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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3)03-0048-09
“四清”运动又称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运动），是1963年至1966年在我国广大城乡地区开展的一场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前承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接“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是党史、国史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之，也成为党史国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为使研究推向深入，现将这些学术进展作一简要述评。
（一）
“四清”运动的研究，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理查德·鲍姆(Richard Baum)和弗里德里克·泰韦斯(Frederick C.Teiwes)。1968年，他们合作出版了《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6)》（《Ssu-ching: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of 1962-1966》一书（注：该书系四清运动研究领域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但由于受资料限制，此书以较大篇幅翻译了四清运动中的三个文件。此书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目录索引，但没有全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主任、伯克利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鲍姆教授向作者惠寄了复印稿，在此致谢。）。1975年鲍姆又出版了《革命前奏：毛泽东、党和农民问题(1962-1966)》（《Prelude to revolution:Mao,the Party,and the Peasant Question,1962-1966》）一书。这是两本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代表了国外学者对“四清”运动的研究水平。但因立场、观点特别是资料所限，大大限制了国外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与“文化大革命”相比，国外学者对“四清”运动的关注较少。从国内看，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编写组撰写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这是国内最早的一本研究“四清”运动的相关著作。该书对“四清”运动的过程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但由于作者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指导下开展研究的，其学术价值和研究结论自然大打折扣，有些结论甚至是不正确的。从总体上看，对“四清”运动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研究，始自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后，党史国史学界对“四清”运动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1.出版了大批“四清”亲历者的日记、回忆录、传记和年谱。如《杨尚昆日记》、《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宋任穷回忆录》、《康克清回忆录》、《王世泰回忆录》、《一个红军战士走过的路——舒光才回忆录》、《峥嵘岁月——刘晋峰回忆录》、《审干杂谈》（曾彦修著）、《我的回忆》（吕剑人著）、《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萧克、李锐、龚育之等著）、《刘少奇传》、《邓子恢传》、《刘少奇年谱》等。
2.公布了一些关于“四清”运动的史料。如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主编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主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编辑室编《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选编》等。
3.发表了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和相关专题。代表性的论文有：张素华的《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肖德成的《对四清运动三个文件的分析》、郭中的《城乡“四清”运动的发动及教训》、魏维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评述》、王维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源初探》、王海光的《刘少奇与四清运动》、翁笑冰的《“四清”：“文革”的前奏与预演》等。撰写“四清”专题的著作有：郭德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王学启等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等。
4.出现了一些基层“四清”研究的成果。代表性的论文有：马英民的《保定“四清”运动》，曹力铁的《江西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张馨、高光厚的《陕西省长安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调查》，黄如海的《广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探》，成波平的《连江县的“四清”运动》等。相关著作有：《当代中国》丛书、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郝维谦、龙正中主编的《高等教育史》等。
5.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国外学者研究“四清”的相关论著。主要有：［美］莫里斯·梅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张瑛等译），［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麦克法夸尔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二卷，魏海生等译），陈佩华、赵文词、安戈：《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K.R.Sharma：《China:Revolution to Revolution》，Chalmers Johnson：《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and Mass Response:The Yenan Period and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Campaign Period》，Byung-joon Ahn：《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等。可以说，这些著作的出版为国内学者研究“四清”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二）
自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围绕“四清”运动的起源、过程、内容、经验教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想分歧以及历史评价等问题，开展了多方位的探讨。现将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及观点综述如下。
1.关于“四清”运动的起源
“四清”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历史原因。探寻“四清”运动的起源，是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多数学者是从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和干部作风的角度来分析的。郭中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抓好阶级斗争，打退阶级敌人的进攻。二是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三是为了解决干部中存在的“四不清”问题，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健全各项制度，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更好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做好各项工作（注：郭中：《城乡“四清”运动的发动及教训》，《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4期。）。王维佳认为，“四清”运动是在中苏两党公开论战等国际环境下，对修正主义复辟、“和平演变”的危险过分估计的结果；是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1958年以后对基层干部缺点错误性质估计得过于严重的结果（注：王维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源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有的论者从包产到户的角度对“四清”运动的起源进行了探讨。张素华认为，从国内看，最直接的起因是1962年春夏从中央到地方出现的声势比较浩大的有关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现象与呼声。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如今中国的经济遇到了困难，在困难面前，一些同志不是依靠集体力量来解决问题，而是要倒退到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中去，走连赫鲁晓夫都不敢走的回头路。他认为，这是对公有制的动摇，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动摇，这关系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是敌我矛盾的反映。因而他产生了强烈的要讲阶级斗争的思想，要开展“社教”运动的想法（注：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范晓春、孙宝元认为，在毛泽东看来，包产到户不是一个是否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涉及到资本主义是否复辟的政治问题。所以，为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为从灵魂深处使农民与私有观念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就必须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注：范晓春、孙宝元：《第三次包产到户与“四清运动”》，《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8期。）。
高华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大灾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灾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62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已成定局，毛泽东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并迫使中央核心层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毛泽东的全力推动下，1963年春夏之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注：高华：《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二十一世纪》第60期。）。
与上述分析不同的是，翁笑冰从体制的角度进行了初步探讨。他认为，中国社会开始形成的政企合一的高度集中的体制，是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乌托邦理想的一种尝试，是“亚细亚”公社制度的一种变形，这种体制不能体现人民占有生产资料并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本质精神，不能实现按劳分配，并无助于推运中国的生产力。同时，这种体制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使握有权利的干部，有可能与群众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一是群众要求摆脱束缚的趋向，这种趋向被视为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一是干部在这种体制下的迅速腐化与堕落，这是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且又缺乏监督的必然结果。“四清”运动的兴起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体制性的矛盾（注：翁笑冰：《“四清”：“文革”的前奏与预演》，《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
2.关于“四清”运动的过程
“四清”运动的发展过程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三阶段说”，主要以魏维钧、翁笑冰和王学启为代表。但在起点问题上，意见又不一致。魏维钧将1963年5月杭州会议的召开作为“四清”运动的起点。而后两者将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作为起点。一种是“四阶段说”，以粟守廉、仲乙禄为代表。
魏维钧认为，“社教”运动的正式开展是1963年5月杭州会议起至1966年“文革”开始时止，历时3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3年5月至1964年5月。这一阶段，党中央召开了两次讨论“社教”运动的重要会议，制定了两个指导运动的文件，开始了“社教”试点工作。这一阶段，抓阶级斗争主要是指向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对干部问题整的还不那样激烈，搞运动是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队当参谋，四清的主要内容是清经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开展“社教”运动也是比较谨慎的。第二阶段从1964年5月至1964年底。这一阶段，“社教”运动在试点的基础上，在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左”的指导方针有了新的发展，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干部和党内，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打击过重，以致严重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第三阶段从1965年1月至1966年上半年。这一阶段，一方面对“社教”运动中发生的“左”的偏差做了部分的纠正；一方面又错误地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注：魏维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评述》，《党史研究》1984年第6期。）。
粟守廉、仲乙禄认为，“社教”运动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从1962年冬到1963年5月中央杭州会议的召开，为“社教”运动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社教”运动，虽已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但由于这一理论并未上升到主导地位，所采取的做法基本上是可行的。因此，这时的“社教”运动，基本上是为调整国民经济服务的。从1963年5月“前十条”的制定到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为“社教”运动的试点阶段。这个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逐渐贯彻到全党，并愈来愈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实践方面比较谨慎，还能捕捉到调整方针和党的正确政策及工作方法的影子。从1964年5月到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为“社教”运动的高潮阶段。这时，运动已在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完全贯彻到实践中去，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过重，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的“左”倾错误。从1965年1月“二十三”条的制定到1966年上半年，是“社教”运动在矛盾和困惑中发展徘徊阶段。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地区纠正了“左”的偏差，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发展了“左”倾错误。这个阶段实际上是“文革”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注：粟守廉、仲乙禄：《四清运动述评》，《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3.“四清”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想演变与分歧
“四清”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想演变与分歧，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运动初期，毛泽东强调以教育方式为主，而刘少奇更多地是想通过“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运动后期，刘少奇却反过来强调要用“教育”方式来解决问题，不能将各种问题、矛盾都上升为敌我矛盾，而毛泽东则大讲“阶级斗争”，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复杂的思想演变引起了学者的极大兴趣。围绕这一问题，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刘庆旻认为，一是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上，毛泽东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颇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其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问题上，他突出强调“政治挂帅”，而“政治挂帅”的直接反映就是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处理问题。二是“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始终将农村“四清”、城市“五反”与狠抓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当毛泽东认为中央已形成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感觉用过去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发动“文革”。三是从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确立来看，它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继续（注：刘庆旻：《试论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转变》，《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
王艳元认为，包产到户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了政见分歧。毛泽东始终视包产到户为私有制，力主铲除，而刘少奇一直或自觉、不自觉地予以同情、支持和保护。这一分歧在“四清”运动中一再呈现出来。运动之初，毛泽东认为社教的对象主要是对包产到户有要求的地富和蜕化干部，即主要是下层。1963年11月，刘少奇主持修改的“后十条”，在批判“三自一包”方面列出了不少限制性的条文，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使毛泽东产生了将社教斗争的矛头指向上层（刘少奇等修正主义者）的思想萌芽。后来，王光美总结出桃园经验，实际上忽视了批判包产到户，变成一场激烈的反贪运动，这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疑虑进一步加深。后随着“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至“二十三条”时，正式规定社教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社教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一批人。因此，毛泽东的社教对象发生了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的转变（注：王艳元：《毛泽东在60年代社教运动中的思路转变研究》，《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9期。）。
张素华对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作了深入探讨。首先，在运动的方法和部署上，两人产生了不同意见。刘少奇认为一个县搞一个区、一个社不好，提出集中数千人上万人搞一个县，由工作队统一领导的意见。而毛泽东对不依靠基层干部，搞秘密扎根串联，提出了批评。二是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搞调查研究的办法过时了，而开调查会是毛泽东一直偏爱并在党内大力推行的工作方法。刘少奇之举，对毛泽东而言恐怕绝对不能接受。三是刘少奇在谈过去一年的社教时，肯定较少，否定较多。如他认为去年一年多，“小四清”打了败仗，而去年一年社教正是毛泽东主抓的。刘少奇的大胆判断恐怕也是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的。四是刘少奇与江渭清之争。刘批评江把“前十条”和毛泽东的著作当作教条，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也要领会其精神实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和影响，势必影响整个运动的发展和走向，他们之间也由分歧走向公开冲突（注：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王海光认为，他们的认识和分歧主要体现在：一是刘少奇“挖根子”的思想偏重于从下往上看，把地富反坏的阶级影响和破坏作用看得过重，把基层干部的问题看得过重，把贪污腐败、蜕化变质的问题看得很重。他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政治上是信任和依重的。而对农村基层干部，却明显地表现出政治上不信任。与刘少奇不同，毛泽东“挖根子”的思想更倾向于从上向下看，更看重党内中央高层会出问题，政治路线会出问题。二是当1964年下半年“四清”出现过“左”的问题以后，毛泽东认为搞过了，要向回扳，对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风风火火的一些做法和说法，逐渐有了看法。三是在1964年底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即关于运动的性质和矛盾问题。而且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径自插话表示不同意见，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毛泽东很生气。这种意气的成分联系到他们在“四清”性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骤然加重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误解，加重了毛泽东对党内产生修正主义危险的恐惧。毛泽东不再信任中央一线，并把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视线转移到了刘少奇身上。中央高层中阶级斗争矛头向下和矛头向上的两种趋向，终于不能相容于一个统一体内了，向上的趋向带有更强的理论驱动力，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必然要在现实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根据（注：王海光：《刘少奇与四清运动》，《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
也有论者从毛泽东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对象的不同认识入手，分析二人之间的分歧。刘源、何家栋认为，一个极端重要的差别，刘少奇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指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变质分子外，还包括由一般性贫富差异被误认阶级分化而来的“新生资产阶级”，而更多的是指领导意识、思想路线有不同意见的当权派（注：王光美、刘源等著，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16～119页。）。
薄一波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出尖锐批评，除了在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以及运动的方法上的严重分歧外，还与当时正在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各地反映情况以及陈伯达在其间所起的不好作用有关。党内高层领导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泽东产生了对刘少奇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8～1170页。）。
国外学者也提出了富有价值的观点。莫里斯·梅斯纳认为，刘少奇没有象毛泽东那样强调农民应当有自己的组织，而是强调党的组织机构的重要性，由上级机关纠正基层干部的错误，然后继续领导和教育群众。而毛泽东认为，党是群众的先生，但又是群众的学生，他主要指望的是农民群众，指望由下面形成的多少有些自发的高潮，而不是依靠由党的上级机关控制的“工作队”（注：（美）莫里斯·梅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张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326页。）。安炳炯(Ahn Byung-joon)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制度化的政策和对群众运动的追求，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主要分歧（注：Ahn Byung-joon:《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76 by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P120～122。）。
4.“四清”与“文革”的关系
“四清”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学者一致认为，“四清”是“文革”的前奏与预演。但二者有何联系？又有何区别？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翁笑冰认为，第一，是理论上联系。“四清”运动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第二，斗争的内容相似。在“四清”运动的高潮阶段，运动的中心是夺权，虽然这一夺权斗争是由工作队包办的，与“文革”期间毛泽东发动的自下而上的群众大夺权在形式上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政权为中心，以急风暴雨般的群众斗争为斗争方式的“政治大革命”。第三，为“文革”的发动作了思想动员与干部准备（注：翁笑冰：《“四清”：“文革”的前奏与预演》，《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
安山对“四清”与“文革”做了形象化的比较。他把“四清”运动与“文革”称为进入60年代后在中国大地上先后演出的两场以“反修防修”为主题的现代剧。前一场演出了3年后便中途夭折了，后一场却持续了10年之久；前一场只在部分城乡展开，后一场却遍及整个中国；前一场的演员是少数工农及基层干部，后一场则是全党全军全民；前一场的方式是揭发、清查、批判，后一场则是“四大武器”、“全面内战”；前一场是“工作队、群众、干部的三结合”，后一场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前一场是对已“烂掉”的基层领导夺权，后一场是大联合、大夺权；前一场的最强音是“重点整走资派”，后一场则是“打倒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由此可见，“文革”的内容比“四清”是大大充实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四清”运动是“文革”的预演，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注：安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见焦春荣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下），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382～393页。）。
曹力铁深入探讨了“社教”运动中的夺权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他认为，随着“社教”运动中夺权的开展，逐渐形成了一些与夺权相适应的做法，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机制，如滋长了怀疑一切、无限上纲的风气；以斗争开路，搞人人过关；撇开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搞运动；片面强调发动群众，鼓动群众斗领导等。通过夺权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实践化了，实际上已经铺平了通向“文革”的道路（注：曹力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夺权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
5.对“四清”运动的总体评价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四清”运动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指明了方向。可以说，研究者对“四清”运动的总体评价大多围绕《决议》中的观点而展开。
薄一波认为，第一，在几年的时间里，前后有几百万各级干部、教师、学生和知识青年参加工作队，投入“四清”运动，他们满怀革命热情，到农村、企业认真实行“三同”，与广大贫苦农民和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他们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这场运动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解决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好的作用。在运动过程中，工农业生产一直是向前发展的，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第二，由于运动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的，中央对一些政策做出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规定，对运动的偏差也进行过一些纠正，因而这场“四清”运动没有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错误，它与“文革”的错误有联系，但又毕竟是有所不同的。第三，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特别是在1964年下半年，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甚至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后来这些问题同“文化大革命”搅在一起，加剧了一些地区和单位的混乱，甚至发生严重的武斗。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了是非，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如包产到户、自留地、自负盈亏和自由贸易等（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71～1172页。）。
张素华认为，“社教”运动是毛泽东主持发起的，它在加强干部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消除腐化现象方面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但它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之大的。首先，基本中断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探索，僵化了人们的思想。第二，由于“社教”运动中的一系列文件，都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出台的，当时采取的措施又是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的宣传，派工作队进厂进村进行系统的解说和实践，这就会引导人们的思想，使其思维模式转化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定势。第三，使党内的不同意见，演变成原则分歧以至冲突（注：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郭中认为，运动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又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首先，开展运动的指导思想有偏差。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虽然有解决干部作风问题，缓和干群矛盾，建设一个好的党、好的干部队伍和好的社会的良好愿望，但明显的是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为指导的，从而使这场运动实际上变成一场整干部、整群众的运动，即重点是整人的运动。其次，运动的政策界限不明确，甚至根本不正确。比如毛泽东提出要防止和平演变和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很富有远见的。但是，他对什么是修正主义、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讲的并不明确甚至不正确。把一些根本不属于这个范围的东西，也当作修正主义、和平演变以及资本主义复辟来反对，这就不能不混淆了政策界限，导致“左”的错误发生。再次，开展运动的一些方法不对头，如采取“扎根串联”、“大兵团作战”等方法，运动当然要出问题（注：郭中：《城乡“四清”运动的发动及教训》，《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4期。）。
（三）
上述概括虽挂一漏万，但大致能反映出学术界对“四清”运动研究的进展。当然，由于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对“四清”运动的研究也存在很多不足，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有关“四清”运动的档案资料开放得很不够。除公开公布的有关“四清”运动的几个重要文件外，关于“四清”运动的大量档案资料尚未向社会公布，许多学者看不到核心资料，这就大大限制了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据笔者了解，有些档案馆关于“四清”运动的档案资料整理得非常完整，如上海市档案馆就存有整个“社教”运动期间上海市开展运动的档案资料，而且长达9米之多，是相当丰富的。全国各省、市、县档案馆都存有关于“四清”运动的大量档案，如果加以系统整理，其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第二，有价值的、富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并不多见，国内至今未有一本有关“四清”运动研究的专门著作。同时，对“四清”运动的经验教训作出深刻历史反思的学术精品也很鲜见。实际上，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群众运动、干群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等角度进行多方面探讨，可以总结出很多的经验教训。因此，相比于建国后其他历史阶段，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对“四清”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也造成了对60年代前期历史研究的滞后，这与这一段历史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符的，有必要大力弥补和加强。
第三，研究的点与面尚不平衡。从目前的成果看，对“四清”运动从整体上进行宏观研究的较多，而对基层“四清”进行个案研究的较少；对领袖人物特别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演变及分歧研究的较多，而对其他人物如周恩来、彭真等人研究的较少；对中央层面的政策探讨较多，而对下层民众对“四清”的反映研究的较少；理论探讨性的文章较多，而实证性的个案研究较少。这种不平衡的状况，不利于对“四清”运动作出全方位、立体式的深入研究。
第四，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尚有薄弱环节。如关于“四清”运动的起源研究，就目前成果而言，多集中于从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角度谈问题，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研究的较少。实际上，“四清”运动的发生，除了“反修防修”等非常直接的原因外，还有十分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历史原因。关于“四清”运动中几个重要文件的研究，目前来看，除了肖德成在1984年发表的《对四清运动三个文件的分析》一文外，至今还未有专门探讨此专题的文章。实际上，三个文件以及“后十条”修正案在整个“四清”运动中是非常重要的。各地机关、干部、群众以及“四清”工作队对文件的反映也各不一样，对三个文件做一宏观与微观的研究以及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关于“四清”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目前论者多注重从两人对运动本身的认识进行研究，实际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还有深刻的理论根源和个性因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关于“四清”与“文革”的关系，实际上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即运动的方法、内容、目标、后果等。另外，关于“四清”运动中的工作队、贫下中农协会等问题，至今无人进行专门研究。
总的看来，对“四清”运动的研究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又有不少薄弱或空白的地方，原有的研究成果和认识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为使研究引向深入，兹提出以下建议，供学术界参考。
第一，拓展研究视野，积极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思路乃至于话语系统的优长之处，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四清”运动。在研究范围上，既要注重“四清”运动的整体概况，又要注重各地的具体情况；在研究对象上，既要注重领袖群体等人物，又要关注普通民众；在研究方法上，既要注重宏观的历史扫描，又要注重个案研究的微观透视。如此，则可以使“四清”运动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从而大大深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这方面，国外学者的许多做法值得借鉴。他们将学术视线下移，更加关注学术研究的“民间取向”，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取一个村庄为视角，微观透视“四清”运动的全过程，陈佩华、赵文词、安戈的《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一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以此方法研究“四清”运动，尚有大量文章可作。
第二，进一步做好有关资料的整理和挖掘工作。档案资料对“四清”运动的研究极为重要，有关部门应认真组织力量，逐步向社会公布原始档案。同时，也应积极抢救“活史料”，即采访一些仍然健在的“四清”运动亲历者。这些人中，既有运动的组织者、参加者，也有大量的普通民众。他们的“口述史料”和一些回忆录更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是其他文件资料所不能比拟的。认真做好这项基础性工作，会大大深化对“四清”运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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