既要把握所谓学说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③，从学说思想自身演进发展的历史脉络去分析研究对象的思想，更要把研究对象放置到其所处的社会时代之中，会通社会史与思想史，从而才能真正认识研究对象的思想之所以会产生的原因，这就要“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3]327。长期追随著名学者吴光先生学习研究中国思想史、又师从著名哲学史家陈卫平教授攻读了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的张宏敏，真正掌握了上述方法。他在2004至2007年对黄宗羲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2008年他和王维和编辑出版了《〈明儒学案〉〈宋元学案〉黄宗羲案语汇辑》^[4]后，即转入到《阳明后学文献丛书》之《黄绾集》的整理。他的黄绾研究，经历了“三部曲”，即编校整理《黄绾集》^[5]、编著《黄绾生平学术编年》^[6]《黄绾年谱简编》^[7]，进而研究黄绾的思想，完成并出版了《黄绾道学思想研究》^[8]。这样，张宏敏的黄绾研究，就不仅仅建立在充分的第一手材料基础之上，而且更将他所研究的黄绾放到了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将黄绾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特定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同时又从宋明道学自身演进发展的“内在理路”深入探究黄绾生平及其学术思想。

二、《黄绾道学思想研究》的理论特色

用这样的观点来回视黄绾，他不正是为探寻“道”而学有“三变”并最终确立起他自己的“意义的信仰”的吗？我们今天身处物欲横流、世风日下之世而研究古圣先贤之学，体味黄绾在“信仰意义上的‘经学’（‘圣学’）”几乎丧失的时代里学凡“三变”而终臻于“道”的心路历程，不正可从中获得重大启迪吗？

一是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黄绾思想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黄绾著述本甚宏富，但大多“以海寇残毁散逸”；存世的五种文献，只有《明道编》较为常见。以往的研究亦多以《明道编》为主要文献基础，而这显然远远不足以全面了解和认识黄绾其人其学。有鉴于此，张宏敏曾对海内外黄绾的存世文献展开查访、搜集和整理编辑，他对黄绾其人其学第一手的资料占有是最全面的。宏敏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潜心研究，揭示黄绾早年受宋儒朱熹及台州朱子学的影响，成为程朱理学的信徒；中年时期的黄绾在京师闻王阳明宣讲心学后扬弃了青年时代的程朱理学信仰，转而接受王阳明、湛若水所鼓吹的心学；并在闻“致良知”之教后执贽阳明先生而成为王门弟子，进而对阳明良知学予以发展，提出了“慎独以致良知”的哲学命题，突出强调了良知心学中的“独知”义；晚年黄绾在道友王廷相的“外缘影响”下，通过回归儒家经典而重新发明“道统”，以严“儒佛之辨”为出发点，系统性地展开了对宋代诸儒、明代二大儒（王阳明、湛若水）的学术批判，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艮止、执中”为纲之经学，也最终完成了其道学思想体系的构建。这就生动而又真实地展现了一生笃志于古圣贤之学的黄绾，其思想从理学到心学再到经学即由早年崇奉理学（倾重程朱）、中年归依阳明心学、晚年返归经典这样一种“三变”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程。而在这描述过程中，宏敏不是就黄绾述黄绾，而是将之与所受到的前后左右思想家的影响有机联系起来，从而把黄绾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落实于具体受到哪些思想家、哪些思想元素影响的深入辨析之中。这是以往研究者未曾做过的工作。尤其是依据史料指出“台州朱子学对青年黄绾的熏陶。耳濡目染，自然使黄绾很快走进朱子的‘思想世界’”^[8]20，这是张宏敏的一个重大发现。这就不是像以往研究者那样仅仅一般性地泛泛论定青年黄绾深受朱学影响，而是把青年黄绾的思想与朱熹和台州朱子学脉有机联系在一起。这是宏敏研究的一大创见。

笔者细读宏敏这部新著，认为下列三点最值得注意：

将消费者图片评估水光感的结果与筛选出的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性能参数进行线性回归分析（IBM SPSS Statistics 21），得到水光指数拟合模型。

2000年以来，又有海内外不少学者尤其是阳明学研究专家加入到了黄绾研究的行列，并有不少学术成果问世，约有30余篇黄绾研究专论，几乎占到了现代学术史视域下取得的黄绾研究成果的二分之一。尽管论著数量成倍增长，但是研究的方法论、思路基本大体还是对容肇祖、侯外庐、唐宇元、葛荣晋四位先生研究成果的“重复”。直到2005年以后，随着“阳明后学研究热”在大陆地区的不断升温，这种状况才有所突破，黄绾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而青年才俊张宏敏博士在这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尤为引人注目。

三是宏敏以“道学”为核心要旨以了解、把握黄绾思想的理论特质，并展开论析。“道学”一词是北宋时期略早于张载的王开祖最早使用的，尽管“他的学术思想与二程所创立的道学实有重大区别”，但“道学”概念为二程、张载、朱熹等习用，到南宋“‘道学’二字已不分开解释”而成儒学的专称，朱熹更“用道统心传来界说道学，……形成了道学流派（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思想核心”^[9]18-19。“由于南宋时期朱熹等道学家自居道统，过事标榜，引起了当时许多学者的不满与反感，而羞与之为伍”^[9]20，道学中人遂以“理学”取代道学以示区别，如陆九渊告诫弟子：“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心，是以为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此风一长，岂不可惧？”^[10]437故明揭“理学”概念：“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有师道。”^[10]14“理学”概念当初只是在“义理之学”意义上使用，“随着理学的发展，理学概念逐渐成为‘性理之学’的省称，而非泛指一般的义理之学，明成祖时胡广等奉敇纂修的《性理大全》就是一个标志，这说明‘理学’意义的深化”^[9]21。到了明朝后期，道学又区分为理学与心学，而正式以“心学”来概括陆王一派道学的当自邓元锡始。张宏敏此书对于黄绾儒学思想属性之界定是以“‘道学’（包括‘道统’‘道体’）一词”来称谓的，他说：

琅邪王氏中艺术家辈出，王氏子弟不仅精于书法，而且通晓音律，如王羲之的书法“博采众长，兼善诸体，而又纵横变化，纯出自然，总体风格是遒劲秀丽，对前人有因有革，继往开来。在从南朝到唐代的各种书法论著中，他的作品均被评为‘上之上’、‘第一等’、‘神品’等最高品味”[6](P224)。又如《世说新语·任诞》对王徽之高超的音乐禀赋的精妙描述：

生活于“信仰意义上的‘经学’（‘圣学’）基本上已经被科举时制所吞噬，进而致使‘六经四子之道’‘久之不传’，并有‘斯道绝望’的信仰危机”^[8]289之明代中后叶的黄绾，早年“隐居紫霄山中，读书十年之久，即多用功于‘六经四子’之‘大道’，并且以为大贤君子历经艰难所得之‘道’及其‘传心之学’，后世学者可以通过‘修道’的功夫实践去身心默会、体验之，并独得‘大道’之‘妙’与‘巧’”^[8]289。他虽亦曾攻习举子之业，并亦曾步入仕途，但他以“穷师孔孟，达法伊周”为志，故“正德四年（1509年）冬，黄绾在为父守丧三年毕后，以因命强之出仕，在征得业师谢铎许可之后，赴京候缺待选，从而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明道’与‘稽政’相统一的‘学政合一’之路”^[8]33。至其信奉朱学，亦非为了博取功名、谋一己之私利，而别有其因，即“‘一代理学名家’朱熹及台州朱子学们影响、‘读书种子’方孝孺的人格导引、‘浙南理学名家’即台州洞黄氏家学的‘耳濡目染’、‘一代理学名臣’谢铎的言传身教……这些‘顺缘’自然使青少年时期的黄绾，成为程朱理学的忠实信仰者”^[8]41-42。黄绾自正德五年（1510年）冬基于“圣人之学”的共同志业而在京师与王阳明结交，至嘉靖元年（1522年）秋因诚心服膺作为“豪杰之士”的王阳明所揭为学宗旨“致良知”之教而由台州奔赴绍兴师从阳明，归依心学。他对传扬阳明心学是做出重大贡献的，如嘉靖七年至十二年（1528－1533年）任南京礼部右侍郎期间，即主要通过提携后学、劝勖上进的形式，在南都极力维护师门“致良知”之教，“从而使良知本体蕴含的‘独知’‘慎独’的功夫路数，得以充分的揭橥与阐发”^[8]162。他更“通过对‘圣人之道’的刻苦修正，由此印证出阳明先生的‘致良知’即孟子所谓‘扩充四端’、孔子所谓‘克己复礼’”^[8]169，遂赋予阳明“所创‘良知学’延续孔孟之道、宋儒之学的‘道统’意义”^[8]169，如在《石龙集》卷十二《赠邹谦之序》中说：“（阳明子）究洙泗言仁之教、邹孟性善之说，以阐良知之旨，谓致知为诚意之本、格物为致知之实，知乃良知、即吾独知之知，物非外物、即吾性分之物，惟于独知、尽于物则，则为物格知至而意诚。著知行不可以两离，明体用当归于一源以晓学者。”在《石龙集》卷九《赠邵文化》中说：“圣人之道自孟子殁而失传几二千载，至宋程伯子始启其端，迨我阳明先生乃阐良知之旨。学者方醉梦得醒，而昧者犹以为疑。……唯从事于慎独，则良知明而至诚立，不待外求而经世之道、位育之功在此矣。昔云‘汉儒不识诚’，非其不识，惟不由慎独致工，则诚无所在。此其所以不识也。由此观之，慎独之学不明于世久矣，嚣嚣而不已者，岂无故哉！”但一方面，在归依心学，以“心”求证“圣人之学之道”的中年，黄绾“依旧坚信‘圣贤之心’存之于‘六经四子’之中；而‘求诸己以得斯心’，当以‘六经四子’之言为阶梯”^[8]290。《石龙集》卷二十七《祭张东白先生文》云：“黄绾此处关于‘圣经’的描述是就经学的‘信仰层面’即儒家的‘意义的信仰’而言的。而黄绾此处对于时人（明代学者）视‘经学’为‘工具’的批评、对于‘圣贤之心’的向往、对于‘经典信仰’的提揭，则是其作为一个‘真儒’对于‘圣人传心之学之道’可能失传、失真的一种‘忧患’与‘焦虑’。”^[8]290

唯其如此，“晚年的黄绾已经走出中年时代对王阳明‘致良知’之教的个人崇拜，尤严‘儒佛之辨’，以为‘致良知’说已失圣人之旨，且废‘学’与‘思’，以合释氏‘不思善、不思恶’、杨慈湖‘不起意’之旨，为害‘圣学’，‘误人非细’，故而需要警惕”^[8]236。“对于‘王学’的批评，一方面，体现了其重树‘道统’‘为往圣继绝学’的‘卫道’情怀；另一方面，还有对阳明良知之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注。简言之，即是出于对儒家圣人之‘道’（‘学术真理’）得以赓续的‘焦虑’与‘担忧’”^[8]246。他“归林、家居之后，构筑藏书阁楼于黄岩翠屏山中，特名之曰‘家经阁’，并有《家经阁记》；还用‘思古堂’为自己书房命名，且成《思古堂记》，而黄绾晚年正是在‘思古堂’中，通过阅读‘家经阁’所藏经典（‘圣经’），‘验之于身心’，重加笺注、疏读圣贤‘遗经’，厥成其经学代表名作——《四书五经原古》；并在经典的宝库之中，觅得失传已久的圣学之本——‘艮止执中之旨’”^[8]290。总之，“黄绾作为一位经世致用型的传统儒者，以‘志在天下’为己任，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以‘明道’‘稽政’为自己毕生的志业追求。在明代中后期的政治、学术场景之中，成功扮演了一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士大夫角色”^[8]11。因此，张宏敏以“‘道学’（包括‘道统’‘道体’）一词”来称谓黄绾儒学思想，是颇有道理的。

基础病理学，在医学高等院校中受教者人数众多，每年有60多万，地域分布广泛，遍布全国各个省份，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这些特点刚好符合X型慕课“为给因地理和经济原因缺乏受教育机会的人提供现有学习课程的机会”的初衷[4]。

三、儒学是关乎“意义”的信仰之学

这些年来，国内思想文化界和社会生活中有“儒学热”之兴起。但究竟何谓“儒学”？姜广辉先生认为儒学是关乎“意义的信仰”之学。他曾对“意义”的意蕴做了番探究，发现：“中国语言的‘意义’主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谓’，是讲‘是什么’，它以语言符号为载体表达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在这里，人是意义世界的赋予者，也是意义世界的理解者。这种含义大致相当于英文的meaning。但从‘指谓’层面来讨论‘意义’，未免过泛。……第二层含义是‘价值’，是讲‘有什么用’，通常说‘有意义’，即是说‘有价值’。英语表达‘有意义’这句话时使用的是一个不同的词汇：significance。”这种“包含价值规范、价值理想的典范性价值”的“意义”“是人们共生共存的基础。这种‘意义’在中、西文化中都有。不过，基督教认为人有‘原罪’，因而将这种‘意义’的源头归于‘上帝’。中国儒家学者认为，这种‘意义’就体现在现实社会的礼仪形式当中”^[11]85。先哲认为人能“载义”。而对于姜先生来说，他“所着重反省、思考的是人生的意义，或者说‘生命’的意义。所谓‘人生的意义’，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每个人当反省这个问题时，这个‘人’字会换成此在的‘我’、此生的‘我’，‘我’应该怎样活着？作为个体的人每时每刻所付出的是宝贵而有意义的‘生命’，而所要获得的是‘意义’。个人对‘意义’的理解有不同，如果他付出了‘生命’，得到了他认为‘有意义’的东西，他就会‘心安理得’。人最痛苦的是无意义的生活，年华虚度而了无意义。这是就个体的生命与个人的‘意义’而言的。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假如这个世界只有‘我’，‘我’一死，便没有了人，这没有人的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可言？所以这‘意义’必然是人的世界的‘意义’。‘我’生活在人的世界中，‘我’的生活与我的亲人、朋友、民族、国家乃至人类休戚相关，其关联愈大，‘意义’亦愈大”^[11]83。他所以称儒学为“意义的信仰”而不是“宗教的信仰”，是因为儒学“不是神本的，而是人本的。它不认为人有原罪，需要神来救赎，而是相信每个人有其自性的光辉，应该扩而充之，广被人间。因此在人伦关系中，它不是利己主义，而是利他主义。利他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普遍性原理，而利己则不被视为普遍性原理。在利他的道德实践中，他会相信自己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从而获得自身精神上的满足。意义的信仰，既然是一种信仰，它就有某种情感的、理想的成分，它不是可以通过知识的认知来指陈的事物，而是一种只有在亲身的道德实践中体验的境界”^[11]93。

黄绾作为明代儒者，一生学术思想历经“三变”。早年崇奉程朱理学，中年归依阳明心学，晚年服膺经学元典。故而拙著以为，指称处于不断“演变”即发展之中的黄绾儒学思想，以“道学”之名来界定，显得更为科学、合理一些。毕竟，青年黄绾即因“志于求道”而放弃科举，中年黄绾“欲学以全夫性之道”而与王阳明、湛若水“订三人终身共学之盟”；王廷相撰《石龙集·序》又以“明道”一词厘定黄绾之学。而黄绾晚年读书笔记——《久庵日录》的汇编又以“明道编”定名，其“生圹自铭”文亦以“履道听命”为人生圭臬：故而以“道学”一词称谓拙者主人公——黄绾的学术思想，也符合黄绾本人的意图。^[8]9

张宏敏的这部《黄绾道学思想研究》，是在其博士论文《从理学、心学到经学——黄绾道学思想之进展》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全书除“引言”外，分为五章即“有志圣学，求之紫阳、濂、洛、象山之书”：早年崇奉宋儒之学；“慎独而致吾之良知”：中年归依阳明良知学；“以艮止存心，以执中为志”：晚年开创艮止执中之学；“圣人之道，莫备于经”：黄绾经学思想拾遗；“明代学术思想演变历程的缩影”：黄绾道学思想进展之意义。对黄绾的道学思想展开全面而又深入的论析，凡45万言。在笔者看来，该书遵循并较好地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详细梳理、检讨明代中期思想家黄绾一生的道学思想从宋儒之学（理学）到王阳明良知学（心学）、再到回归经典（经学）的演变历程，以期论证其思想演变范式之于明清学术转型的一个“先导性”典范意义。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佳著。

这也正是笔者细细拜读宏敏博士这部《黄绾道学思想研究》后，不得不掩卷而深思者也！

参考文献：

[1] 侯外庐.明道编·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9:1.

[2]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83-394.

[3] 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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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宏敏.黄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6] 张宏敏.黄绾生平学术编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7] 张宏敏.黄绾年谱简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8] 张宏敏.黄绾道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9] 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0] 钟哲.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 姜广辉.中国文化的根与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5.

①容肇祖先生此文，今收入《容肇祖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

李莉又加了一句：“嗯，好，你好好给我挣钱去，不准三心二意朝思暮想，不要觊觎路边的美女，也不能对别的女人动心。”许峰干脆利落道：“我只等你。”

传统SVM随机生成参数值，分类精度存在不稳定因素。遗传算法(GA)具有较强的寻优能力。本文采用GA来优化SVM参数选择，具体算法步骤如下[11]：

②关于侯外庐与侯外庐学派的学术贡献，可以参阅陈寒鸣：《侯外庐与侯外庐学派》，载《历史教学》2004年第4期；吴光：《侯外庐学派的治学特色》，载《北京日报》2013年5月13日；杜运辉著：《侯外庐先生学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③“内在理路”（inner logic）说是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最早提出的，他以之对清代思想史予以重新解释（参阅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等，均收入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他看来，以往学者提出的许多概念，如“启蒙”“反理学”等，只是从政治或经济的“外缘”立场来解析学说思想的演变，而如着眼于思想自身内在发展轨迹来进行分析，则应该将“尊德性而道问学”看作从宋明到清代学说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

A Superior Work of Wang Yangming's Post-Study Project Research ——On A Study of Huang Wan's Taoism Thoughts

CHEN Hanming¹, JIA Jikun²

(1. Tianjin Labor Union Management Cadre College, Tianjin 300380, China; 2. Qufu Municipal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Committee, Qufu Shandong 273100, China)

Abstract: In his book A Study of Huang Wan's Taoism Thoughts, Zhang Hongmin, follows and applies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he unification of history and logic”, and combs in detail the progress of Huang Wan's Taoism thoughts in the mid-Ming Dynasty-the evolution from Song Confucianism to Wang Yangming's conscience study and then back to classics, to demonstrate the paradigm of its thought evolution in the leading paradigm of th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academic monograph include three aspects: First, on the basis of full mastery of the materials, it gives a vivid and concrete description of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Huang Wan’s thoughts; Second, it gives an in-depth and specific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idea of Huang Wan’s thoughts place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So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rd, based on Taoism as the core purpose, it probes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uang Wan.

Key words:A Study of Huang Wan's Taoism Thoughts; Huang Wan's thoughts; Taoism; natural science; conscience; back to classics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9.02.011

作者简介：陈寒鸣（1960－），男，江苏镇江人，副教授；

夹纪坤（1974－），男，山东加祥人，文博馆员。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9)02-0078-07

收稿日期：2018-12-11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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