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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过去的本世纪的70～90年代发表了许多当代全球问题著作。学术界和普通人关注这一问题绝非偶然。在我们时代第二千纪和第三千纪交替时期，人类文明正面临空前的考验。是所有人，首先是握国家政权权柄的政治家彻底认清该抉择的时候了：或者是私有制不可侵犯，或者是人类文明灭亡。
我们确实正在思考我们时代的这一现实。1960～1990年，世界人口20%最富裕部分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20%最贫穷部分的收入之间的差距从30倍扩大到了60倍，并继续以原来的速度增加着。但整个人类能否象例如美国社会学家福山认为的那样，以“亿万富翁”这种挥霍无度的赫赫标准为目标呢？对这种前途的科学分析证明是另一回事。那怕世界人口接近“亿万富翁”的生活标准，也将造成地球生物圈人类发展负担过重，从而使人类文明充满灾难，至少导致人类的体质、智力和社会退化。这就是不久的将来可能的现实。
怎样防止行将来临的灾难？一门新的集成科学——全球学负有提出上述问题答案的使命。全球学的对象是表层地壳的生态、经济、社会、气候及其他过程的相互关系，这些过程可控制的结果应当符合世界和地区人类生命活动系统稳定（自足）发展的需要。
本文评论的《全球学引论》一书的作者费多托夫为俄国和国际学术界所熟知。他所制定的确定世界系统综合参数的方法受到最著名的全球学者梅多兹（Д.Медоуэ）、地球理事会主席斯特朗（М.Стронг）等学者的高度评价。
往日无可比拟的经济活动规模，世界经济和人口增长的失控，导致地球生物圈由于人类活动而形成的负担过重。马克思的话具有先见之明：……文化——如果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向前发展……——在它之后将留下一片荒凉。这就产生了谁都不知道的任务：“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建立并建成崭新而有生命力的可控世界体系”（原书第6页）。 该书考察的一切问题：计划经济、计划人口学、科学、教育、社会领袖的制度设计、建立世界和地区管理模式的原则，恰恰服从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作者认为，各国和政府首脑参加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里约热内卢，1992）是理解灾难性形势的全球性里程碑。这里只重复一下书中所引任会议总秘书职务的斯特朗发言中的话：“造成少数富人空前富足和威势的经济增长过程，同时将引起同样程度上威胁着富人和穷人的风险和不平衡。这种发展模式及相应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对富人来说是不稳定的，是穷人无法照搬的。走这条道路的后果有可能使我们的文明崩溃”（原书第10～11页）。
但这次联合国会议只限于郑重的声明。全球学有责任对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问题作出建设性回答。该书作者所持的出发点是，“生态社会主义”是全球学的原理之一。他把生态社会主义定义为“通过最佳管理世界体系的模式确立生物圈与人类和谐的相互关系的古典社会主义”（原书第7页）。
同意作者这一热情洋溢的定义，但同时提请该书读者注意：给科学社会主义概念补充任何特征，意味着过多的信息。这里能够说的不是某种特殊的“生态社会主义”，而是进一步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探讨在科学基础上自觉地把相互作用的矛盾双方（生物圈和人类）联合起来（如同列宁生动地比喻的那样，结果是交响乐代替噪音）的整个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该书作者认为，地球上允许的人口数量问题是现代基本问题之一。最新科学在这方面提出了两个数量世界模式——资源模式和生物圈模式，每种模式都规定了允许的人口数量：按资源模式是成10亿人，按生物圈模式是10亿人。另一些观点也很著名：计算运用现代农作物栽培工艺时能够保证粮食供应的世界人口数量。得出的结果可以确定地球人口的数量为500～1000亿（原文如此）。但该书作者认为这些计算并不正确。 它们没有注意到工业经济和环境污染。这一切计算都通向资源模式。
康德曾断言，科学只有在使用数学时才能成为科学。这一论断的真理性，也为全球学形成为与陈述全球问题根本不同的一门科学这一例子所证实。费多托夫对建立全球学的学术贡献在这方面看来极有份量。该书对解决这一任务的出发点叙述如下。世界和地区体系的建设性管理需要具有表现为数学公式的数量参数。首先，它们能够并且应当成为从数量上测定生物圈与人类之间相互关系的工具，第二是成为从数量上测定单个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相互关系的工具，第三是成为从数量上测定每一个国家对在本国境内进行不合理经营的物质负担的工具。相应地要引用人类发展负担指数、发展稳定性指数、地租或地租数量。
生物圈的由人类活动形成的负担，有生物消费能力和能源消费能力造成。在比较评价时使用的不是这种负担本身，而是其密度，即同单位面积相应的能力。人类发展的指数表明，一国生物圈负担密度比整个人类负担平均密度大或小多少倍。世界体系或单个国家发展稳定性指数，表示世界体系或单个国家人类发展负担密度对生物圈允许的这种负担密度的比例。在稳定发展条件下这一指数小于1， 在不稳定发展条件下则大于1。计算表明，人类发展负担的实际密度， 当前几乎比允许的地球生物圈人类发展负担密度超过一倍以上。
地球生物圈在该书中被比拟为人类共同的家园。每个国家在这一家园中有单独的住房。但这一家园经营活动已负担过重，居民已经过密。生命（现存植物和微生物、动物）正在失去稳定生物圈的能力。在既成形势下，作为起点需要有共同家园的哪怕是一般的共同居住规则，它们确定生物圈允许的人类发展负担界线，规定对造成的损失的物质补偿规模。得出了同一国领土相应的、按国际协定该国政府应当补偿的有关损失的计算公式。通过这一途径取得的款项（地租）由联合国特别机构支配，只用于保护生物圈。作者提出的生物圈人类发展负担等级、全球生态灾难地图和世界诸中心，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
稳定（自足）发展在该书中被定义为人类管理发展的最高阶段。评述了对“稳定发展”概念的现有解释。正确地注意到了如果引进定量描述，稳定发展观就能够成为建设性的有用的观点。在对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引用发展稳定性指数和分析相应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得出了如下结论：20世纪下半叶人类进入了全球性灾难时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发展”战略，今天对人类来说成了自杀的战略。在同意作者结论的同时，又不得不指出对克服“经济发展”战略的方法和阶段缺乏具体研究。今天，当地球上1／4人口处于绝对贫困、而其中4 亿人正在挨饿时，简单地取消经济发展，可能吗？看来不可能。必须要有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措施的计划。例如象戈尔（Α.Γοр）在《历尽艰辛的地球》一书中原则上指出的那样，测定“富豪们”的生活标准，即限制他们的物质消费、特别是挥霍无度的消费，借此提高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该书作者认为，无限的经济发展应当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转变为“完善人、完善人的创造因素和精神因素的过程，在经济零增长条件下积累知识和完善工艺的过程”。接着说道：“在经济发展停止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是多余的。而且必然靠破坏地球起作用的资本主义增加利润、资本和物质财富的方式对人类来说是危险的……生态社会主义——加上了具有1 以下稳定发展指数的人与生物圈和谐关系的有计划的古典社会主义，应当从资本主义接过历史接力棒”（原书第62～63页）。
该书明确贯穿了下列思想：“对人类稳定发展”概念建设性的科学解释能够架起通向“智力圈”、即组织“社会—自然”系统有管理发展的理性圈概念的桥梁。费多托夫在这方面的科学探索，同维尔纳茨基（Β.И.Вернадский））的观点完全一致，后者认为，智力圈概念“同贯穿‘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
该书进一步说明了正确使用“稳定发展”概念的范围。强调这是一个整合概念，不能引用于人类活动的个别领域：它始终标志着全球生态、人类在人们的世界和地区共同体中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对现代文明两种社会经济体系类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了比较，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前途。还引用了“社会化指标”概念，根据丁伯根（Я.Тинбереген）的研究，它标志着按居民社会需要再分配的国民收入比重，我认为，这可以解说为现代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趋势的特点之一。
该书辟专章阐明了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苏联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被定义为“人类的自杀行为”。
该书最后一章考察了管理世界的模式。特别对联合国在这一模式中的新的最高地位问题作了说明。这一研究著作以作者对通向现代世界体系理论道路上产生的障碍的思考为结束。
在评论该书过程中，我已经就“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术语不够正确、就必须区分通向停止经济发展道路上依次相继的实际步骤发表了一些意见。如果遵循该书的内容，那么我认为，在列举被整合为全球学的科学时，除全球生态学、经济科学和社会学外，还应当包括系统论、人口学、地理学、地质学、社会心理学，当然还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应当在更大程度上阐明哲学、特别是辩证法在全球学形成中的方法论功能。个别段落需要更严谨地表述，包括剔除某些重复的观点。
同费多托夫在学术思想史上第一部《全球学引论》中解决的那些重大问题相比，上述希望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总结一下这部研究著作，那么可以划分出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首先具有实践价值的一系列系统化的知识。无论是联合国的活动家、还是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都应当加以考虑。
这里指的是：人类发展超过了地球的能力、停止世界经济发展、稳定人口数量、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管理世界体系的发展、未来从有控制的发展过渡到稳定（自足）发展这一世界体系发展的最高阶段。
看来，《全球学引论》一书是作者的重要成就。该书触及为人类的命运坐卧不安的、并准备为人类和俄罗斯的未来贡献出自己的知识和精力的所有人的思想和事业。
摘自俄罗斯《对话》杂志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