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伍尔夫——兼谈《珠与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伍尔夫论文,兼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12)03-0003-08
“另一个伍尔夫”指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丈夫莱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因为时至今日，如果有人知道他，也只知道他是她的丈夫，其实莱纳德·伍尔夫本人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精英知识分子和拥有多重身份的文化人，他在20世纪英国文学、政治和文化史上颇值一提。他首先是作家(著有两部长篇小说、三篇短篇小说、一部戏剧和五卷自传)、政论家(“一战”后“国联理论”的重要阐发人之一)、出版家(他与妻子创办的贺加斯出版社是现代英国文学史上风格独特的个人出版社，出版社最重要的作者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弗洛伊德)、同时还是多份报纸和杂志的编辑(最主要的是1923年到1930年任周刊《国家与雅典娜》(Nation and Athenaeum)的文学编辑、1940年到1959年任《政治季刊》(Political Quarterly)的编辑)、专栏作者、剑桥大学秘密学生团体“使徒”的成员(网罗了当世几乎所有著名学人，如哲学家罗素、怀特海、G.E.摩尔、经济学家凯恩斯、小说家福斯特、传记作家斯特拉奇等)、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曾经的英帝国殖民地官员(1904年至1911年间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任公务员)、后来的工党智囊和反帝反殖民的社会主义者。他以89岁高龄辞世，历经维多利亚朝、爱德华朝、乔治朝、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英属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格局大变的后殖民时代。在莱纳德·伍尔夫如此漫长丰富的一生中，有一个主题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帝国与殖民。本文要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伍尔夫的一篇短篇小说《珠与猪》。
伍尔夫于1904年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到锡兰做公务员。他先是在北部泰米尔地区的杰夫纳城(Jaffna)做级别最低的干事(cadet)，后来转到中部的古城康地(Kandy)，最后被提拔为讲僧伽罗语的南省汗班陀塔(Hambantota)地区的助理政府代理。英国在锡兰的殖民统治是文治，组织架构呈金字塔形，最底端是干事，之后是办公助理、政府代理助理、政府代理，最后是总督。伍尔夫的职责很广，几乎管理一切事物，例如维持治安、审判量刑、管理税收账目、公共工程、教育卫生、商业经营等。他还需经常到辖区巡视，而交通工具只是一匹马或一架牛车，因此不得不经常忍受烈日、酷暑、蚊虫、困顿的考验。他是个无比敬业尽责的人，且头脑冷静，做事有条理、追求效率，在他监管下的采盐业产量曾创殖民政府的历史记录。伍尔夫可说是尽职尽责的“帝国建造者”。
英国政府有条规定：殖民地官员应学习当地语言并通过考试，因此伍尔夫熟知锡兰的两大语言：泰米尔语和僧伽罗语，不仅能说能写，而且自称见到他管区的当地人，听其言观其行就能判断这人是哪个村子的。从锡兰回英国后，他有个特殊习惯：部分日记用泰米尔语和僧伽罗语记录，可见这两种语言已经成为他思维的一部分，又或者藉此可使他在英语环境中给自己保留一点隐秘的私人空间。他根据锡兰生活写的英文小说《丛林里的村庄》(The Village in the Jungle)中当地人的对话纯然是僧伽罗语的直译。读过此书的斯里兰卡人无不惊讶于伍尔夫对他们国家语言和人民的熟悉程度。
锡兰经历还塑造了伍尔夫的智识兴趣与精神气质。他本来爱好文学与哲学，他所参加的精英“使徒”团体也基本上是个哲学讨论组织，但自任职锡兰以后，他变成了“政治动物”：加入费边社，加入工党，成为社会主义者，信奉合作，反帝反殖民，大到国际国家小到社区邻里，终生对公共事务感兴趣。他为人朴实，交往的虽都是文化名人和贵族高官，却并无谄媚骄矜之气。他在萨塞克斯郡的乡下有座房子叫“和尚屋”，他在那儿种花种果树，并会亲自骑自行车到邻近的镇上卖掉自家收获的苹果。这种风貌令人联想起当年他在锡兰，爱和农民们蹲在树下聊天说笑。伍尔夫在晚年自传中回忆起当年在锡兰的经历时，说他那时极孤独，经常是方圆千里只有他一个白人，其余都是当地人。外出巡视时，他经常独自行走山中或丛林里，但他又说自己很享受那孤独。“锡兰进到了我的心里我的骨子里，它酷烈的美，它的静止不变，它的寂寥、空洞、忧郁以及随之而来的孤独把热情都涤荡了”。(Woolf，1961：27)回顾在锡兰的七年，他说他来时是个年轻人，回去时却已“稍微中年了”，其实1911年他不过31岁，但比起同龄人，他似乎另有一种隐忍与成熟，可见这段岁月于他的铭心刻骨。
伍尔夫在七年内从干事做到政府代理助理，算是同辈中擢升快的，如果他愿意做下去，以他的才干，大概不难做到政府代理，甚至总督，或被调到其他亚非殖民地，辗转几个地方，留在这个体系里，最后封爵，拿退休金，回英国在乡下买个房子，有片地，安享晚年，这是当时很多以殖民地为终生事业的政府公务员们的人生轨迹。但事实是：他回国休假时爱上了弗吉尼亚·斯蒂芬，为了和她在一起，他辞去公务员的职务，开始写作，人生从此转向。伍尔夫的决定看来偶然，实则有其必然，因为他在这个殖民体系里呆得越长，越觉得痛苦怀疑，即使后来走向了人生的终点，他仍然在纠结这个问题。
这种关心之深从伍尔夫写的有关帝国和殖民的著作里就能看出来。先是小说《丛林里的村庄》，发表于1913年，写的是住在丛林边缘的僧伽罗猎人一家的悲惨遭遇。然后是三篇短篇小说：《珠与猪》(Pearls and Swine)、《月光下讲的故事》(A Tale Told by Moonlight)、《两个婆罗门》(Two Brahmans)，发表于1921年。《珠与猪》中讲的是英殖民政府监管的锡兰采珠以及同时发生的两桩死亡；《月光下讲的故事》中讲的是一白人男子先与一土著女子同居，后厌倦抛弃她，使得她投水身亡；《两个婆罗门》中讲的是两个婆罗门不遵种姓制度，偏爱上如钓鱼、挖土这样的体力劳动，他们虽互相鄙视，但他们的后代却想缔结婚姻，于是二人僵持不下。还有一部只有构思未曾动笔的长篇小说《帝国建造者》(Empire Builders)，写的是一个出身伦敦郊区中下阶级的男子在殖民地的经历，大约有自传的因素。伍尔夫在1960年访问锡兰，获赠当年任职殖民政府期间写的官方日记。1961年，伍尔夫81岁，出版了五卷本自传的第二卷《成长》(Growing)，专写锡兰经历。1962年锡兰出版了这部史料，取名为《锡兰日 记：1908-1911》(Diaries in Ceylon：1908-1911)。伍尔夫死前完成了自传的第五卷《重要的是行程而不是到达》(The Joumey Not the Arrival Matters)，谈他1960年的锡兰之行。伍尔夫1904年到1911年间的私人信件也在1990年与其他信件结集出版为《莱纳德·伍尔夫书信》。以上是伍尔夫所创作的文学历史作品，他更大量和长期的相关政治活动和著作还包括：1920年发表的《非洲的帝国与商业》(Empire and Commerce in Africa)、《托管与帝国》(Mandate and Empire)和《经济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1928年发表的《帝国主义与文明》(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1924年至1945年间他还任工党帝国问题顾问委员会书记；1940年起任费边社殖民局成员。他还参与编辑多种政治类报刊杂志，最主要的是1940年到1959年任《政治季刊》的编辑。
从1904年写到1969年，如此漫长的时段，见证了伍尔夫对帝国的复杂态度，其历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帝国上升至巅峰的1904到1914年，第二阶段是帝国走向衰落的1914年到1945年，第三阶段是殖民地纷纷独立、殖民体系崩塌的1945年后。第一阶段正是英帝国的好日子，摧毁德、俄、奥匈和奥托曼帝国同时严重动摇英帝国信心的一战还未发生。和其他殖民者一样，初到殖民地的伍尔夫相信英帝国的优越性及其对殖民地的贡献。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无辜的不自觉的帝国主义者”。(Woolf，1961：25)他自认是不抱私心、不谋私利地为当地人谋福利的。事实上，英国在锡兰150年的统治只靠区区几个文官就能完成，吏治清明，基本没有腐败，社会秩序大体稳定，也说明帝国的管理是有效的。那么他又为什么越来越感到痛苦怀疑？原因在于，伍尔夫开始怀疑一个外来文化是否能真正了解另一个文化，把一个文化强加于另一个文化之上的帝国和殖民的理念是不是根本就错了。
《丛林里的村庄》的主人公是锡兰猎人、农民、女人、文盲——西方“文明人”眼里的野蛮人、原始人。写这些人是因为他们使伍尔夫着迷，他“想进入他们的头脑，过他们的生活”。(Woolf，1964：47)比起同样写帝国与殖民的康拉德、吉卜林、毛姆、福斯特和奥威尔，这种视角在整个殖民文学中几乎绝无仅有。故事里唯一的白人是个伍尔夫似的殖民地官员，农民们眼里的“大人”和“老爷”，这个人物内心充满矛盾。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是：农民们按照英国法律受审时，完全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嘴里不断说“我该怎么办？”他们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只能被迫入狱。白人法官虽然感到事有蹊跷，但既然程序正确，也就只好按律执行，这次错判造成了以后一连串悲剧。锡兰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白人统治者究竟知道不知道这些，是这本小说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伍尔夫写这本书最想发现的目标。可是伍尔夫得出的答案很分裂：就在知道与不知道之间。说“不知道”，是因为小说里的作为人物的“伍尔夫”不知道，说“知道”是因为小说外作为作者的伍尔夫知道。到了《珠与猪》，核心问题仍然是这个“知道/不知道”，答案仍然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珠与猪》里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个在印度住了十五年的英国人，时间是1912年前后，地点是英国某海滨城市的度假旅馆内。“我”听三个英国人聊印度：一个股票经纪，他主张强力镇压印度骚乱。一个副主教，他不赞成暴力，但想当然地认为英国人是印度人的道德和行为榜样。他组织传教团体，把英国寄宿学校的毕业生送到印度去发挥作用。二人都认为英国人在印度是上等民族，印度人是下等民族。第三个是殖民地官员，伍尔夫一样的人物，在印度住了三十年，这两个人的自以为是和糊涂愚昧让他实在听不下去，便讲了一个故事，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印度和东方，还有英国人在印度到底都干了点什么。
他说在他管辖的区域内，由殖民政府组织监管，每三年采一次珍珠。采珠人来自印度各地和阿拉伯，还有非洲的黑人。采珠的方法是先由采珠人赤身潜入水下把蚌从海底捞上来，再由政府分配所得。政府得三分之二，采珠人得三分之一。之后拍卖当天所得，买主多为印度和阿拉伯商人。然后，蚌放在烈日下暴晒，直至蚌肉晒没，珍珠出现。这方法极其原始，跟千百年来实行的古法毫无二致，而且极不卫生。死蚌在烈日下暴晒，恶臭难闻，而且招来数以亿计的苍蝇。苍蝇在蚌里生蛆，蛆再变苍蝇，如此循环，极易造成传染病。为争夺收益，采珠人之间还常发生打斗。为在天气变化前尽可能采到更多的珠，采珠人和监管者夜以继日，不得休息，这种劳动强度极大，造成人神经高度紧张。更可忧惧的是，两千个采珠人，却只有两个英国人和几十个当地警察管理，局势随时可能失控，监管者必须时刻警醒。另外那个英国人，即英国官员的助手，是个刚从英国来的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副主教引以为傲的寄宿学校毕业生。此人认为自己很有见解，信心满满，从寄宿学校学了套新理论，自以为能够治理印度，没想到纸上谈兵，来了以后发现根本无法应付实际情况。年轻人几次崩溃。更糟的是，还有一个英国人也来凑热闹。此人姓“白”，自称是个绅士，来此地做珍珠“生意”，实则是在国内不成器，才被送到殖民地来的二流子。他在印度和东南亚四处游荡了十五年，坑蒙拐骗，每况愈下，最后靠乞讨度日。但即使如此，他仍感觉自己是印度的上等人。他和寄宿生一拍即合，两人经常坐而论道，指天画地，大谈如何治理印度。老白还有酒瘾，来采珠营地后不久，就开始发酒疯。官员只好把他绑在柱子上。发癫的他心中充满恐惧，胡言乱语忏悔自己在印度作的恶，生怕遭报应。百般挣扎嚎叫后，他死了。同时死亡的还有一个采珠时死在水下的阿拉伯人。他的兄弟虽然难过地饮泣，但在酋长的劝说和领导下，阿拉伯人举行了一个简短克制的哀悼仪式，之后在静默中把尸体抬走了。
故事的来源正是1906年2月20日到4月3日间伍尔夫在锡兰西北的马纳尔湾监管的采珠，但真实的情况和小说有很大出入。首先是真实的采珠比故事写的规模大得多。采珠人不只2000，而是8600，(Kunz：105)加上采珠人的家属、妇女小孩、生意人、苦力、流氓骗子各色人等，营地总共有25000人。还有一个重要事实伍尔夫没提：正常的采珠一般持续一个月，这次只有11天，等于未采完就终止了，是个失败，原因是蚌越采越少。这也是英国殖民政府垄断的最末一次采珠，以后的采珠包给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希望推广日本人工养殖珍珠的技术，无奈这项技术当时还刚起步很不成熟，导致这家公司破产。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工养殖珍珠的技术终于成熟，给了自然采珠业沉重一击，锡兰长达几千年的采珠史就此结束。①因此伍尔夫监管的这次采珠对他个人、对英国、对锡兰均有相当重大的意义。相比上文引用的美国矿物学家孔茨(George Frederick Kunz)对当年锡兰采珠业的“科学”描述，伍尔夫的小说笼罩着一番郁结嘲讽之气。例如一样说苍蝇，伍尔夫厌恶至极，视其为最恶心腐败之物，而孔茨则说苍蝇对蚌肉的腐化、珍珠的出现必不可少。(Kunz：122)那阿拉伯人的死伍尔夫在信中曾和朋友提过，老白未见提及，应该是艺术的虚构，但即使是虚构，也一定是伍尔夫在锡兰六年中听到看到的最坏的白人形象的浓缩。
《珠与猪》中几乎个个人物都有象征意义。股票经纪代表金融资本、商业利益，可以想见殖民帝国给这样追求金钱的英国人带来多少好处。一旦利益受损，这样头脑实际的人不会顾虑应该怎样对待他们财富的来源——印度，因此他坚决主张武力镇压印度民众骚乱。副主教代表宗教势力，他的职业反对暴力，他也号称自己是自由派，但一样认为爱尔兰自治不可取，印度自治更不可取，其含义是唯有英国能治理爱尔兰和印度，这两地人民不具备自治的能力。寄宿学校毕业生，“帝国建设者”罗伯森，英文作Robson，由rob(抢劫)和son(儿子)组成，明说他是掠夺者的儿子，他在学校里学的就是如何掠夺。还有老白，这个人姓“白”，显然代表白人。他毫无个人操守，到处坑蒙拐骗，体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冰冷、文明和腐败的残酷”。故事的结尾处，发了疯的他被绑到柱子上，因恐惧地狱的惩罚而大声呼号挣扎，令人联想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和临死前对上帝的呼求。好奇的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对“白大人”施礼，可对比嘲弄耶稣的犹太兵卒。但与耶稣为救世人而牺牲自己的受难不同，老白是罪孽深重，罪有应得。
最大的象征当然是珠与猪。关于珠与猪，《圣经》中有典，《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耶稣登山训众时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意思是不要把好东西给那些不懂欣赏的人，不仅糟蹋了好东西，还会被反咬一口。伍尔夫的故事以珠与猪并列为题，构成对西方读者既熟悉又特殊的比对。珍珠洁白莹润，东西方审美皆以为高雅美好之象征。其孕育过程不似黄金与钻石，是由蚌肉与沙长期砥砺而成，如琢如磨，好像痛苦中流下的一滴眼泪，但最后凝结成一粒光明。伍尔夫的故事里，谁是珍珠，谁是猪，不难判断。故事叙述者说，欧洲人还在挪威平原上放猪时，东方人已经在采珠了，所以西方并不总是先进，东方也并不总是落后。
1911年12月12日，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在印度德里举行仪式，加冕成为印度皇帝和女皇，以此英帝国达到全盛。小说把此时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却揭示这繁盛存在的基础之邪恶肮脏，足见作者用心之深。而且如此直白地比拟白人殖民者为猪、被殖民的东方为珠，在伍尔夫之前和当时的文学里即使不是仅见，也属少见。因为此时西方压倒一切的观念是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正是英帝国在印度存在的基础。如果不是相信自己比别人高贵，英国人如何能够说服自己和印度人，英国人是印度人的主人，印度应该按照英国人的方式理念来统治？而伍尔夫的故事最要颠覆的就是这个种族主义。从为人看，故事里那个七八十岁，看起来一百岁的印度老头的恬淡隐忍，和那个才到印度一年半就自以为完全掌控印度的英国小子，到底哪个更有品格？从道德上看，老白和阿拉伯人的死，到底谁文明，谁不文明，谁有尊严，谁没有？即使在技术层面上，自以为先进的英国人监管的采珠并没有和几千年前的古法不同，一样原始、不卫生，因为文明和卫生并不是殖民政府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才是。即使“客观”如孔茨，也说欧洲的仕女们如果知道颈上令她们爱悦的锡兰珠链如何采集而成，定会感到恶心至极。(Kunz：122)珍珠虽美虽巧然天成，背后却是一条人为的肮脏的利益链。
这正是《珠与猪》发表前一年，伍尔夫在1920年发表的《经济帝国主义》中的理论总结，即帝国主义的本质在于经济剥削。现在看这是常识，但在当时很多人连“帝国主义”的存在都不肯承认的情况下，或者认为英国“帮助挽救”了殖民地的压倒观点下，如此观点有它激进的警示作用。至于种族主义者们自以为了解印度，人人都有一套治理印度的“观点”，伍尔夫式的叙述者则认为事实正好相反——他们根本不了解印度，他们的观点根本是错。印度人在印度七千年都不假装了解印度，才来一年半载的英国人如何能了解？更别说从来没去过印度的英国人？他们只是一群在本国不入流、到了殖民地充一流、生活在虚假繁荣和自欺欺人中的糊涂虫。这确是对白人殖民者的深刻批判。但另一方面，伍尔夫也很有可能在暗示：印度人在这方面并不比白人高级，因为他们不是早来了几千年也不了解印度？这种人人都不了解自己和他人，是否一种存在与历史的虚无？
即使了解印度如伍尔夫又如何？历史证明他对印度和印度人的判断一样是错。他在《珠与猪》里屡次说东方人特有一种看事情发生而无动于衷、不作出反应的被动。虽则他们自然的本性没有像白人一样被利益腐蚀，因此为人处事有种克制与恬淡，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似乎只有动物的本能，干什么只凭股蛮劲，没有有意识地行动和改变的能力，更没有思想的可能。东方能够对抗西方的似乎只有自然——人心的自然和环境的自然，这也是为什么故事中会不断出现广袤的天空、沙漠、大海、丛林和千年万年的时间跨度，这一切似乎都在提醒读者：人类多么渺小，只是匆匆过客，宇宙自有一套秩序，眼下的一切——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都只是沧海一粟。这自然是一种思考的维度，但不解决现世的麻烦。而要解决现世的麻烦——例如非洲问题，伍尔夫提出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对非洲实行一种“家长式的托管体系”，(Workman：18)即由国联监督各个有托管权力的帝国主义国家“稳定殖民地的政治和财经，从而终结帝国主义”。(Luedeking：37)这太乌托邦了，甚至幼稚。国联是以伍尔夫为代表的英国智囊的理论产物，被他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反论”(antithesis)，但其实国联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来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联既不敢谴责日本，也没有采取措施制止侵略；1935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国联通过对意大利的制裁令，但未认真实施；在国际问题上，二三十年代的伍尔夫从没能超出国联与托管的框架思考殖民地的前途，因此不管他再怎样在《非洲的帝国与商业》、《托管与帝国》、《经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和文明》里大力挞伐欧洲殖民者对亚非的经济剥削，再怎样嘲讽白人，同情东方，他“在内心深处仍然还是个道德上的帝国主义者”。(Workman：17)
国联和托管的理念基于一种以古希腊先贤和启蒙思想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是伍尔夫终生信奉的政治哲学。他渴慕“智识和社会的文明”，即“理性、宽容、自由、民主、在群体中的利他和善意”，谴责野蛮，即“不理性、不宽容、独裁、迷信”。(Woolf，1924：381)他认为20年代的一大“野蛮”即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二者密切关联，互为因果，是当时世界最令人担忧的现象。在此基础上，他置疑民族志、颅相学、血统论的科学性，认为这是偏见、迷信、不宽容的症状，极易造成军事扩张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伍尔夫认为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影响大于战争，因为它造成欧洲各国间的国际争端及欧洲和亚非间的文明冲突，也催生了亚洲的民族主义。亚洲本没有国家民族概念，宗教是他们的纽带。伍尔夫回忆20世纪初他在锡兰进行人口普查时，他问农民“你是什么族？你是僧伽罗人、泰米尔人还是摩尔人？”他们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只会说：“我是佛教徒。”但现在不同了，欧洲的入侵造成了亚洲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成了亚洲的反抗者们反抗西方的武器。他们认识到能抗拒西方帝国主义的只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手段，于是他们有意识和自觉地西化，他们接受西方的信仰理念、物质基础，采纳西方的军事技巧、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和精神文化。因此针对当时很多欧洲人从来不肯承认过去和现在有帝国主义的鸵鸟心理，伍尔夫指出自我中心的欧洲低估了最近五十年的亚洲变局。欧战总在发生，一战和之前的战争并无本质区别，但亚洲的变化却是惊人的：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革命召唤聚集，新文明诞生。因此帝国主义要想永远统治亚洲是不可能的，它已经把它的追随者带到了深渊边上，它终将会被埋葬，问题是它将被和平埋葬还是在血腥和废墟中被埋葬。伍尔夫惋惜几乎所有的欧洲当政者都看不到亚洲有自治的能力。欧洲的民族主义已经无可置疑地对世界造成诅咒，他怀疑自治的亚洲的民族主义是否也将对世界形成诅咒。
以上是伍尔夫20年代对帝国问题的概述，很多观点被历史证明为正确，但他在关键一点上却看错了：亚非的命运并非是在国联的框架下实现自治而是纷纷独立了。此时已是二战后，国联已经解散，伍尔夫忧惧的民族主义终于变成了民族解放运动，带领亚非拉殖民地走向了独立，英帝国的殖民大厦终于倾倒了。但到了八十多岁写自传的时候，他的记忆似乎出错了。他说早在20年代他就已经意识到有两件事是头等重要的：一是与印度、缅甸和锡兰合作，寻找使这些地方从臣服到独立的途径。二是对非洲这样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应该通过教育和发展经济，使它们能够尽快通过自治达到政治独立。(Woolf，1969：164—65)后见之明而已，差在“独立”。他忘了当年他认为帝国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帝国主义国家需注意国内的阶级矛盾；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容易产生矛盾冲突。(Wilson：165)作为工党二十年的殖民和国际问题顾问，预见性这样差，其重要原因恐怕在于伍尔夫一直都忽视了殖民地人民的力量、殖民地有识之士的力量以及殖民地民族文化的力量。
斯里兰卡政府代理萨普拉姆杜(S.D.Saperamadu)评价当年的英国殖民官员时说他们“非常尽公职”，但“对当地人的要求、尤其是政治要求，不抱任何同情”。(Saperamadu：xix)不错，伍尔夫精于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但并未因此欣赏这两种语言的文学，也不大嘱意佛教和印度教，对卷帙浩繁的佛教和印度教经典无一句提及。很明显，亚洲文化没能进入他以希腊哲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的精神架构，其价值并未被他充分认可。写农民不写知识阶级，固然是体贴最底层的民众，但也可能说明在伍尔夫这样的西方知识精英的视野里，殖民地是根本没有思想的，这也是种一厢情愿的愚昧。在《丛林里的村庄》里，在锡兰人和锡兰文化里几乎看不到一点希望，差不多所有人都是以强凌弱，从村民到商人到地方官，没有一个好人，也没有振奋鼓舞人的思想。唯一一点安慰来自一个佛教徒，但就是他也是遭人嘲笑的，而这还是一个大部分人口都信佛的国家。《珠与猪》里更看不到东方人有任何智慧与思想，除了天生的隐忍。因此东方对于伍尔夫也只能是个比斯芬克斯更神秘的“谜”。
一个被谜迷住的人对另一些不知其为谜的人解谜有用吗？上校睡着了，他反正从来都不懂生活，也很满意他不懂；股票经纪听而不闻，漠然处之；只有副主教似乎有所触动，但仍将信将疑。所以故事以一句泰米尔谚语结束，“当猫把头伸进罐子里，它以为一切都是黑的”，是说愚蠢的人自会愚蠢下去。这是伍尔夫信奉的理性主义的另一面：他时时悲观地认为普通民众是反智是无法启蒙的，但如果帝国和殖民的“事业”本身就是邪恶痛苦的，像伍尔夫这样有个人操守和内省精神的殖民者又该如何自处？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矛盾的解决方案。他说为了加速殖民制度的灭亡，他要最尽职尽责地干好他的殖民工作——这是在殖民地的时候。最终他选择了辞职，做起了反帝反殖民的工作，走到了帝国和殖民的反面。另一个有操守有自省的殖民地警察选择了在巴黎的饭馆里洗碗充杂役和在伦敦流浪，在穷困潦倒中自我放逐，坚决不要“成功”，不做绅士，这人是乔治·奥威尔。
伍尔夫的故事未完。1960年2月，已是八十高龄的伍尔夫访问锡兰。这是自1911年他离开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故地重游，只不过此时锡兰已经独立，换了人间。这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成了很肮脏的字”，(Woolf，1969：193)伍尔夫担心遭人唾弃，却没想到到处受礼遇。他发现独立后的锡兰仍沿用殖民时期的管理体系，而且当地人争说如今换了锡兰人执政反而不如英国人管得好，因为锡兰人有地方之争，英国人无此利益计较。这算是对他当年做的事情的肯定吗？从1960年到1969年的十年间，伍尔夫出版了五卷自传，对于帝国与殖民的议论可说是最后的评价了。他说当年在锡兰，待得越久，“我越矛盾、政治上如同得了精神分裂，成了反帝者，一方面享受帝国主义带来的舒适，爱被臣服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也从制度内部知道在表面之下这制度对普通男女是多么邪恶。”(1961：158)对英国人信奉的以法治国，他说他在执法过程中对“那些职责是伸张正义、保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产生一种不可根除的悲哀的幻灭。太经常看到罪犯与警察和法官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细微。”(1961：79)伍尔夫最后的结论是：“一种文明或生活方式的人把自己的统治强加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之上是荒谬的。”(1961：193)整个帝国和殖民问题只是荒谬吗？相对这样巨大的问题和长达一生的探索，这个结论是否太轻太虎头蛇尾了？
注释：
①See "The Sultan Necklace and Earrings," http://www.internetstones.com/sultan-pearl-necklace-and-earrings-museum-islamic-art-doha-history-of-pearl-sri-lank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