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居民道德价值观念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市居民论文,价值观念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道德价值观念变迁研究的简要回顾
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重要标志与内容之一就是道德价值观念的变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道德价值观念变迁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有关的论述与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概括起来讲，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领袖人物的价值观的形成与主要内容，其中主要是邓小平的价值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价值观无疑对中国人道德价值观的形成与变化起着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邓小平的价值观既是对毛泽东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又有某些方面的创新，其中主要的就是对个人利益与物质利益的看法。他在肯定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同时也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他不仅认识到了精神的巨大作用，也充分肯定了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邓小平的这些价值观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道德价值观念变迁的前导。
第二，研究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价值观念的变迁及其趋势。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例如，有研究者将社会结构的转换、社会运行机制的转换和价值观念的转换并列，看成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主要内容。并且反对将价值观念转换的内容视为“西方化”，认为那种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无益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注：郑杭生、郭星华：《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有研究者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心理变迁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的心理迷茫和躁动时期；80年代的心理憧憬和观望时期；80年代中后期的心理高涨和冲突时期；90年代以来的理性化时期。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我国社会心理嬗变发展的趋势是：心理冲突的加剧和环节交替出现的双向化、心理反应的深层化、心理取向的多元化、心理关切的外投化和索取心理、收入动机增强的趋势。（注：刘崇顺、王铁：《大潮下的情感波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170页。）也有研究者从现代化的角度，认为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了与整体现代化相应的观念进步和自我个性的发展，逐渐显现出一些迥异于以往的价值取向，即：保持精神的、理想的价值追求，同时注重物质的、现实的价值；保持集体的社会的首要价值地位，同时注重突出个人的、自我的价值；保持优秀传统的价值精髓，同时趋向开放的、宽容的现代意识；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同时不同社会群体趋向多重价值的选择。（注：叶南客：《中国人的现代化》，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123页。）
第三，研究我国道德价值观念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研究者从市场经济与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入手分析，认为人们一方面为转型社会种种不道德的现象而困惑，另一方面又为在转型社会里无所依据的道德标准而困惑，从而导致双重困惑：道德的困惑与困惑的道德。同时，指出尊重他人“隐私权”、尊重个人自由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的重要成分之一。（注：郑杭生、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转型》，《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5期。）有的研究者运用社会失范理论对道德价值观念的变迁进行分析，认为由于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社会原有的和谐状态，而传统因素的解体速度与现代化因素形成速度之间的这种差异或异步性，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一系列的“真空状态”，这种状态的结果是造成社会生活种种紊乱的原因。从宏观层次看，有四种真空状态：“权威真空”、“整合真空”、“价值真空”和“道德真空”（注：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这里的所谓“真空”，是指旧的规范正在或已经失去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功能，而新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规范尚未建立，或虽然已经建立但不具备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能力。其实，“真空”状态并不是没有规范，而是社会没有为社会成员提供清晰的规范，多种规范杂然并存，而且相互冲突。道德价值观念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最普遍的问题无疑是大量发生的越轨行为（包括犯罪行为）。有学者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越是晚发（与发达国家的早发展相对应）、外发（与英国等国由于内部因素导致的现代化发展相对应）国家，社会冲突和社会失范表现得越突出。（注：张萍：《当今中国社会病》（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也有学者运用经济学的成本理论，认为在转型社会里道德控制的弱化，对人们制约力的下降，导致越轨行为的成本下降，因而越轨行为的数量上升。（注：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196页。）对我国转型时期道德价值观念的变迁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许多学者对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道德规范系统与道德秩序的主张。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三种主张：重建论、重构论和重振论。（注：林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系统重构及其合理性思路》，《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其中重构论主张对过去的道德价值系统在辩证扬弃的基础上更新，将过去的道德系统中那些对于时下仍然有效的道德因素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孕育和衍生出来的新的道德因素，进行结构性的有机契接与组塑。
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叛逆与皈依
传统，是涵义丰富且歧义丛生的字眼。何谓传统？是指我国古代以来所形成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还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形成的一套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即所谓大传统观和小传统观。（注：郑也夫：《结构功能主义的启示——兼论历史学与社会学》，《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1年增刊。）这里我们所持的主要是大传统观，同时兼顾小传统观。另一个问题是传统的内涵是什么，即中国的传统观念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这又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主要的观点有梁漱溟的“伦理本位说”，认为中国的一切社会关系均可由伦理关系推及；不独如此，由于中国人缺乏宗教生活，伦理便又部分地担当了宗教的功能。以伦理道德替代宗教，梁漱溟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之一。（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香港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0页。）也有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说”，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一般，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形成所谓“差序格局”。费孝通认为，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另一路线推及的是朋友，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忠与信。（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6页。）还有张德胜的“秩序情结说”，认为由于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春秋无义战”的社会动乱年代，因而此后二千多年来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潜在着“谈动乱而色变”的过敏倾向。对动乱所产生的创伤式恐惧，表现在对秩序的执着追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上逐渐形成一个“秩序情结”。儒家思想以建立秩序为终极关怀，正是这一情结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体现。（注：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总的来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护，而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家庭的稳定与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社会规范是伦理道德。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相比，个人的自由与意志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在儒家看来，个人的生命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其家族命脉一个环节而已。”（注：黄国光：《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162页。）
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经历了“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洗礼之后的当代中国，各种西方思潮，尤其是与经济相适应的工具理性不断冲击中国传统社会，传统道德价值观念要想独善其身、不受其影响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问题是，这种影响有多大？换言之，传统道德价值观念是否还是人们价值观念的依归？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传统道德价值观念虽然受到很大的冲击，但依然是我国道德价值观念的主流。人们在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叛逆中皈依，又在皈依中叛逆。参见表1。
表1所列的是符合传统思想的各种说法，我们试图选取这些说法作为传统价值观念的代表，反映被访者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态度。我们作这种选择并非是自己的主观臆想，而是既有生活体验，又有理论依据。例如，“儿女有出息”、“夫妻白头到老”的说法，反映了中国人重家庭、重亲情的伦理观念；“丢面子与吃亏”的说法，则反映了中国人十分看重“面子”的价值观，因为，“近百年以来，凡是留心观察中国人行为的人，不论是外国人或中国人；不论是学者或文学家，几乎都认为支配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一个核心原则是‘面子’的观念。”（注：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从表1可以看出，被访者对各种说法同意的程度都比较高，其中同意率最高的还是与家庭有关的说法，分别是“白头到老的夫妻”的说法（同意率：84.5%），“儿女有出息”的说法（同意率：80.4%）。
表1：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看法(%)
各种说法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无所谓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只要儿女有 48.2
32.2
7.0
10.9 1.6
出息，父母
再苦再累也值得
万般皆下品， 24.4 34.412.3
23.7
5.2
唯有读书高
人之初，性本善 33.6
39.8
17.0
7.7
2.0
钱财如粪土， 19.1
36.118.2
22.0 4.6
仁义值千金
白头到老的
49.3 35.27.9
6.3
1.3
夫妻令人羡慕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31.8 34.5
13.5
15.8
4.4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丢面子与吃亏相比， 12.8 30.8
21.0
29.2 6.2
宁可吃亏也不能丢面子
人们价值观念对传统的皈依，还可以从另一个调查项目看出。前面我们分析过，传统观念中有一种所谓“秩序情结”，即对秩序的一种执着追求精神。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秩序情结”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相当强烈。参见表2。
表2：社会发展目标排序
社会发展目标排序
平均得分 标准差
1.安定的社会秩序
1.35
1.15
2.清廉的社会风气
1.29
1.22
3.丰富的物质生活
1.21
1.27
4.稳定的就业和医疗保障
0.85
1.06
5.良好的人际关系
0.36
0.80
6.很小的贫富差别
0.34
0.79
7.充分的个人自由
0.28 0.74
8.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0.24
0.64
注：1.调查要求被访者将所列的8项社会发展目标根据重要程度，选择三项并排序；
2.计分方法为：排第一位的记3分，排第二位的记2分，排第三位的记1分。
从表2可以看到，“安定的社会秩序”被排在第一位，而排在最后两位的分别是“充分的个人自由”与“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一调查结果与另外一项调查的结果十分接近。（注：郭星华：《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的变迁——一项北京高校大学生问卷调查引发的思考》，《学术界》2000年第5期。）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西方社会价值观主流之一的“充分的个人自由”，即使在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也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与“社会秩序”相比，“个人自由”在国人心目中并没有那么重要，更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不自由，毋宁死”。胡适说得好，“儒家的人生哲学认定个人不能单独存在，一切行动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注：胡适：《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16页。）事实上，离开了安定的社会秩序，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个人自由。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向被人们看重的贫富差别问题，被排在第六位。国人素有“不患寡，患不均”的说法，历次农民起义也多以“均贫富”为凝聚人心的旗帜，说明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中，“很小的贫富差距”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我们的这次调查结果，或许说明在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之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观念已经开始取代传统价值观念，成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主流之一。
表3：价值观念与年龄、收入、受教育年限的相关分析
虽然从整体看，表现为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皈依，但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叛逆同样不可忽视。例如，有超过三分之一(33.8%)的被访者同意“只要不犯法，一个人就可以只为自己着想”的说法。换言之，有相当一部分人以法律而不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行为的准则，认为不犯法的“个人主义”是合乎社会标准的行为。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发现，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皈依与叛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地说，年青一代、收入较高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更具有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叛逆精神。参见表3。
影响道德价值观念的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被访者的道德价值观念，我们采用多元分析方法中的因素分析方法，试图在众多的社会态度变量中提取几个因素，以简化的形式说明道德价值观念变迁的内在联系。经计算，得到16项社会态度的两因素负荷矩阵，参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因素1（对社会现实的评价）可以解释变异的16.12%，因素2（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可以解释变异的15.27%，累积可以解释变异的31.39%。从表4我们还可以看到，因素1与社会态度V1～V8有关，因素2与V9～V16有关。很显然，社会态度V1～V8是被访者对社会现实的评价，反映了被访者对当今社会现实的看法；因素2V9～V16是被访者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评价，反映
了被访者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程度。换而言之，被访者的社会态度的差异，可以用因素1（对社会现实的评价）和因素2（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得到较好的解释。当他们对某一社会现象持肯定性或否定性看法时，他们对其他类似的社会现象也有可能持相同的看法；当他们认同某一传统道德价值观念时，他们对其他类似的道德价值观念也有可能持相同的态度。
表4:16项社会态度的负荷矩阵
变量 因素1
因素2
V1：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人发
0.628 1.69E-02
不了财
V2：只要不犯法，一人就
0.599 -2.75E-02
可以只为自己着想
V3：现在要想挣钱，就不能
0.593 -0.286
管那么多仁义道德
V4：如今好人难做，做好人
0.586
0.134
吃亏
V5：没钱的穷人，都是没有 0.542
-0.122
本事的人
V6：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
0.503
0.144
变坏就有钱
V7：如今做人不能太老实，
0.488
2.93E-02
太老实了容易吃亏
V8：一个人越有钱，证明他 0.478 -9.89E-02
越有本事
V9：只要对国家大局有利，个
-0.129
0.565
人利益受点损失没关系
V10：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
1.34E-03
0.555
V11：人之初，性本善
2.48E-02
0.548
V12：白头到老的夫妻令人羡慕 -4.29E-02
0.543
V13：只要儿女有出息，父母
0.171
0.542
再苦再累也值得
V14：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180
0.542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V15：每种职业都对社会有贡-0.124
0.512
献，职业不应有高低之分
V16：在生意场上，个人的人品
-0.149
0.483
对于生意的好坏很重要
特征值：
2.58
2.44
方差比例：
16.12
15.27
累积方差比例（贡献率）：
16.12 31.39
注：1.旋转方法为最大方差旋转法；
2.为使因素1与因素2有显著差异，负荷矩阵经过了三次旋转。
更进一步地说，当被访者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度较高时，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的不满程度也较高；当他们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度较低时，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的不满程度也较低。被访者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评价情况，参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前6道题涉及的主要是对社会风气的评价，后4道题涉及的主要是贫富与个人能力的关系以及“义”与“利”的关系。总的来说，被访者对社会风气的评价比较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曾经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做人做事的座右铭，而如今竟然有76.7%的人认为“如今做人不能太老实，太老实了容易吃亏”。被访者对贪污腐败现象表示尤为不满，同意“如今是贪官多，好官少”说法的高达74.3%；这样，有66.7%的人同意“毛泽东时代虽然贫穷，但令人十分怀念”就不足为怪了。与这一调查结果相对应，在另外一项调查项目中，当我们问及“您认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风气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时，有61.7%的人认为“越来越坏”（认为“越来越好”的8.3%，“差不多”的10.5%，其余19.5%的人表示“说不清或不知道”）。此外，被访者倾向于否定贫富差异与个人能力差异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倾向于肯定“义”。
表5：人们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评价(%)
在本文中，我们在简要回顾了关于我国道德价值观念变迁研究之后，运用我们的调查研究成果，分析了我国道德价值观念变迁的现状及变化的轨迹，认为城市居民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叛逆与皈依交织在一起，虽然现代化进程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基本的传统伦理道德仍然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伦理基础。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持有不同的态度，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这一态度的重要因素。此外，我们通过因素分析方法，逻辑地说明了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态度与对现实社会现象的评价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即：倾向于认同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程度较高；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认同度较低的人，对社会现实的接受程度较高。也许在后者看来，现实社会虽然有种种弊端，但仍然优于传统社会。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