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先根[1]1994年在《人口高密度地区农业现代化中的农业结构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构筑农业结构变化的研究框架，继而以英国、荷兰、日本、韩国等四个人口高密度国家和江苏省为例，实证研究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结构变化状况，最后，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参考英荷日韩四国经验与教训，阐述了对江苏农业结构优化的若干建议。 农业是一个包括产前、产中、产后多个环节的经济系统，农业结构是其框架。农业结构具有整体性、多层次性等特点。农业结构优化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也是农业现代化的本质。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业产业链延伸和产前、产后比重增大是农业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还包括各个子结构的变化，诸如投入结构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变，经营组织结构不断优化，生产结构向高产值、高效益、专门化方向变化，流通体系逐步完善等。 在人口高密度地区，农村劳动力富余和土地稀缺是基本背景特征。农业结构变化既具有其他类型地区的共性，也有其个性特征。投入结构变化是整个农业结构优化的前提和动力，要素之间替代的速度与程度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的影响。经营组织结构变化是核心，也是最大的难题，需要解决好四个密切联系的重要问题，即根据国情推行土地制度的结构改革，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培育和扶持具有良好素质的专业农业经营主体，建立旨在保护农民经济利益的各种经济共同体。生产结构变化是关键，它包括生产目标由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转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部门结构以市场为导向，向高产值、高效益方向变化，并以发挥地域比较优势为原则，逐步形成区域专门化生产。流通是农产品价值实现的途径，其结构优化是整个农业结构变化的保证。农产品流通体制主要有两大类，即自由流通体制和政府管制体制，以前者占主导。在自由流通中，政府的干预作用仍然十分重要。 由于英、荷、日、韩四国的国情差异，农业结构演进的水平和存在的问题不尽相同。英、荷两国工业化、城市化历程长，农村劳动力转移充分，居民的价值观念转变彻底，因此农业结构改造的难度较小，结构合理程度高。而日、韩农业结构存在较多的问题，调整的难度也很大，特别是经营规模细小，兼业化率高，农业依附性强，从而导致农业生产低效益，市场竞争乏力。日、韩两国农业结构问题在东方人口稠密地区具有一定普遍性。 江苏是我国农业大省，也是沿海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先行省份。解放后农业结构变化大致分两大阶段：(1)1952—1978年的传统农业改造时期，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农产品长期短缺，在农业结构选择上，采取了“一大二公”的经营体制、“以粮为纲”的生产结构、单一的流通结构。尽管在转变投入结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因整个农业结构及各个要素之间被割裂开来，障碍了农业结构整体功能的发挥，延缓了传统农业的改造进程。(2)1979年以来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时期。农业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诸如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新的经营形式确立、乡村工业发展、农产品流通体制转换等，加快了江苏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农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投入渠道增多，经营组织结构不断创新，围绕“两高一优”农业生产结构逐步优化，市场建设蓬勃发展。在农村经济发达的苏锡常地区，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切入点的农业现代化试验也取得不小成绩。 但是，江苏农业结构优化过程中依然问题重重，突出的是经营组织结构和生产结构刚性制约，这在经济水平高、寸土寸金的苏锡常已成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建议：(1)多渠道、全方位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民离土离乡；(2)鼓励土地权流动，推进农业土地规模经营；(3)尽快制定全省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规划纲要和合理布局农产品市场体系规划方案；(4)重视农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类法规建设。
薛艳杰[2]2007年在《上海农业地域类型演变及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无论是从保障食品供给安全，维持经济社会稳定，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还是从满足市民的多元精神文化需求，改善都市生态环境质量，建设城乡融合、环境优美、人地和谐的田园化大都市的角度考虑，农业都是上海不可或缺的产业。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农业土地资源日益减少，社会文化多元需求不断增长，生态环境和景观建设要求日益强化的背景下，建设都市现代农业已经成为上海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然走向。本论文以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相关资料为基础，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探讨建国以来上海农业由乡村农业向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当前的发展阶段及演变过程中的主要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状条件综合评析和国际模式比较借鉴，提出未来上海都市农业的发展导向、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和生产布局调整以及发展对策的相关构想。该论文按照历史、现状、未来的发展主线进行研究，遵从了农业类型演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存在历史继承性的客观规律，通过发展阶段界定，可以更为合理地确定今后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通过历史演变过程中主要影响机制的分析，可以在未来都市农业发展政策中有所规避，有所改进，有所发扬，以推进上海的都市现代农业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通过对上海农业地域类型演变的个案研究，探寻我国大城市郊区从乡村农业→城郊农业→都市农业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从而对其他城市化快速推进，耕地不断减少的大城市地区的农业发展思路有所启示。本论文共分七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了论文研究的意义与背景；阐明论文中“乡村农业”、“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概念内涵，总结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介绍论文研究的思路结构、研究方法，论文特色和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农业地位功能、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演变的理论与实践，分别对国际上一般区域和城市地区农业功能地位、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演变的相关理论成果和实践规律进行了总结思考。第三章上海农业的地位功能、产业结构及空间布局演变的实证分析，首先分析了建国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农业在上海全市和上海郊区占居怎样的经济地位，发挥了哪些功能作用；然后探讨了建国以来上海农业产业结构演变的总体特征和各产业内部生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接着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各产业内部主要种养殖活动的生产布局特征，并简要总结了总体的地域变迁特征。第四章上海乡村农业、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发展阶段划分，首先对乡村农业、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辨析；然后根据不同类型农业的主要特征及其产生的经济社会背景，建立了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的不同地域类型农业发展阶段的评价体系；再结合第三章的研究，分析上海各指标的阶段性演变过程，确定出上海乡村农业、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发展阶段及各阶段的主要特征。第五章上海农业地域类型演变的动力机制探讨，主要分析了建国以来对上海农业地域类型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发展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体制与农产品流通体制变革及农业产业政策变化，农业土地资源数量变化及农业自然环境条件的地域差异，经济技术进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变，中心城市性质的转变、城市化进程加速及城乡关系的发展变化等几个方面。第六章上海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条件评析与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借鉴，首先简要总结分析了上海都市农业产生的背景与意义、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都市农业发展过程中可能伴生的负效应；然后探讨了推进上海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与制约因素；接着结合上海的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对国际上部分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的都市农业功能、结构、布局和主要形式等方面的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其中值得借鉴的发展模式或举措。第七章上海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构想，在上述分析基础上，确定了上海都市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导向和主要功能地位；在其指导下，确立了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发展组织，农业生产布局调整和空间结构组织的思路；最后提出了推动上海都市现代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对策建议。
任萃颖[3]2016年在《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经济转型主要包含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两个方面,转型的方向是要实现一个优于当前经济发展形态的新的经济运行形态,而具体到县(市)层面,县域经济转型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摆脱传统的发展形态,建立一个符合在新常态下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全新模式。目前,吉林省县域经济已经占到全省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正在成为吉林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全面振兴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撑力量。但是,吉林省县域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导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低下、资源依赖性强、产业结构层次不高、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的等问题,需要通过转型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活力。本篇论文以县域经济转型为研究对象,利用区域经济、经济转型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比较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经验总结等方法研究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问题。通过使用指标权重线性加总的方法确定权重并利用和借鉴国家统计局关于《反映经济转型升级综合统计制度》当中的指标体系,从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要素结构转型等三个方面构建县域经济转型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转型综合能力指数,以吉林省经济转型能力和长春、吉林等九个地区经济转型能力为参照系,对吉林省40个县(市)转型升级能力进行排序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能力整体水平较低,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县域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即：需求结构转型困难。县域农民长期内收入增长面临结构性调整的瓶颈制约、县级政府动员财政资源能力弱、城镇化进程缓慢等导致县域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协调,难以对经济增长实现有效拉动；产业结构转型困难。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缓慢,第二产业对县域经济发展支撑不足,对其他产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要素结构转型困难。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弱,资本要素产出效率低、资源要素利用水平低等问题,使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能力弱化。另一方面,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延吉市、敦化市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具有较强的转型升级能力；以公主岭市、通化县等为代表的中东部地区县域经济依托资源优势和科技创新,具备了一定的转型升级能力；以镇赉县、长岭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和以靖宇县为代表的资源枯竭性地区,由于受到生态转型和资源产业转型的压力,经济转型能力较弱。本文认为,要推动吉林省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一方面,从整体上推动县域经济转型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向依靠投资与消费协调拉动转变,强化收入分配；由主要依靠工业化向依靠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转变,强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强化要素支撑,推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转型,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要强化分类指导,将吉林省县域经济划分为率先转型区、利用东部地区纳入“一带一路”的区位和政策优势,率先实现县域经济转型,进而引领全省县域经济实现转型发展；转型跟进区,利用吉林省中部转型核心区有利条件,强化产业和要素支撑,加快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转型培育区,利用西部生态经济区的后发优势和国家支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政策优势,通过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接续产业发展培育县域经济转型的能力。本篇论文将经济转型的宏观研究体系,即：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要素结构转型纳入到县域经济研究当中来,系统全面分析县域经济转型面临的主要困难和解决途径,更能准确把握县域经济发展规律,客观看待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准确分析和利用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趋势性变化,从而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动县域经济实现转型发展。本文的主要结论,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同样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推动县域经济转型还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基础、支持政策、产业优势实施分类推进。在本篇论文分析的基础上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分析,比如县域投资结构调整、投向有效性分析,投资产出效率提升的途径研究,县域城镇化发展质量与规模之间的关系,县域经济体制转型的形式、成效等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为了使本论文研究焦点更为集中,这些问题没有进行专项细化研究分析。
史焱文[4]2016年在《传统农区工业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小城镇及乡村地区社会、经济、空间在工业化快速发展下经历了剧烈变动,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工业扮演了重要角色。乡村聚落作为人地关系基本单元,其空间格局、空间规模、空间结构等在工业快速发展下经历了显著变化。因此,了解工业化快速发展下聚落空间演变规律,掌握空间演变影响机理及其变动趋势对丰富聚落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选取传统农区中工业发展突出且具有一定特色的新乡县、长垣县为研究案例。研究主要基于人地关系理论、区位论、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弗里德曼“核心-外围”理论、复杂系统理论等地理学、经济学、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研究数据主要包括多时段遥感影像数据、地形图、行政区划图、统计数据、实地调研数据。首先,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对新乡县、长垣县在各工业化阶段中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空间规模、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其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影响因素进行验证性分析,并深入分析其演变驱动机理；最后,尝试运用地理模拟与优化系统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过程进行试探性模拟与预测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在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中,新乡县、长垣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随工业化进程推进经历了由均质到局部集聚的过程；其聚落分布高密度区域多集中在中心城镇附近和工业起步早、发展较好的区域；两县聚落斑块间整体空间邻近距离随时间发展逐渐缩小,且空间邻近距离变化存在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中心城镇周边、工业发展较好的乡镇地区聚落斑块空间邻近距离变化显著,而其他区域聚落空间邻近距离变化较弱。具体特征如下：①.1975-2014年新乡县、长垣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平均最邻近指数都表现出向数值1趋近的过程,说明随时间发展两县聚落空间分布表现出由均质到集聚再向区域整体发展的趋势。②.1975-2014年新乡县、长垣县聚落空间分布密度均表现出高密度区域范围扩大并向中心城镇和工业乡镇地区集聚,乡村聚落标准差椭圆布局范闭与高密度区域相接近。③.新乡县、长垣县聚落斑块间空间邻近距离随着业化进程推进,整体呈现缩小的趋势,其中两县在各时期空间邻近距离变化速度表现出一定差异,但整体呈现加快的趋势,同时两县聚落斑块空间邻近变化较强的区域多集中在中心城镇附近和工业发展较好的几个乡镇,其他区域乡村聚落距离邻近程度变化较弱。(2)在乡村聚落空间规模演变中,新乡县、长垣县聚落斑块空间规模随时间发展均呈现显著扩张趋势且扩张速度不断加快；其中两县聚落空间扩张热点区域多集中于中心城镇和工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并呈扩大趋势；高等级规模聚落多集中于中心城镇附近和工业乡镇地区且数量随时间发展在不断增加。具体特征如下：①.新乡县、长垣县聚落斑块空间规模随时间发展均呈现显著扩张趋势,其中长垣县乡村聚落空间扩张速度要稍强于新乡县,但总体上两县乡村聚落空间扩张速度均在不断加快。②.新乡县、长垣县聚落规模空间扩张热点区域均集中在工业起步早、发展较好的地区,且其空间扩张热点区域呈逐渐扩大趋势。③.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新乡县、长垣县聚落规模等级表现出相似演变特征,高等级规模聚落数量不断增加,并且主要邻近中心城镇和工业乡镇分布,同时两县乡村聚落规模等级数量比存在差异,但差异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在不断缩小。(3)在乡村聚落空间结构演变中,新乡县、长垣县聚落空间结构随工业化进程推进均呈现由低等级体系向高等级体系演变,且空间结构不断趋于复杂化；两县聚落中心地等级体系在各工业化阶段下呈现的动态演变特征与克里斯泰勒描述的静态条件下中心地体系在数量关系上存在一些差异；在县域空间范围上,两县聚落空间结构模式动态演进表现出由均质到单一“核心-外围”再到多个“核心-外围”组成网络式结构的特征。具体特征如下：①.新乡县、长垣县聚落中心地等级体系随工业化进程推进均呈现由低等级体系向高等级体系演变,各等级中心地数量关系并不完全遵守市场原则下中心地K=3的数量规律,但总体呈高级少低级多的“金字塔”数量结构特征。②.两县基于市场原则下聚落中心地体系在不同工业化阶段发展演变说明,中心地等级体系在现实世界中具有复杂性、地域性、特殊性特征,其动态演变与区域社会经济、人口发展等密切相关,同时中心地等级体系在动态演变过程中具有邻近效应和区域效应,即邻近高等级中心地的低级中心地更易升级为高等级中心地或被高级中心地吞噬,工业发展突出、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更易出现高等级中心地。③.新乡县主要聚落空间结构经历了由计划经济时期的低端均质布局发展至工业化中期的扇形“核心-外围”格局,再到工业化后期逐步形成多个“核心-外围”结构组成的复杂网络式结构；而长垣县聚落空间结构则呈现由计划经济时期低端均衡布局状态到工业化初期单一“核心-外围”布局,再到工业化中期后半段的多个“核心-外围”模式形成的小网络式空间结构。(4)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影响因素验证性分析表明,位于传统农区的新乡县、长垣县聚落空间演变主要受到工业发展、社会经济、政府机制、城镇发展四个主要因素的综合影响,且影响因素间存在相互作用。其中,工业发展是核心驱动力,社会经济、政府机制、城镇发展构成外部驱动力,各驱动力通过经济溢出、空间辐射、政策导向等将驱动力传输给乡村聚落,从而推动聚落空间演变。(5)在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对新乡县、长垣县1995-2004、2004-2014年聚落空间演变过程进行模拟与预测分析,其模拟的空间演变过程特征与第五章分析的同时期聚落空间分布变化趋势相符合。基于空间演变过程的模拟预测显示新乡县未来主要偏向于大都市区方向演变,长垣县则倾向于工业强镇和新菏铁路沿线集聚发展。模拟结果显示：①.新乡县1995-2004年聚落用地空间由小冀镇中心城区向毗邻新乡市城区方向扩张,同时古固寨地区呈现“面状”扩张的过程；2004-2014年聚落用地空间以小冀镇、开发区为中心向北部的翟坡镇和南部的七里营镇扩张,古固寨、朗公庙周边出现面状聚落用地区；基于2014年预测的新乡县2024年聚落用地显示出向新乡市区方向空间扩张的趋势。②.1995-2004年和2004-2014年长垣县中心城区模拟扩张显著区域主要集中在魏庄镇、恼里镇以及处于新菏铁路沿线的丁栾镇、赵堤镇附近；基于2014年预测的长垣县2024年聚落用地显示出沿新菏铁路附近的丁栾镇、赵堤镇以及魏庄镇、恼里镇等区域发展。(6)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理论研究层面：①.从微观空间尺度对传统农区工业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展开了深入分析,得出在县域空间上随工业化进程推进乡村聚落经历了由“均质”向“集聚”再向“区域整体发展”的趋势,乡村聚落中心地数量关系表现出“金字塔”结构,在工业化中后期空间结构呈现出多“核心-外围”组成的网络结构等结论,弥补了之前对传统农区聚落演变研究的相关不足；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地理模拟与优化系统(GeoSOS)结合遥感影像、空间分析方法对县域空间范围下聚落空间演变影响因素和空间演变过程模拟与预测研究,是对聚落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有益尝试和探索；③.通过对工业化进程中县域空间范围下聚落中心地等级体系的动态演变和聚落区域空间结构模式研究,弥补了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对动态条件下中心地系统分析的不足,并且尝试了将弗里德曼“核心-外围”理论应用在县域空间范围解释聚落经济空间系统的动态演进。
王春晓[5]2005年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新疆棉花产业成长研究》文中认为基于区域分工专业化生产的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是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新疆棉区是我国目前最重要的棉区,其发展质量对稳定和提升我国棉花生产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区域分工与专业化的视角出发对新疆棉花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剖析了农业结构调整中新疆棉花产业成长特征及其发展态势,从宏观的制度因素和微观的棉农经营决策行为两方面探讨了影响新疆棉花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后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新疆棉花产业成长效率进行了评价。本论文主要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理论分析和文献综述。主要是对农业结构调整与区域产业发展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与评析,该部分内容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新疆棉花产业比较优势及其竞争力分析。在研究全国棉区生产区域专业化变迁的基础上研究了新疆棉花产业的演进历程,并对新疆棉花产业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新疆棉花产业高速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及其发展潜力。结果表明,优越的自然禀赋条件使全国棉花布局向新疆集中,棉花生产在新疆农业发展中居于主导产业地位,棉花仍是新疆主要农作物中综合优势最强的农产品。 从区域分工与专业化生产的视角出发,在分析农业区域分工与专业化理论的基础上,利用DRCC法分析了新疆棉花的比较优势,并与全国其他主产棉区进行了对比;利用皮尔逊相关检验对影响新疆棉花比较优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区域分工专业化与新疆棉花比较优势变动的相关性;同时对新疆棉花生产的优势区域进行了测算划分。结果显示:1998年以后中国棉花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已丧失,但新疆棉花生产一直具有比较优势。棉花的国际市场价格、亩生产成本、亩用工作价、亩农药费与新疆棉花的国内资源成本系数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区域分工专业化与新疆棉花产业发展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新疆棉花生产的区域专业化发展并不是根据其绝对优势的变化而调整的,而是与棉花的比较优势变化基本相符,但呈现出阶段性的波动;新疆植棉业的发展已表现出理性发展的态势。在本部分的最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新疆纺织业竞争力进行了分析,与新疆植棉大省地位不相符的是新疆纺织业的综合竞争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三部分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分析了影响新疆棉花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微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农业结构调整中的新疆棉花产业成长研究观因素中主要从棉农的经营决策行为进行了分析,在宏观因素中主要从制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从微观影响因素出发,在分析农业结构调整中农户与政府博弈的基础上,探讨了市场化程度与农户收入的相关性。研究了市场化进程中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分析了价格波动、经营风险与新疆棉花的生产供给反应。农户的投资行为是决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主要因素,在分析新疆农户农业投资结构与特征的基础上,研究了棉花政策、价格波动对新疆棉农生产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对生产结构的选择,不仅依赖于农户所拥有的自然察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成熟程度,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农民按比较优势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和增收。新疆的市场化程度远低于经济发达省区的水平,在全国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但这种状况正在逐渐改善。利用Nerfove模型对新疆棉花生产供给反应的分析发现,价格、经营风险和种植习惯是影响棉花生产的主要因素,总体来看,新疆棉农在棉花种植中表现出一定的经济理性。在对新疆主产区棉农生产投资行为分析中发现,当棉花价格对生产者有利时,农户种植棉花的面积是普遍增加的,对棉花生产的物质投入也是增加的。而当棉花价格对生产者不利时,新疆主产区棉农应对不利的棉花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做法不是压缩棉花种植面积,而是尽可能减少对棉花生产的物质投入,以期用最少的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来弥补市场棉价不利造成的损失,这对稳定及提高新疆棉花的生产能力非常不利。 制度因素是影响新疆棉花生产的主要因素之一,不管是土地制度的变革,农业市场体系的完善,政府政策的制定,还是生产过程的社会组合的创新(农业企业制度创新、生产经营模式等的创新),都会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改变。①对棉花政策和棉花流通体制制度变迁的分析发现,棉花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棉花市场主体发育滞后、以及棉花国际贸易中低效性等原因阻碍了我国棉花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导致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多次反复,在“松放、紧收”中循环;棉花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为农户提供了更为透明的价格信息渠道,可改善棉农的福利。②农地产权制度的完善,可以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实行土地流转与相对集中,形成适度规模经营,能够降低棉农的成本,增加土地规模效益。加快农地流转制度创新,进一步扩大棉农经营规模,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新疆棉花产业的市场竞争力。③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行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发达,增加了棉农的市场风险,制约着新疆棉花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而相关案例分析表明,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对棉农增收和棉花产业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吴建国[6]2003年在《现代化视角下的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论稿》文中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日益得到朝野一致的重视，现代化问题则是20世纪末叶以来学术界的热门课题。然而，学术界至今尚未全面考察过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以及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也没有探讨过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对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的严重制约。因此，本文以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西部民族地区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应该是一项既有重大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的课题。 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第一，以全新的视角和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来探讨西部民族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对于拓宽所有制问题研究的领域和加深研究的深度有重要的意义。第二，展开东西部之间、西部各民族省区之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揭示其差异，分析其成因及其影响，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对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缺乏研究的现状，有助于推动民族经济的研究。第三，在理论上揭示了非公有制经济与区域小康及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区域小康和现代化的基本动力之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水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区域现代化的水平。这对于深入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小康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深层次理论问题，也是有所裨益的。 江泽民同志在《在全国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民族地区的稳定就没全国的稳定，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可见，民族地区的小康和现代化对于全国是多么重要。全国民族地区主要在西部，要建成民族地区的小康和现代化，离不开调整西部民族地区的所有制结构，离不开大力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简而言之，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性的重大课题。因而也是一个鱼待认真研究的实践性的课题。 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 第一，本文着力探讨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发展环境、发展滞后的原因及其对现代化各方面产生的制约作用，这有助于政府和社会各界进一步关心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问题，切实解决其发展中的困难。第二，通过比较东西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找出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水平、结构、质量、体制、管理等各方面的差距，有助于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借鉴东部的经验，弥补自身存在的缺陷以增强内部活力，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第三，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纳入西部现代化的视角加以考察，有助于从更加宏观和全新的角度来认识和对待所有制结构调整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提升了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有利于各民族地区更加重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实施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区域战略。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十五大、十六大精神为指导，采用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视角，运用区域经济学，民族经济学以及经济人类学的方法。既宏观考察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及其外部环境，又运用了经济分析、财务分析的方法，禅观研究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资产负债及损益状况，以揭示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企业的具体经营状况;既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及管理、市场与资源配置，又结合民族、历史、文化、宗教等非经济因素进行分析;在资料获取和运用方面，既有大量的统计数据，也有通过到民族地区的企业进行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力求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以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本文的基本结构如下: 一、对现代化、小康社会、所有制结构、非公有制经济等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分析，重点揭示了所有制结构与区域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二、考察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分析其背景、动力、及其滞后的基本原因。三、考察了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和特点，分别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在各民族区域的发展情况展开研究，运用比较的方法，揭示其差异和原因。四、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情况、现状及其特点进行深入分析，揭示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差距和主要制约因素。五、通过分析非公有制经济对现代化各方面的贡献，论述了非公有制经济是区域现代化的强劲动力的观点，并着重揭示了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滞后对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多方面制约。六、论述了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在21世纪初面临的历史条件、、发展机遇和挑战，提出了加速其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是: 第一、区域现代化与所有制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有制结构是一个变量，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现代化阶段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和形式。非公有制经济是现代化的持久和强劲的动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水
李博[7]2008年在《上海现代都市农业产业结构与空间整合中的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海农业的发展背景条件正处在深刻变革之中,城郊农业向现代都市农业的转化进入了关键时期,农业结构调整成为当前上海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结构调整是典型的集微观机理与宏观影响为一体的问题,处于微观层面的农户与宏观层面的政府在目标选择上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促进市场的不断完善并以之为纽带,协调好双方的关系,实现双方目标的兼容、双赢,是当前上海农业稳固向前发展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对这一问题的两端,即以农户为主体的微观层面与由政府所主导的宏观层面分别进行梳理、分析并获得相关的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选择了当前主流经济学中较为常用的博弈分析理论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辅以大量的统计分析、计量分析方法以及若干数学模型,利用源自“上海市农业经济运行动态监测信息管理和绩效评估系统”近五年(2003-2007)的数据,结合上海市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力求寻找农户与政府的平衡点,微观与宏观的契合面。此外,本文对农业空间结构演化理论进行了梳理与讨论,并以此为基础结合上海农业发展现状与特征提出了上海农业空间整合方案,对不同区域的利益均衡作了尝试性的探讨。最后,通过对实证分析的归纳总结,获得了若干结论性评述与政策建议。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导言,主要阐述了论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对主要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介绍了论文研究的思路、结构、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农业结构调整,简述了农业发展的相关历程;对农业结构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阐述;介绍了对农业结构调整有重要影响的农业特性;最后分别从农户和政府两个角度探讨了他们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不同的目标与策略。第三章,博弈理论基础与农业生产函数、模型,简要介绍了相关博弈理论知识;对文中所使用的农业生产函数进行了说明,并从理论上探讨了一个分析模型。第四章,基于上海现代都市农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结合上海具体情况对农业结构调整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按照从宏观至微观的顺序将农业结构调整分为三个层次,对每一个层次进行了博弈实证分析,讨论了实现均衡的前提条件与路径,并结合实例进行了讨论。第五章,空间重塑,简要回顾了农业空间结构理论,探讨了现代都市农业的空间形态特征并对上海的农业空间结构演化进行了归纳与梳理;以此为基础,从全市农业生产现状出发,并结合上海各区域特色提出了上海农业空间整合方案;最后讨论了方案实施过程中不同区域的利益均衡问题。第六章,结论与政策建议,对前文实证分析的结果进行了归纳总结,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第七章,余论,对与研究主题相关但文中未能讨论的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研究展望。
蔺海明[8]2003年在《河西走廊绿洲农业区生态足迹和环境资产负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加快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并提出河西绿洲生态环境恢复建设与发展的有效途径，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实践意义。可对河西走廊绿洲农业生态恢复建设与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采用生态足迹、环境资产负债、能学分析、问题树分析和比较评价等的研究模型和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河西绿洲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演替规律、存在问题、生态足迹及资产负债动态变化、能流运转规律和恢复重建绿洲生态环境的对策等。通过深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河西地区生态足迹研究结论是：1985年前为生态盈余或平衡，之后步入生态赤字，且赤字程度不断加大。1949年～1980年为生态盈余阶段，1949年全区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55hm~2，人均生态足迹为0.42hm~2，人均生态盈余0.13hm~2。1980年人均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均为1.02hm~2，二者正好平衡；1980年～1985年，人均生态承载力与生态足迹均呈快速增长阶段，出现短期的平衡状态；1985年～2000年为生态赤字阶段，该阶段人均生态承载力与生态足迹均为下降趋势。2000年人均生态承载力1.78hm~2，而人均生态足迹为2.08hm~2，人均生态赤字0.3hm~2。酒泉、武威、张掖3市和永昌县的生态赤字依次为0.63hm~2，0.30hm~2，0.14hm~2和0.13hm~2。生态赤字表明农业发展已远离可持续发展。无论从河西地方尺度还是从全球尺度看，河西地区处于非可持续性状态。 2．河西地区环境资产与负债的研究结论是：全区的环境资产不断减少，负债值逐年增大。其阶段性变化是1949年～1975年呈递减态势，由9.6减少到1.6。1980年～1991年有所回升，由2.1上升到4.4。1995年～2000年保持比较平稳，在3.2～3.3范围之内；环境负债呈现持续负增长，由1949年的-1.2增长到2000年的-28.1，并出现3个明显的时段，1949年～1970年的21年平均为-1.41，1975年～1985年的10年平均为-4.12，1991年～2000年的10年平均为-20.33，环境净资产1949年～1970年呈现下降趋势，但一直为正值(8.4～1.3)，1975年出现负值(-0.5)，到2000年负债达到-24.9，亦说明河西环境资产库存不断减少。 3．对河西绿洲农业生态系统能学特征及演变规律研究结论显示：无机投能水平1991年～2000年的与1949年～1960年比增加50倍，而同期有机投能水平增加97.2％，投能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有机投能为主体的格局演变为以无机投能为主体的格局。1949年～1960年无机：有机一1：13．7，1991年～2000年则为1．9：1。1991年～2000年河西全区的产出能水平较 1949年～1960年增加 3．5倍，但同期产投比由2．34下降到1．98。目前投能水平正处投能适宜区内，仅达到理论投能临界值的65．8％，表明河西地区仍具有增加投能的空间。同时显示，河西投能总量近年来增加的主体是劳动效率性投能提高，而产品效率性投比并不算高。过去研究得出河西投能水平己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水平的结论并不确切。 4．在近半个世纪，河西走廊绿洲生态环境呈现局部（绿洲内部）改善，整体（绿洲外围）恶化的态势左000年的绿洲面积较1949年扩大3倍，耕地面积扩大84．3％～98．90，现有实际耕地面积95．3万hln‘～102．9万hm，比统计面积多出38．90～50．00；水资源总量呈现前增后减趋势，1981年～1990年径流量较1956年～1960年增加1．426亿 m‘，1991年～1997年较 1956年～1960年减少 5．208亿 m3。径流量疏勒河一直增加，黑河先增后减，而石羊河一直减少；虽然径流量稳中略减，但可资利用的水资源却严重紧缺，原因一是耕地面积剧增，农业用水过量；二是因平原水库。渠系水面蒸发使 2．5亿 m3～3刀亿 m’水无谓“逃逸”；三是人口增加，城市扩容，用水增加。 5．绿洲生态环境演替规律表现为：绿洲面积扩大的走向是溯河而上，向水系源头推移。绿洲周围形成7k—～10kffi的“生态裂谷带”，绿洲越大，“生态裂谷带”越大，该带既是扩大荒漠化的重灾区，也是沙尘暴的策源地；人工植被增加，天然植被锐减，人工植被扩大的正面效应是“人进沙退”，而无然植被锐减的直接结果是沙漠化面积扩大，水源减少，环境恶化；地表水分配方式由自然分配演变成人工分配，原有水生态平衡打破，生态用水锐减，在下游绿洲中心出现“生态空洞”。地下水因过量开采水位年下降0．sin～l刀m，含盐量上升，水质变差；农田土壤肥力由不稳定向稳定、再向提高演替，出现肥力上升与单产提高同步态势，但农药、残膜污染加重；农田生产力不断提高，向产量、效益、技术集约型演替。 6．提出了恢复和重建河西绿洲农业生态环境的总体思路；确定了恢复和重建河西绿洲生态环境的3个重点，涵盖IO个治理层面，侣项工程技术措施，构成恢复和重建河西绿洲生态环境工程体系，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为达到恢复和重建河西绿洲生态环境总体目标，提出8项具体建议，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宏观指导意义。同时，对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的水资源调蓄、高密度造林治沙，营造速生丰产林、投能水平与结构等进行了讨论，井提出新的学术见解。
曹萍[9]2005年在《城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城郊是指位于城市周边,与城市有非常密切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联系,但一般又实行农村管理体制的地域。城郊经济就是这样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它既是城市经济扩展的基础,又是农村经济转化的先导。在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城郊又是一种既有动态性又有自身相对稳定性的经济单元。这个特殊的区位条件,使它处于城市辐射的前沿,接受中心城市强有力的经济辐射和空间扩散,往往是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向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区域。也正因为这一城市边缘区和城乡结合部的特殊区位,使城郊、特别是大城市郊区成为人口膨胀、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以及贫困、犯罪等“城市病”的首位感染区。因而把城郊经济作为一个既有别于城市经济,又有别于一般农村经济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来研究,探讨其经济特征、运行规律、发展道路、演变轨迹,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道路,无论对于农村发展,还是城市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的城市化和城郊经济发展中,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不足,另一方面已经感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文共分七章,以中国城市化和城郊经济发展为背景,从理论与实证角度研究城郊经济发展问题。论文在城郊经济发展相关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与发达国家城郊经济发展经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城郊经济发展实际,采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城郊经济发展特点、因素与影响效应,城郊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城郊空间布局与中心城市边缘圈域经济发展,城郊经济发展中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土地流转制度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城郊经济可持续发展及其对策建议等方面的问题。 首先,论文对“城市”、“城市郊区”、“城市圈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梳理,
王振文[10]2016年在《农业转型背景下的近郊型山地乡村空间更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转型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业内部转型已经初见成效,同时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已经成为当前农业转型发展新方向。乡村空间作为承载农业生产、生活的物质平台,其更新优化的过程既涉及局部的环境与建筑形态改造,也涉及与整体产业布局的协调与互补,以及乡村文化的保存与延续,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山地乡村存在城乡二元矛盾、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基础设施滞后等问题。单纯以乡村物质形态为目标的设计与建设技术手段,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改善山地乡村物质空间的落后面貌,但无法从根源上解决与第一产业紧密相连的山地乡村的实际问题。因此,只有依托乡村生态、环境、文化等资源优势,系统的将乡村建设与农业转型发展相结合,通过乡村物质空间改造促进其产业发展,才能为山地乡村提供持续发展的经济动力,推进城镇化发展。本文将农业转型下的山地乡村空间更新作为研究内容,以成渝地区近郊型乡村为研究对象,从产业发展方向引导、整体空间布局、局部空间优化、景观环境塑造和建筑空间更新等方面探讨山地环境下的乡村空间、乡村景观、乡村建筑与乡村农业转型发展结合的更新策略。包括如何结合优势资源选择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方向,如何调整乡村空间布局形态来满足农业转型发展需求,如何在乡村产业发展的同时保障山地区域的生态安全等,其中重点研究山地乡村的空间更新与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之策,探讨山地乡村空间更新的特殊要求与特点方法,同时为西南地区山地乡村的转型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论文分五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对论文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解析,确定农业转型下的山地乡村空间更新的研究对象及范围,并对研究思路和方法做出总结,为论文的展开奠定基础。第二章阐述了乡村建设及农业发展的相关理论和乡村更新案例,总结了农业发展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整理归纳了山地城乡空间发展的一般规律,结合案例,介绍了山地乡村产业、空间更新的一般途径。第三章调查分析了成渝地区近郊型山地乡村发展的政策背景与空间现状,探讨了乡村农业转型发展方向及其空间需求,并提出山地乡村空间发展与产业转型之间面临的矛盾与问题。第四章以山地乡村更新的总体控制策略、乡村外部空间更新与景观塑造策略、建筑空间更新策略等三方面作为研究内容,从乡村规划、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等方面探讨农业转型下的乡村空间更新的具体措施。第五章结语。总结全文,即对农业转型下的乡村空间更新的多层控制、空间优化策略等方面的结论进行总结。
参考文献：
[1]. 人口高密度地区农业现代化中的农业结构变化[D]. 熊先根. 南京大学. 1994
[2]. 上海农业地域类型演变及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研究[D]. 薛艳杰.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3]. 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研究[D]. 任萃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4]. 传统农区工业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研究[D]. 史焱文. 河南大学. 2016
[5]. 农业结构调整中的新疆棉花产业成长研究[D]. 王春晓. 浙江大学. 2005
[6]. 现代化视角下的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论稿[D]. 吴建国. 四川大学. 2003
[7]. 上海现代都市农业产业结构与空间整合中的策略研究[D]. 李博.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8]. 河西走廊绿洲农业区生态足迹和环境资产负债研究[D]. 蔺海明. 甘肃农业大学. 2003
[9]. 城郊经济发展研究[D]. 曹萍. 四川大学. 2005
[10]. 农业转型背景下的近郊型山地乡村空间更新研究[D]. 王振文. 重庆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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