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记录及其开发利用_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论文

中国地方记录及其开发利用_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论文

中国的方志及其开发利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开发利用论文,方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瑰宝,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方志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密切关注。本文从方志的含义、起源、称谓、存佚情况等方面介绍了中国方志的基本概况,分析了方志的内容、特点和功用,并结合目前方志整理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在方志文献开发利用中需着力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中国方志 概况 内容 特点 功用 开发利用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历史古国之一,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极其丰富灿烂的文化典籍。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方志”以其编制体例特殊,内容宏厚丰富,史载真实可靠,参考利用价值极高而独立于中国文献之林,著称于世界各国文库。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方志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密切关注。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瑰宝,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一、中国古代方志的基本概况

方志即地方志的简称。所谓方志,就是专门记载某一特定地方或区域自然、社会等各方面情况及其历史沿革的综合性文献。编纂方志是中国历代相传的优良传统。方志一词的出现最早见于《周礼》。《周礼·春官·外史》篇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周礼·地官·诵训》篇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关于中国方志的确切起源,古往今来的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无定论。有人认为源于“周官”,有人认为源于《尚书·禹贡》,有人认为源于《山海经》,有人认为源于晋《乘》、鲁《春秋》、楚《梼杌》,有人认为源于《汉书·地理志》,有人认为源于《越绝书》,还有的人认为源于《华阳国志》、《吴越春秋》、《南阳风俗传》等等,由此可见中国方志之源远流长。

方志从萌芽、诞生到发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的称谓,或曰“图经”,如东汉时期的《巴郡图经》;或曰“记”,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荆州记》;或曰“乘”,如元代的《齐乘》,或曰“传”,如后汉的《南阳风俗传》;或曰“录”如宋代的《剡录》;或曰“书”,如明代的《闽书》;或曰“略”,如明代的《滇略》等等。但在众多的方志文献中,以“志”命名者为最多,有一统志、总志、通志、府志、州志、厅志、郡志、县志、合志、卫志、所志、镇志、乡土志、村志、盐井志、山志、水志、湖志、物产志、矿产志、气候志等等多种名目。

中国古代的方志到底知多少,由于历史悠久,其确切数字很难说得清楚。1985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在中国著名方志学家朱士嘉先生所编《中国地方志综录》(1985年增订本)的基础上,编录成《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一书,反映了国内190个藏书单位实际收藏的地方志8200余种,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存中国地方志目录。根据国内外方志目录记载,人们估计中国方志约占中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约一万种左右。

中国方志流失国外者不少,其中尤以美国和日本为最多。美国自1869年以来就大量搜集中国各地志书。据朱士嘉先生《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一书记载,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共2939种,56989卷。据40年代统计,哈佛燕京学社有中国地方志1337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都藏有数百乃至上千种中国地方志。其中中国绝版的有100种左右。日本搜集中国地方志的历史大概有150年。据1969年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记载,包括卷本、复制胶卷本在内,日本共收藏中国地方志2847种,明代方志有550种左右,其中57种国内无存。中国方志流入其他国家的也不少。据1957年法国巴黎大学吴德明的《欧洲各国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目录》记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等7个国家的25个单位共收藏中国地方志2590部。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朝鲜、新加坡等国也收藏了不少的中国地方志。

二、中国古代方志的内容、特点和功用

古往今来的学者对中国的方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国内外一些藏书单位也往往以中国方志搜集的多广而引为自豪,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方志有着特殊的社会价值。方志的社会价值是由其广泛的内容、鲜明的特点和重要的功用所决定的。

1、方志的内容。用历史的观点看,方志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方志的内容是伴随着方志体例的日趋完备而逐步丰富起来的。方志古无专书,早期的方志,由于体例未能定型,所以内容比较单薄。隋唐之前的方志主要记疆域、山川、风俗、物产,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兼及古迹,宋代乐史撰《太平环宇记》又增人物、艺文,后来修郡县志大都仿其体例。方志学家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说:“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与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自宋以后,方志体例日臻完备,历宋、元、明、清四代基本已成格局,其所列内容不外地理、风俗、形胜、户口、物产、田赋、山川、寺观、学校、兵防、古迹、陵墓、宫室、职官、封爵、科举、人物、详异、杂录、艺文等项。由上可知,方志是囊括区域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天文、风俗、人情、名胜、古迹、人物、事件等各方面现状及其沿革,内容极其广泛,几欲包罗万象,资料性极强的“一方之全书”。

概括起来,方志可提供的资料主要有:[1]政治制度史料;[2]经济制度史料;[3]军事史料;[4]地理地质史料;[5]文化艺术史料;[6]矿藏物产史料;[7]水利建设史料;[8]动植物史料;[9]农业生产技术史料;[10]手工业生产技术史料;[11]医学、药物学史料;[12]建筑工程史料;[13]城镇布局、乡村建设史料;[14]科学技术史料;[15]天文气象史料;[16]自然灾害史料;[17]民族史料;[18]人物传记史料;[19]宗教、迷信史料;[20]民俗史料;[21]方言史料;[22]文物史料;[23]文献、古籍史料;[24]各民族反压迫、反侵略史料;[25]其它史料等。

2、方志的特点。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类型,中国的方志有近于历史书和地理书,但又不同于历史书和地理书,它的内容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以研究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宗旨的历史科学和以研究阐明地理与地貌特征为主要内容的地理科学的范畴;方志有近于一些综合性的百科全书和年鉴书,但又不同于以众多条目作为基本撰述单位的百科全书和以年度作为时间记述特征的年鉴书。方志的主要特点是:

(1)记述范围的区域性。从记述内容的空间范围来看,区域性是方志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凡属方志,无不以行政区划名称命名。尽管在记述材料的空间范围方面有一省、一府、一州、一郡、一乡、一镇之别,有范围宽窄、区域大小之不同,但均以“地方”作为特定记述单位,以“地方”的事物作为特定记述对象,反映特定区域鲜明的地方特色。记述范围的区域性,是方志之所以称其为“方志”的根本所在,是方志做为一种重要地方文献资源最基本的特征。

(2)记述内容的广泛性。方志记述的材料虽然仅限于一个区域或地方,但其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自然、社会、人文等各个方面,既反映现状,也反映历史,几乎无所不包。正是这种记述内容的广泛性特征,使方志成为发掘地方各种资料的重要信息源,被人们誉为“博物之书”和“地方百科全书”。

(3)记述资料的可靠性。方志必须记实,资料必须准确、可靠,这是撰写方志的基本要求。方志大都由当地人撰写,重在记述当代。其资料来源主要是地方政府档案等原始记录,还有地方文献、谱牒家传、诗文集、实物和通过实地调查、测绘等获得的资料,具有地近时近、易核迹真的优点。记述资料的可靠性,决定了方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也是中国古代的方志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4)记述时间的连续性。凡属首次编写的方志,必都以类系事,贯通古今,探求事物渊源并通述其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方志既成,必相隔数年、数十年之后重新续修。有的方志连续编修多达数次、数十次,把一个地区历朝历代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完整系统的记录,绵绵不断。这种记述时间的连续性,使方志成为“一方古今便览”,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和考察某一特定区域从古至今各个方面的详细情况。

3、方志的功用。中国的方志数量巨大,资料宏富,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历代统治者都把方志看作是“资治之书”、“辅治之书”。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人提出了“方志如国史”的观点,明代也曾经有人提出“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看法。中国著名方志学家瞿宣颖在其《方志考稿》“序”中认为,“就现存之方志历数其裨益治史者之途,犹有六焉:社会制度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遗文佚事散见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以地为纲有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宜,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第之兴隆,可与其他史事互证,六也。凡此六端,皆为治近代史者所亟欲寻究,而方志皆往往足供焉”。近人黎锦熙则把方志的功用概括为“广四用”,即“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导”。

中国方志的主要功用在于资政、教化、存史,这是方志学界的普遍看法。方志是中国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翔实记录和历史总结,方志资料不仅是史学著述的基础和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优秀文化传统得以广泛传播和继承发扬的重要煤介,同时也是现实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重要咨询材料。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方志作为中国市场指南的重要功用正在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方志对于某一特定区域全方位的资料记载,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作为今日社会发展的借鉴。具体地说,通过方志,我们可以了解和研究各个行政区域的自然环境和自然面貌的变化及其规律;可以了解和研究中华各族人民的社会风貌和社会活动的情况及其规律;可以了解和研究全国各地的物产资源、交通运输、自然灾害状况和动植物生长、迁移、灭绝过程及其变化规律等等。方志丰富的地情、民情资料是中国国情资料的翔实记录,是考察投资环境、进行投资决策和制定科研、政策规划的重要参考。

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方志以其无以伦比的丰富资料,已经和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明代的《永乐大典》和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在编撰过程中都利用了大量的方志资料;英国李约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也曾经广泛参考、征引了中国的方志资料,等等。建国以后,人们利用方志资料编写和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如《古矿录》、《方志物产》、《地方志分类资料》、《方志综合资料》、《中国古天象记录总表》、《中国天文史料汇编》等等,还有各省市据地方志编写的物产资料、民俗资料、宗教资料、自然灾害资料等等,这些资料在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中国方志的开发与利用

中国方志中蕴藏的极为丰富的宝贵资料,是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源泉,因此着力加强方志的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势在必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中国地方志协会的指导下,各地各级修志机构和有关单位在中国古代方志的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版方志书目索引50余种,类编出版旧志资料50余种,点注、翻译、整理刊行旧志210余种,重印和影印旧志300余种;台港地区亦有[①]。

中国古代的方志传世数量宏大,著述范围广泛,成书卷帙浩繁,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的任务十分艰巨。当前应重力做好下述几方面的工作:

1、应该进一步核查中国古代方志的国内外存佚情况。

方志的开发利用以方志的实物存在为基础。建国前后,中国的方志学者和有关单位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曾倾力编写了一些方志书目和书目提要,为揭示方志的存佚情况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编写的方志目录主要有《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还有一些私藏地方志目录等。此外上海、北京和一些省(区)市也都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区域性联合目录,一些图书馆还编制了各自的馆藏方志目录。编写的书目提要主要有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瞿宣颖的《方志考稿》、张维的《陇右方志录》及其《补录》、洪焕春的《浙江地方志考录》、陈光贻的《中国稀见地方志提要》等。毫无疑问,这些目录和提要为我们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古代的方志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但完全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可以完整揭示中国古代方志存佚及收藏情况的方志目录。以规模最大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为例,该目录在编制过程中尽管普查范围触及全国,但普查工作基本上限于省、市级以上收藏单位,清理单位不足200个。诺大一个中国,从目前的行政区划结构、城镇设置规模、大专院校数量和各级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以及其他有关文化单位的设置情况来看,收藏方志的单位将远远多于200个。据有关资料,《联合目录》仅列烟台地区烟台市图书馆一家藏书单位,而烟台市实际拥有地方志的藏书单位就有60多个。《联合目录》列烟台市所藏志书20余种,而烟台市实际所藏志书涉及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共239种,453部[②]。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班,更何况散失在民间的地方志仍然有之。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而古代的方志又年久日深,因此方志的清理核查工作仍然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有计划地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同时,应在吸收国内外各种方志书目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进行增补和修订,以形成一部能全面揭示中国古代方志国内外存佚情况的权威性的书目工具,促进方志的开发利用。

2、应该有计划地着手规划和建立中国方志收藏中心。

方志只有集中收藏并科学整序才能方便开发利用,因此,有计划地着手规划和建立中国的方志收藏中心是非常必要的。根据国内外一批藏书单位对中国方志的收藏情况,有的人曾提出了世界“六大中心说”和“三大中心说”。国外的情况姑且不谈,仅就国内而言,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藏书单位收藏方志的数量是十分可观的。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人民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为便于形成全国方志文献资源共享的协调网络,应着手规划和建立方志收藏中心的三级结构网络,分别是:

(1)一级方志收藏中心,即国家级方志收藏系统。国家图书馆责无旁贷。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国际和国内交换、购买、征集、调拨、复制等手段,全面入藏中国现存方志,包括流失国外的绝版方志,建立全国方志专藏报导检索系统,面向国内外开展方志文献服务。

(2)二级方志收藏中心,即地区级方志收藏系统。在各大区或中国东西南北片分别选择一个方志基础雄厚的图书馆承担此项责任。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多种手段广泛入藏所辖区域的现存方志,建立地区方志专藏报导检索系统,主要面向本地区提供方志文献服务。

(3)三级方志收藏中心,即省(自治区)级方志收藏系统。这一级中心一般应设在以地方文献收藏为基本特征的省(自治区)级图书馆。其主要任务是广泛入藏该地方的现存方志,建立省(自治区)方志专藏报导检索系统,直接为本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由于方志的区域性特征和方志资料在指导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所以以行政区划结构层次来规划和建立方志收藏中心具有重要意义,既方便收藏整理和研究,也方便开发利用。方志收藏中心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但其关键在于冲破各藏书单位闭关锁谷的传统观念,加强相互之间的协作与协调。当然政府的必要资助也是至关紧要的。可以设想,如果方志收藏中心的三级结构网络能够实现,随着方志机读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网络的建立,方志这一古老文献的开发与利用必将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应该不断加大方志整理利用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方志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源,其中蕴藏着服务于社会的潜能是十分巨大的。但就目前而言,方志的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程度与方志潜在的实际社会价值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必须继续不断地加大方志整理利用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1)要继续有计划地做好古代方志,特别是稀见、珍贵方志的重印出版工作。

中国古代方志源远流长,由于古代印刷技术和藏书条件的限制等多种原因,不少志书或传抄错讹,或残缺破损,或传世极少,因此志书的校勘补阙和整理重印就成为志书整理的重要内容。建国以来,在各级方志机构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下,方志的整理重印工作成绩斐然,但由于人力、财力和其它条件的限制,一是旧志的整理特别是一些稀见、珍贵方志整理的范围有限,二是已经整理出来的成果未能如期刊行,致使一些方志不能有效地投入利用。因此这方面的工作仍需不断加强。这样做,是抢救古代文化遗产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方志在更大范围内开发利用的需要。

(2)要继续加强方志资料类编的编辑工作。

唯我之需,择类而取是人们利用文献资料的惯常作法,编辑方志资料汇编,特别是专题资料汇编,有利于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和更好地发挥方志在各个领域的重要作用。从50年代开始,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传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等单位先后从数千种方志和古籍中摘录资料,编辑成了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一些大型类编资料,区域性、专题性的旧志资料类编工作也在全国逐步展开。但从总体情况来看,方志资料类编的开掘范围仍然有限,特别是针对中国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在指南性的资料编撰方面深度、力度和广度尚显不足,有些省区的类编资料尚属空白。所以,根据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科研、生产等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全方位、大范围地加强古代方志的资料类编工作仍然是方志整理的一项重要任务。

(3)要从更深层次上加强方志中各种资料的揭示工作。

从揭示文献内容深度的层次级别来看,对原始文献内容揭示的层次越深,文献利用则越充分。中国过去对于方志和方志内容的揭示主要采用编制方志目录和编辑类编资料的方法,显然这是不能完全满足读者对于方志资料的特定检索需求的。为此应大力加强方志索引的编制工作。现在国内可见的方志索引屈指可数,专志索引主要有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畿辅通志》、《湖北通志》、《湖南通志》、《山东通志》、《广东通志》、《浙江通志》以及《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等,群志索引主要有《宋元方志传记索引》、《成都地方志篇目索引》、《北京天津地方志人物传记索引》等。今后应在有组织地编制某些专题索引的同时,特别加强重点方志和区域性群志主题索引的编制工作,条件成熟时,应着手编制和提供有重要信息价值的三次文献资料和多次文献资料。

此外,采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加强方志的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是提高方志利用价值的根本途径。只有这样才能高效率地满足人们从各个方面查考方志资料的需要,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更大范围内充分发挥中国方志作为市场指南的巨大潜在功能。

注释:

①来新夏主编《中国地方志综录》,黄山书社1988年,290一293页。

②宫栾鼎《方志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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