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初著《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家论文,阶级论文,化与论文,近代中国论文,丁日初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人们对近代经济发展的史实的了解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更加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方面，学者们摆脱了以往“左”的束缚，因而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力求合理地解释历史，从而使经济史研究更为深入。丁日初的论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正是这种变化的集中体现。
一
丁日初认为，应当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去研究国内外条件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利的一面，不去考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遇到的阻碍和受到的挫折。如果把丁日初的论点同他的论证结合起来考察，其打破陈说、锐意创新的意境就凸现出来了。
传统论点强调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都是以外国资本和所谓“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压迫为立论基础的。丁日初则指出，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同在中国土地上生根成长，外国资本主义对民族资本的产生和发展起了某种程度的促进和帮助作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然包括在华外国资本。对于所谓“官僚资本”，丁日初主张分而视之，官僚私人资本应当归入私人资本范畴，政府投资的官办企业和政府控制的官督商办企业，应当按其特性，称为国家资本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国资本主义理所当然包括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至于国家资本同私人资本的关系、官僚投资同一般私人投资的差别，也应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具体分析，不宜简单地加以否定。对所谓“买办资本”，丁日初认为它实际上是近代中国的商业资本。他不同意以其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为由，把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开除出”民族资本行列的观点。他在准确使用一些基本概念上下了一番功夫，恰恰是这一努力，纠正了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的许多偏差，从而使复杂的问题得到了简明的答案。
有的学者认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比研究其发展更加重要，因为在中国存在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和传统经济二元结构。笔者觉得，丁日初的论述如能针对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进一步展开，当会更加具有说服力。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主要是为了说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较早地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阶段。用这个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经济史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即使是西方发展经济学也没有把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看做凝固不变的两极，而是主张研究现代化经济这一“元”，如何影响传统经济那一“元”。传统经济这一“元”如何向现代经济那一“元”过渡。因此，所谓研究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似乎是过分强调了传统经济的凝固性，落进了西方学者的所谓中国社会“高度均衡陷阱”（
The 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理论框架。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带动下，近代中国的传统经济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在近代棉织、丝织等行业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手工业的发展也会推动商品市场的扩展和自然经济的瓦解。又如，清末民初盛行以民间合伙方式经营工商业，虽然合伙制在中国早已存在，但是它的普遍采用，又成为近代资本市场形成以及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要阶梯。再如，张謇的“南通实业”体系，把大工业建立在原有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把传统的生产结构和生产要素都组织到这个新的体系中去了。如果以资本主义发展为中心线索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那么诸如此类的历史现象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相反，如果强调传统经济的不变性，或者强调现代经济的不发展，那么不仅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不到充分的反映，而且传统经济的变化及其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也会被忽视。所以，用丁日初主张的“发展观”来指导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自然会产生新意，走出新路。
二
关于近代化问题，丁日初的论述同样新意迭起。以上海经济史为例，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近代上海并没有什么近代化可言。所有的只不过是殖民地化和半殖民地化而已。自三中全会以后，一批勇于探索的学者开始用“两点论”来论述租界对近代化的作用，认为租界既有消极作用，又有积极作用。这种论点相比于传统观点，不啻是一大进步。就“近代化”这个主题而言，租界对中国主权的破坏，恰恰使租界地区摆脱了清政府的封建性束缚，成为近代化的前提条件之一。丁日初认为西方国家侵犯中国主权，设立租界，和形成一个安定优越的投资环境，促成上海地区的繁荣，两者是先后出现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同时并存的两种倾向、两种作用。把它们并在一起说成是对立统一的两点论，很可能会模糊对租界历史作用的客观认识，用所谓的“两点论”，并不能历史地、全面地分析上海租界的历史作用。
三
中外经济关系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是论集中用功较深的一个问题。丁日初抓住以往一直被忽视，然而又十分关键的进出口贸易的社会经济影响来展开讨论。以前，由洋行经手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常常被笼统地贬斥为“商业侵略”。丁日初认为这种说法失之偏颇。他还列举了种种事实来证明进出口贸易曾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笔者以为，丁日初的几乎每一个论据都言之有理，甚至对鸦片贸易的分析也有很强的说服力。他认为，鸦片贸易既是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海盗式贸易的重演，也是近代中国充满苦难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组成部分，因而鸦片贸易曾经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条件。
笔者觉得丁日初的论点符合历史事实，体现了经济史学家面对历史事实时的真知灼见。然而支撑其观点的每一个论据，在历史上几乎都可以找出相反的事例，这又不能不使人感到困惑。如鸦片贸易曾使中国白银外流，使社会资本积累更加困难；又如进口贸易造成严重逆差，货币资本积累不足，妨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再如，出口土产品因不等价交换造成农村的贫困。事实上，以往“失之偏颇”的观点，正是依靠了这类相反事例的支撑。因此，要校正以往的偏颇，不能仅仅满足于找出相反的事例来进行论证，而必须用新的方法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视角可供参考。
其一，运用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分析。早期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中心国家”最初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形式剥削了“外围国家”，后来则通过新殖民主义经济依附的形式来占有第三世界的剩余价值，其中不等价交换就是一个标志。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传统观点，显然与此相吻合，并且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依附理论实际上是以道德标准来取代经济标准。从逻辑上看，依附与不发达互为因果的论点，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一些同样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也有迅速崛起的成功经验。丁日初所作19世纪中日两国比较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实践上，如果以封闭来对付剥削，也就是为了摆脱剥削而断绝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且不说是否行得通，即使不顾世界潮流而强制实行，那也一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借鉴发展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发展，即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的批判，肯定会有助于更好地阐述丁日初的观点。
第二个视角，是从国内市场发育的内外动力及其过程来考察中外经济关系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无论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内市场的根本转变”，还是希克斯所说的“市场渗透”，都可以被看作是市场发育的过程。从传统的习俗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离不开市场发育。如果把中外经济关系放在市场发育这个背景上考察，那么它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就显得十分明显了，而其消极性也可以从市场发育所受到的局限和市场的扭曲上得到准确的说明。
四
关于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研究是论集的另一个主题。在这个范畴里，丁日初对“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等命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许多买办原来就是商人，有的人当买办后继续经营自己的独立商业，或者积极从事实业救国活动，投资创办资本主义企业（如刘鸿生、虞洽卿）；有的人则辞去买办职务，为经营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和私人资本企业而努力（如唐廷枢、郑观应和徐润）。从政治方面看，许多史料证明，买办并不一定因为受雇于外资企业而丧失爱国精神（如虞洽卿领导了四明公所和会审公廨的反帝斗争）。在立宪活动、辛亥上海起义、历次反帝斗争和抗日战争中，不少买办有积极的表现。丁日初主张实事求是地把买办和非买办的新式商人看做中国早期商业资本家。然而在《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一文中又着重分析了“买办向民族资本家的转化”，认为“对于在外资企业里兼任职务的民族资本家，如果他的买办收入不占主要部分，也承认他们是民族资本家”。显然，这一论述同买办是商业资本家的论点是相矛盾的。在论集前言中，丁日初指出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发展或改变了，但是在编辑文集时对早几年的论点基本保留，不做改动，以便历史地认识自己学术观点的变化。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令人感佩。然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如何在这两种矛盾的意见之间做出正确的判断，仍然有一个分析方法和视角选择的问题。笔者以为，要避免诸如此类的矛盾，莫如对买办的阶级定性再谨慎一些。不妨把买办看做洋行高级雇员，如果他有自己的自营商业或者投资工矿、金融等企业，那么这样的买办就有双重身份，一身二任。
丁日初认为“官僚资产阶级”的概念也不适用于经济史研究，且不说掌管办企业的封建官僚并不是资产阶级，就是投资近代企业的官僚也只是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而不可能单独形成为一个阶级。统计资料表明，进入20世纪以后，从官僚转化的资本家日益增多，这是由当时的社会风气促成的。由于这些资本家出身于官僚，又同国家政权保持密切的关系，因而对其评价产生了争议。丁日初主张把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不论什么人创办和经营较大规模的企业，都需要得到国家政策的帮助，诸如准予减免税捐和实行专利，如果把这种为发展资本主义而争取到的保护性措施，说成是封建性的表现，进而论定这些资本家是官僚资产阶级，那显然是无视基本的历史条件。在有关的资本家人物如张謇、孙多森孙多鑫兄弟等人的评价上经常出现的误区，都同这一点有关。笔者认为，丁日初的研究说明，以正确的思维逻辑进行分析，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的许多似是而非的争议就可以得到正确的解答。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丁日初著。35万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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