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为什么没有红军第三方面军？
○陈成（解放军）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一支光荣的革命军队——中国工农红军，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是红一、二、四方面军。根据部队正常的编制序列，三大主力的番号应该是按顺序的红一、二和三方面军才对，为什么在现实中就跳过了“三”而直接奔向了“四”呢？其实，这当中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历史原因。
早期中共中央没有统一编制红军的计划，加之通讯条件原始落后，导致各地红军的编制及番号各行其是
中国工农红军由军发展到方面军，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关于建立红军最早的决定出自1928年5月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在该文件中明确提出“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暴动，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务，不一定要寻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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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到1930年1月，中共中央都没有统一编制红军的计划。那时，虽然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党与赤色工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已有相当的扩大。这些都足以证明城市的工人斗争在正开始复兴，乡村的土地革命运动也逐渐在开展，整个的革命运动都在向前发展。”但是中央并没有对于红军编制的统一规划，在1929年6月25日《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中，中央就指出“关于红军的斗争。中央个别的曾给了各处以专信的指示，但对于全国红军的行动，并没有规定统一的具体的有联系计划”。因此，各地红军的编制及番号也就各行其是。
除了中共中央没有统一编制红军的计划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早期红军条件艰苦，通讯条件很差。据朱德在其自述中回忆：“在1931年间，闽赣边界、湘赣边界、湘鄂赣边界，以及闽浙赣边界的苏区都有发展，而这些苏区相互间开始有了联络。1931年我们到处都有无线电交通。”可见，红军部队在1931年之前十分缺乏通讯联络。1930年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获得龙岗战役大捷，红一方面军才缴获了我军历史上第一部电台。但由于红军战士当时还不懂得无线电的用途，竟把发报机、电动马达、充电机都砸了个粉碎，只剩下一架收报机。直到1931年5月16日，中央红军才又缴获了一部电台。这样，在1931年6月2日，红军前方电台同江西兴国红军总部后方办事处进行了红军无线电通讯史上的第一次通报联络。
分别从河南南阳、甘肃天水等地引进大花月季、丰花月季、藤本月季、树状月季等4个类型共计27个品种，主要为嫁接、一年生苗，窖藏，4月初分品种栽植于京韵青风景区。
红军早期由于通讯条件差的情况，各根据地红军不能进行有效地沟通，导致部队番号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重复现象比较常见，其中最显著的应该就是“红四军”的番号。名气最大的是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1928年4月，朱、毛两军在井冈山上会师，同年5月4日，两军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5月25日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支是贺龙领导的湘鄂西红四军，贺龙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与周逸群回到家乡，参加洪湖地区的“年关暴动”。贺龙利用亲友、旧部和帮会的关系，联络了10余支由地方势力组织的武装，共3000人，发动湘鄂边武装起义，占领桑植县城。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在1928年7月初，这支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下辖第一师和几个支队，贺锦斋任第一师师长。第三支红四军是鄂豫皖的红四军。1931年1月中旬，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在商南的长竹园会合，根据党中央指示，合编为红四军，军长旷继勋，参谋长徐向前，该军下辖第十、第二十一师和一个独立团，全军共约12500余人。
红四军作战序列表
综上可见，一方面由于早期中共中央没有统一红军编制的计划，另一方面因为当时交通通讯条件原始落后，各根据地的红军部队无法及时向上级请示汇报，例如贺龙红四军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批准建立的；朱、毛红四军则是自己先成立，然后上报中共湖南省委备案的；而徐向前的红四军是中央批准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早期各根据地红军番号各行其是的现象。
中共中央本意打算建立第三方面军，但在红军实际发展中情况发生了诸多变化
另一方面，彭德怀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目的：“我提议三军团之五、八军编为一方面军建制，便于统一指挥”，因为“一三军团在战斗中一次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 （6个团的师）是很勉强的，如果两个军团合起来消灭敌人一个师就比较轻松”，成立红一方面军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集中兵力，统一指挥，攥紧拳头以再次攻打长沙。同时，在彭德怀的自述中有这样的记述：“在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上，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会议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彭德怀自己也明确表达“从此以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了”，可见，以彭德怀为总指挥的红三军团绝大部分同志都是支持整编，组成红一方面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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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建设与发展，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壮大到10万人。由于部队人数的不断增加，调整部队的编制体制成为中共中央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关于红军的决议案，确定集中各地红军组建正规军团，以建设正规红军。这次大会后，根据会议决定和中共中央一系列指示，各地红军先后集中整编，主力部队组建为正规兵团，红军整编最重要的结果，是建立了方面军、军团一级的正规兵团。
从实力上分析，根据彭德怀在其自传中的回忆，“当时，五军约七八千人，八军约五六千人，军团部直辖特务团、炮兵团、工兵营约3000人，共约一万五六千人。十六军2000人为湘鄂赣边区地方主力军。一军团辖四、三、十二军，人数与三军团大体相等。号称一方面军，实际上不过3万余人”，可见，彭德怀认为一个方面军3万余人尚且太少，而当时红三军团下辖才一万七八千人，彭德怀是不会愿意挺着三方面军这个大的番号。
1931年12月4日，中共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中，在对目前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红军的行动方向与编制，指出“红军行动的积极化与互相呼应是目前最主要的，保守与等待，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训令中同时指出 “红军的扩大与巩固，建立强有力的红军的铁军是头一等的任务”，所以“红军的编制亦应按照各军的实际情形与中央的红军编制条例重新改编。现在红军一方面军应即改组为一、二、六、七、八、十等6军，赣东北十军应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先编一师，湘赣边编足一师。红军十六军仍旧，应将现有三师尽量扩充。东江红军成立一独立师。以上各军在打通后统归第一方面军指挥，鄂豫皖第四军应扩充编成第四、第九两军。湘鄂西第三军应先编足两师。鄂北红九军改成独立师。在此三部分打通后，应成立红军第二方面军，归鄂豫皖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管辖”。可见在1930年召开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后，中央是打算继续推进方面军建设计划的，打算将当时全国较大的红军部队编入了第一、第二方面军。
在湘鄂西苏区，建立了红二军团。这一军团由当地的红四、红六军合编而成。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
在湘鄂赣苏区，建立了红三军团。这一地区的红五、红八军以及新建立的湘鄂赣边红军独立师（不久扩编为红十六军）合编，组成了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得以贯彻执行。鄂豫皖地区不等与湘鄂西及鄂北等处打通，就先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1931年11月7日，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攻黄安县城，为便于统一指挥，两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选择11月7日这一时间，以及七里坪这一地点成立红四方面军“一是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二是七里坪乃当年黄麻起义队伍首次集合攻打黄安的出发地，因而也是大别山区第一支工农红军的诞生地”。
尽管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但毕竟已成事实。在那个时候，中央与各地的联系因交通不便造成很多困难，各地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发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中央在后来的指示中，也承认了这种编制。
后来，鄂豫皖地区得知中央这一指示后，也曾打算改称为红二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在1932年3月21日给中央的《关于豫南、皖西战况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此地红军仍命名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将来再改称第二方面军。”这个打算却一直没有付诸实践。红三方面军的缺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红二、六军团部分干部在长征中合影
红二方面军则是在长征途中成立的，并且也是中革军委（当时中央军委的称谓）直接命令成立。1936年7月1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不久，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于10月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3年秋，中央军委曾计划把红七、红八、红九、红十这4个军团合编为红三方面军，但后来形势又发生了变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由于这4个军团一部分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红一方面军进行长征，合编为三方面军的计划再一次未能实现。
未成立的 “红三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有着密切的联系
叶总仔细观察钱币，钱币手感古朴，铭文清晰。看起来挺像是真货，即便是赝品，估计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于是也就没有多说，只告诉孟导等老贾来了自有定夺。
1930年8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湖南会师后，在两个军团的前委联席会上，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三军团前委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编进第一方面军建制。彭德怀还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彭德怀在这里所说的“革命的需要”很大程度上由于1930年4月3日发布的《中央通知第一〇三号——关于全国红军指挥问题》，该通知明确强调“现在全国红军的发展指挥统一问题，已非常严重而必要，过去因为没有严格的规定，对各地红军，除中央指挥外，各省省委以至特委都可以指挥，于是指挥的系统既紊乱而决定又常不免有抵触”，根据这一通知的精神，一三两军团的统一指挥也符合中央当时的要求。
在红一、三、二军团相继成立组建完毕后，按照原定计划，应在短期内迅速扩大，然后分别编为方面军。也就是说，以红五军、红八军以及红十六军为主体的第三军团，理所应当应该扩编，成为“红军第三方面军”。但是为什么在实际过程中却没有实现呢？这其实和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赣南闽西苏区，建立了红一军团。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总前委与中共闽西特委在汀州（今长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军与红六军（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组成红军第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1930年1月，中央军事部召开会议，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番号和编制，这是红军史上的第一次统一规划。
毛泽东在1930年9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一、三军团会师后，为指挥一、三两个军团起见，已由一、三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公开组织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杨岳彬为总政治部主任。9月20日，彭德怀也向中央报告说：“现在我们与一军团在军事上组织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在1930年10月29日《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现在因为从湘省委方面得到你们分兵入赣之极简短的消息，与反动统治‘围剿’红军的计划有关系，故不待你们的详细报告来，即先行指示你们如下……”。可见，红一方面军的组成是红一与红三军团出于第二次攻打长沙的实际需要进行的整编，并未按照中央在1930年5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的计划各自组成方面军，中央在红一方面军成立两个多月后仍未得到详细的报告，仍将已经组成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称为“一、三两集团军”。到1931年2月23日，中央在《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中则已称改编后的部队为“红一方面军”。
后来，随着日本侵华的步伐越来越快，国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经成为全国上下共同的呼声，在这民族危难的关头，取消红军番号，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是共产党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大让步之一。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金融体系稳步推进。但是，随着城乡经济的不断繁荣，对于资金的需求量每年逐渐提高，资金的多元化需求每日递增；现存的农村金融体系逐步体现出支持乏力的现象，对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不利因素，从而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和需求，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已不能有效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同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构建和谐社会。
经过长期的谈判，1937年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下辖3个师和总部直属队：第一一五师由红一方面军之第一、第十五军团及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编成，林彪任师长；第一二〇师，由红二方面军之第二、第六军团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及独立第一、第二师，赤水警卫营、总部特务团各一部编成，贺龙任师长；第一二九师，由红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军，陕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和陕甘宁独立第一至四团及第十五军团之骑兵团等部编成，刘伯承任师长。
“一线连百姓，一心为群众”。作为全国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率先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投诉举报“一站式”服务的单位，上海市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受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以及扎实的专业功底，日夜守护在食品药品安全的连心线上，为维护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发挥了“千里眼、顺风耳、减压阀”的重要作用。2014年荣获上海市“巾帼文明岗”称号，2015年被评为全国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工作一等奖。
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已经完成改编，雄师劲旅奔赴抗日战场，红三方面军也就没有必要再编了。
狗蛋困了，却不到屋里的床上去睡。看见墙上的有根草棍或挂条蛛网就赶紧用手把鸡鸡护起来，喊着叫着说有妖怪要咬他（这应了我们老家那句话：一次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孩子这是被蝎子咬怕了，心里留下了阴影。没办法，哥们儿朝洛蒙只好把卧室里的小床拆了，又在外屋的厨房给他搭了一个。这里虽然窄巴，但靠着门口有亮光透进来，孩子安心些。没一会狗蛋睡着了。媳妇在锅里洗碗。哥们儿朝洛蒙擦了把脸，换了身出差时穿的新衣服（他哪里知道，就这身新衣服害了他）。把手机和烟装在衣兜里。媳妇挓挲着湿漉漉的手看着他。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