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破裂背景下的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1964～1966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中国论文,民主论文,中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5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3-0057-08
与中苏结盟一样，中苏分裂也是20世纪世界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中苏分裂问题而言，中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中苏关系上，而对这一过程中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关系探讨不够。①事实上，随着中苏对抗加剧，中国和大多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受到影响，而中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的关系，由于民主德国在各方面对苏联的依赖极深，中德关系已经是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中“最差的”[1]。然而，中德关系在1963年底开始发生变化，到1966年初为止，中国和民主德国在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其程度是在东欧国家中是最高的。通过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对认识中苏分裂及其对中国外交、国际共运和冷战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
由于缺乏档案材料，1990年柏林墙倒塌之前，在西方学者的相关著述中，对这一时期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的问题多是一笔带过。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近年来，德国学者已经开始利用解密的民主德国档案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但多是从民主德国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并未利用中国方面的材料。因此，对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语焉不详。本文拟在中国和民主德国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此段时期中德关系的缘起、发展和终结以及影响这一关系的深层次原因进行考察。
一、1963年底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的变化
1963年底，中苏论战继续扩大，中共加大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人民日报》先后于2月4日和3月31日发表了九评苏共的第七篇和第八篇文章，对于和苏联有密切关系的东欧共产党国家，中国历来认为其与苏联存在矛盾。毛泽东指出，东欧各国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2]根据东欧各国和苏联关系的紧密度，中央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具体就民主德国而言，中共认为其目前的危险一则来自内部，另外就是被苏联出卖。[3]在1960年以来两党的意识形态争论中，中共对民主德国的批评也留有余地。1964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时指出，“我们支持乌布利西(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不管他骂我们多少，我们都要支持他”，[4]但此时中国对民主德国的支持大都集中在宣传报道和经贸文化交流领域，民主德国对中方这些做法并不领情。两国两党关系一直处于低谷。
1963年底，民主德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民主德国和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赫鲁晓夫认为，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联邦德国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战胜国签订和平条约，并在这个基础上承认民主德国，而民主德国政府则反对苏联单方面和联邦德国接触，认为任何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案都须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双方谈判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在尤为敏感的联邦德国核武器问题上，赫鲁晓夫也一改以往的绝对批判态度，倾向于支持联邦德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多边核力量计划。[5]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单方面接触是民主德国所不能接受的。为此，民主德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除了在舆论上批评苏联与联邦德国接近，还联合一部分苏联军方和苏共高层制约赫鲁晓夫的德国政策。1964年4月初，苏联国防部部长马林洛夫斯基等访问民主德国，并在《新德意志报》上指责了联邦德国。[6]
1964年初，民主德国驻华使馆接到指示，要求其在和中共高层的接触中，不要再主动谈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7]1月14日，驻华大使黑根在和邓小平的会见中表示，民主德国重视并想搞好和中国的关系，“不想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在反帝、反殖、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1]4月初，新任驻华大使柯尔特上任后，民主德国外交部指示其“继续突出两国利益的共同点”。[8]柯尔特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提及要“搁置分歧，强调共同的利益”。[9]5月27日，民主德国还向中国发出了参加莱比锡农展的邀请，[10]但事实上，所谓的“搁置分歧”并不存在。民主德国政府并未改变在中苏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态度。1964年初，乌布利西致信赫鲁晓夫，强调将更加支持苏联在意识形态争论问题上的政策。[11]在1964年1月召开的民主德国体育协会三大上，与会的中国代表团受到了德方的指责并被逐出会议。[12]4月5日，《新德意志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分裂。[13]4月20日，乌布利西在接见新任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张海峰时态度冷淡。[14]
面对民主德国这种将发展国家关系和继续意识形态对抗并举的政策，中国感到很疑惑，并将中国代表参加民主德国体育协会三大被逐事件看成是民主德国“新的流氓手段”(邀我去，骂我一顿。同时接受我的祝贺，欺骗观众)。[12]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民主德国是“打一拳，一拳打过了，再同你握手”，“既然要巩固双边关系，为何要公开指责呢？你们的意图究竟是什么？”[1]
二、集中力量针对赫鲁晓夫——1964年下半年双方关系的改善
1964年6月12日，民主德国和苏联签署了《德苏友好互助条约》。事实上，这个协议只是指出希望联邦德国承认现状，而并未满足民主德国政府要求联邦德国在法律上承认民主德国的呼声。[15]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赫鲁晓夫就与联邦德国大使格鲁伯进行了一次长谈，以商量和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会晤的可能性。7月20日，他派女婿阿朱别伊访问联邦德国，并商定赫鲁晓夫将在年底和艾哈德会面，由此造成了民主德国极大的不满和恐慌。《新德意志报》指出：“当我们同自己发疯的兄弟在一边进行斗争之时，有人却在另一边给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了巨大损失的疯子打开大门，这还有道理么？”[16]
此一时期，民主德国和中国加强了在舆论宣传上的合作。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危害欧洲安全和和平的勾当》一文，直接批评了西方大国的德国政策。[17]7月1日，民主德国副外长基什维特向张海峰表示，对《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十分满意”。[18]民主德国还对中国评论中一些与其政策有冲突的言辞进行了转载。9日，《新德意志报》重新刊登了本来已经删掉的《人民日报》指责美帝的言论。中国外交部认为，民主德国此次敢于发表“不入耳的话”，显然是在向中国作态，以表示其重视中方的支持。[19]
乌布利西访苏后，中国很快就看出了“苏(东)欧矛盾加剧”的迹象。《德苏友好互助条约》被视作“一次大的出卖”。[18]在7月25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对于东欧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国家，我们原来的方针就是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批判赫鲁晓夫。现在形势对我们采取这样一个方针更为有利。[20]在这种情况下，8月20日，中国驻德使馆正式提出了利用德苏矛盾、加强争取民主德国和分化德苏关系，集中揭露和打击赫鲁晓夫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认为，当前德苏观点已针锋相对，已到了公开指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地步。民主德国对华态度已有所变化，并开展了一些友好活动。[21]这份报告随后成为中国当时对民主德国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9月20日，《新德意志报》再次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民主德国绝不允许被出卖。[22]9月25日，乌布利西影射某些人犯了特立独行的错误，低估了敌人的冷战手腕。[23]在争取民主德国政策的指示下，9月15日，中国决定改派副总理一级的官员参加民主德国15周年国庆活动。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在这次访问中将不谈分歧，公开讲话也一律不安刺，只谈中国对民主德国反对联邦德国军国主义斗争的支持。[24]
乌兰夫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10月7日，《新德意志报》全文转载了中方的国庆贺电，指出德国问题的解决，抛开民主德国是不可能的。“中国永远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不会牺牲民主德国利益和西德发展关系”。[25]在民主德国15周年国庆庆典观礼时，乌兰夫被安排在第一排。中国代表团回国时，还受到了外长博尔茨、副总理塞弗林等人的欢送，除中国外，只有苏联代表团享受了这种规格的待遇。乌兰夫在关于这次出行的报告中写道：“尽管4年来受尽冷遇，这次出访却表明我们是团结友好的”，他还判断，“赫鲁晓夫的下台，同他和东德的关系也是有密切联系的”。[24]
民主德国在这次国庆庆典中收获颇丰，除了得到中国的支持外，代替赫鲁晓夫出访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勃涅日涅夫在国庆庆典上强调苏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民主德国。他还警告联邦德国，不要企图背着民主德国(与苏联)达成协议。[26]
三、赫鲁晓夫下台初期双方关系的发展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新上任的苏联领导调整了赫鲁晓夫在多边核力量问题等一系列民主德国所关注问题上的政策，对联邦德国的态度重新强硬起来。[27]勃列日涅夫在1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强调，当前苏共的主要任务是增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任何不和兄弟国家就共同利益进行及时协商的行为都该坚决消除。”[28]民主德国政府声明，坚决拥护苏共中央在贯彻列宁主义原则下所做出的一致决定，并批评“赫鲁晓夫破坏并滥用了集体领导制”。[29]民主德国政府对赫鲁晓夫下台的态度，充分反映了其矛头在赫鲁晓夫，而非针对苏联。
10月29日，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大使表达了率团前往莫斯科出席庆贺十月革命47周年的意见，同时还建议苏方能够邀请其他12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前往，以便进行接触。[30]毛泽东认为，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赫鲁晓夫垮台以后，我们现在需要积累资本，看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一样呢还是不一样呢。[20](p.850)，11月7日晚，招待会上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攻击毛泽东的严重挑衅事件[20](pp.860～861)，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国党政代表团与民主德国党政代表团会谈时指出，“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30](p.687)苏共新领导人的一些做法“甚至比赫鲁晓夫还有过之而无不及”。[28]
对此时的民主德国来说，与中国改善关系不仅能制衡苏联，而且还能获得中德经贸文化交流的实际好处。与此同时，它也害怕与中国关系的倒退会被联邦德国所利用。1964年，中国和联邦德国在瑞士伯尔尼进行了双边会谈。10月2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发表讲话，表示要“通过北京在国际共运内寻找解决德国问题的新的接触点”。民主德国认为，“波恩的极端分子是把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视为其强力政策并未破产，而还可以继续实施的证据”。[31]10月22日，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联络部制定的一份文件指出，中国目前对苏联领导层人事变动并未明确表态，虽然这可能是其在等待苏联改变政策，但中国也可能对自身的政策进行调整。对此，民主德国需要完全终止直接或间接对中共的指责，同时民主德国驻外机构(尤其是驻北京大使馆)应该仔细研究中国的观点和言论，并搞清楚中国对民主德国在中国和联邦德国联系中设置障碍等问题的看法。[32]在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并提出召开禁止核武器会议的建议后，中国发现，除了《新德意志报》的批评文章之外，“其他各报，均在不显著地位，只是登了简单消息，未对我攻击”。[33]1965年5月，中国第二颗原子弹试爆后，民主德国媒体则“只做简单报告，不进行攻击”，德军总长里德尔等人还私下祝贺了中国核武器的成就。[34]
赫鲁晓夫下台初期，中共中央对中德关系发展表示乐观。驻德使馆收集到的民主德国部分群众的意见显示，“这是毛泽东的伟大胜利，现在中国人的意见是权威，要听听中国人的意见。”统一社会党中央联络部中国事务主管王明德也向驻德使馆表示，“今后事态到底向哪里发展还难预料，看来是要取决于北京了”。[35]中国外交部苏欧司的分析报告指出，“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德苏出卖和反出卖矛盾并没有解决。苏联对东德的影响削弱了。”[36]民主德国“集中力量反出卖”，乌布利西从反华先锋退了下来。[37]
中国和民主德国在新独立的亚非国家的合作是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一大亮点。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关于“单独代表权”的争斗蔓延到上述国家。民主德国政府一直将与中国的关系视作其与亚非国家发展关系的重要桥梁。[38]这一时期，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在坦桑尼亚的争斗尤其激烈。由于坦桑尼亚与联邦德国交好的势力影响更大，遂宣布将所有民主德国驻原桑给巴尔的大使馆改为总领事馆，这相当于降格了与民主德国的外交关系。1964年6月，民主德国就曾向中国提出过渴望支持的请求，但被中方回绝。年底，中国开始支持民主德国与坦桑尼亚等国发展关系。中共中央认为，“这样做对争取东德有利”。除了传达中央目前对民主德国的态度之外，外交部还准备在1965年2月坦桑尼亚领导人尼雷尔访华时做些工作。[39]1965年2月1日，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代办施谷按照外交部的指示和副总统卡瓦瓦进行了谈话，讲述了中国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并指出坦桑尼亚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都发展关系，对双方都有利。2月初，尼雷尔访华期间，周恩来向其表达了民主德国希望将总领事馆设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愿望，尼雷尔随即表示认同。3月中旬，坦桑尼亚同意民主德国在达累斯萨拉姆建总领馆，并在桑给巴尔设领事馆。民主德国对中国的帮助非常满意，甚至有官员表示，“(以后)两国和两党之间，可以在任何时候就任何问题进行任何一级的协商和讨论，这种讨论不需外人参加。”[39]之后，双方又在阿联(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对民主德国的外交活动上进行了合作。尤其是乌布利西访问埃及一事上，《人民日报》以连续报道的形式支持民主德国。②乌布利西访问埃及后，博尔茨特意向张海峰表示，民主德国得到了中国驻埃及使馆“很大很好的帮助”。[40]
中国这样做主要是“有利于争取东德”和“进一步扩大德苏矛盾”。因此，中国格外重视中德合作对德苏关系的影响，外交部在关于乌布利西访问埃及的汇报中，一方面突出强调《人民日报》的报道接连被《新德意志报》转载，一方面指出“真理报在乌布利西访埃及前不做表示。而对在其成行之后的补救，东德已无兴趣。只发一条消息”。在汇报博尔茨对中方的专门答谢时，也特别提及其“并未指名感谢苏联”。[40]
四、莫斯科三月会议后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
1965年3月1日，苏联召集社会主义国家在莫斯科进行协商会晤，民主德国出席了会议。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41]不过，此时中共中央并未放弃争取民主德国的政策。莫斯科三月会议后，中共中央认为民主德国和苏联出卖和反出卖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民主德国希望“利用中苏矛盾，牵制苏修出卖”，因此“与其他修字号国家相比，东德还是有节制的，其发展友好关系的基态未变”，“东德已经尝到甜头，中德关系可能继续好转，对德工作大有可为”。[36]
2月底3月初，中国应邀出席了莱比锡春季博览会。民主德国政府准备借该博览会之机，将其搞成一个展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一致和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橱窗”。[42]中共中央要求，此行仍然强调“共同对敌，不谈分歧”。[43]苏联新领导层为了体现其对民主德国的支持，派出了以柯西金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副总理级别官员。中共中央认为，苏联之所以如此重视这次博览会，是由于“东德离心倾向的发展和中德关系逐步加强，引起了苏新领导疑惧。因此，苏共高层接二连三访德，以抵制我影响，便于对东德控制”。[44]
值得一提的是，从1965年1月开始，中国和民主德国陆续签订了《中德互派留学生协议》、《中德卫生合作协议1965-1966年执行计划》、《中德1965年文化交流协议执行计划》以及短期贸易协议等一系列经济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协定。在文化交流领域，双方的合作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往年。[45]双方在1965年的贸易总额比去年增长了45%，达到了自1959年以来的最高值。[36]尽管1965年2月双方签署短期贸易合作协议后，中国和民主德国在经贸往来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但与中国按时按协议提供货物相比，民主德国却屡次拖延。中共中央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民主德国的“民族利己主义”在作祟，另一方面也是“苏修在挥舞指挥棒，施加压力或背后捣鬼”。[46]
五、双方关系的破裂
1965年下半年，中共和苏共新领导层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苏共新领导“原封未动地继承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全套衣钵”，要“坚决地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47] 9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苏共需要“采取一些反制措施，以阻止中共削弱我们党和国家的权威，离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新独立国家关系的行动”。[28] 9月17日和11月底，民主德国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互访。苏联除了继续强调政治上对民主德国的支持外，还通过签订与民主德国1966-1970年的贸易协议，加强了对民主德国经贸的控制。[48]1966年1月，乌布利西致信勃列日涅夫，再次表示同苏共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完全一致。[49]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德国对中国的态度逐渐冷淡。
从1965年9月开始，民主德国国内停止发放中国创办的《人民画报》，并对前往中国交流访问的民主德国人士下达了“不谈政治，不看中国人的小册子，不与中国人随便接触”的“三不”要求。[50]在《中德友好条约》签订十周年的庆祝仪式上，“德方今年有意降低规格，以示冷淡”。[51]然而，在一系列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得到实利的民主德国仍然希望在这些领域维持和中国的关系。1966年1月，柯尔特提出，民主德国应该进一步和中国建立重要的经济合作关系，这不仅可以满足民主德国经济的需要，还可以稳定两国的关系，并给调解中苏争论提供机会。[52]柯尔特的意见被民主德国政府所接受，中国和民主德国的经贸往来持续了下去。
中国对民主德国的政策也逐渐从争取分化发展到突出强调斗争。外交部在民主德国对庆祝《中德友好条约》十周年活动表现冷淡时，也要求驻德使馆的活动“与其对等”。[51]12月14日，王炳南向柯尔特表示，民主德国紧随苏共新领导层，加入了反华大合唱。[53]196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下达对民主德国的工作方针，在争取和斗争中更加强调斗争，“如一味迁就附和，则不仅不能达到争取目的，反而会更加助长其反华气焰”，而与加强斗争相应，中国还加强了在民主德国群众中的宣传攻势。[54]
尽管此时中共中央对发展两国关系仍抱有期望，但“文化大革命”后，两国关系逐渐陷入停顿。1967年1月，张海峰被召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2月，在民主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和科技人员也被召回国。[32]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再也未向民主德国派出过大使，双方的高层交流几近中断。
综上所述，在中苏分裂的形势下，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在围绕中苏关系变化调整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一定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苏关系的变化调整必然引起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的变化调整，但这种影响并非直接的正相关关系。一旦面临现实外交利益需要时，民主德国就可能同中国接近。第二，意识形态问题在中德关系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民主德国从与中国接触开始，就坚决表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和苏共“完全一致”。因此，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德苏关系缓和的情况下，中德关系仍可维持，而一旦公开的意识形态争斗压倒了对国家关系发展的考量，双方关系也难以维系。
①现有的研究主要将东欧国家纳入一个整体进行讨论，参见Lorenz Luthi,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Warsaw Pact Organization,1955-1963,Cold War History,Vol.7,No.4 November 2007,pp.479～494; James Hershberg,et al,The Interkit Story,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rking Paper#63; Andreas Wenger,et al,China and Eastern Europe,1960s-1980s,Zurich,2004;李丹慧：《关于1960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证据》，《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4期。
②仅在2月16日和17日两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4篇文章支持民主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