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体系改革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国际关系论文,世界经济论文,学科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科建设
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体系，或简称国际关系学科，被称为“世纪风云的产儿”，是一门时代感极强的理论学科。在新旧世纪交替的世界历史大转折的年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改革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本文试图联系当代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理论，对中国面向新世纪的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体系改革，提出些看法。
一、目前流行的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新兴的理论学科和课程设置，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而逐渐形成起来的。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公共政治理论课程，后来又纳入国家和中央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体系”之中，在全国大学的文理医工各系、各级党校、干部院校和军事院校及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普通开设，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人们反映，这门课程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知识新，系统学习国际知识以后开阔了认识当代国际事务的眼界，增强了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
但是，勿庸讳言，目前国内流行的数十种国际关系类教科书，在学科体系上大同小异，只有教材名称个别词汇的不同、而无教学内容的实质性区别，因而或多或少地存在类似于各国概况介绍，内容陈旧重复，学科界定不清等等问题。例如：国际关系课程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体系”中之后，其中有关发达国家（美国、西欧、日本）的内容，与《政治经济学》中的“当代资本主义”部分重复；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东欧、古巴、朝鲜、越南）的内容，与《科学社会主义》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部分重复，有关中国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内容，便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部分重复，如此等等。这种学科界定不清的状况，造成了各门理论课程教学内容的相互重复。既影响了上述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又降低了国际关系学科原有的信息量大、知识新的优势，不利于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发展和完善。
二、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改革思路和理论原则
(1)学科界定要清晰明确，公共理论课和专业业务课可分两种版本。清晰明确的学科界定，是重新构造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首要问题。过去10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由于改革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的需要，将国际关系类课程纳入公共理论课的教学体系中是必要的，但在实施国际关系课程的教学中，应当尽量避免与其他公共理论课的重复，因而需要有更加专业化的、清晰明确的学科界定。与此同时，大学文科各系，尤其是政治学类系中，以及党校的研究生班、本科生班中目前已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专业业务课来教学。因而，相当一批大学和专门院校对国际关系课程的知识结构调整、学科体系的完善，有着更高、更加专业化的要求，不宜与公共理论课等同实施。考虑到这样一种现实状况，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可以分别出公共理论课和专业业务课两种版本，学校根据需要选择使用不同版本。
(2)全球视野和国际规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全球性和国际性。今天，我们重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借鉴发达国家的全球教育和国际教育经验，也是十分必要的。例如，美国为了适应全球性卷入国际事务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需要，非常重视全球观教育，开设了一种全球型课程。这种课程用于培育学生对本国的责任感，以及作为全球社会的公民去生活和工作的观念。为此，美国成立了全球教育委员会，并将全球教育从大学扩展到企业。再如，日本已将加强大学的国际化教育列为重点，强调充实国际性的教育内容，强调将日本培育成“国际人”。因此说，中国的国际关系教育内容应当具有全球视野，关注种种与人类进步和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全球问题，并且，中国学者还应适应国际上通行的教学方法和研究手段，使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尽量与国际接轨，符合国际学术规范。
(3)知识结构的更新与调整。目前中国流行的国际关系类课程教科书存在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知识陈旧，与相邻学科之间内容交叉重复太多。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面积更新知识，调整知识结构。当代国际社会发展迅猛，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国际理论层出不穷，国际关系学科内的“信息爆炸”，决不亚于自然科学界。因此，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更新与知识结构调整，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做到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有效地、合理地吸收和利用当代国际舞台上涌现出来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理论。我认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其内容框架既应当包括一些传统议题，如战争与和平等，更需要增补和详细阐述下列一些新的知识领域：一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动向；二是科技革命与信息时代（包括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理论、信息高速公路等）；三是国际经济新秩序（包括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跨国公司、南北关系、国际债务、国际金融危机等）；四是民族主义与世界宗教狂潮和文化的多样性（即国际关注的“文明冲突论”）；五是国际人权与经济制裁（包括西方与中国不同的人权观和价值标准、西方国家对别国滥用的经济制裁理论和手段）；六是全球意识与全球发展（包括全球学和未来学的基本理论、人口爆炸与粮食短缺、能源危机与资源保护、环境污染，生态平衡与绿色和平运动、海洋开发与宇宙利用等）；以及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恐怖主义等。
(4)实用原则和方法论教育。国内流行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侧重于对国际事务的理论宣传，但有许多内容和观点明显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很难令人信服地解释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前所未闻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更谈不上使学生运用这些理论去解决上述这类新问题了。严格地说来，传统的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学理性很强的理论学科，但从70年代以来，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为标志，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一直都在不断地增加国际经济方面的新内容和新方法。换言之，当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越来越趋向于实用型的分析。与此同时，当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加强解决现实国际问题的方法论研究和教育。例如，关于国际体系的层次分析、外交行为的心理分析，外交决策过程与方法；关于国际商务谈判的博奕理论和技巧；关于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环境的评估与预测等。因此说，中国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应当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应传授一些解决现实国际问题的、可具操作性的方法，而不应局限于在教科书中罗列出一大堆明显过时的，空洞无物的宣传口号。
(5)中国特色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关于国际关系学科是应当更具有“国际性”（或“世界性”、“全球性”），还是更具有“本国特色”，乃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目前尚无统一定论。我倾向于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应当具有“本国特色”，这不是一个简单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发展都需要具有（也不可能不具有）世界各国的本国特色的共同性问题。
我认为，“中国特色”作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完整延续下来的东方文明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比，在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中必然要深深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具体来说，“中国特色”在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中可以在两大层面上展开：
第一层面；中国传统理论的发掘和阐述，重点发掘《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甚至《三国演义》等古代典籍以及近代的《大同书》和孙文学说，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观点、语汇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和阐述，“中国特色”便自然体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之中了；而且，新中国外交政策中一系列理论观点，如世界时代论、革命和战争观、和平共处理论、三个世界理论、一国两制理论，以及关于国际战略格局的“大三角”和多极化理论、国际政治新秩序理论等，都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产生过（有的还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在西方价值观一统天下的国际关系学科之中，应当有来自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人的声音。因此说，在重构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中保持“中国特色”，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发掘和整理，而且也是对未来世界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一种理论贡献。这种理论贡献，是任何外国学者无法替代的，当代中国学者理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
第二层面：中国统一问题的回顾和展望。中国特有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如港澳台问题、西藏问题这样一些影响中国统一的历史问题。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中根本不可能产生和包含有一个主权国家如何排除国际势力干涉内政，如何促进实现国家统一的理论和方法来。由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原因，香港问题影响当代和未来的中英关系、澳门问题影响当代和未来的中葡关系、台湾问题影响当代和未来的中美关系；而西藏问题则影响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关系和中国的国际形象。即使在“一国两制”的构想下，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后，中国统一问题仍然是未来50年内不容忽视的重要国际问题。因此，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理应包括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统一问题。舍此，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不但有愧于祖国，也有愧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