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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思想道德教育一直备受重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提了出来。面对新世纪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把握当前中国思想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注重从观念、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进行创新，以切实提高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
一、要以人为本，在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坚持主体性
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打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开始了一场真正的具有革命意义的社会转型。这次社会转型，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先导，由此引起一系列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这一变革，为每个人提供了大量进行判断、选择和行为的机会，极大地拓展了人们思想道德实践的范围和领域，使个人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大大增强，进而不可回避地提出了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主体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一定实践活动的人。主体性则是指主体在认识结构中的一种主体定势作用，是一定的主体由自己的地位、本质力量和认知定势所形成的对客体的一种主动态势和能动状态，是相对于客体的被动性、消极性而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在马克思看来，主体不是精神、理性和作为唯一者的“我”，主体是活生生的“社会历史中行动的人”，是“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一再强调：“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种新唯物主义不同于历史以上“说明世界”为己任的旧哲学，而是一种主体能动地“改变世界”的哲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19页。）具体地说，主体性是人对世界包括人自身的实践改造性，是从人的内在尺度出发来把握事物的尺度的特性，是高扬人的发展和人的主体地位对世界改造意义的特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现象的道德，其本质是实践的。一切道德活动和道德行为都是主体在一定的道德规范影响下去追求一定的道德价值的实践过程。没有人的主体性就没有人类的道德实践活动。在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坚持主体性，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任务是要赋予每一个主体以科学的价值观、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等。但是长期以来，在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两种片面的倾向，一种是单纯强调道德知识的灌输，一种是单纯强调道德行为规则的训练，并由此形成了“说教式”和“管教式”两种僵化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这两种模式不大注意尊重人们的道德人格，不善于把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同培养健全的道德人格和锻炼正确地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其实质就是把人的社会性和主体性完全对立起来，否认人的主体性及其需要，认为道德就是对人的意志与行为的限制与防范，只强调对于道德义务、道德责任的认同，而忽视义务与权力的对等性。例如为了达到某种近期的效果而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生硬地要人家遵守这遵守那，却很少以平等的身份与人一起思考为什么应该这样做的道理；在用规范来指责或褒扬人的行为时，往往不注意个人的个性和选择的权利等等。这种工作方法或思想倾向无意中就在培养着某种被动型、依赖型甚至强迫型的道德人格。这样虽然可能在短时期内见效，但从长远看，由这种无视主体性的道德教育所塑造出来的人，往往会缺乏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乏自主自律能力和进取精神，缺乏责任能力和主动参与意识，害怕问题和回避矛盾，盲目从众，甚至形成虚假、逆反的道德人格，这无疑是有悖于思想道德教育初衷的。
我们应该在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坚持主体性。首先，要使人们对道德的认识从服从、适应的层次提升到自主、超越的层次，使人们认识到，完整的“道德”，不只是指服从或适应特定社会所认可的习俗或规则的行为，还包括在面临各种不同规则和行为时所作出的选择行动，体现出受动性和能动性的一致。其次，既然主体的参与与自主活动是道德发展的前提，由此，就势必要促使人们在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抛弃传统的说教、灌输和强迫执行等反理性的方法，变“说教式”为“引导式”，变“号召式”为“激发式”，变“我打你通式”为“参与互动式”，进而帮助主体通过自己的实践和理性思考作出判断和决策，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其三，在主体性教育过程中，通过培养人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和主体人格，发展和提高他们在教育活动中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具有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完善的能力，从而成为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中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体。这样，道德教育实效就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
二、要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有选择地借鉴和利用优秀道德文明成果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依据，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原则，继承中华民族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借鉴当代世界道德教育的优秀文明成果，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德教育方法体系，无疑是21世纪中国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的趋势。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必须对“继承”与“借鉴”的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
不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抑或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都存在“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既不能采取盲目的态度肯定一切，也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一切，必须而且应当有批判地继承和有选择地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此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
中国的思想道德教育遗产十分丰富。《大学》是儒家名符其实的教育经典，着重阐述儒家“以修身为本”的教育纲领和步骤，其中就有不少符合道德教育规律的东西。书中指出：道德教育的起点是“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这就是说道德修养须从认识道德规范（格物、致知）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进而转化为道德信念（诚意、正心），才能对行为发生指导和约束的作用。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教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指出了一个能自觉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人，一定要经得起富贵、贫贱、暴力的考验，把本阶级的道德意识转化为自己的自觉信念，这无疑也是道德教育的一条重要规律。孔子把道德教育的过程分为三个方面，即道德信念的培养、道德情感的培养和道德行为的培养，他在实施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注意了知、情、意、行的道德要素，并重视它们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好学、笃信、立志、躬行的培养方法，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揭示了道德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客观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对这些遗产，我们应当进一步发掘整理和批判继承。只要剔除其以小农经济和宗法专制制度为基础的封建糟粕，改进其重道德而轻功利、重政务而轻自然、重整体而轻个体的思想方法体系，吸取其具有普遍合理性的体现民族情感、民族品质、民族精神和符合民族文化特点的民主性精华，同时重视弘扬“五四”以来形成的进步的、革命的道德传统和当代英模美德，那么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就会更具成效。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风尚中有益的成份，比如西方伦理学家强调的正义、节制、公正、责任等合理内核和倡导人的价值、尊严的主体精神等，我们应该大胆地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为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设所用。但要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规范和原则，其本质是腐朽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产阶级道德时，曾尖锐地指出了这种道德的腐朽。资产阶级道德的腐朽性，是由它的核心——金钱崇拜所决定的。在资产阶级看来，金钱就是最高的价值，“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自己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页。）我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增强了人们的改革意识，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潮也乘隙而入，我们的一些同志在多种思想相互交错、相互激荡的过程中，经受不住考验，把腐朽当神奇，把痈疽当宝贝，从而导致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贪污贿赂、黄毒赌等丑恶现象滋长蔓延，教训是深刻的。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应该抛弃的东西。我们在借鉴西方文明成果时，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三、要借科学技术之力，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时代感和针对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这已成为人们不争的事实。新的科技革命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激起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道德观念的深刻变化。顺应时代的这一嬗变，对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内容和手段进行调整和变革，加大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含量，借科技之力，提高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是当前思想道德教育领域一个迫切需要正视的问题。
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思想道德的进步，中外思想史上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导致思想道德的堕落。我国古代的老庄学派和18世纪西欧的卢梭等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当代的一种反科学主义流派也把包括道德堕落在内的一切社会灾难都归之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或是科技进步或是人的进步”的口号。另一种看法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将自然而然地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我国古代即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说法，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霍尔巴赫也持这一观点。当代的一种技术统治论和科学主义流派也把科技进步看作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认为道德进步是科技进步的派生物。持这两种观点的人或是流派，实际上是陷入了庸俗唯物主义的窠臼。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技发展和道德进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承认科技的发展为道德的进步提供了物质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提出在科学技术和道德之间的联系上存在着许多中间的环节，这些中间环节，显然包括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制度，其次还包括教育、科技和各种文化设施等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我们把科学知识和科技手段融入对人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全过程提供了认识基础。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揭示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之间的转化和物质各个层次之间的联系，客观世界的广泛联系性和无限发展的多样性越来越广泛暴露在人们的面前，尤以最具革命性和影响最为广泛的信息科学和生物科学最为瞩目。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例：网络化作为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特征，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因特网的发明人曾宣称：网络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是一片“没有政府、没有警察、没有军队、没有等级、没有贵贱、没有歧视”的世外桃源。然而，绚丽多彩的网络世界就象其它技术最初产生时一样，既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资源，又造成了原有社会的失衡与失范。比如，西方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侵袭；纷至沓来的网上“红灯区”、网上“赌城”、网上“文化垃圾”；制造社会政治动乱和经济混乱的黑色信息等等，就给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带来了新的严峻挑战。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培育人和塑造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必须主动迎接挑战。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起既能发挥思想道德教育功能，又能监控和抵御有害信息传播的思想道德教育网站、网点乃至整个网络系统。用科学的理论、先进的思想、正确的舆论、高尚的情操和优秀的作品教育人、激励人、鼓舞人、陶冶人和塑造人，在网络时代构建起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极富实效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网格格局。
此外，了解生命运动的规律，学习和掌握生物科学知识，对于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我们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促进思想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19世纪生物学中的两大发现——细胞学说和进化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近几十年，生物科学有了巨大的发展，从分子、细胞的发展规律到物种、生态系统等多学科的渗透、交叉和综合；从基因动植物到高等有机体的整体克隆；从基因诊断和治疗到人类全部基因测序的完成，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科学性革命，这无疑也为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我们只要对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对人体和动植物生命现象及自然现象的无知，会引起信仰的偏差，导致封建迷信的泛滥与邪教的猖獗，危及社会的繁荣与稳定。鉴于此，不失时机地加强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将有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树立良好的伦理道德意识，确保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这些都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者所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