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重建——从曼布克奖看当代“英国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英国论文,当代论文,布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3)04-0058-11
“布克奖”(Booker Prize)是当今英语小说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1968年英国著名出版商马斯勒(Tom Maschler)向当时国内最大的现购批发商“布克·麦康奈尔公司”(Booker McConnell)提议，设立一项能够同法国龚古尔文学奖(1903)和美国普利策奖(1917)相媲美的英国本土奖项，以奖励当年度出版的最佳英语小说原创作品。①2002年，布克奖的赞助商由“曼集团”(Man Group)接手，奖项随之易名为“曼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时至今日，曼布克奖已经走过了四十五年的漫长历程，经过数代人的不苟经营和悉心呵护，已然成为世界众多文学奖项中的翘楚。
然而，奖项的发展过程却一直伴随着来自各方的争议，其中对于评选范围的争论颇引人深思。虽然曼布克奖的评选对象是英语小说，但评奖范围只限制在英联邦国家、爱尔兰和津巴布韦，而美国这一英语小说的重要来源地却被排除在外。对此，有报道公开尖锐地指出这是英国“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的体现，是一种“有预谋的现象”。②这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作为土生土长的“英国制造”，曼布克奖同作为民族认同标志(National Identity)的“英国性”(Englishness)之间到底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战以来，英属殖民地纷纷独立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带来的国际压力等让英国在世界舞台上辉煌不再，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已沦落为依附于美国、落后于欧洲大陆等国之后的二流国家。另一方面，英国国内战后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大量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又导致了种族矛盾加剧，冲突不断。英国性作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术语，其饱含的数百年来形成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在此情形下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含义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作为当代英国语言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风向标，曼布克奖的发展历程必然折射着当代英国性的释义改变。因此，以曼布克奖为参照对象，对英国性问题进行考量，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对当代英国文化表象之下的深层问题产生新的思考。目前，国内外均有针对曼布克奖的论文出现，它们或揭示奖项评选的曲折过程，或介绍某届获奖小说，或针对某类获奖小说归纳总结，但缺乏将奖项做整体考量的研究，也鲜有和英国性结合的思考。本文采用数据统计的方法，以翔实的数据和直观的图像对英国性问题在曼布克奖中的体现进行阐释，同时也有望在文学奖项的研究方法上有所启示。
曼布克奖的“英国身份”
关于“英国性”的起源，朗福德(Paul Langford)认为该词诞生于19世纪，但其意义早在中世纪就已凸显。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所具有的“活力、创造力和忍耐力”代表了旧时英国民族认同的主要方面。海斯勒(Stephen Haseler)则认为，英国性是一种基于“土地、阶级和种族”之上的意识形态，发端于18世纪早期的英国乡绅贵族，并在《1707年联合法案》之后由以阶级为标志的身份认同发展成为民族性的认同。关于英国性的定义，学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比如，朗福德将其定义为“显著的民族生活特征”；霍尔(Stuart Hall)则将其描述为“封闭、排外、保守的民族认同形式”；博登(Robert Burden)将其同英国的“民族文化认同”相提并论；伊索普(Antony Easthope)则将经验主义认识论同这种视其他民族为“他者”的民族认同形式联系起来，构成了英国性的主要研究方式。
目前，虽然英国性一词的起源和定义在学界尚存争论，但有两点已达成共识：首先，它是一个建构的概念，没有任何一种对它的描述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其次，它同英国民族和帝国身份的认同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两点可以从1924至1925年间，时任英国首相的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发表的两篇关于英国性的演讲中得到很好的证明。鲍德温认为，对家园的无上热爱是英国民族最强劲的特征。也正因如此，“在海外领土上寻找家园……建设新的家园，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伟大的地方。”(Tseng：1—2)由此，国家机器成功地利用英国性对海外殖民扩张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也把英国性和帝国认同的紧密关系暴露得一览无余。其实，傲慢的英国人历来就没有把自己等同于其他国家的人们，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像罗马人一样把自己看做一个伟大帝国的创建者，而不是世界上的某一个国家。(Kumar：ix-x)
然而，世界大战改变了英国的身份，也使英国人突然感到了政治危机所带来的民族身份的困惑。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加速了英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衰落。1957年欧共体成立，围绕着这一问题，英国人的身份危机更加突出。韦恩(John Wain)就尖锐地指出，欧洲问题实质上就是英国的民族身份问题，而不是经济和政治问题。就此问题，文化界的争论也愈加激烈。根据斯皮林(M.Spiering)所说，出现了许多题目诸如“本质上的英国人”或者关于英国民族认同的书籍和文章，作者如罗斯(A.L.Rowse)、法官丹宁(Lord Denning)等，也不乏一些当时流行的作家，如当时的“愤怒的青年”作家。(35)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对于英国人来说，寻找一种能够在文化上填补其帝国崩塌和经济上的衰退所形成的民族心理认同真空的替代品，重振国人信心，就显得极为重要了。曼布克奖的设立正迎合了英国人的心理需要，而其试图在文化上重建帝国的梦想也透过奖项设立之初的规则暴露无遗。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先要从获奖作家的国籍谈起。曼布克奖设立之初，不仅把美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排除在评选范围之外，而且就英联邦国家而言，非英籍作家在获奖数量上远远少于英国籍(United Kingdom)作家，后者在获奖总人数中占有绝对优势。下图显示的是自1969年首届曼布克奖评选后历年获奖作家的国籍统计数据：③
图1.国籍统计图(1969—2011)
由图1可见，曼布克奖体现出名副其实的“英国身份”。自奖项设立的1969至1981年的十三年间，除了1974年的南非作家戈迪默，其余全部是英籍作家获奖。然而此后情况似乎有所改变：非英籍作家逐渐受到了评奖委员会的青睐，间隔一两年就有别国作家获奖。特别到了1999至2003年间，连续五年都为非英籍作家获奖，英国国内对此的争议和质疑一直没有平息，直到2004年情况才发生了改变。当年无论是获奖名单还是预选名单，英国籍作家都占有引人注目的优势，最终霍令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凭借《美丽线条》(The Line of Beauty)夺得桂冠。英国本土作家的卷土重来“多少平息了评论界对评审工作的不满和指责”。(芮小河：179)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家虽然在属性上是英国国籍，但同英国本土作家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下图显示的是英国籍获奖作家的原籍：
图2.原籍统计图(1969—2011)
由图2我们可以看到，近1/5的英籍作家为移民作家，这一现象同战后英国出现的移民潮有着密切关系。不过相比而言，“纯正的”英国本土作家依然享有更多的青睐和眷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英国本土”作家这一区间内，来自英格兰的作家占据了绝对优势，而威尔士、苏格兰的作家寥寥无几。
事实上，“英国性”一词同“英格兰”已经构成了一对能指和所指，我们在使用该词的时候，就意味着将英格兰同其他区域划分开来。在现代语境中，英国性经常与“不列颠性”(Britishness)作为同义词等同使用。然而这一做法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它们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有学者认为，英国性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而“不列颠性”则是一个政治、机构的概念。英国性同帝国扩张的政策密不可分，并将民族和国家的概念扩展到殖民地。比起“不列颠性”，英国性同战后英国的身份更为匹配，因为它既同前工业时期的英国贵族和乡绅文化相连，(Tseng：7—8)又掩盖了其殖民帝国的过去。
曼布克奖的“英国身份”，或者说“英格兰身份”，深刻体现了该奖项的深层含义。虽然二战以后帝国衰落已成事实，但英国的民族认同作为帝国时期的重要标志并未立即消失，帝国幻想依然存在。这一点从英国迟迟不肯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就可以看出。对于英国来说，欧洲等其他海外国家依然是“他者”，即便加入欧共体多年，“英国的态度仍然是‘在欧洲’而不是‘欧洲之一’。”(洪霞：58)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曼布克奖将评奖范围严格限制在英联邦国家范围内的原因之一。
历史和怀旧：传统“英国性”的挣扎
或许仅对作家国籍进行统计只能从表面上确定曼布克奖的“英国身份”，而从获奖作品内容上分析则更能体现奖项的英国性意蕴。萨义德(Edward Said)等人曾指出，将历史同民族认同结合起来，可以毫不费力地确立英国性的意义。(Trimm：1)因此，历史小说是文学上反映英国性问题的重要体裁。
拜厄特(A.S.Byatt)指出，“比起反映当下现实的小说来，‘历史’小说更具持久性。能够意识到历史小说在英国的突然繁荣，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这些小说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充盈着文学的生命力和真正的创造性。”(9)国内学者也认为，虽然我们对当代英国小说无法进行单一而纯粹的描述，但是“被冠之优秀的作品大都写的不是当下英国之人事，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本历史感和错位意识”。(杨金才：65)这一现象反映到曼布克奖上，便是历史题材的小说在获奖小说中占有绝对的优势。根据相关研究，截止到2009年，曼布克奖43部获奖小说中已有15部历史小说。(刘国清：47)④第一部获奖小说《给某事一个交代》(1969)就是一部历史小说，而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失落的曼布克奖”也情归历史小说。2009年度的评选更是将这一现象体现到了极致：入选最终短名单的6部作品中有5部都是历史题材的小说。我们用图示的方式可以更直观地看出历史小说的重要地位：
图3.历史小说获奖比例图(1969—2011)
20世纪初的英国曾拥有世界上近1/3的土地，是殖民地最多的国家。彼时英国性作为帝国时期重要的产物，具有最大化的意义。然而从帝国扩张的巅峰到衰败似乎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光景，经历了如此巨变的英国人心理上自然有着无法弥补的落差。因此，自60年代帝国衰落之后，英国人对于过去的追忆一直没有停止。70年代撒切尔夫人的“回到维多利亚时代价值”(return to Victorian values)的呼唤，更是让这种怀旧之感蔓延开来，在文学领域，以怀旧和追忆帝国往昔为主题的传统历史小说一度备受青睐。人们回忆往昔，或表达对帝国不再的感叹，或保留帝国再建的幻想。
在曼布克奖的获奖名单中，我们便可以看到一批以追忆和怀旧为主的历史小说，这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去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1989)。其故事背景在30年代和50年代之间穿梭，将帝国时期英国性的浓厚意味同战后帝国衰落的事实并列而谈，表现了作者对英国性的回顾、反思以及哀悼。除此之外，还有纽比(P.H.Newby)的《给某事一个交代》(Something to Answer For，1969)、法雷尔(J.G.Farrell)的《围攻克里斯纳普》(The Siege of Krishnapur，1973)、司各特(Paul Scott)的《滞留》(Staying On，1977)等等。
然而，并非所有获奖的历史小说都以怀旧为主题。虽然司各特(Walter Scott)让历史小说成为英国小说中的重要文类，但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思潮让历史小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和疏离感让宏大的历史书写退出了小说创作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采用实验技巧来表现内心无以复加的碎片感。
6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盛行给了历史小说充分的机会卷土重来，然而这一次它已经从中规中矩的传统面孔摇身变成了充满生气的新颖模样。同现代主义对历史的回避不同，后现代主义采取了怀疑的态度对待历史。经过德里达、利奥塔、福柯、罗蒂(Richard Rorty)等后现代主义大师对客观存在和中心意义的否定，“怀疑”成了解读后现代主义的关键词，重写历史、替换历史、改写历史等成为后现代书写历史的态度。这其中“历史元小说和后殖民历史重写可谓两条比较突出的主线”。(曹莉：136)我们可以在曼布克奖中看到与此呼应的事实。在获奖名单中，出现了一批以技巧实验为特色的历史元小说，如伯格(John Berger)的《G》(G，1972)和拜厄特的《占有》(Possession，1990)，以及以重塑历史人物为主题的改写小说，如凯里(Peter Carey)的《凯利帮真史》(The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Bang，2001)、曼特尔(Hilary Mantel)的《狼厅》(Wolf Hall，2009)等。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维护英国性的传统历史小说在获奖小说中占绝大多数，但现代历史小说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这一现象生动体现了英国性含义的不断变化。
边缘的声音：“新英国性”的多元化特征
传统的英国性饱含着极大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也意味着对一切外来和边缘群体的排斥，比如移民作家。我们可以从图2清晰地看到，相对于移民作家，土生土长的英国作家依然占有绝对的优势，是移民作家的四倍之多。然而，仅从数量上便判断曼布克奖成功地成为英国本土作家的天下，未免有点操之过急。我们应该了解，虽然移民作家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们绝不是“弱势群体”，甚至已经“开始占据了英国文学的中心位置”。⑤比如奈保尔(V.S.Naipaul)、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石黑一雄已经成为世界文坛公认的“移民作家三雄”，其中拉什迪甚至被尊为“后殖民文学教父”，奈保尔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况且图中显示的也只是最终的获奖结果，入选长短名单的移民作家人数则远在显示之上。
移民作家的逐渐壮大同战后移民潮的形成密不可分。二战以后，为了稳住海外市场、减缓殖民独立进程，加上战后英国国内经济复苏对劳动力的急需，英联邦国家(英属殖民地)的原住民及后裔纷纷涌入英国。到90年代早期，“移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已经达到了6％”。(Stevenson，2007：42)移民潮的到来对英国这个颇为保守和单一的民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随之而来的异质文化“让先前统一的英国文化认同不复存在”。(Frank：502)民族认同并非本体论的范畴，而是一种文化生产形式。它通过感觉、形象以及意识形态表现出来，其所涵盖的地域、种族和语言三个基本概念，也是英国性问题所涉及的三大方面。(Baena：444)由此，单从语言这一方面，曼布克奖就已经体现了外来移民对“英国性”概念的冲击和革新。移民作家们携带着多元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以“明快的色彩、奇特的韵律、新颖的眼光”⑥丰富和发展了英语书写模式。
语言的革新随之所带来的便是异域文化的闯入。里尔(Pico Lyer)曾用“世界小说”(world fiction)指代诸如拉什迪和石黑一雄的作品。这些移民作家多成长于两次大战之后，同殖民时代并无太多瓜葛，而是国际文化的产物，所面对的读者也具有类似的文化背景。正因如此，他们创造了多元文化秩序的范例，给相对沉闷和单一的英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英国文坛焕发出勃勃生机。读者可以饶有兴味地在诸如《在自由的国度》(In a Free Sate，1971)、《热与尘》(Heat and Dust，1975)以及《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1981)等作品中体会不同于英国的人文风情，感受到其逐渐向异质文化敞开审美视域的意图，从而将其视作当代英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包容性也未尝不可理解为多元文化下“新英国性”所具有的文化殖民主义特征：允许移民文学进入主流文学殿堂，便意味着对其“英国属性”的宣称。
另一方面，女性作家群体的兴起也赋予了传统英国性新时代的意义。英国性并不是简单的“民族特征”(national character)，而是一系列英国价值、信念和态度的综合体。(Giles and Middleton：5)因此，英国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以男权意识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会使女性很容易就被主流的英国性排除在外。这一点反映在曼布克奖上，便是获奖男性作家的人数几乎是女性作家的两倍之多。(图4)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场政治事件：1992年的人选名单中仅有一位女性作家，而1991年一位也没有。(Moseley：614)女性同男性作家在数量上的失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传统对女性的歧视。
图4.性别比例图(1969—2011)
然而虽说女性作家的数量仍处劣势，但她们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发展空间却不容小觑，这也是女性长久以来为自由和平等斗争的结果。自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英国女性对自身价值和社会地位的争取从未减弱，三次女性运动浪潮让女性从就业、选举权到人格、尊严，再到社会话语权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提出著名的女性文学“三段论”之后进一步强调，20世纪60年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进入了新的阶段。(13)同一时期设立的曼布克奖虽然摆脱不了传统英国性的标签，但从获奖的女性作品内容上来看，也反映了相应的趋势。这些作品已经远远超出了女性主义所关注的领域，而涉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比如在历史书写方面，曼特尔取材于边缘历史题材的小说《狼厅》打败了库切、拜厄特等强劲对手，一举夺魁。在关照社会现实上面，女性作家并没有过分强调性别身份，而是客观深刻地反映当下英国的社会问题，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如1979年的获奖作品《离岸》(Offshore)。战争历来是男性作家擅长的题材，而1995年的获奖作品《鬼途》(The Ghost Road)表明女作家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在道德探寻方面，默多克(Iris Murdoch)的获奖作品《大海，大海》(The Sea，the Sea，1978)则是一部上乘的探讨人性的哲学小说。在反映种族问题上，诺贝尔文学奖、曼布克奖双料奖项获奖者、南非女作家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The Conservationist，1974)反映了南非殖民者同本土居民之间的冲突，而加布维拉(Ruth Prawer Jhabvala)的《热与尘》、洛伊(Arundhati Roy)的《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1997)及德赛(Kiran Desai)的《失落的遗产》(The Inheritance of Loss，2006)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印度的人情风貌和殖民历程。从这些获奖作品所表达的主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女性作家在反映现实、历史书写、种族问题以及道德探寻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她们早已跳出早期对于两性平等地位的初级追求，进而参与到更广阔的社会身份建构中来。
有研究表明，在20世纪初，女性、工人阶级以及种族群体依旧被排除在主流英国性之外。然而到了30年代，越来越多的妇女获得参政议政的机会，各种新技术也不断发展，战前英国性内涵的可行性和正确性遭到了不断的质疑。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国内曾出现过一种文化共识，即国家认同已无法再以充满爱国激情的英雄主义或为国家进步欢欣鼓舞的方式来表达。一战之后，人们对于帝国伟业和经济强盛的乐观态度消失得无影无踪，帝国幻想的破灭也成为30年代英国性内涵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Giles and Middleton：6—7)60年代的英国在经历了苏伊士运河危机、殖民地纷纷独立、战后大规模移民潮、第三次女性运动浪潮、教育改革、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事件之后，社会组织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直被排斥在英国性之外的移民和女性群体逐渐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他们的崛起意味着传统英国性正逐渐被丰富和革新。
种族作家的崛起：民族认同的重新定义
同移民和女性问题一样，种族问题也是当代英国性所要面对的重要因素。特瑞姆(Ryan S.Trimm)曾指出英国性在后殖民理论中的内涵。他认为，这种民族认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殖民地考验(colonial crucible)所面临的“种族差异的创伤情景”形成的。人们追溯英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以此来形成英国性的主要内容，从而将殖民者同具有“他性”的被殖民者区分开来。(83)我们从图1和图2可以看到，来自印度、南非、尼日利亚、澳大利亚等国的种族作家或种族作品，在数量比例上相对于英国本土的作家作品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也反映了该奖项对于本土文学的坚持和肯定。然而特瑞姆同时指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民族认同被证明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所依赖的中介是“他者”。(83)“他者”随着英帝国的没落，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换句话说，将英国性建立在把种族人群视为“他者”的基础上已丧失了存在的根基，多种族、多元化成为当代英国性不可避免的特征。
小说历来是反映社会文化变革的敏感地带。即便入选的种族作家和作品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种族作家的兴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代表英国主流文学的最高殿堂，曼布克奖也不得不顺从时代的潮流，把种族文学纳入自己的评奖范围。总的说来，该类小说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来自具有异国种族血统的作家，如奈保尔的《在自由的国度》、戈迪默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以及欧克利(Ben Okri)的《饥饿之路》(The Famished Road，1991)等；另一部分则来自白人作家以种族为题材创作的作品，如加布维拉的《热与尘》和法雷尔的《围攻克里斯纳普》等。这些小说涉及印度、非洲、犹太、澳洲土著等不同种族，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种族问题。比如，《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和《耻》(Disgrace，1999)反映了黑人与白人殖民者之间激烈的冲突和文化的碰撞；具有犹太身份的作家鲁本斯(Bernice Rubens)的《选中的成员》(The Elected Member，1970)描述了犹太裔英国人的生活；广为人知的《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Ark，1982)以纳粹屠杀为背景；而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凯里的《奥斯卡和路辛达》(Oscar and Lucinda，1988)则关注了澳洲的土著文化，批判了英国殖民者对本土文化的破坏和消融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小说中印度题材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下表是印度作家、印裔作家以及印度题材的作品统计表：
上表所展现的仅是获奖的作品，其他进入长短名单或者在书业市场上流行的作品数量之多可想而知。事实上，这类作品的盛行已经引起了文学评论者的注意。由表1可以看到，印度本土(裔)作家和英国(白人)作家都创作了印度题材的作品。对于印度作家来说，他们在理解印度社会文化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内部表现了印度和英国文化相遇时的碰撞，以及两种身份经历了怎样的分裂和交融，例如拉什迪和德赛的作品都反映了英国文化对印度本土人们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殖民时代虽然结束了，但英国在印度遗留的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罗伊和阿迪加(Aravind Adiga)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浓厚印度风情令人印象深刻，《微物之神》、《白老虎》(The White Tiger，2008)等向世人展现了印度这个神秘美丽的东方国度所具有的独特生活景观。
比起印度作家，白人作家的印度书写则经历了由“自我”到“他者”相逆的过程。贝纳(Rosalia Baena)在探讨印度题材作品盛行的原因时着重分析了殖民时代在印度的一代白人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们是如何“扩展、修饰、重建和证实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什么是‘英国的’这一问题的”。(436)这些白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印度度过了童年时光，长大后却遭遇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深陷在“英国人与印度人、外国人和本地人以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多重身份中无法自拔。(436)显然，对于他们来说，英国这个遥远的故乡是一个陌生的“他者”，这一点在曼布克奖获奖作品中虽然并未特别突出，但获奖的白人作家几乎都有印度生活的经历。例如司各特是二战时期被派到印度的英国士兵，他的《滞留》将个人经历同印度现实相结合，展现了印度独立前后的风貌以及本土文化同英国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作品颇具客观性和真实性。德裔作家加布维拉则在嫁给了印度建筑师之后移居印度多年，她在《热与尘》中深切表达了对印度人民深受殖民者奴役和践踏的同情。这些小说的主题越来越客观地反映了英国殖民者对当地文化和人民生活所带来的冲击与破坏，让传统英国性掩映下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更真实地展现出来。
雅俗界限的打破：英国文学的崭新面貌
英国性历来同前工业时代乡绅阶层的贵族和高雅文化紧密相连，其暗含的民族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也是众所周知，然而曼布克奖对这一点似乎难以继承和发扬。况且自50年代开始的“反文化”运动，已经让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标准、道德准则、行为观念等遭受了重创。大众文化取代了精英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消费时代的主流文化体系。
曼布克奖的设立意味着英国小说终于有了自己的推广模式，获奖作品的热销无疑极大地推动了英语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每年评奖之际，但凡入选短名单(甚至是长名单)的小说，都会引起全球读者的关注，销量大幅上升。入围作品尚且如此，更无须说最终的获奖作品将会产生何等的影响力。当人们翘首期盼的作品最终揭开面纱的那一刻，世界各地的书店里、地铁里、网站上随处可见作者的大幅肖像和新版的图书封面。仅以我国为例，几乎所有的获奖作品都出版了中文译本，“曼布克奖获奖作品”几字无疑是封面上绝佳的销售广告。比起国内在质量上毫不逊色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曼布克奖在扩大作品影响力和拓展图书市场方面确实值得借鉴。
曼布克奖成功地推动了当代英国小说跨越严肃和通俗之间的界限，大众通俗文化的兴起让英国文坛和书业市场呈现了崭新的局面。小说这一流传久远的文学体裁不再被束之象牙塔内，为少数精英享用，而是成为大众皆可消费的产物。曼布克奖的很多获奖作品被众多读者誉为“经典”(Canon)，在畅销榜上经久不衰，有的已被纳入西方文学经典课程或文学考试内容。这一现象或许会引起另一个疑问：什么才是当代英国文学的经典?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国文学经典的定义正在不断发生着改变。斯蒂文森(Randall Stevenson)指出，从2000年起，英国文学的研究将根据文本语言的特征，而不是作家的国籍来定位。(1993：5)奥斯特尔(Michelle Denise Auster)也认为，只需粗略浏览一下当下大学英语系所提供的课程，就会发现其所教授的作品远远不止英格兰(籍)甚至大不列颠(籍)作家的作品。(2)种族作家、女性作家、移民作家、黑人作家等的优秀作品，都有可能列入当代英国文学经典的范围之内。
如果说传统的英国性之中“排除”意味居多，那么“新英国性”则是“纳入”居多。曾经边缘的、次等的、他者的文化现在被纳入了英国经典，其意义颇值得玩味。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曾经被批评为一群对文学毫无所知的人操纵的政治事件，其实，所有的文化活动何尝不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们都同政治潮流有着摆脱不了的干系。我们可以做一个有意思的调查来进一步探究这一观点。图5是1969—2011年历届作家获奖年龄的分布柱形图。
图5 年龄分布图(1969—2011)⑦
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获奖作家的年龄集中在三十至五十五岁的范围内，而其中以四十六至五十岁最多，其次是三十至三十五岁。换言之，大部分的获奖作家都是中青年作家，他们都处于写作生涯的高峰期。曼布克奖将一批中青年作家推向世界的舞台，让他们的写作生涯收获了更多目光的关注。很多获奖时尚且年轻的作家，如奈保尔、法雷尔、石黑一雄、多伊尔(Roddy Doyle)等，现在已然成为英语小说的中流砥柱。一种文化的重要价值除了取决于它曾经取得的辉煌，更重要的是它有着怎样的生命力。这些已经成长起来的作家年富力强，代表着英语文坛最有活力的一股力量，他们的创作势必引导着以英国为主的英语文学的发展方向，使英国文坛繁衍不息。于此，曼布克奖对于英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所付出的苦心可见一斑。
库玛(Krishan Kumar)曾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民族认同是“文化的”。(Auster：6—7)其实不完全如此，那时的英国更多的是通过庞大的帝国来显示其“英国”身份，当时众多英属殖民地的人把英国视为“家”就是绝好的证明。然而战后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变，让帝国的概念不堪一击。不过很快，英国性在文化领域如曼布克奖中又重新找到了栖息和发扬光大的理由。曼布克奖借着“发展英国小说”的名义，挣扎在传统英国性的抵抗移民、民族认同与实施新策略、继续文化殖民野心的矛盾之中。一边把评选范围扩展到英联邦国家，一边又使英国(籍)作家数量远远多于其他国籍作家，并源源不断地推捧本土小说家等等。然而随着移民、女性、种族等这些“他者”身份作家在国际上的崛起，曼布克奖的领导者逐渐认识到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好处。他们迅速调整了“应对策略”，采取“文化多元发展模式”，让“他者”文学受到一定的保护，以避免因过于保守陈旧而被世人所诟病。继而让人们认为，英国在传统的英国性和外来者、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等各种二元对立之间，“并没有偏向任何一个极端，而是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第三条道路超越左与右的政策模式。”(洪霞：65)不仅如此，英国在政治、体育、影视、道德等各方面都有着自己的一套推广体系。
然而在这种改变掩映之下的，则是英国人从未丧失的“帝国梦想”。曼布克奖的发展历程所反映出在传统和多元之间的来回摇摆，恰恰说明了其文化多元性表象下重建文化帝国的野心。里尔曾用“帝国归来”(The Empire Writes Back)解释英国的文学正在变得多元化、国际化，曼布克奖的影响力今天已不可小觑，英国正在或已经成为“文化超级大国”。(Rebellato：1—12)
注释：
①自1971年始，曼布克奖颁发给当年最佳英语小说，取代此前颁发给前一年最佳小说的做法，因此1970年没有当年小说获奖。直到2010年，评奖委员会才将1970年“失落的曼布克奖”(The Lost Man Booker Prize)颁发给J.G.法雷尔的《麻烦》(Trouble)。另：从1969年至2011年共有46部小说获奖(1970、1974和1992年均有两部作品获奖)，获奖作家为43人。南非作家J.M.库切分别在1983和1999年、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分别在1988和2001年、爱尔兰作家J.G.法雷尔分别在1973和2010年两次获奖。
②See Richard Gott,“Novel Way to Run a Lottery”,[OL] http://static.gram.co.uk/sys-images/Guardian/Pix/pictures/2012/8/7/1344358612218/Booker-prize-1994-critici-001.jpg.
③本表统计数据中非英裔作家按作品获奖时所持国籍为准。原始数据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Man_Booker_Prize。
④根据历史小说不同的定义方式，其获奖数量也存在争议。为避免不必要的论述，此处仅表明历史小说的比例之多，而非精确的数据体现。
⑤See Pico Lyer,“The Empire Writes Back”,[OL] http://www.newstoday.com.bd/index.php?option=details&news_id=31191&date=2011-06-24.
⑥Ibid.
⑦多次获奖作家按首次获奖时的年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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