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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形态”评说的评说
要进行香港文化研究，首先接触到的问题，便是对香港文化形态特征的界定。如何界定？众说纷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是“将其文化形态称之为‘殖民地文化’”[（1）]；一是认为“香港文化是岭南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而成的特殊文化”，“从大文化形态看，它属于海洋文化”[（2）]；还有一种便是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宏海副研究员的观点，他称香港文化“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华洋杂处、中西交汇、多元发展的文化形态。”[（3）]乍看起来，这三种观点都言之凿凿，各不失为一家之言，然细加推敲，前二说不敢苟同，后一说颇有见地。
我们知道，文化，是一定社会和时代人的意识和思维方式。是受其所在社会和时代所左右的，还受着历史、民族、国家和地域制约。其中地域制约性（即地方性）尤为具体。因为这是每个人具体的生长和生活环境，其地方性的文化特征对其薰陶更为切身，潜移默化。而地方性的文化的积淀或汇合，是社会性、民族性、历史性的综合凝视，是历史传统（纵的）和当今世界（横的）文化在一定地方条件下的交融产物。所以，对某一地方文化特征的研究，不能离开其所属国家、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其所处时代的全国和世界各地文化共同构成的纵横关系及影响去孤立地研究。同时，又必须充分注意到一定的地方条件（包括天文地理、人文环境），使这些关系和影响表现为有别其他地方的，具有相对独特性和稳定性的性质和形态。香港文化的概念和性质的由来，也在于此。因此，考察香港文化的形态特征，也概莫能外。
香港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位于珠江口外侧，与广州相距一百三十公里，与深圳只是一河之隔。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香港才沦为英国殖民地。此后，香港的政体虽已改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香港文化同内地文化基本上是连成一气，属“同一文化板块”。诚如香港中文大学知名文化研究专家卢玮銮教授所云：“香港自开埠以来，虽然由英人管辖，但文化发展方面，特别是文学部分，仍与中国骨肉相连。”[（4）]尤其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内地文化对香港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香港曾几度成为南中国的爱国进步文化中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香港实行新的门户政策，香港与祖国大陆暂时处于隔离状态，它走上了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加之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香港文化的特征才慢慢显示出来。由此可见，香港文化，正是我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相交融的精神产物，而且始终是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主导的。
诚然，作为香港殖民地的统治者英国，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他们也曾竭力在香港推行殖民地教育。但是他们也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早在1928年，创办不久的香港大学校长轩尼尔就曾明确说过：“中国人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英国要在中国改善它的地位，就必须从文化上认识中国。这个使命落在香港大学，假如港大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倒不如把它关闭。”[（5）]他们是否言行一致？当然值得怀疑。但纵观英国殖民者百多年来对香港的统治，他们是很能“中学为用”的，在被统治的中国居民身上，就运用了大量的封建文化，从孔夫子到大清律例，都一一照用。他们对香港的文化建设，也不那么重视，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前，香港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资是微不足道的。正如香港文化研究专家、广东社会科学院教授许翼心所说：“在七十年代以前，香港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可以说是毫无建树的”。[（6）]可见，将香港文化轻易说成“殖民地文化”，是无视香港的实情，失之偏颇。当然，无可否认，香港文化多少是带有殖民地文化的印痕。
论及香港文化同中华民族文化和殖民地文化的关系之后，我们再看看香港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关系。
顾名思义，岭南文化是岭南一带的区域性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和南粤文化相结合，逐渐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香港文化一样，它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彼此的主体文化皆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共性，也有个性。是一种平等互动的关系。但鉴于特殊的人缘、地缘条件，相对而言，作为区域性的香港文化，它同岭南文化的关系比之同我国其它区域性文化的关系来得更密切，交往更频繁。在某些方面，如生活习俗，语言（粤语）表达，绘画（岭南画派）、音乐（广东音乐）、戏剧（粤剧）等，香港文化确与岭南文化相通，也表明香港文化在这些方面曾受到岭南文化的影响。但岭南文化毕竟取代不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香港文化的主导地位。
由于香港的地位特殊，文化人才流动性大，是个多元构成的组合体，大部分是从海峡两岸去的及本土人才，还有部分从东南亚及欧美等地迁入的华侨。属岭南文化圈来的毕竟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至于在香港文化史上作出过较大贡献或影响的骨干力量，如中国文化巨匠鲁迅，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蔡元培，著名作家许地山、茅盾、夏衍、戴望舒、柳亚子、肖红、张爱玲等，也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此，从香港文化界的人才结构来看，其主体也是中华传统文化，而不是岭南文化。因此，将香港文化说成是“岭南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而成”委实欠妥，似有喧宾夺主之嫌。
走出香港文化评介的误区
香港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的区域文化圈，本应拥有与其它区域文化圈同等的地位，备受重视。但是，过去鉴于多种因素，人们对它有偏见，贬多于褒。一提起所谓“港式文化”，少有肯定成就，而多述其消极影响。有的甚至认为香港文化是浅层文化、不成熟文化、非理性主义文化，只讲吃、穿、用的商业消费文化，缺乏理论和理性。这是不全面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当然，对香港文化，应该同对待其它区域文化圈，如对京都文化、秦晋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一样，既不能评价过高，也不能贬低。为了能较全面的、实事求是地认识香港文化，我们有必要指出香港文化评介的某些误区：
其一，文化经济对立论。香港是当今世界十大商埠之一，是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货柜码头，又与伦敦、苏黎世并列为世界三大黄金贸易中心。也是国际旅游中心、通讯中心和交通枢纽。享有“东方明珠”的美称，与台湾、新加坡、韩国并称亚洲“四小龙”。香港这种神奇般的经济成就，令人叹服。但多年来却又被冠之为“文化沙漠”的“雅号”，令人不解。
为了明辨是非，我们必须摆正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对此，恩格斯曾有过通俗的说法：“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7）]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经济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我们便可一目了然，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其性质、内容及发展变化，最终皆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和制约的。文化成就是与经济实力成正比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上很落后，便会使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缺乏生命力，同时也使得这种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缺乏影响力。反之，经济的发达则会促进文化的影响力。历史上的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当今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无不证明着经济实力对于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香港是文化沙漠”这种将文化与经济对立的论调，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也不符合香港文化的实际情况。事实上，香港文化正是随着香港70年代后经济上的全面发展，进入世界现代化城市之列而迅速发展，由所谓“拓荒期”转化为“突破期”（或称“成长期”），进而形成了“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新文化”、“目前正是世界注意的焦点”[（8）]。不仅拥有一批中国和亚洲文化之最，而且还有多项位居世界文化前茅。如城市人均报刊数远超世界平均数，高居世界第一，拥有世界第一份彩色报纸，世界最大的华语片制作中心，世界四大摄制基地、世界四大印刷中心之一，国际性文化交流中心地位正在日益加强等等。反之，蓬勃发展起来的香港文化，也对香港经济起了促进作用。正如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民主建港联盟主席曾钰成所说：“不能将香港的教育视为殖民教育而一概否定。近几十年来香港走向繁荣，与香港教育界能够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不无关系。应该说，香港的教育大体上是成功的。”[（9）]
其二，等级主义的文化观。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生产和消费是其主要的运转环节。香港文化因此也就主要是消费文化、流行文化、通俗文化。而现代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变化，多种传播媒介之间的激烈竞争，也更促进了这种通俗文化的流行普及。其覆盖面和影响力之大，甚至直接威胁到精英文化的生存。这并非是文化上的倒退，而是正常的文化现象。但有些人却将这种通俗文化视作“发泄低层次情感”的“庸俗文化”，甚至与色情、暴力文化划上等号。最近出版的《品评广东人》一书，更将港台通俗文化视若洪水猛兽。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不妨照录如下：
“港台的通俗文化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广东市场，使广东成了一个中转站，港台文化由这里转发于全国。如今普遍流行于大众中的有两种文化方式：一是宣传色情与暴力的录音、录像、书刊。二是港台歌星们的柔声细语，轻歌漫舞，其中描写情感与爱情的歌曲占了95%以上，而且层出不穷，让广东人痴迷、心醉。由于歌星们的偶像作用，实际上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这些庸俗文化宣传暴力与享乐，缺少乐观向上的内容。同时将本就深深浸透于广东人日常生活中的金钱至上的观念形象化，如今广东青少年厌学经商之风如此兴盛与这种环境氛围有很大关系。”[（10）]
显而易见，这反映了卑视香港通俗文化的心态和偏见。且不说将通俗文化等同于色情、暴力文化之谬误，单以所谓“让广东人痴迷、心醉”的港台流行歌曲之论而言，也是失之偏颇。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教育功能而否定其娱乐功能。而今，港台流行歌曲推崇抒情和温馨，吟唱爱情和人间至爱，受到了听惯“革命歌曲”和“革命样板戏”的人们的喜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论者却把沉浸在大众文化所带来的乐趣的公众看作“价值的迷失”，“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表明了旧有的文化意识和对作为人的主体性的否定，即它否定了公众有选择自己爱好的能力和权力，无形中把自己放在救世主的位置，用片面的观点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说到底这是一种旧时代贵族阶层掌握文化的一种等级主义文化观的体现。
从人类文化史、艺术史来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经典艺术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须植根于丰厚的民间文化艺术土壤上。一些民间的文化艺术经过历史的选择与积淀就可以变为经典性的东西。古今中外不胜枚举。以香港通俗小说为例，在老式的武侠小说之上，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异军突起，它们不仅是武侠小说的精英，不少饱学之士更认为，将其置之于纯文学、严肃文学、精英文学之林，也毫不逊色。近年唱遍大江南北的香港歌曲《我的中国心》，不愧为是首感人肺腑的严肃歌曲，但它却是以流行歌曲的形式流行开来，而作词的黄霑，作曲的王福龄都是流行歌曲的著名词曲作者。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大陆的歌曲如《血染的风采》、《弯弯的月亮》等也响彻香江，深受港人喜爱。这说明大陆与香港文化是互补互动的关系，并不存在什么谁“占领”谁的问题。
其三，“道德观念衰退论”。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特殊部门，同时作为人类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道德水平的高低，是衡量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人们在评价香港文化时，自然会论及香港的精神文明。可是，却不如对香港物质文明那么众口一词，而是香香臭臭、褒贬不一。有的动辄开口便左一个香港社会“金钱至上”、“讲金不讲心”，右一个香港“人情冷漠”、“自私自利”。有的学者竟认为我们“所提倡的理想、道德规范与香港仍是大相径庭”。[（11）]
香港的道德观念是否如此低下？我们的“道德规范”真与香港“大相径庭”？答案当然是：否！
众所周知，香港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其98%的居民是华人。长期以来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薰陶，普遍具备有仁爱礼让、诚实勤奋、团结互助、崇尚平等、热爱祖国等美德。举凡到过香港者，印象最深刻的大概便是香港人的公德意识很强，遵纪讲卫生、乐善好施蔚然成风。无论你在街头、商场和大型屋村，经常会目睹激动人心的各类筹款募捐、无偿献血活动。这些活动卓有成效，尤对养成良好社会风气大有帮助，内地已纷纷组团前往“取经”。高涨的爱国热忱，无私的奉献精神，更令人肃然起敬。远的如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香港人民对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功标青史。近的象大陆的自然灾害，每次都紧紧牵动着香港同胞赤子之心。从巨贾名流到平民百姓，皆血浓于水，自发慷慨解囊及时救助。仅1991年7月中旬，华东水灾，香港演艺界举行声势浩大的“爱心献中华”的赈灾义演活动，他们不怕日晒雨淋，连演数天，参加者千多人，筹得善款2亿多元，充分体现了香港文化人与祖国人民风雨共舟的手足情和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居香港的著名钢琴家刘诗昆曾由衷地说过：“香港文化格局层次不高，但文明程度甚高[（12）]。到香港访问的著名作家王蒙，对香港文化人的敬业精神和爱国思想也十分钦佩。他说：虽然处在浓厚的商业氛围中，香港仍然有相当一批执着于文学的人士。他们的作品，“字里行间表达了对生活的情趣，流露出可贵的爱国情怀”。[（13）]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诚然，香港毕竟被殖民者统治了百多年，长期受西方道德观念的影响，精神文明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我认为，香港和内地虽然制度有异，彼此的道德观念还是较一致的，尤其是一同具备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行为道德规范也应该是相近而绝非“大相径庭”。
那么，为什么会对香港道德观念存在上述偏见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对香港的西方市场经济缺乏全面了解。无可讳言，香港是靠西方市场经济腾飞起来。而在有些人心目中，西方市场经济就是充满着金钱至上、尔虞我诈、冷酷无情。一句话，便是经济的发达引致道德的贬值和人性的堕落，即“道德观念衰退论”。事实上，西方市场经济在强调个人本位和个人发展的同时，也将自律、自爱、公平、诚实及公共精神等看作是个人参与市场竞争应当具有的素质。香港人的价值观、道德观自然便成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融合了上述西方道德意识的产物，在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美德的同时，也吸纳了西方道德的精萃，如法制观念、竞争意识等。因此，决不能简单地将经济发达同道德滑坡划上等号。更不能走上“道德观念衰退论”的误区去评价香港文化。
分析香港文化评价的误区，目的并非故弄玄虚，标新立异，而在于走出误区，避免重蹈复辙，正确认识香港文化，让祖国文化百花园中的这朵奇葩更加鲜艳夺目！
注释：
（1）《市场经济与特区文化》第146页，海天出版社1995.12出版。
（2）江励文《香港文学略论》载《当代文坛报》1989年第7期。
（3）《架起一座引桥来》载《深圳商报》1996.5.23。
（4）《香港文纵》第10页，1987.10香港出版。
（5）希龄《六十年来的香港教育》，载1986年香港《良友》第3期。
（6）《香港文艺面面观》，载《当代文坛报》1991年4—5期。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8）《香港文化影响深远》，载《明报》93.1.15。
（9）《爱国爱港相辅相成》，载1996.5.4《深圳特区报》。
（10）李文飞、周树兴主编，1995.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1）《市场经济与特区文化》第145页。
（12）《岭南文化时报》1996年第16期。
（13）《深圳特区报》1996.5.15《作家王蒙希望加强内地与港台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