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和秦汉思想的融合与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易》在秦汉之际，特别是两汉时代这个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形成的重要时期，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应该说是被人们长期地忽略了。事实上，《易》不仅影响了秦汉思想的诸多流派，影响了秦汉思想的融合与发展，而且也影响了秦汉思想的形成与定型。秦汉时代出现的思想大融合是在《易》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大融合。秦汉时代大一统的人文政治环境是其思想融合的社会历史背景，而《易》的无所不包的哲学思维模式则是秦汉思想融合的理论依据。《易》作为群经之首，不仅是汉初道家和黄老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汉代儒学复兴的哲学基础，甚至包括其后的魏晋玄学也未能从《易》的巨大影响中摆脱出来。因此，研究《易》在秦汉思想融合与流变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入认识秦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秦汉思想的本质和特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易》与秦汉诸子的关系
伏羲氏画八卦与文王演《周易》这种传统认识说明，《易》产生于远古，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它甚至可以上溯到由巫祝掌管人类精神生活的蒙昧时代。在远古中国，这种由占卜演变而来的神秘文化，介入并支配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现象由来已久。因而，《易》作为一种知识、学问和统治思想曾受到孔子的特别重视。《史记》称孔子晚年喜读《周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汉书·儒林传》中说：“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秦焚诗书，禁绝百家，惟有《易》幸免于此，并得以传授不绝。这使《易》成为秦汉时代传播最为广泛、影响最大的一门学问。“故儒生多集中在《周易》上研究，借《易》来发挥自己的思想。”（注：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2版，第3页。《汉书·艺文志》将《易》列为群籍之首。云：“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及秦燔书，而《易》为卜筮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 有费、高二家之说。”） 包括墨、法、道德、黄老、阴阳、刑名各派的学者，也都借助《易》的思想来阐发各自的政治主张。这便为秦汉《易》学的兴盛与繁荣，以及秦汉思想的融合打下了一个广博而深厚的基础。
《易》之所以成为各个学派的哲学基础，不仅是来自于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及其传统力量的巨大影响，或《易》作为筮卜之书未被禁绝，还在于《易》的精神思想超越了不同流派的思想局限，它力求构造一个从宇宙自然到人类社会的宏伟图式，面向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而不局限于一家一派的政治理念。《易》的这一思想特征不仅符合走向秦汉大一统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符合诸子百家走向思想大融合的精神需求。数百年的诸子争鸣，各个学派的对立斗争已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要想使自己的学说获得继续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兼收各家之长，于是，各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易》这个具有广泛哲学基础，而又不具有排它性的学说体系中找到了他们的共同精神家园。
应该说《吕氏春秋》是自觉综合百家之长，企求在思想上一统天下的先驱与代表之作。尽管在此之前，《荀子》和《韩非子》皆有广收各家的倾向，但并不都是自觉的。《吕氏春秋》最鲜明的立场是要结束百家群议，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治道模式。《吕氏春秋·执一篇》中说：“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博之也。一则治，两则乱。”(《吕氏春秋·不二篇》)那么，如何才能统一并结束百家群议，将统治思想定于一尊呢？在《吕氏春秋》的作者们看来，儒、墨、名、法、道德、阴阳各持一端，都难以担当此任。惟有抛弃不同学派的思想分歧，站在一个更为高远广阔的境界之中，才能为秦的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宏大与包罗一切的治道模式，而这个模式惟有《周易》才能够提供。因为《易》的学说具有以自然宇宙和天地万物为法的博大胸襟，它“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系辞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3、512页。） 正如《吕氏春秋》的作者在总结作《十二纪》的意图时说：“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记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注：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序意》，上海 学林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648页。） 这种以“是法天地”为目的，“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治道模式，正是对《易》的精神的光大与弘扬。可以说《吕氏春秋》是第一部真正走出学派畛域，并勇于包容一切的划时代的代表之作，而它所使用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思想武器，就是《易经》中的“兼三才而两之”，效法和遵循宇宙规律的这一重要思想。由于吕不韦个人命运的缘故，《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并没有被秦的统治者所采用，所以，秦王朝的历史命运，注定是要在“专任法术”这根独木桥上“二世而亡”了。
汉初，高祖刘邦命陆贾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陆贾以为：秦之君臣不能像“汤武”“伊吕”那样“因天时而行罚，顺阴阳而运动，上瞻天文，下察人心。”(《新语·慎微》)“废诗书，背天地之宝”，(同上)因之才失去了天下，这都是单用人智的恶果。同时还用《易传》中的思想来论证他的“道法天地”、“自然无为”的政治思想主张，指出“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生。”(《新语·道基》)然而，这个“王道”并不是儒家孟轲所宣扬的以“仁政”理论为核心的“王道”，而是循自然之本，以“无为”为体的“王道”。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以为“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在陆贾的著作中也有集中的体现。”（注：任继愈 主编：《中国哲学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第2版，第42页。） 显然，陆贾的无为政治思想并不源于道家黄老，而是来自于《周易》的有机自然观。如《新语·道基》中说：“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这些认识观念显然都是陆贾继承《周易》思想的明证。然而，学术界也有将陆贾划为黄老学派和新道家的学术观点，甚至以为陆贾的《新语》一书是“汉初新道家的代表作”，（注：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270、300页。第十章 陆贾是汉初新道家的突出代表。论者按：不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后于《易经》出现，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亦然。学术界常有以“无为”政治为道家标志的认识误区，这显然是忽略了《易经》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这一观点的主要局限就在于它把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有机自然论、法自然论、天道无为论，都一概归之于道家的名下，而未能认识到《易经》才是这一系列思想真正的源头活水。
汉初的无为政治思潮，是亡秦的历史教训和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所共同造成的，是各个学派的历史共识，而不是道家或黄老学派的独家发明。把汉初无为政治的历史功绩单纯归功于道家黄老学派是有欠公允的，也是片面的。这不仅因为《周易》及其思想体系先于道家产生，还在于道家以“法自然”为理想的“无为”政治思想也源自于《周易》。（注：顾文炳：《易道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第13页。“先秦道家直觉思维的源头，来自古代的《易经》。在《易经》中，有许多原始的资料，诱发了先秦道家的形象直觉的方式方法。”“而先秦道家‘天人合德’的形象直觉意识，从形式与内容来说，都要丰富和精辟得多。但就渊源来说，显然是由《易经》中卦爻感通模式引发的，反映了它们之间，有相继相承的一面。”）“无为”政治思想只不过是各个学派把《周易》的“法自然”观，在社会政治思想中进行了新的演绎和发展罢了，这也是汉初儒道两家都把《周易》看作是其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的主要原因。
在汉初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主张推行以“法自然”为原则的“无为”政治思想，这本身就体现了时代的迫切需要，也体现了一种思想融合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无须在无为政治这个问题上，习惯地将儒道两家截然分开，而应看到无为政治是一种历史共识，是儒道两家在社会政治观上的一次思想融合。
二、《易》和汉初的黄老思想
我们以为，对汉初政治影响最大的黄老学派，其理论体系的思想精神虽源于《老子》，但它的哲学基础亦本于《周易》。包括活跃于整个两汉时代的阴阳学派的思想理念，都与《周易》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西汉前期，崇尚黄老思想以曹参为首，其后有陈平、汉文帝和窦太后。淮南王刘安集宾客编撰《淮南子》，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旨》，都一再推崇黄老之学。《论六家要旨》是一篇品评先秦和西汉初期流行于当时的主要思想流派及其长短优劣的纲要性著作。司马谈以为六家各异，但目的都是为了治理天下，只是各自立论的出发点和方法不同而已，惟有道家能兼采各家之长，体系最为完美。《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疑，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此可知，汉初道家已主动走向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这一融会各家之长的思想发展路线，和先秦道家主张“清静无为”消极出世的主导思想相比，已大不相同。但是，在学术界，还有一种认为黄老思想就是战国末期至秦汉以来，道家思想与诸子理论相结合的产物的论点。（注：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23页。作者指出：“所谓‘黄老’，正是《老子》思想向法家、兵家发展并与之相结合的结果。”）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黄老思想的关键标志在于它摆脱了早期道家消极出世的思想传统，而走向了一条积极干预现实政治的道路。所以，其立足的哲学基础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更多地采纳了《周易》的“因自然之神以设教”，主张效法自然之道，在政治上实行“无为而治”，强调了人道与天道的合一，抛弃了早期道家单纯强调“逍遥”出世的“无为”思想。《周易》是积极干预现实社会生活、关注政治问题的世俗哲学的代表，而黄老之学恰恰在这一点上和《周易》一样而与《老子》和《庄子》不同。因此，与其说黄老思想源于道家，倒不如说其更接近于《周易》。从表面上看黄老思想的产生是道家由出世转向入世的必然结果，但实际上却是秦汉道家在《易经》的精神思想指导下，通过“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找到了同各种不同思想融合会通的哲学基础，进而才形成了“黄老之学”这一新的思想流派的。
秦汉时期阴阳学家在思想大融合中的显著作用和突出地位也常常被人们所忽略。虽然“阴阳”这个概念在春秋时代就已出现了，而作为一个学派，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出现于战国后期，更为重要的是它不像儒、墨、名、法那样曾与其他学派发生过激烈的思想对立。同时，秦汉时代的阴阳学家在经历了秦汉社会政治巨大变革的思想洗礼之后，于汉代“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下，便自动融入了作为社会主流政治思潮的儒家之中。西汉儒学中的公羊学派便是承袭阴阳学说思想衣钵的一个主要代表，它以阴阳灾异论治干政，针砭时弊，成为汉代政治和思想学说中的一大特色。汉代公羊学派也从《周易》中汲取了许多丰富的思想成果，主张“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司马谈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因此，阴阳学家的思想特征也同《周易》一样，具有非常广泛的吸纳性和包容性。阴阳学家将《周易》中的有机自然观和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思想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十分接近于《周易》的“说天道以类人事”的思维模式。《周易》是阴阳学说的发祥之地，阴阳学说又进一步深化系统了《周易》的思想学说，二者相得益彰，彼此促进。所以，在秦汉时代，阴阳家的思想对思想大融合的作用与影响是仅次于《周易》的。像《吕氏春秋》、《新语》、贾谊《新书》、《淮南子》、《黄帝内经》、《春秋繁露》、《法言》、《太玄经》、《论衡》、《潜夫论》、《白虎通》等一大批代表秦汉思想成就的著作，都深受阴阳家思想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后，百家争鸣的消亡和秦王朝专用法家导致的“二世而亡”，这些活生生的历史悲剧都一再证明，诸子百家的治国理念可能都不是最完善与最实用的，都需要进一步地充实和改造。因而，秦汉之际，各个学派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取长补短，便成为一种自发的思想运动。最重要的是思想家们必须寻求一种既符合社会现实需要，又符合统治者实现“大一统”政治理想的需要，还能代表各个学派，并且为不同学派所接受的一种哲学信念，来作为秦汉统治思想的精神基础，才可以最终摆脱这种思想演进与社会发展相脱离的尴尬局面。因为一种能够长期立足的统治思想如果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并属于现实存在所真正需要的哲学依据的明确肯定，它就不能建立起一种巩固与持久的政治信念，就会为流转不定的社会现实所遗弃，所以，寻求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恒久治道模式，才是秦汉思想家们所需要完成的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因之，秦汉思想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各个学派都在寻求一种能够说明自己治国理念正确与合理的最终哲学根据，而且，这种最终哲学依据还能被各个学派所共同接受。于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周易》这个不包含任何学派偏见的思想宝库中，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即“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效法天道”的有机自然观。这种宇宙观和有机自然观是秦汉时代各个学派得以新生的主要精神动力，也是秦汉思想得以不断前进与融合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
三、《易》对秦汉思维模式的影响
司马谈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先秦诸子积极干政的学术遗风同样也对秦汉思想的融合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关键是秦汉诸子在“以其学一天下”的文化传统中走上了一条与先秦诸子不同的道路，他们不是在相互对抗中求得各自的强盛与发展，而是在彼此相互学习和吸纳中获得了共同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相互吸纳和融合的愿望，自然需要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来黏合，而《易》无疑是满足这种需要的最好与最完美的哲学。因而，《周易》作为秦汉各派思想走向融合的黏合剂和秦汉思想融合的哲学基础，它的无所不包的思维模式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易》的基本思维模式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典型代表，不仅是支配秦汉思想相互融合与发展的核心精神，也是推动秦汉思想相互融合与发展的主要精神原动力。
那么，什么是《易》的基本思维模式呢？
《易经》中宣示的宇宙万物是统一和谐的生命整体的有机自然观，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基本的思维模式。秦汉思想正是在这一基本思维模式推动下，将《周易》中的核心理念：“阴阳变易”与“天人合一”思想，作了尽情的发掘与发挥，并提出了一系列如“阴阳天数”、“阳尊阴卑”、“阳德阴刑”、“三纲六纪”、“天人感应”、“天人一体”与“天人相副”等丰富与系统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代表了秦汉思想的主流意识，甚至影响了秦汉时代人们的全部精神生活与社会政治观念，并形成了一股强大而持久的社会思潮。在秦汉时代的思想界，大家普遍将人看成是宇宙自然的中心，这一观点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是汉代思想家，“充满着人神不分的浪漫幻想”，以为人的形体和德性皆由天地万物生化而成，“人是天的副本，是宏大宇宙的一部分”，因而，人也是上天的骄子，“是真、善、美的完美的统一”。（注：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7页。） 汉代思想家们将“天”、“地”、“人”看成是宇宙之三才，人是“三才”中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因此而成为宇宙目的的中心。
秦汉时代盛行的这种天人观念，可以说是得益于《周易》的影响与启迪。当代西方知名中国历史分析家之一的约瑟夫·尼德哈姆深信，中国的思想体系是以《易经》卦变之说为核心而相互关联的，这同西方哲学强调因果关系完全不同。“他把中国这种直观联系过程看作是事物本身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因此，概念并不互相包含，而是平行排列的；事物的相互影响并不需要通过因果关系，而是通过一种感应和共鸣。”这种思维模式注重的是“次序”、“形式”和“结构”，因而“是事物具有的本能而必然产生其行为”。（注：[澳大利亚]李瑞智、华伦著，范道丰译：《儒学的复兴》，商务印书馆出版1999年5月第1版，第10页。） 这种思维模式不仅是秦汉思想的主流意识，也是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哲学范式。《易经》则是提供这种思维模式和产生这种哲学范式的精神源泉，甚至于中国历代的传统思想家都未能摆脱这种思想传统的影响。
正因为这种思维模式在汉代被广泛推崇，它不仅成为汉代各个学派和各种思想的基本思维方式，也是构筑汉代自然科学、人生哲学、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基本思维模式。
从自然科学方面看，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汉代科学成就，就是在继承了《易经》天人相应和天人一体的思想成果之后，才获得了远胜于前代的进步和发展的。《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是与宇宙自然和天地万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而且，人体的每一部分都对应着自然天地和阴阳五行的某个部分，所以，人的个体就是宇宙整体的一个缩影，《黄帝内经·三部九侯论》还从宇宙象数的“原则”中得出了天人同一的结论。天地阴阳五行规律不仅支配着宇宙自然，亦支配着人体五藏六腑的生命活力与运行止息，由此中国传统医学便得出了治病疗疾的医道与医理。甚至包括这一时期的经络理论、《脉法》、《导引图》、《合阴阳》等许多医学佚书，（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种古医学佚书，其中除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之外，还有《脉法》、《导引图》、《合阴阳》等秦汉医学佚书。） 以及在天文学、音乐方面的突出成就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易经》于其中的影响与贡献。
在秦汉时代的人生哲学、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中，即人们经常提到的“天生丞民”，“天降下民”，“天生万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些攸关天、人、性、命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各派思想家们的理论观点都没有超出《易经》的思维方式。而“外在的宇宙仍是判断和理解的基本依据”，（注：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34页。）“天”或者说是宇宙自然仍然是支配人的一切，并决定着人性，操纵人的社会与命运的巨大而神秘的力量。因此，在整个秦汉时代，人们崇拜宇宙自然、天地神祗的绝对与虔诚更不亚于前人，他们甚至相信人是可以长生不死的，那些被统治者尊敬的方术之士拥有着与天地神祗沟通的神力和奇能。在这种自上而下普遍崇尚天地、阴阳、方术、占筮的社会风气的发酵和作用之下，《易经》作为卜筮之书的作用和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在政治力量的不断推动之下，被进一步地泛化、扩展、加强与提高了。
从统治最为依赖的伦理和政治思想来说，《易经》中有关“天”和宇宙自然的各种认识也成为人们伦理与政治信念的惟一思想源泉，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便是这一伦理政治信念的普遍认识。因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皆尊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这些思想已不仅只是儒家的主张，它已经成为各个学派和从事不同学术领域研究的人们的一种普遍共识。于是，从西汉宣帝于石渠阁会同“五经博士”讲论“五经异同”，到东汉章帝召开“论定五经”的白虎观会议，直至由史学家班固辑录而成的《白虎通》一书的产生，以及正式确立以“三纲六纪”为至高无上的官方政治思想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易》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可以说《易》的思维模式影响所及，不仅仅是对各个学派和各个学科而言，它对于秦汉时代每个思想家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精神渗透。因此，在秦汉时代鲜有能够摆脱这一思维模式影响的特殊思想家。相反，思想家们对《易》的崇敬与信奉是一贯的和始终如一的，他们模仿《易》的思维模式去建立和诠释各自的思想学说，用《易》的精神理念去论证和宣扬各自的政治主张，《易》成为那个时代各类思想家必须遵循和援用的智慧资源和知识宝库，成为所有思想家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巨大精神磁场。从吕不韦到陆贾；从贾谊到董仲舒；从淮南王刘安到司马迁；从京房、孟喜到扬雄；从班固、王充、王符、到崔是和仲长统；从虞翻易学到郑玄《易》注，无不显示着《易》的思维模式对秦汉思想、学术和政治无所不在的广泛而深入地影响。尤其是西汉扬雄模仿《易经》而作《太玄经》，更是标志着汉代思想界已经由把《易经》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思想指导意义的成规宪典，转化成为一种必须绝对依从和模仿的思维模式的样板。
《易经》在两汉之际被样板化和迷信化，则是易学思维模式不断膨胀与扩张的结果，因而，这也使它逐渐由一种积极的学术思潮转化成为一种消极、僵化的思想迷信的开始。这种消极僵化的思想迷信的出现，不仅预示着易学的步入歧途和走向衰败，也代表着经学和儒学的步入歧途和走向衰败。
四、《易》和汉代儒学的复兴
在儒学独尊之前，《易经》对秦汉之际、西汉前期各种思想的影响是潜在的、无意识的和不自觉的，而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易》作为群经之首对汉代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汉代儒家思想的影响，便成为一种公开的、有意识的和完全自觉的行动了。因此，《易》不仅是秦汉时代各种思想融合的哲学基础，也是汉代儒学复兴的哲学基础。
首先，汉代儒学复兴是借助秦汉思想大融合的趋势而得以完成的。因为思想大融合的时代潮流为儒学复兴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在这个新天地里，传统儒学可以用一种更自由的方式去吸纳不同的思想主张，而儒学自身的解放和开放则是它能够溶入大融合时代潮流的前提。
其次，秦王朝单纯任用法家“严而少恩”的统治思想，造成了“二世而亡”的失国灭宗之祸，以及西汉初年统治者崇尚黄老思想，推行“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因过分自由放任而导致的几于倾覆天下的“吴楚七国之乱”，这些沉痛的政治教训，都是由法、道两家思想一统天下而引起的。而经由“采摭百家”克服自身诸多局限之后，又从《易经》“无所不包”的思想理念中汲取了新的精神活力的汉代儒学，走向“独尊”已经成为时代发展不可阻挡的思想潮流，成为社会进步需要而酝酿已久的一种政治选择。
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儒学把《易经》作为其发展和吸纳不同思想的哲学基础，这是儒学能够因应时代需要，走向全面“独尊”的关键。所以，儒学复兴是在《易》的哲学基础上与各家思想融合之后的复兴。儒学从与各派思想融合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时儒学也是汉代思想大融合的惟一受益者，这是儒学把《易经》作为自身哲学基础的主要功绩。
汉代儒学复兴依赖于《易》的哲学思想，而汉儒治国的理念则遵循着《易》的思维模式，因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便成为汉代思想和汉代儒学的主要风格与特征。于是，汉儒借助《易经》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天”这个特殊思想理念也推到了能够完全替代三代以来“上帝”观的高度。而儒者既可以用“天”来神化人君的统治，又可以把“天”作为控御人主的力量而以之“谏君”，或者是通过某种“灾异”形式而“谴告人君”。（注：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256页。） 清人皮锡瑞说：“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义。”（注：[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第106页。） 这使《易》作为“五经”魁首的地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可以说汉代儒学是借助易学为自己重新立论的学派，易学不但充实了儒学的精神内容，完成了儒学走向统治和独尊的必备条件，而且也进一步完善整合了儒学的政治思想体系。同时，汉代易学也是靠儒学来弘扬的学说，儒学使易学成为无所不包、至高无上的时代的“圣经”，（注：任俊华：《易学与儒学》，中国书店2001年3月版，第2、3页。） 成为汉代所有思想学说必须围绕着的一个精神理念的核心。
《易》在汉代儒学复兴中的作用和影响是决定性的。它深化完善了儒学的哲学基础，发展和巩固了儒学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使儒学能在更为广博深厚的哲学基础上兼收百家之长，这更奠定了儒学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牢固地位。《易》在汉代儒学复兴中的消极作用也是非常突出的。因为《易》的思维模式被绝对化、神圣化和极端化之后，使穿凿附会的天人感应说和天谴灾异说大为流行，迷信思想更加嚣张，进而使谶纬神学泛滥成灾。而走向极端的思想就意味着其生命的必然终结，东汉中后期儒家经学的全面衰败和沉沦，正好印证了这一思想发展的必然规律。
东汉后期，由于儒家经学谶纬化和神学化的进一步加剧，今古文之争和注重师承传统弊端的严重束缚，儒家士大夫们开始尝试冲破各种思想禁锢，重整经学，以再现传统儒学的生命活力。经学大师郑玄遍注群经，不以一家一说为法式，特别是对《易经》的注解，注重名物训诂和博采百家之长，这便标志着两汉象数感应易学和经验感性易学的终结。再加上士大夫们对神学和谶纬的厌倦与抛弃，逐渐从“清议”而走向“清谈”，这便预示着魏晋玄学曙光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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