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缘文化与民众的自主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主创新论文,文化与论文,民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其锬教授在对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 上，在1989年提出了五缘文化理论：即海外华人依靠亲缘——族亲血缘关系，地缘—— 邻里乡亲关系，神缘——宗教信仰关系，业缘——共同的事业关系，物缘——市场交换 关系等民众间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从事经济创业，积累华族财富，使华人资本成为世 界上最富有的资本之一。
勿庸质疑，五缘文化理论对世界华人经济发展的解释力已经得到了知识界的一致认可 ，并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但是，依我之见，五缘文化理论的实践价值，不仅仅在于解 释世界华人资本形成的原因。适应我国目前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转换的现实要求，五 缘文化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普通民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创新作用，构建国家 与社会关系的新模式，具有极其深刻的应用价值。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遗产中，普通民众基本没有与国家官员相独立的制度 主体地位，官本位前提下的民众身份是臣民、草民、小民、贱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 立，为普通民众成为社会制度创新主体提供了政治前提，史无前例地开始了人民当家作 主的时代。但是封建专制的官本位文化传统，仍然以非正式制度的隐形形态存在，影响 甚至支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传统经济体制中的中央高度集权、传统政治体制中的家长 制特权、传统文化体制中的左倾教条，严重导致国家权力对社会民众的干预、压制、甚 至迫害、扼杀，造成极其惨痛的社会后果：不仅使我国的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而且 使民众的基本社会权利得不到保障，民众的人格发展处于不健康状态。因此从传统计划 体制向现代市场体制的转轨，决不仅仅是国家管理经济与社会的方法的改革，实质上是 国家与社会民众之间权利配置结构的转变，是国家权利向社会权利的理性回归。
为了顺利地实现这种史无前例的回归，我们必须给出社会民众应该作为制度主体，能 够进行自主制度创新的理性论证，五缘文化所揭示的社会五缘关系，可以成为我们论证 的重要理论依据。
一、五缘关系的基本结构
社会民众作为社会中最普通的人群，直接处在制度的源泉——生产生活的社会关系中 ，生产和生活是社会民众的基本存在方式。社会民众的生活关系以血缘和地缘为根基， 生长出枝繁叶茂的生活之树：从血缘关系可以扩展出有血缘般情感的友情圈，从地缘生 发出同乡结成的互助圈。社会民众的生产关系以业缘和物缘为纽带，编织出错综复杂的 生产交换网络：从业缘关系中形成同事、同志关系。从物缘关系中结成环环相扣的交换 关系。神缘关系实际上是上述生产生活关系的精神体现，在一般生产生活关系中，具有 共同的理想信仰，具有共同的志向情趣，就有可能达到心理上的沟通，精神上的共鸣， 结成“神”缘关系。可见，五缘关系的形成基本上勾画出人们社会关系的结构层面，体 现出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状态。
不仅如此，五缘关系的内部结构分析，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普通民众的社会活动 的层次，了解社会运作过程的基本环节。人们在社会中活动的主干线分为两个层面：第 一层面是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层面必然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第二层面 是人从事社会财富的生产，这一层面必然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业缘关系。围绕亲缘和业缘 形成的支干线是地缘和物缘。地缘和物缘既可以通过亲缘关系形成，也可以通过业缘关 系形成。照理亲缘关系在社会关系层面中是最基础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财 富的生产活动会比人本身的生产活动更成为人们的主导社会活动，自给自足生产基础上 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进化为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从而业缘关系以及在 业缘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缘关系会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关系，使亲缘和地缘关系为 业缘和物缘关系服务。特别是市场经济社会，逐步用业缘和物缘替代亲缘作为人们社会 活动的主导，是历史的极大进步。神缘关系既起源于人们的基本生产生活，又反过来影 响甚至支配人们的生产生活，它与其它各种生产生活关系的关系，既有被决定的一面， 又有渗透影响的一面。随着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神缘关系对人们生产 生活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因为，知识经济是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经济，也是依靠 人们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文化理念、精神心态已经直接渗透到知识 经济的运作过程中。可见，即便是普普通通的社会民众，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也是错综复 杂的。
二、民众利用五缘关系进行的制度创新
作为每一个普通公民，为了基本的生存目的和有限生命周期内最大限度的发展，都必 然力求充分运用现有的社会关系实现自身的合法权益。当各种现实社会关系限制、压抑 人们对自身合法利益的追求时，就会产生对现实社会关系进行改革的强烈要求。即便现 有的社会关系是适应民众的利益实现要求的，也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因为 民众的生存发展需求是动态的。所谓制度就是人们调节社会关系的规则、章法。是人们 在社会中生产生活的游戏原则。所以讲，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的根源，绝不是源于某些 理论家的天才发现，或是某些政治家的善意恩赐，而是人们生存发展的必需。如果说理 论家或政治家对于制度创新能够起到一定的甚至重要的作用，那是说他们反映社会民众 制度创新的要求，支持社会民众制度创新的行为，总结社会民众制度创新经验，推动社 会民众制度创新进程，他们决不可能替代社会民众进行制度创新的实践，人民群众永远 是制度创新的主体。
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从自身生产生活的内在要求出发，成为制度创新的主体，不仅仅 是因为他们会从自身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制度创新的要求，还在于他们能够从自身 生产生活的现成社会关系环境中，找到制度创新的具体途径和具体模式。从具体途径看 ，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的亲缘和地缘关系降低初始创新的交易成本，比如我国现有的许多 民营企业，都是靠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共同创业起步的。当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单纯靠亲缘和地缘关系已经不能促使企业的顺利发展，甚至阻碍企业发展的时候，将 业缘关系和物缘关系作为建立高效的生产交易组织的基本途径就势在必行。而不论在企 业初创时期，还是在成熟发展时期，神缘关系——即共同的企业文化理念，一直都不可 避免地贯穿始终，而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通过五缘关系的运用，社会民众往往能够找到具体的制度创新模式，农村的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是在包产到户的模式上发展推广的，包产到户则是由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自 发搞起来的。几个同村的农民，为了解决吃饱饭的问题，利用同村乡亲这一亲缘或业缘 基础上形成的地缘关系，秘密商定抛弃原先的大锅饭，采取一种新的生产分配制度—— 包产到户，后经中央肯定，推广到全国，成了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改革的先锋。股份合作 制的中国企业制度，一开始也是山东诸城、广东顺德等地的中小国有企业员工，为摆脱 长年亏损的困境摸索出来的，股份合作制是普通民众充分利用了中国特色的亲缘、地缘 、业缘等五缘关系，对股份制这种国际通行的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 。特别是人力资本股权化，更是将中国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相结合 起来，体现劳动者作为公有制企业主人的制度性质，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探索。可以 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每一项制度创新，都是中国民众从自身生产生活的内在要 求出发，首先自发性地启动创新，然后被国家机构从法律上加以认可、完善、推广，从 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步一步地向纵深发展。因为是社会民众构成了制度创新的基本主 体，国家机构又能够及时地支持、推动民众的制度创新，所以，中国制度创新的成功是 不言而喻的。
社会民众利用五缘关系进行的制度创新，不仅是从自身利益实现的需要产生的，而且 也是民众对自身拥有的社会制度知识的现实运用。社会民众拥有的制度知识，分为两类 ：一类是民众通过接受正规教育或业余教育获得的理论上的认识，这一类教育可称为明 示知识。另一类是民众在现实生产生活过程中，从实际的社会交往中边干边学获取的知 识，可称之为默示知识。过去我们对于民众的制度创新能力严重地低估，阻碍和压抑民 众的制度创新活动，其重要原因就是忽视民众中隐含着的深厚的默示知识。改革开放中 普通民众激发出来的制度创新活力，证明民众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实际生产生活 的实践，以及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使默示知识伴随着明示知识，深深地存在 于民众之中，成为民众创新的重要主观条件。我们要对民众运用自身知识进行制度创新 的能力有充分的认识和尊重。
正因为社会民众对制度创新既有利益上的客观需要，又有知识上的主观条件，所以， 社会民众的制度创新能力现实地存在，制度创新活动现实地存在，是他们生产生活实践 的本身内容。而且是更能体现民众作为社会主体创造性特征的内容。
三、民众对五缘关系的运用是国家机构运作的条件
进一步的考察证明，民众利用五缘关系进行的自主制度创新，不仅构成自身的生产生 活内容，而且还是国家机构职能运作的条件。民众的制度创新可以为国家机构的建立提 供物质基础——没有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国家机构拿什么养活国家公务员?为国家 机构的决策提供现实依据——没有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国家机构作决策的依据是 什么?为国家机构的制度创新提供内容、模式和途径——没有人民群众的开拓创新，国 家机构的创新思路从哪里来?提升国家机构制度创新的时效——没有人民群众创新对国 家机构创新的推动，国家机构创新的效果能有保证吗?可以扩展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深 化民众对国家机构的制约和监督——人民群众在经济制度创新过程中必然产生对政治制 度创新的要求，产生参与政治制度创新的动力。综上所述，民众利用五缘关系进行的制 度创新，对国家机构进行的制度创新起到促进、推动、甚至决定的作用，与国家机构进 行的制度创新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如此强调社会民众的制度创新作用，是不是否认国家的制度创新功能呢?不是的。 在社会民众利用五缘关系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国家机构的支持。因为社会 民众利用五缘关系进行制度创新时，存在着一些先天的缺陷。
首先是民众作为个体拥有的血缘关系和业缘关系毕竟有限，有限的血缘和业缘关系的 局限，使民众在创新中遇到信用失缺的障碍；另外，即便是在已有的五缘关系的熟人圈 中，也有“坑熟”的信用问题，这对民众创新收益的持续增长肯定是个阻碍，会加大个 体创新的交易成本。比如，每一次生产生活的行为都要靠个体投资建立私人交情进行， 比按国家法律建立契约关系的成本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会大大减少个体创新的应得收益 。个体在合法利用现有私人关系的基础上，只有进一步依靠法律契约关系，用法律契约 关系扩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用法律契约关系规范已有的私人关系，才能使自己的创新成 本不断降低，创新收益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国家机构提供法律规则帮助个体做到这一点 ，尽可能地使个体的创新活动从私人交情圈子上升为法律契约关系，用公共准则来规范 个体行为，使民众个体之间孤立的创新细流依法有机组合成全社会的创新潮流，致使个 体在有国家参与的法律环境中的创新收益超过个人在无规则条件下的创新收益。
其次是个体由于生产生活经历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其明示知识和默示知识毕竟有限 ，自发性的制度创新往往受个体或家庭知识层次和知识结构的限制产生制度缺陷。比如 ，家族式小企业要想跃升为现代大企业，单靠家族成员的知识能力显然不够，必须要有 家族外人员的参加，家族外人员的加入需要有规范的金融和风险投资制度平台，有职业 经理人的进入退出竞争机制，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严格规章。这一系列制度的形成，以及 在制度平台上的政策方针的提供，大部分只能是国家机构。国家机构完全不用介入企业 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但国家机构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社会制度环境好坏有义不容辞的责 任。依赖国家机构对社会环境的开掘和管理，将全社会个体人力资本有限的知识集合成 群体人力资本相对完善的知识，是克服企业制度以及其它制度缺陷的基本途径。这一集 合过程的效果如何，国家机构的工作效率相当重要。
再次是社会民众利用五缘关系进行的制度创新，是社会个体的自发性行为，在信息缺 陷和利益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盲目性，减少社会创新的总体效益。 国家机构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民众个体的创新提供信息服务，协调矛盾关系，以免个 体利益过度膨胀侵犯社会利益，个体信息缺陷对社会效益的削弱。国家机构对社会民众 的自发性制度创新有引导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民众能够利用五缘关系进行 制度创新的能力严重低估，替代民众、包办民众、忽视民众、甚至压抑人民群众的制度 创新作用，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停滞。当前我们正在进入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 化的新时期，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化，正在不失时机地为把 中国尽早建设成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所以我们当前尤其要提出社会民众创新的重要性。 充分认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创新主体的地位，充分激励人民群众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 、创造性，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热情，按照人民群众进行创新的实践要求改革我们 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文化体制，使国家机构成为人民群众创 新事业的忠实支持者、保护者、服务者，为人民群众的创新提供最有效的制度环境。从 根本上说，国家机构的产生就是为社会民众的创新服务的。国家机构的存在不是为了替 代社会民众、包办社会民众，更不是忽视社会民众、压制社会民众，而应让社会民众在 利用五缘关系进行制度创新时，处处感到国家机构为其服务的方便，让社会民众在创新 实践中有对国家机构服务质量进行建议、监督、评估、批评的权利；使国家机构为民众 创新服务的效益，达到新时代的新要求。只有这样，中国的科技创新才有希望，制度创 新才有希望，社会创新才有希望，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