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改进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式论文,领导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注：《人民日报》，2000年2月26日。）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的新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新要求。我们认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思想，不仅需要在理论上弄清楚“为什么要代表”、“代表什么”的问题，也需要弄清楚“如何代表”、“怎样代表”的问题。而“如何代表”、“怎样代表”实际上涉及到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问题，对这一问题，政治学同样应予以关注。基于这种考虑，本文重点分析“三个代表”与进一步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关系及其政治学意义，并结合新形势、新情况，提出改进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的思路与途径。
一
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它表示的是制度层次上的含义，即党领导国家机构、社会组织的机制和体制，核心内容是通常所说的党政关系问题（注：这里的“政”是从广义上讲的，不仅指行政系统，也包括立法、司法、军事等系统。）；其二它表示的是政策层次上的含义，即党在领导和管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事务时所采用的具体政策和手段。无论从哪个层面看，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都对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必须从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上入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现新对策。
中国共产党建党8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经济活动方式的变迁而调整，否则，就会影响执政党的执政水平、领导水平和政治威信，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损失。
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爱戴，党的领导地位随着革命斗争在日益广大地区的展开逐步地确立下来。这个时期，党主要采取一元化领导方式，党组织与根据地政权高度地融和在一起，这样的领导方式是由激烈而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的。这种集中的一元化领导方式为党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全国性政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计划经济的实行和党的指导思想一度出现的偏差，战争时期形成的一元化领导方式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调整。1953年，党在全国开展了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斗争，党组织内设置了工交、财贸、农村、文教、外事等与政府行政机构对口的部门，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党的“八大”提出了注意改变党政不分的倾向，但未来得及很好落实。50年代后期，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全党动员，书记挂帅”的口号，认为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要一元化，党政不分。（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60年代，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全面服从于阶级斗争，进一步促使党的领导体制更加集中、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直接化、党所管理的事务更加微观化。十年“文革”期间，这种偏差发展至极端，充分暴露出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执政方式和领导体制的弊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探索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1页，人民出版社。）在邓小平同志有关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进一步指出，“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工作和行政、生产工作，必须适当分工。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对干部的选择、分配、考核和监督”。（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1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党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也提出，“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80年代对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改革开放以前权力过度集中、以党代政的局面，为改革、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进入90年代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改进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继续进行了探索。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不仅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推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机制，也为实现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的转换奠定了体制基础。1992年以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党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执政和领导这一问题，显得尤其重要。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社会环境变了，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式、方法，也必须相应地改变或改进。”（注：转引自《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第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就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做了专门论述，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要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继续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要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改进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不仅是党的建设的需要，而且是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依法治国的提法实际上已经逻辑地包含了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问题。“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意味着在党政关系方面，党依照宪法规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主要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而不是直接的包办代替，这也意味着党会支持与尊重国家政权机关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去行使宪法、法律赋予它们各自的职权。（注：浦兴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第44～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总之，无论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事业的角度看，还是从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看，进一步改进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在今天都显得尤为重要，需要我们按照“三个代表”的精神进行新的探索。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方面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与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待相比还有距离，党在执政方式、领导体制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环节上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适应之处。
（一）国际国内客观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趋势在继续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国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局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国内情况来看，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变化，集中表现为社会经济成分、物质利益、就业形式和组织形式呈现多样化格局，改革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外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错，对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也给党巩固执政地位、改进领导方式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和新挑战，要求我们党必须抓大事、抓大局、抓方向、抓方针，而不能身陷各种具体事务之中，失去清醒的头脑。
（二）党所肩负的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21世纪初，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并逐步完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开发西部、应对WTO、解决贫富差距和反腐倡廉等一系列问题和任务摆在执政党面前，需要积极稳妥地加以解决。21世纪初又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要实现新的战略目标，就需要各级党组织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用适合时代特点、适合市场经济的手段、方法、方式来领导各方面的工作，通过更辉煌的政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三）建筑牢不可破的战斗保垒，建设政治坚定、作风廉洁、办事高效的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需要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本保障。最近几年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国有企业中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问题，农村村级党组织弱化问题，社团、社区、新经济组织的党建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领域也都存在着一个怎样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的问题，干部队伍的教育、管理、监督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为上述这些方面的改革提出了新要求，进一步指明了正确方向。
其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和干部在经济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市场经济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90年代中期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90年代末期又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了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但我们也应意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初创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如何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还困扰着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方法、方式还比较陈旧，计划经济的烙印还比较深重。当前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常常忘记中国仍处于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忘记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客观实际，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容易产生急躁冒进、急功近利的情绪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情况。二是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法，强迫命令、直接干预、简单粗暴等现象在部分地方和部分干部身上仍然存在。三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现代市场经济知识、金融知识、保险知识、财政知识和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知识，瞎指挥、说外行话、办外行事的情形时有发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需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根本和首要的位置上，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必须重视科技创新，重视人才的培养，重视科技事业的发展，积极推进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建设。
其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要求改进党对思想文化建设、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领导方式。
先进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未来方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它包括先进的思想道德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两个部分，在这两个部分的建设中，我们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同时，又需要根据时代发展改进具体的工作方式。当前，思想文化建设也面临着严峻挑战，这些挑战也给我们的文化管理工作形成了压力：随着高新科技和信息网络化的迅猛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更加剧烈；国内改革深化带来的“四个多样化”，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选择必然趋于多样化。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国内改革的深入发展和群众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我们一定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改进党对思想文化建设、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方式，增强坚持和发展先进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勇于应对挑战，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这样才能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其三，“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党的政策形成机制、民主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
“三个代表”是密切相关、辩证统一的整体，而贯穿其中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同时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一切为了人民”，二是“一切依靠人民”。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是政治权力归属问题，也就是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要求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而不是为个人及其所在小群体谋利益。“一切依靠人民”则要求建立先进的制度、有效的机制体现人民的意志，重大政策的出台、重要的人事任免、公共权力机关的运作要增强透明度，以利于人民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集中起来，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因此，按照中共十五大的部署，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是做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键。
三
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的和可能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很多，而且往往错综复杂、相互交织，这就要求我们按照“三个代表”的精神，根据生产力的变革、经济基础的发展来自觉改革和调整上层建筑中不相适应的部分，进一步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处理好党政关系，进一步改进党对经济、文化工作的领导方式，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更好地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使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能够永葆青春，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够始终保持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一）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必须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其中，科学界定政党职能、理顺党政关系等又是最关键的、统帅全局的问题。
1.转变党的领导方式。第一，从主要依靠政策转变到主要依靠法制。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是总结中国政治发展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吸收，也是我们党的领导方式转变的基本方向。第二，从包揽一切的领导转变到实现宏观领导与具体领导的有机结合，党必须集中精力抓大事、抓方向性问题，在宏观上抓好路线、方针、政策这样的大事，但为了落实这些方针、政策，党也需要做大量的具体、细致的宣传、动员、组织、协调、监督等工作。第三，从依赖权力领导转变到更多地依靠党的感召力和威信来领导。实践证明，依靠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行为和政绩产生的感召力和威信实现对人民群众的领导，往往要比运用权力等强制手段更为有效。特别是在群众的文化水平都大大提高的今天，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第四，从直接领导转变到更注重发挥协调作用与间接领导，党要善于统帅全局，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2.处理好党政关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必须对国家政权机关、经济文化组织、群众团体的各方面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但它不是行政组织和经济文化组织，因此不能直接干预、甚至替代它们的工作。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党对外部事务的管理、领导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党的执政主张凡是要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必须由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家权力机关（各级人大机关）、行政机关（各级人民政府）经过法定程序，使之成为法律法规，或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然后，再由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借助政治强制力来加以推行。通过这一途径，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也才统一起来。对社会团体、群体组织的领导也应主要通过其中的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来实现，积极支持它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独立地开展工作，协调它们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的具体利益，发挥它们在民主参与、政治监督中的作用。
3.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就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从十五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论述可以看出，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党的领导可以保证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既是党的领导作用的落实途径，也是党的领导方式改进的实现形式。
（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需要依靠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断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1.坚持民主集中制，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制约。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然而，当前，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重大问题个人说了算，导致决策失误，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有的听不进批评意见，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制约难以奏效；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走上违纪违法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所以，在党内制度建设方面，一定要发挥党内民主，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健全党代会制度和各级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制约。
2.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群众对干部选拔工作的参与和监督。党管干部是实现共产党执政的基本途径之一，也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根本原则。但一段时期以来，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存在着“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之间选少数人”等弊病，群众参与和监督程度不够，导致一些领导干部没有很好地把对上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结合起来。因此，要加大力度，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把党管干部原则同改进党管干部方法结合好，扩大群众对干部选拔工作的参与和监督，进一步完善和推行民主评议、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等制度，通过这些制度把那些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各类领导岗位上来。
3.从严治党，加大反腐败力度。腐败现象能否得到有效的遏制，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有的情况还日趋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为此，必须落实从严治党方针，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要把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德治与法治、自律与他律结合起来，形成严密的监督网络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党内没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
4.在继续发挥人大、政协、纪检、监察、检察等组织、机构监督的同时，更加重视新闻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应该成为联系党和人民的桥梁、纽带，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宣传报道应该多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多反映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多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呼声，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要在制度上、政策上保证新闻媒体的采访权、披露权，对人为阻挠、打击报复者要绳之以法。新闻媒体也必须严格自律，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纠正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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