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杭州的“说话”家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杭州论文,说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宋定都临安,带来了当地经济的畸形繁荣,也使许多说话艺人从汴京南渡而来,云集新都。百万人口大都市既为话本这一市民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又为说话艺人的表演提供了宽阔的演出场所。瓦肆勾栏、茶馆酒楼、皇庭宫苑、城郊野外,处处活动着说话艺人的身影①。他们的说话技艺明显提高,话本得到飞速发展。据《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文献记载:南宋杭州城内、城外瓦肆共二十余座;有名可考的说话艺人多达一百一二人,其中演小说话本的达六十人之多,远远超出北宋仅有的六人之数。关于南宋杭城说话场所、说话艺人的确切数字,虽各有出入,但不影响我们对“南宋说话在杭州得到极大繁荣”这一结论的判断。可是对于“说话”家数问题的模糊,却不能不说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认识和理解。
“说话”伎艺在北宋已趋繁荣,据《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载,北宋汴京瓦子中“讲史”和“小说”都比较发达。南宋“说话”伎艺较北宋得到长足发展的主要标志,就是文体意识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说话”家数的分类。
关于“说话”家数,最早提出是在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
……弄悬丝傀儡、杖头傀儡、水傀儡、肉傀儡。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影戏,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戏也。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谜,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
关于说话家数的理解,研究者往往将目光锁定在“说话有四家”到“顷刻间提破”这段文字,用四分法重新切割其中提到的各种门类。或者将眼光再放开点,将这段文字之前提到的“傀儡”、“影戏”和之后提到的“合生”、“商谜”也纳入到四分的范围内,从而提出了许多种不同的分法。现将各家意见列简表如下:
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是鲁迅及孙楷弟所持的:说话四家分别为一者小说;二者说经,包括说参请;三者讲史;四者合生,或包括商谜。
之所以将“傀儡”和“影戏”排除在外的理由,赵景深在《中国小说丛考》中已做了很好的说明:“因为原文的层次很清楚,先说傀儡和影戏,后说‘说话有四家’,可见原作者是不把傀儡和影戏放在四家以内的……如果傀儡和影戏可以算说话,那末杂扮和百戏等类也该可以算了。”②排除掉傀儡和影戏之后,问题集中于:1、“合生”和“商谜”能不能算一家;2、“说话有四家”领起了哪些语句;3、“说经”和“说参请”是否是一家;4、四家到底应该是什么。
“合生”据洪迈《夷坚支志》乙集卷六《合生诗词》条有“江浙间路歧伶女黠慧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据中国书店影印明隆庆本《墨娥小录》卷十四“行院声嗽·文史”类,对“合生”的解释就是指“捻词”,亦即做诗做词之类。是一种多由主人出题目命艺人即席吟诗做词的一种玩艺;往往可以显示艺人的才智敏捷。“合生”,特别是“滑稽含玩讽”的“乔合生”,大约是可以即席歌唱的。由此可以判断“合生”不属于“说话”家数。
“商谜”就是猜谜语,只能算做一种游戏,更加明显地不能说是“说话”家数之一了。“合生”、“商谜”以及“说话”都是当时瓦舍中的处于同一层面上的不同伎艺。
排除了前面的“傀儡”、“影戏”及后面的“合生”、“商谜”,焦点集中于“说话有四家”到“顷刻间提破”这段文字。灌园耐得翁虽然在文字中只表达出了一者,而没有清楚地说出二者、三者和四者,但作者思维绝不会混乱至前后数字不统一,前面说四家,后面反列出小说、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讲史等不止四家。关于这段话的理解,应当调整一下原来的思维,不要固执地认为“说话有四家”这句话领起整段文字。事实上,说话、说参请、讲史三者是同一层次的并列成分,三者与前面提到的傀儡、影戏,后面提到的合生、商谜都是当时瓦舍中不同种类的伎艺,不能理解为“说参请”和“讲史”是“说话”里面的小类。之所以将“说话”、“说参请”和“讲史”放在一起,是因为三者都有“说讲”的性质,这与前后提到的其他伎艺有很大的不同,基于这样的共性,才把“最畏小说人”这句总结性的话语放在“讲史”后面来讲。这样再来理解“说话有四家”,那就非常容易,条理因之也变得清晰,“说话”所包的四家分别是:第一家“小说”,篇幅最短,因为小说讲说时还要有特定的银器伴奏,所以又叫银字儿,其所讲内容多为烟粉、灵怪、传奇之事;第二家“说公案”,内容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第三家“说铁骑儿”,内容多写士马金鼓之事;第四家说经,内容是演说佛事,以上四者合称谓“说话”。“话”是故事,“说话”就是讲故事,因为故事大多是虚构出来的,所以“说话”所讲之事虚多实少。
“讲史”则不同,它以“前代书史文传”为依据,讲说君臣将相兴废争战之事,虚构成分相对较少。所以,虚实成分的多少是区分“说话”和“讲史”的主要依据。这一点在《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讲“傀儡”和“影戏”的区别时已做了很好的说明:“傀儡”敷演的是烟粉、灵怪、铁骑、公案之类的故事,这类故事中的人事,大多是虚构出来的,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所以它依据的底本多虚少实;“影戏”表演通过忠奸之臣相貌美丑的装扮来寄寓褒贬,其所依据的底本和讲史书的底本相似,大抵真假相半。在此,作者指出了“多虚少实”和“真假相半”是区分“说话”(含烟粉、灵怪、铁骑、公案等)和“讲史”的主要依据。
在这段文字中还提到“傀儡”、“影戏”伎艺的表演都有脚本,也叫“话本”,可见“话本”一词是个宽泛的概念,并不专指说话人的底本,别种文艺样式底本也可以称作“话本”。如诸宫调《董西厢》开头唱道:“唱一本倚翠偷期话。”又说:“若不与后,而今没这本话说。”所以对“话本”这一概念的理解,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话本”专指说话人的底本。因为南宋“说话”四家中“小说”最为发达,后来就以偏概全,将“话本小说”(狭义上话本)指代所有说话人的底本。
不论是说故事还是讲历史,都是由一个人主讲,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让听众随着主讲者走进故事里的方方面面。“因为话本是说书的底本,所以他们的口气便是针对着听众而讲说的第二身称,恳恳切切,有若面谈。”③这是其体裁中最特异的一点。而“参请”这种伎艺的表演方式与“说话”和“讲史”大不相同。“参请”是禅林之语,也就是参堂请话的意思。“说参请者乃讲此类故事以娱听众之耳。参禅之道有类游戏,机锋四出,应变无穷,有舌辩犀利之词,有愚骏可笑之事,与宋代杂剧中之打诨颇相似。说话人故借用为题目,加以渲染,以作糊口之道。”④说参请的人不必像讲故事和讲历史,要模仿小说中各种角色声口,只要模仿一宾一主两种角色就足够了。如“孝宗幸天竺及灵隐,有辉僧相随,见飞来峰,问辉曰:‘既是飞来,如何不飞去?’对曰:‘一动不如一静。’又有观音像手持数珠,问曰:‘何用?’曰:‘要念观音菩萨。’问:‘自念则甚?’曰:‘求人不如求己。’”⑤往往一宾一主,一问一答,问答中给人启迪。流传至今的比较典型的“说参请”底本就是《东坡佛印问答录》,一般都是东坡和佛印两人的一问一答,篇幅短小,情节简单。
《梦粱录》、《都城纪胜》虽列有“说参请”一目,但未著明以此专门名家者;《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记瓦舍众伎时竟然没有提到“说参请”,可见“说参请”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数人的重视,后来也没有什么发展。大概是因为篇幅短小、内容单调、材料穷乏,不容易发展成伟大的艺术。不但是“说参请”,在《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列出的其他伎艺在南宋杭州并非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也并没有全部持续发展下去。而“说话”和“讲史”两种伎艺自北宋以来一直比较发达,并且影响了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排除了“说参请”和“讲史书”,《都城纪胜》中关于“说话”家数的文字就剩下:“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即“说话”四家分别是“小说”(含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我想这是符合南宋前、中期杭州“说话”的真实情况和耐得翁文献记载的最初本意的。
耐得翁生于宋孝宗淳熙年间,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四朝。成书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的《都城纪胜》在概括南宋杭州的“说话”家数时,小说、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这四家是当时“说话”中最重要的派别,在当时大概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所以耐得翁认为没有必要在标出“一者”之后还要死板地标示出二者、三者和四者。若用我们今天苛求的眼光来要求耐得翁,那就是说耐得翁缺少发展的眼光,他忘记了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说话”自然也不例外。
由于“小说”和“说经”一直比较发达,将两者列为“说话”家数,历来研究者都无疑义。问题集中于“说铁骑儿”和“说公案”能否独立成派。从南宋各文献所载名家来看,“小说”和“说经”都列出了大量名家,而“说铁骑儿”只提到王六大夫一人,“说公案”甚至无一人可寻。这少得可怜的数字似乎无法与“小说”和“说经”相提并论。也正因此,很多研究者将“说铁骑儿”和“说公案”并入“小说”一家,另外去找寻两家以凑足四家之数。事实上,“说铁骑儿”是指士马金鼓之事,多为民众起义和反辽抗金的斗争事迹,是南宋杭州“说话”中的一个新名目,其名称中所带杭州方言“儿”字,也是产生于南宋杭州的明证。“说铁骑儿”者虽只在《梦粱录》中列出演《复华篇》和《中兴名将传》的王六大夫,但是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很多将士一直在北方与少数民族作战,望图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演说士马金鼓之事的“铁骑儿”自然不在少数。王六大夫说《复华篇》能令“听者纷纷”;当时傀儡戏话本也有演铁骑儿公案之类;民间艺人张本喜欢“谈本朝国事”,歌颂抗金御敌;内侍纲将邵青起义招安编成话本,博得高宗喜爱;《醉翁谈录》载“说新话(说铁骑儿)张、韩、刘、岳”,种种材料表明,南宋初期演说士马金鼓之事的“铁骑儿”因带上了抗金御敌的民族色彩,在市井社会广受欢迎。但偏安一隅的统治阶级对“铁骑儿”话本似乎并不提倡,著名民间艺人张本建炎己酉(1129年)被“杖脊送千里外州军编管”,张本虽已获罪,仍不改正义本色,“坐念诗讥讽及谈说本朝国事为戏也。”⑥。1141年绍兴和议后,“铁骑儿”话本的表演内容与现实政策格格不入,在统治者政治干预下,以当朝金马铁鼓之事为内容的铁骑儿话本的失传就在情理之中,所以南宋初期的铁骑儿话本,今除《宣和遗事》外,大多已散佚。
“说公案”虽与“说铁骑儿”一样,几乎没有说讲的大家,可它作为“说话”家数之一应该是毫无疑义的。《都城纪胜》“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不但专门列出一门,还包括朴刀、杆棒、发迹变泰等很多内容。罗烨《醉翁谈录》在日本的发现,可以证明“说公案”在南宋“说话”中不但独立成派,而且相当发达。《小说开辟》将小说分为八类,除了列出公案外,还把朴刀、杆棒也列为单独的门类,三类之下共举出话本《石头孙立》、《三现身》、《大虎头》《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三十八部。在《醉翁谈录》著录的所有宋人说话名目中占三分之一强。虽然文献没有记载当时的“说公案”的名家,可话本篇名的流传足可以说明“说公案”在南宋初、中期“说话”中的地位。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南宋后期的吴自牧,虽与耐得翁生活的年代相距只有几十年,可此时“说话”的情况与耐得翁生活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加上古籍的无标点,吴自牧在参照《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写作《梦粱录·小说讲经史》时就发生了误读: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之事;有谭淡子、翁三郎、雍燕、王保义、陈良甫、陈郎妇枣儿、余二郎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商谜者,先用鼓儿贺之,然后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
吴自牧虽发现了南宋后期“说话”的实际情况与耐得翁文献所记不一致,但又固守“说话有四家”成见,只有含混其词列出了小说、谈经、说参请、说诨经、讲史书等不同家数。遂使后代学者理解产生分歧,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说话”这种伎艺随着外在条件的改变,元朝以后逐渐走向消歇,但话本对中国小说发展史的影响却远没有停止。明代中后期宋元话本集的编印、刊刻和发行,促成了明清之交话本拟作的全盛。“小说”(含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得到了继续发展。不同家数的“说话”除了对短篇小说的直接影响外,对我国的长篇章回小说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明清小说作家以宋元“说经”话本为素材,敷演成一批长篇神魔小说;将“说铁骑儿”和“说公案”中的朴刀、杆棒合流,形成了长篇英雄传奇小说;借鉴小说中爱情家庭等现实题材,突破篇幅的限制,演成长篇世情小说。另外,南宋“说话”为讲求与现场听众的互动,往往取材于杭州人和事,从而也使杭州人事和地点成为小说作品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通过梳理南宋杭州“说话”家数与中国小说作品前后发展的姻缘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杭州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注释:
①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城中有五座瓦子,城外有二十座瓦子;据《梦粱录》卷十九“瓦舍”条记载,杭之瓦舍,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列出城内外二十座瓦子。南宋临安有专以话本命名的“西山一窟鬼茶坊”。南宋宫廷有专供御前说话的供俸局。杭城宽敞处还有伎艺稍差的“打野呵”的说话艺人。
②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72页。
③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中国文学研究》(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
④张政烺:《答问录与“说参请”》,《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7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页。
⑤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262页。
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8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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