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奏议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蔡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6－0152－007
蔡邕(公元132—192年)是汉末著名学者，文学家、史学家、音乐家、书法家和藏书家，一生著作宏富，“所著诗、赋、碑、诔、铭、讃、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讳》、《叙乐》、《女训》、《篆埶》、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1]，其中见于《蔡邕集》、《后汉书·蔡邕列传》、《后汉纪》、《续汉书》、《艺文类聚》、《御览》、《书钞》、《历代名臣奏议》等书籍的奏议有《对诏问灾异八事》、《戍边上章》、《上始加元服与群臣上寿章》、《表贺录换误上章谢罪》、《让高阳乡侯章》、《荐太尉董卓可相国并自乞闲冗章》、《杂章》(残)、《荐皇甫规表》、《为陈留太守奏上孝子程末事表》、《巴郡太守谢表》、《上封事陈政要七事》、《谏用三互法疏》、《日蚀上书》、《被收时上书自陈》、《和熹邓后谥议》、《朱公叔谥议》、《答丞相可斋议》、《历数议》、《难夏育请伐鲜卑议》、《宗庙迭毁议》、《被州辟辞让申屠蟠》、《上灵帝书》(残)、阙名奏议(残)等23篇。蔡邕在《谏用三互法疏》中自称“官以议为名，职以郎为贵”，他曾任议郎，参预朝政、掌顾问应对，撰写奏议是其职责所在，所以在东汉一朝所传奏议篇数最多，但这些奏议被其碑文、辞赋、史学、艺术成就所遮蔽，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如《中国政论文学史稿》说：“现存蔡邕的奏疏中，大部分是朝廷例行文字，如谢恩表、上寿表、荐表、谥议之类。内容既平庸，文辞亦无特色。”[2]一般散文通史或断代散文史或一笔带过，或只字不提，如《汉代散文史稿》说：蔡邕“政论散文只有几篇奏疏，受经学教条和神学迷信的影响较深，文学价值不高”[3]，这种评价有失公允，本文爰就此略陈管见。
一、蔡邕奏议的写作背景与主要内容
蔡邕主要经历东汉顺、桓、灵、献四朝，正是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政、皇帝闇弱，地震、日蚀、洪水、瘟疫、蝗灾、雨雹、大旱、饥荒，鲜卑犯边，叛乱、起义等天灾人祸频发的最黑暗时代。蔡邕身处乱世，生不逢时，为避党锢之祸，赋闲在家。他一生曾两次入仕：第一次是建宁四年(公元170年)，38岁的蔡邕因政坛稍稳，“辟司空乔玄府”，至光和元年(公元178年)46岁“以灾异频仍”，“被诏至金商门崇德殿上封事”事泄，受诬陷入狱，后“减死罪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为止。47岁遇大赦，但又得罪五原太守王智，以后“亡命江海，远迹吴会”达12年之久。第二次是中平六年(公元189年)，57岁的蔡邕迫于董卓淫威，应辟入府，至初平三年(公元192年)60岁时“闻董卓受诛惊叹”被王允治罪死于狱中为止。蔡邕奏议几乎都写于以上两个从政时段内，这是其写作的时代背景。从其内容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1.论政
蔡邕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作为议郎，参政、议政是其主要职责。蔡邕奏议论政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抨击朝政腐败与相对应的文化制度建设等方面。针对灵帝时自然灾害频发、宫中“妖异数变，人心惶惶”的现状，蔡邕应诏作《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对诏问灾异八事》等文。在《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中，他认为灾异频发的根本原因是“夫权不在上，则雹伤物；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贪利伤民，则蝗虫损稼”，揭露了外戚、宦官专权，骄奢淫逸，残害忠良。在《对诏问灾异八事》中，他指出灾异频出的原因是“妇人干政”、“小人在位”：“灾眚之发，不于它所，远则门垣，近在寺署……虹蜺堕、雌鸡化，皆妇人干政之致也……而乳母赵娆，贵重赫赫，生则赀藏侔于天府，死则丘墓逾于园陵，两子受封，兄弟典郡。过事既已，续以永乐门吏霍玉，依阻城社，大为奸邪……今日道路所言纷纷，复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风声，将为国患。宜高为堤防，明设禁限，深惟赵、霍，以为至戒……”指名道姓地揭露了灵帝的乳母赵娆、霍玉、程璜等权贵小人的奸邪、贪鄙行径，这种指陈时弊笔力之雄健，令显要为之侧目。
东汉末年，朝廷根据“州郡相党，人情比周”的现状，为防止官吏互相勾结庇护，制定了“三互法”，即诸州郡行政长官，不仅不能任用本籍之人，而且幽、冀两州人士及有婚姻关系的家庭也不得交互任官。这一政策的意图是好的，但在具体施行中却出现了“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的官员欠缺不补等问题。对此，蔡邕上《谏用三互法疏》，明确指出其弊端：“伏见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比年兵饥，渐至空耗。今者百姓虚县，万里萧条，阙职经时，吏人延属，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要求解除禁令，“当越禁取能，以救时敝”，“臣愿陛下上则先帝，蠲除近禁，其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
针对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二月汉灵帝设置鸿都门学，“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蔡邕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书画辞赋是小技能，于治国无补，“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
针对朝政的腐败现状，蔡邕就文化、制度等建设问题提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一是行祭祀礼，宜如故典。“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节，迎五帝于郊，所以导致神气，祈福丰年。清庙祭祀，追往孝敬，养老辟雍，示人礼化，皆帝者之大业，祖宗所祗奉也……自今斋制，宜如故典，庶答风霆灾妖之异。”二是广开言路，勇于纳谏。“臣闻国之将兴，至言数闻，内知己政，外见民情……陛下亲政以来，频年灾异。而未闻特举博选之旨。诚当思省，述修旧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传》‘政悖德隐’之言。”三是以经术取士，广求贤才。针对鸿都门学的弊端，蔡邕主张以经术取士，“臣闻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君子故当志其大者”。同时要求广求贤才，“夫求贤之道，未必一途，或以德显，或以言扬……宜擢文右职，以劝忠謇，宣声海内，博开政路。”四是改革吏治，严明赏罚。发挥司隶校尉、诸州刺史督察奸枉的职能，赏贤惩劣，“宜追定八使，纠举非法，更选忠清，平章赏罚。三公岁尽，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营私之祸，则众灾之原庶可塞矣”；以考绩定升黜，“墨绶长吏，职典理人，皆当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褒责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无复能省。及其还者，多召拜议郎、郎中……岂有伏罪惧考，反求迁转，更相放效，臧否无章”；应慎重太子舍人的人选问题，“伏见前一切以宣陵孝子”担任，“今虚伪小人，本非骨肉……情何缘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称孝，行不隐心，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五是历数、宗庙迭毁、谥号等具体问题。在《和熹邓后谥议》、《历数议》、《宗庙迭毁议》等奏议中，蔡邕依据礼制、经典，对一些重要而繁难的礼制、称号问题进行了辨析、回答。
2.议边患
北匈奴亡窜之后，在其故地鲜卑族逐渐兴起。东汉安帝永初初年，鲜卑已成为一方边患。桓帝时，鲜卑极为强盛。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四月，天大旱，鲜卑再度进犯幽、并、凉三州边关，杀掠无数。护乌桓将尉夏育上书请求出塞袭击，朝廷不许，后来中常侍王甫受请托又建议遣兵与夏育合力征讨鲜卑，灵帝召集百官朝议，蔡邕遂上《难夏育请伐鲜卑议》。
准确地说，蔡邕此文属于针对夏育《上言讨鲜卑》一文的驳议。夏育曾上书吹嘘说，只需一冬两春，即能将鲜卑消灭。蔡邕则上书阐述反对意见，列出五种不可征讨的理由：
孝武皇帝……夫以世宗神武，将率良猛，财赋充实，所拓广远，而犹有悔焉。况无彼时地利人财之备，而欲轻动！此其不可一也……以此时兴议横发，一发不已，必至再三，诸夏之内，弱者伏尸，强者作寇……其不可二也……方今郡县盗贼，劫摽人财，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带之圻，吏调政密，尚不能禁，况此丑虏，群类抵冒，心不受仁，胆不畏威，而可使断无盗窃？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耻，吕后甘弃慢书之咎，方之于今，何者为甚？是其不可三也……乃欲越幕逾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农，得民不可冠带，破之不可殄尽，而本朝必为之旰食，四海必为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尽府帑之畜，以恣轻事之人，专胜者未必克，挟疑者未必败，众所谓危，圣人不任，朝议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
蔡邕从天时、地利、人力、财力等方面，援古证今，把不可征讨的理由说得非常充分，又估计到了征伐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最后得出“案育一战，所获不如所失”的结论。灵帝时，恰逢鲜卑强盛，汉则天灾人祸不断，财力匮乏，民不堪命，从战略角度说，的确没有打胜的可能性。蔡邕对时事的把握是准确的，识见也远在夏育、王甫辈之上，可惜“帝不从，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余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十七八”[4]，落得兵败主辱、国势江河日下的结局。
3.举贤才
治国务在访求贤才，《吕氏春秋·求人》说：“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蔡邕不但慧眼识才、爱才，如对年幼体弱的王粲“见而奇之”，“倒屣迎之”[5]，并以藏书相赠，留下一段佳话，而且主动向上级、朝廷荐举贤才。即使在流亡期间亦不忘为国荐贤，边让“少辩博，能属文”，“议郎蔡邕深敬之，以为让宜处高任”[6]，于是作《与何进书荐边让》，给大将军何进写信推荐。此类奏议主要有《对诏问灾异八事》、《被州辟辞让申屠蟠》、《为陈留太守奏上孝子程末事表》、《荐皇甫规表》、《荐太尉董卓可相国并自乞闲冗章》等。如在《对诏问灾异八事》中，他一方面点出奸佞小人的名字，另一方面向灵帝荐举了郭禧、桥玄、刘宠等忠义正直之才。在《被州辟辞让申屠蟠》中，他对“禀气玄妙，性敏心通。丧亲尽礼，几于毁灭。至行美义，人所鲜能。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方之于邕，以齿则长，以德则贤”的申屠蟠十分看重，以至于蔡邕被州郡征辟时，谦恭辞让，极力推荐，“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辞让之”[7]。在《荐皇甫规表》中，他对“少明经术，道为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阐著，出处抱义，皦然不污……论其武劳，则汉室之干城；课其文德，则皇家之心腹”的皇甫规，请求皇帝“诚宜试用，以广振鹭西雍之美。”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人，是东汉名将，平羌功臣。他为官清廉，治民有方，不畏强暴，敢于在对策、上书中揭发专横跋扈的梁冀与奸宦小人的恶行，所以怀才不遇。由此可见，蔡邕不但荐得其人，而且有胆有识。在《为陈留太守奏上孝子程末事表》中，对“年十四岁时，祖父叔病殁，末抱伏叔尸，号泣悲哀，口干气少，喘息才属……常在柩旁，耳闻叔名，目应以泪……末年十四岁，颜色瘦小，应对甚详……其志行发于自然，非耳目闻见所仿效也。虽成人之年，知礼识义之士，恐不能及”的孝子程末，大加赞赏，“且鸟以反哺，托体太阳，羔以跪乳，为贽国卿。禽鸟之微，犹以孝宠，况末禀纯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原，其人殄瘁，而德曜弥光，其族益章”，遂上表推荐。蔡邕推荐程末的原因有二：其一，蔡邕本人就是大孝子，程末孝行易引起其共鸣；二是汉代以孝治天下，察举孝廉，地方官有荐举的义务，“臣前到官，博问掾史孝行卓异者”。
4.陈下情
这里的“情”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状况，如情形、实情；二是心理状态，如感情，怨恨的情绪等。此类奏议主要有《上始加元服与群臣上寿章》、《表贺录换误上章谢罪》、《被收时上书自陈》、《巴郡太守谢表》和《戍边上章》。奏议属于应用文体，是下情上达的工具，有的纯粹是官场的应酬，如“贺表”、“寿章”、“谢表”之类，纯属表达个人私情，虽很有必要，但时过境迁，从内容上看，除史料价值外，意义并不大，蔡邕《上始加元服与群臣上寿章》、《表贺录换误上章谢罪》、《让高阳乡侯章》，即属此类。蔡邕还有两篇奏议《被收时上书自陈》、《戍边上章》属于后世的“陈情表”一类，很有价值，其中前一篇对皇帝进行劝谏，表达的是因奏议失密而对皇帝的忠诚怨愤之情；后一篇写于被流放朔方之时，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处境与性命，而是不能完成续修汉史的事业，陈述的是强烈的续修汉史愿望与焦灼惶恐之情。
二、蔡邕奏议的文学特点
蔡邕奏议既有东汉中后期奏议的一般特点，又有明显的个性特点。
1.借灾异进谏，论理切直
借灾异进谏始于西汉董仲舒，至东汉末，夏侯始昌、眭孟、夏侯胜、京房、翼风、刘向、谷永、李寻、田终术等一脉相承，灾异奏议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蔡邕内心并不相信谶纬灾异学说，如他在《历数议》说：“有文于谶，无验于今，未必为是。有验于今，无文于谶，未必为非”，但由于西汉末至东汉以来，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盛行，君主每逢较大灾异出现，都下诏求直言极谏，此时借灾异谈政治，以上天惩戒为借口，把平时不能说、不敢言的话说出来，能起到既有效地保护自己，又易打动皇帝的功效，如西汉宗室刘向就曾多次借灾异向皇帝进谏。蔡邕此类奏议主要有《对诏问灾异八事》、《上封事陈政要七事》、《日蚀上书》等。如《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开头一段说：
臣闻天降灾异，缘象而至，辟历数发，殆刑诛繁多之所生也。风者，天之号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则自怀多福；宗庙致敬，则鬼神以著。国之大事，实先祀典，天子圣躬，所当恭事……夫权不在上，则雹伤物；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贪利伤民，则蝗虫损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与月相迫，兵事恶之。鲜卑犯塞，所从来远。今之出师，未见其利，上违天文，下逆人事。
由于是灾异频发、应诏而答，蔡邕奏议多有无忌讳的直率之语，如《对诏问灾异八事》以八种灾异对应七种政治现象，将灾异频发的原因归为宦官专权、妇人干政等具体的人事问题，把以灾异批判政治的功能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其批评的对象包括国君、外戚、宦官及一些政治现象，如该奏议不但直言不讳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朝权贵赵娆、程璜等人，而且还借助灾异对灵帝的贪婪进行了批评：
《河图·秘征篇》曰：“帝贪，则政暴而吏酷。吏酷，则诛深而必杀，主蝗虫。”蝗虫，贪苛之所致也。息不急之作，省赋役之费，进清仁，黜贪虐，分损承安，屈钩省别藏，以赡国用，则其教也。《易》曰：“得臣无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可谓质朴大胆，论理切直，文笔犀利！所以，借言消除灾异之法大胆直白地抨击时政，是蔡邕议政的一大特点。
2.抒忠愤之情，显不平之气
《后汉书》评价蔡邕的第一句话就是“意气之盛，士所不能忘也。”蔡邕是“旷世逸才”，也是一个性本情真的文人，更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身处动荡黑暗的汉末乱世，忠君爱国，忧国忧民，又仕途坎壈，命运多舛，所以内心极不平静，无论是创作辞赋，或是写作奏议、碑文，往往以情纬文，以气逞辞，将心中那种忠愤之情、不平之气、批评之词、哀怨之语毫无遮掩地喷薄泻出，加之他在奏议中使用了“忧惧”、“怖悸”、“惨惨”、“忧惧自危”、“含辞抱悲”、“忧怖焦灼”、“慺慺之情，犹以结心”、“咸惧”、“诚恐”、“抱恨”、“惶怖愁恐”、“怔营惭怖，屏气累息”、“仰愧先臣，伤肌入骨，不胜忪蒙流汗”、“怔营喜惧，精魄播超，恍惚如梦”、“常以汗墨，愧负恩宠”、“惭惶累息，无心怡宁”、“宵寝晨兴，叩膺增叹，心烦虑乱，喘呼息吸”、“忧心灼炬”、“犹且踧踖，无心宁止”，“惊惶失守”、“征营累息，不知所措”、“惨结屏营”、“夙夜寤叹，寐息屏营，无颜以居，无心以宁”、“惨结屏营”、“不胜愤懑”、“忧悸怛惕”、“诚冤诚痛”等大量富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因而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与很强的感染力。这既是蔡邕奏议的一个明显特点，也是其富有文采和动人力量的原因。
此类奏议主要有《被收时上书自陈》、《巴郡太守谢表》、《表贺录换误上章谢罪》、《上始加元服与群臣上寿章》、《戍边上章》等，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被收时上书自陈》与《戍边上章》。如《被收时上书自陈》说：
今年七月，召诣金商门，问以灾异……预知所言者当必怨臣。陛下不念忠言密对，多所指刺，宜加掩蔽，诽谤卒至，便用疑怪，岂不负尽忠之吏哉？每有灾异，诏书辄令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纳之福，反被陷破之祸。今群臣皆杜口结舌，以臣为戒，谁敢复为陛下尽忠孝乎……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门户，非复发纠奸伏、补益国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前无立男，得以尽节王室，托名忠臣，死有余荣，然防陛下于此，不复闻至言矣……臣对问时，质为下邳相，不闻臣谋。今者横见逮及，使质恨以衰老白首，随臣摧没，并内坑陷。以快言事，厌副其言，诚冤诚痛……臣一入牢槛，当为箠楚所迫，趣以饮章，辞情何缘复达？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陈。乞身当辜戮，免质不并坐，则臣死之日，更生之年也。
文中蔡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敢于大胆指责皇帝糊涂，以致不辨忠奸；陈述了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愤之情、不平之气，直抒胸臆，言辞犀利，语气哀痛，感情色彩浓郁。
蔡邕曾与卢植等人撰补《后汉记》，并完成汉史《十意》。流放朔方后，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续修汉史的事业，他担心该事业会随自己生命的终结而湮灭无闻，因作《戍边上章》，并附大体完稿的《十意》，文中说：
臣所在孤危，悬命锋镝，湮灭土灰，呼吸无期。诚恐所怀随躯腐朽，抱恨黄泉，遂不设施，谨先颠踣。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
置身如此危险的境地，蔡邕所期望的却是：
触冒死罪，披散愚情，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惟陛下留神省察。
可见其对续修汉史愿望之迫切，责任感之强烈。《戍边上章》一文虽有对命运不公的无奈与感慨，但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国家社稷负责、对事业执着追求的款款深情。其意切辞哀、沉郁婉转的陈述，堪比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但二百多年前，司马迁忍辱负重，留下史家之绝唱，名传千古，可谓死而无憾；蔡邕仅留下零散的《十意》，抱憾终生。相比之下，蔡邕求宽恕一死续汉史而不得的哀愤不平情感，更加感人肺腑！
3.引经据典，辞藻华美
两汉是经学的时代，受经学影响，从西汉武帝至东汉桓、灵之前的奏议，引经据典现象普遍。蔡邕是东汉经学家，幼时即“覃思典籍，韫椟六经”，曾校书东观，正定六经文字，刊刻熹平石经，学殖深厚，其奏议一如其碑文、辞赋，引经据典现象较同代人为甚。如《对诏问灾异八事》针对诏问“连年蝗虫至冬蛹，其咎安在”，以经立议，征引《易传》、《河图秘征篇》、《易经》的话解释作答，其中“得臣无家”出自《易经·损卦》的上九爻辞。《难夏育请伐鲜卑议》说：
《书》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猃狁，威蛮荆，汉有卫、霍阗颜、瀚海、窦宪燕然之事，征讨殊类，所由尚矣。
这段话为了说明对异族入侵进行讨伐由来已久，征引了《尚书》、《周易》经典，连用了周宣王命令南仲、尹吉甫北伐玁狁，南服楚国；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击匈奴，至阗颜山，斩首万余级；使霍去病击匈奴，封狼居胥山，登临瀚海；东汉和帝时期外戚窦宪大破北匈奴，在燕然山刻石记功而威震天下等事典。出语简括，运用自如，显示出经学大家的学养与功力。至于蔡邕征引经典的方式，非常灵活，既有明引，也有暗用，既有文典，也有事典，甚至化用经书语句也让人觉得自然、妥帖，难怪刘勰对其推崇备至，《文心雕龙·事类》说：
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东汉文风整体上有骈化趋势，蔡邕奏议俪词偶句，丽语之工，刻镂之巧，几与齐梁骈文相媲美，显露出作者精雅整饬的创作意识与自觉追求，如《上始加元服与群臣上寿章》说：
伏惟陛下，应天淑灵，丁期中兴。诞在幼龄，圣姿硕义，威仪孔备。俯仰龙光，颜如日星。言稽典谟，动蹈规矩。缉熙光明，思齐周成。早智夙就，参美显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进御帻结，以章天休。臣妾万国，遐迩大小一心，同欢同意逸豫，式歌且舞……陛下享兹吉福，永守皇极，通遵太和，靖绥六合，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这一段话多用四字句组成，锤炼精工，整齐匀称，韵律感强，又气势贯通，自然流畅，中间亦有工整的对句，有征引，有用典，显示出作者运用骈偶技巧的娴熟与老道。
蔡邕奏议对偶加密，骈化明显，如《和熹邓后谥议》说：
是以尚官损服，衣不粲英；饔人彻羞，膳不过择；黄门阙乐，鱼龙不作；织室绝伎，纂组不经；尚方抑巧，雕镂不为：离宫罕幸，储峙不施；遐方断篚，侏离不贡……事不稽古，不以为政，政不惠和，不图于策。
《荐皇甫规表》多使用工稳华美的四六字句，用典精切，辞藻华美，声韵和谐，已是高度骈俪化的作品，以致《文心雕龙·丽辞》说：
自扬马张蔡，崇尚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具发。
有人认为蔡邕是汉末骈文家，如此看来，也是有道理的。
此外，语言的形象华美也是蔡邕奏议的特点，表现在使用了不少修辞手法：
比喻句，如《对诏问灾异八事》形容“黑气”说：“黑如车盖，腾起奋迅，身五色，有头，体长十余丈，形状似龙”。《让高阳乡侯章》说：“故曰使黄河若带，太山若砺……夫山河至大，犹谓之小，重功轻赏，如此其至也。是以战功之事，大有陷坚破敌斩将搴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级履伤涉血之难，勤苦军旅，连年累岁，首如蓬葆，体如漆干，劳瘁辛苦。如此其重也……臣事轻葭莩，功薄蝉翼……且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况臣蝼蚁无功德，而散怠茸阘，何以居之……僵没之日，同寿松乔。”
排比句，如《戍边上章》说：“非臣无状所敢复望，非臣罪恶所当复蒙，非臣辞笔所能复陈。”《让高阳乡侯章》说：“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狭所能堪胜，非臣力用勤劳有所当受……非臣庸体所当服佩……非臣才量所能祗奉。”
反问句，如《被收时上书自陈》说：“陛下不念忠言密对，多所指刺，宜加掩蔽，诽谤卒至，便用疑怪，岂不负尽忠之吏哉？……今群臣皆杜口结舌，以臣为戒，谁敢复为陛下尽忠者乎？……臣一入牢槛，当为箠楚所迫，趣以饮章，辞情何缘复达？”《谏用三互法疏》说：“……卒有他方之急，则役之不可驱使，自为寇虏，则诛之不可擒制，岂非可忧之难？……愚以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灵，申明禁令，对相部主，尚生畏惧，不敢营辨，况乃三互，何足为嫌？……张敞亡命，擢受剧州，岂顾三互拘官簿？”
以上事例足以看出蔡邕奏议的辞赋之气与文采。《后汉书·蔡邕列传》说蔡邕“辞绮”，所谓“辞绮”，就是辞藻华美，王勃《与契将军书》说：“伯喈雄藻”，意思与此相近。蔡邕是具有贵族意识的作家，其奏议明显带有辞藻华丽的特点。
4.文风典雅、结构严谨
关于蔡邕奏议的文风，《文心雕龙·奏启》说：“蔡邕诠列于朝仪，博雅明焉”，这是从其奏议的博采与用典方面说的。《才略》说：“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何谓“精雅”，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说：“精者，谓其文律纯粹而细致也；雅者，谓其音调调适而和谐也。”精雅就是精工和谐。换言之，则是和雅，或典雅。因为奏议是臣下对皇上进言之文体，臣下对君主行文要奉人臣之礼，用语要委婉，加之奏议引经据典，音调和谐，所以有典雅的台阁文风。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说：“凡欲研究蔡文者，应观其奏章若者较常人为细……音节若者较常人为和，则于彦和所称‘精雅’当可体味得之”[8]130，“蔡中郎之碑铭则有华有质，章奏亦得其中……欲求文质得中，必博观东汉之文，以蔡中郎诸人为法，乃可成家”[8]146。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说：“中郎章表文字，雍容典雅，矞皇凝重，遂为千秋效法，台阁文风，从是遂扇矣”，又引谭复堂评论说：“中郎之文如中原大河，气脉緜远，神理出于诗书，经术之士，为范百世，异时淫丽侵染，我思大雅之卓尔矣。”[9]
《后汉书·蔡邕列传》赞曰：“邕实慕静，心精辞绮。”所谓“心精”，就是心思、神思，如袁枚《随园诗话》卷七说：“……若作家，必如谢绝泛交，尽行麾去，然后心精独运，自出新裁。”蔡邕奏议一如其碑文、辞赋，有运思细密，结构严谨的特点。《旧唐书·崔元翰传》说：“元翰苦心文章，时年七十余，好学不倦……其对策及奏记、碑志，师法班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也可证明这一点。
蔡邕23篇奏议在运思、结构方面，篇篇不同，确实是大家手笔。如《难夏育请伐鲜卑议》全文共5个自然段，文章先回顾历史，远处起笔，再联系现实，近处落墨，既分析了鲜卑强盛的形势，又研判了东汉财力匮乏现况，通过敌我实力的对比，以“其不可一也”，“其不可二也”，“其不可三也”，“其不可四也”，“其不可五也”结束段落，既增加了文章的气势，又使文章结构清晰紧凑。文章最后峰回路转，以“五不可”来映衬忍让坚守之“可”，显示出作者以万民为重的反战思想。该奏议采缀史事，征引经典，酌古御今，条分缕析，高屋建瓴，深切实际，运思细密，结构谨严，显示了作者的深谋远虑与驾驭文章的高超能力，是蔡邕奏议中的精品。《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先总括灾异之于人事之关系，然后逐条引经据典加以分析、评说，提出自己的主张建议，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巴郡太守谢表》作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司空董卓专权，董卓为装潢门面，强征蔡邕到洛阳，将其职位在短期内连连提升，由于受到势利小人的妒忌，又被外放为巴郡太守。蔡邕惧祸，遂上此表婉辞。文章分别以“臣尚书邕免冠顿首死罪”、“臣邕顿首死罪”、“臣邕顿首死罪”，三次领起下文，逐层陈述，层层深入，情辞婉转，惶恐之心，感激之情，推辞之由，表达得非常充分，给人以思路清晰、情真意切、一气呵成之感。
三、蔡邕奏议的贡献与不足
在刘勰《文心雕龙》之前，蔡邕《独断》对汉代文体学贡献很大，就奏议文体来说，《独断》从理论上对其作了归结：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驳议曰：“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下言：“臣愚戆议异。”其非驳议，不言议异。其合于上意者，文报曰：“某官某甲，议可。”
蔡邕奏议不但章、奏、表、驳议四种类别俱全，如《戍边上章》、《谏用三互法疏》、《荐皇甫规表》、《历数议》等，而且还有上书、对诏、上封事等形式，如《日蚀上书》、《对诏问灾异八事》、《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可谓种类俱全。蔡邕既然在《独断》中对奏议的文体格式、要求进行了理论总结，其奏议也必然按规范的形式去写，可以说蔡邕奏议礼节最周全，尊君卑臣色彩最浓，如“粪土臣”、“糠秕小生”、“顿首死罪”之类词语最多，骈化最突出，格式也最规范。由于完整保存下来的汉代奏议篇数不多，加之后人编纂奏议侧重其内容，对其格式重视不够，所以具有完整格式的奏议保存下来的就更少了，蔡邕《独断》及其奏议对后世奏议的写作起到了规范作用，借鉴价值与意义显著。
蔡邕奏议在汉末至魏晋文风的转变中起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蔡邕是汉末文史大家，也是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其奏议既有继承西汉武帝以来引经据典、渊懿典雅的传统，又具有东汉党锢之祸时期奏议切实婞直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其奏议丽辞偶句、崇尚华丽的自觉追求，对三国魏晋奏议华靡的文风，起到了示范作用和推波助澜的影响。三国魏晋时期不少奏议刻意经营与雕琢，对偶句出现更加频繁，对仗更为工整与复杂，诗赋化与骈俪化特点明显，其作者或是蔡邕的门生后学，或者受到蔡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包括奏议、碑文、辞赋在内的蔡邕文章，其导夫先路的作用是不可轻忽的。
当然，蔡邕奏议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因作者天真而率性，已初见魏晋士人之任气通脱，所以其奏议有时见解深刻，高瞻远瞩；有时不识时务，囿于感情，一吐为快，不讲策略，不计利害，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其次，卑辞、敬辞用得过多，虽规范了君尊臣卑的礼节，有助于维护皇上权威，但其对后世臣子奏议写作积极性的发挥也是不利的。奏议属于实用的公文，经邦济世、下情上达是其主要功能，感情、文采若运用得当，是有助于其功能发挥的，也使文章流传久远；但若运用过头，反有害于公文。蔡邕奏议时有文胜于质之感，然白璧微瑕，其价值与贡献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