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183;安德森及其后现代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德森论文,后现代论文,观念论文,佩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60、70年代盛极一时，到了90年代，陷入低迷状态。老一 代史学大家E.P.汤普森、拉尔夫·米利班德等先后谢世，健在的克里斯托弗·希尔和埃 里克·霍布斯鲍姆年事已高，不复有新的力作问世(Elliot xi)，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左 翼文化圈中几近独领风骚的局面业已消失。在这凋零的情势之下，早在30年前就以激扬 的文字、透彻犀利的分析能力、纵观全局的历史眼光与上述老一代史学家分庭抗礼的佩 里·安德森，其学术地位日益凸显，大有一枝独秀之势，被伊格尔顿誉为“英国最出色 的知识分子”(Elliot xi)。
这并非溢美之词。佩里·安德森在20多岁就初露锋芒，发表了成名之作，在新左派内 部引起了轰动，显示出他对英国现代历史和思想文化进行总体分析的倾向和才能。在3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除了主编《新左派评论》杂志、创办和主持新左派书局(现在的
Verso出版社)之外，他还先后出版了数部专著和论文集，发表了大量的书评和访谈。
这些著述气魄宏大，涉足甚广，触及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文学诸领域， 并且在每一个领域中都不乏独到之见。历史学家，这个带有专门治学内涵的头衔，放在 他身上未免显得小气，在当下学科界限森严、学术研究日益精细化、不免失之琐碎的时 代，安德森并不是囿于某一固定领域的专家，而是跨越文史哲的通才，思想家这个称呼 更贴切，近年来有人说他是“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Payne 27)，确为 公允之论。
佩里·安德森1938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上层社会家庭，出生不久后被带到中国，当时 他的父亲任职于由英国人把持的中国海关。二战期间，全家迁往美国，战后在爱尔兰南 部定居。50年代中期，安德森在伊顿公学毕业，进入牛津大学。在学期间，他不时改换 专业，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跳到心理学，转而学习俄语和法语(Gregory
Elliot 1)。1956年，在他入大学不久，苏军入侵匈牙利，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 这两个事件给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刺激，使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 义产生了双重幻灭。在30年代末，苏联的一些内外政策已经导致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向 右转”，匈牙利事件，加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发，让西方绝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对 苏联心灰意冷。当时的英国共产党紧随苏联，致使党内严重分化，大批党员退党出走， 以示决裂。同时，战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势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完全不同于战前，工人 阶层普遍富裕，社会福利制度建立起来并得到长足发展，在国民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凯 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管理革命使资本主义工厂管理带有一定的人情味儿 ，它的运行逻辑，迥异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描述，与战前老左派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亦相 距甚远(Stuart Hall 1—5)，这不能不令左翼知识分子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
英国新左派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崛起的。它的成分颇为复杂，有退党的英共党员 ，如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历史学家E.P.汤普森、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 尔顿等人，有不满工党现行政策的人工党党员，还有牛津大学的一些信奉社会主义的青 年学生，如安德森和后来成为著名文化批评家的斯图亚特·霍尔，他们要求更新社会主 义的理论和实践，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创设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上述两大事件让 他们走到一起，结成松散的联盟。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起的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ent，简称CND)巩固了这个联盟。但是，新左派从来没有成功地发 展成为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这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Stuart Hall 30—31)。这些 胸怀悲天悯人之志、匡时救世之见的知识分子，主要建树体现在文化领域，而非政治活 动。他们所从事的是间接性的文化政治，而不是鼓动造反起事、号召直接行动的街头政 治；他们只提出和分析了社会问题，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总体策略，以改 变现状。作为一场思想运动，新左派主要坚守其文化阵地《新左派评论》，融化欧陆新 知，昌明马克思主义学术，以激进之立场行批评时政之职事。
在牛津期间，安德森是一个极为活跃的激进分子。1959年的古巴革命使他热血澎湃， 对社会主义革命产生无限憧憬。他写了一篇名为《古巴，美丽的自由土地》的文章，礼 赞古巴革命。时至今日，他依然对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道德感召力保持敬意。安德 森的思想受到欧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早是萨特，然后是他极为服膺和颇有研究的葛 兰西和阿尔都塞，最重要的启迪则来自托洛茨基主义者艾萨克·多伊彻。为发达国家寻 找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成为安德森此生难以释怀的情结，这说明，他的思想更接近于 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60年代中苏论战期间，他一度倾心于 “毛主义”(Maoism)，由于不了解中国的现实，他曾对文革抱有一定的兴趣和希望。
他的成名之作是在1964年和1968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当代危机的起源》和《国民文 化的构成》(Perry Anderson[1964]26—53；[1968]3—57)，在这两篇文章中，隐约可 见到他后来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国民文化的构成》一文，是英国在风云激荡的1968年 出现的唯一的一篇传世之作(Gregory Elliot,46)，影响之余绪，延及伊格尔顿和社会 学家对英国学术文化的剖析。
在《当代危机的起源》一文中，他仿效葛兰西对近代意大利历史的整体分析，提出英 国资本主义发展“例外论”，即，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迥异于马克思主义所认可的 一般模式。英国共产党的史学研究认为，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非常相似，对此， 安德森持有异议，他认为法国革命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模式，英国革命偏离了这 种模式。17世纪的英国革命只改变了社会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上层建筑，革命之后， 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还是贵族式的，也就是说，英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像法国资产阶级那 样，完全取代了贵族的统治，在全社会打下自己深刻的思想烙印，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晚 期，贵族与资产阶级熔为一体。这种格局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是非常不利的。在历史上 ，工人运动总是要借鉴资产阶级的自由、解放、革命等价值观，方能确立自己的意识形 态，而英国资产阶级并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思想遗产(Perry Anderson[1964]26—53)。
《国民文化的构成》立意高远、气势恢弘，在通盘审视现代英国的社会文化之后，猛 烈抨击它缺乏总体性的社会理论：经典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Perry Anderson[ 1968]3—57)。安德森看到，英国没有出现诸如杜尔凯姆、韦伯和帕累托这类经典社会 学家，更不必说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列宁、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 也就是说，英国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20世纪50、60年代， 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如日中天，理论家和思想流派层出不穷，继德国的法兰克福 学派之后，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学派、法国的阿尔都塞学派争奇斗艳、各显身手，而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则相形见绌，主要还停留在30年代的经济决定论水平上。最 根本的原因在于现代英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不同于欧陆诸国。在英国，资产阶级与旧贵族 联手构成统治集团，社会意识形态以“崇尚传统”(traditionalism)和“经验主义”(
empiricism)为主，资产阶级因袭旧习，只是在内部进行制度创新，改良折衷，没有另 起炉灶，从整体上重新审视社会。经典社会学19世纪末在欧洲大陆出现，其直接动因是 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它应运而生，以抗衡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为 己任，这是统治阶级应对这场运动的思想举措。在同时代的英国，没发生大规模的工人 运动，同时，最能影响英国工人运动的不是倡导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而是坚持改良主 义的工党，统治阶级无需劳神费力，演绎出一套抗衡性的总体理论。此外，欧洲大陆新 思想的导入，加剧了对系统理论的敌视。用安德森的话说，欧陆新思想是“白色反动移 民”引入的，由于本国政治局势动荡，加上英伦三岛“崇尚传统”和服膺“经验主义” 产生的磁力，吸引他们纷至沓来，并迅速主宰了思想文化界的各个行当(惟有经济学和 文学批评免受染指，由本土人士凯恩斯和利维斯执牛耳)，例如，哲学界的头面人物维 特根斯坦(来自奥地利)，政治和社会理论界的伯林(来自拉脱维亚)，史学界的奈米尔( 来自奥地利)，美学界的贡布里希(来自奥地利)，人类学界的马林诺夫斯基(来自波兰) ，政治哲学界的卡尔·波普尔(来自奥地利)。而像艾萨克·多伊彻这样的“红色”政治 移民在英国天然遭到排斥，举步维艰，难得在高校觅得一方教席。十多年后，对于年轻 时AI写作的这些激昂文字，安德森进行过检讨。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篇文章的确令人感 到辞气浮露，笔无藏锋。有的论断因为作者思虑不周，率尔操弧，失之于简单和武断， 难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之嫌，易受感情用事之讥。安德森开出的偏方和猛药是，译介欧 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述，以弥补本土文化的缺憾。《新左派评论》和后来成立的新左 派书局(the New Left Books)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到了70年代末，在新左派书局出 版的85本书当中，近一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欧陆理论的导入，扰乱了英国马克思 主义旧有的格局，成为激活新左派知识分子思想的马刺。
在主持译介工作的同时，安德森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出两部史学著作，《从古 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的系谱》。他从生产方式的变化入手，探究古代希 腊罗马世界与封建主义之间的联系，封建主义与取代它的绝对主义之间的联系。这两本 书只是他计划中的四卷本欧洲史的前两卷，后两卷《从尼德兰到德国统一时期的资产阶 级革命》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尚未杀青付梓。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主要考察的是欧洲封建主义的产生过程。他认为，欧洲 封建主义产生于希腊罗马世界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和日耳曼蛮族的原始公社制同时解体之 际。欧洲西部最先产生封建主义，因为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残余在那里同时存在，势力相 差无几，而在欧洲东部，由于没有存在过罗马式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化过程极为缓 慢(佩里·安德森[2001a]130)。《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一书主要考察了继封建主义国 家之后绝对主义国家在东欧和西欧的发展情况。安德森修正并补充了马克思本人对封建 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论述，他认为，欧洲过渡到资本主义，决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结 果，而是古代和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佩里·安德森[2002b]421，450 )。
从1963至1977年，《新左派评论》发表了大量介绍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 人选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文选》(Western Marxism:A Critical Reader)一书 。安德森应邀为其作序，结果，多年之思想积淀，在瞬间迸发出来，一发不可收拾，写 成他最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这本小书以大写意式的粗犷笔法，勾 画出一战之后直到60、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面貌，归纳出其重要特征，指 出其缺陷，试图从托洛茨基主义那里找到纠偏的启示和举措，还大胆预言历史唯物主义 的未来趋向。安德森的主要的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一战之后欧洲社会主义革 命失败的产物，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卢森堡等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比，它最重 要的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它与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毫无关涉，只关注哲 学 、文化和美学方面的问题，陷入形而上的玄思，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 统 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 家 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需的阶级斗争战略”(佩里·安德森，《西方 马 克思主义探讨》，61)。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它不仅仅是从关心经济基础转 向 关心上层建筑，而是重新界定了上层建筑本身(Dennis Dworkin 137)。它的政治态度 极 为悲观，“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是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切实感受。它因无 力 改变资本主义现状而萌生绝望，又因痛心疾首于苏联制度而踌躇两端，不知可适之政 治 出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所依仗的理论资源，大多来自前马克思主义的以及资 产 阶级的思想体系。以卢卡奇为例，他在哲学上受黑格尔影响，他的社会理论有韦伯和 西 美尔的思想印痕，他对自然科学的敌视来自狄尔泰及生命哲学，其他如葛兰西、马尔 库 塞、萨特、阿尔都塞、戈德曼等辈，思想来源莫不广泛博杂，不一而足。“(西方马 克 思主义)无一例外地以来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以此阐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使之合 法 化，或加以补充”(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77)。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学 院派性质，使历史唯物主义变得更为深刻细致，但这种深度的获得，是以牺牲其论说 范 围的广度为代价的，语言也因专门化而晦涩难懂(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 探 讨》94)，所以，马尔库塞说自己读不懂阿多诺，这不足为奇。安德森指出，与西方 马 克思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并行不悖却经常遭到忽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托洛 茨 基主义。安德森认为，托洛茨基主义主要关注政治学和经济学，而不是哲学，它饱含 国 际主义精神，并不着眼于某一国家或某一种文化；尽管它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企盼 主 要是一种飘渺的理想，对资本主义崩溃的分析实属一厢情愿的不智之举，但是，它“ 知 行合一”、“经世致用”的路数却更为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透过60年代的五月风暴 ， 70年代西方世界的几场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大衰退，他又依稀看到革命理论 与 实践结合的曙光(时间证明，这不过是一种幻觉)，所以，他作出惊人预言：“在马克 思 主义理论和群众实践之间，以工业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为导线，重新开辟一条革命路 线 的机会已大大增加。理论和实践的这样一种重新结合的结果，将改造马克思主义本身 — —重新创造出曾在当年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的那些条件来”(佩里·安德森，《 西 方马克思主义探讨》96)。
总结过去总比预言未来有把握得多，历史的发展毕竟不能象火车那样，沿着预定的轨 道一直跑下去。七年之后，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续篇《历史唯物主义追 述》中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性革命实践的结合并未实现，发达国家依然缺 乏实现社会主义的总体策略(Perry Anderson[1983]27)。这本书主要考察的是从70年代 中期到80年代初期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情况。他的结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中 期，就已经耗尽了理论的活力，走到了尽头，到了80年代，这种情况越发明朗。历史唯 物主义遭到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重大挑战。但是，结构主义也有它的致命弱点， 那就是，它把符号学不加分析地从语言学领域推广到一切人文社会学科，这样做的结果 是，让语言模式的泛化和绝对化否定了客观真理的存在(Perry Anderson[1983]32-55) 。
从70年代后期开始，激进氛围在英国社会逐渐消退，80年代初，撒切尔上台，标志着 保守主义卷土重来，新左派的活动空间日益萎缩。同时，英国及整个西方走出经济低迷 状态，社会的高度繁荣，阶级界限日益淡化，意识形态冲突的消弭，自由资本主义无往 不胜体现了历史终结，这类神话应运而生。在这种情况下，安德森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交锋地带》的出版就是标志。这本文集收录了他80年代以来的重要论文，评述的对象 是近些年来在西方社会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家。书中流露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传 统的怀疑，他把革命社会主义当作过去的一种理想而主动放弃。他已经感受到，作为一 种历史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受到了更加严重的挑战(Perry Anderson[1992]xii)。
90年代末出版的《后现代性的起源》本是为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论文集《文化的转 向》作的序，结果再次笔走龙蛇，写成了一部专著。这部著作史论结合，把后现代主义 观念的演变放到近50年来西方社会的变迁中，尤其是60年代的激进运动和晚期资本主义 极度繁盛的背景下；它将观念史与社会史融为一体，展现了后现代主义观念背后的社会 基础。后现代主义与激进政治之间的渊源是这本书的核心问题，这在点评哈桑、詹克斯 、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等人的那一章里表现得最为集中。哈桑把后现代主义观念扩展到艺 术领域，他认定，各种后现代艺术形式最根本的共同特征是“不确定性和内在性的游戏 ”，在文学和视觉艺术中表现得很突出，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他却未能解决：后现代 主义“是一种艺术倾向，或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这就暴露出哈桑理论的局限，他 未能从社会的层面上探讨后现代主义的勃兴，这也是后来他在80年代末告别后现代主义 研究的一个原因。建筑领域的后现代思想家詹克斯有折衷主义的趋向，他认为，后现代 建筑应当将现代主义与传统风格结合起来，既有高雅的艺术品味，又能迎合普通人的胃 口。这种折衷主义也渗透到他对后现代主义与现实的政治之间关系的看法中，以他之见 ，后现代是囊括多元宽容和自由选择的一种世界文明，它使“左派与右派，资本主义和 工人阶级”的对立失去了意义。安德森对哈桑和詹克斯的批评尚属温和，对出身左派后 来右倾的利奥塔的批评，可谓声色俱厉。一方面，他承认利氏《后现代状况》是第一部 从哲学角度研讨后现代主义的著作，另一方面，又指出利氏越界操作造成的弊端。《后 现代状况》主要探讨的是自然科学的认识论转型，可作者本人却对自然科学不甚了解， 这位外行人解释自然科学转型所依赖的理论基础，不过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不可通约的 语言游戏产生的认知多元论，这在法国尚属新见，在英国早已陈腐不堪，流风所及，它 所引发出的街谈巷议水准的相对主义却被当成后现代主义的明证(Perry Anderson[1997 c]26—27)。根据安德森的分析，利奥塔之所以回避后现代主义与政治的关系，与利氏 本人从50、60年代信奉革命社会主义转向虚无主义的享乐主义大有关系。利奥塔认为， 战后工人阶级基本上被资本主义制度所收编，不再是一支重要的反抗力量；60年代与学 生造反相伴生的性解放运动，又使利奥塔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欲望横流”对现存 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力之上。在安德森看来，就后现代主义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而言 ，即便是利奥塔的论战对手，一贯张扬现代性的哈贝马斯，其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也未 能有助于他对后现代作出真正的历史解释，在时间和空间上给予明确的界定。总结起来 ，安德森的结论是，在这一时期，后现代观念具有右派性质，“哈贝马斯依旧站在左派 的立场上抵制与后现代结盟，尽管如此，他还是承认这一观念属于右派，并把他认定为 新保守主义中的一员”(Perry Anderson[1997c]46)。
安德森一直企盼一种类似于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能够结合传统的政治 经济学分析，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身上的那种玄学气息。让他多少感到欣慰的是，詹姆 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似乎透露出一线光明。安德森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偏重于上层建筑 的倾向早有贰言，在他看来，虽说西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反思固然深刻，但由于其偏重 美学，却没有与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联系起来，而恰恰就在这里，詹姆逊表现 出他对西马的超越之处，他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传统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结合起来，凸显出后现代文化在当代历史时空中的整体面貌。安德森认为，詹姆逊的首 创之处表现在，他拓展出了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在文化上必然的逻辑这一理论， 全面描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重大转变，完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未竟之事业。
安德森参照詹姆逊的辉煌巨著《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归纳出 他的后现代理论分析的五个步骤。第一步，詹姆逊根据资本秩序的客观变化来考察后现 代主义的产生，这个视角正好是哈桑和利奥塔所没有的，他们在探讨后现代的起源时， 切入的角度分别是美学断裂和认识论转型。在詹姆逊的笔下，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 义在文化上必然产生的结果，在这个历史阶段，文化的商品化达到了极致，文化本身就 成为商品。第二个步骤是探讨后现代状况之下人的心灵世界发生的变化，后现代主义使 人们丧失了历史感，使艺术作品丧失了深度性。在詹姆逊之前，后现代理论家只限于探 讨某一个领域，而詹姆逊则表现出总揽全局的气度，几乎兼及所有艺术领域，是为詹姆 逊的第三个步骤。第四个步骤研讨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基础，“后现代主义的直接动 力肯定存在于新出现的富裕的雇员和专业人士阶层，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服务业和 投机业快速发展所产生的”(Perry Anderson[1997c]62)。现代主义文化具有精英性质 ，崇尚艺术家个性的张扬，相形之下，后现代文化更多带具有平民色彩，它为那些处于 边缘地位的群体，如妇女、少数族群和外来移民接触当代文化形式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詹姆逊的第五个步骤很有原创意义，他对后现代主义采取了辩证的态度，既不全盘肯定 (如詹克斯和利奥塔)，也不全盘否定(如哈贝马斯)，而是待之以平常之心，不赞同只从 道德主义角度作出价值判断。在这一章的最后，安德森明确了詹姆逊在整个马克思主义 传统中的地位，剖析了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布洛赫和阿尔都塞等人对他的深远 影响，着重指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推向了高峰，打破了 它的局限。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主题和影响主要局限于西方发 达国家，而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所涉及的文化和区域，远在这个范围之外，他的视野和 影响扩散到第三世界，更难得的是，他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带有的悲观情调。
安德森的著作总是表现出一种以史论代替政论的趋向，《后现代性的起源》显然也有 “借他人酒杯，浇自家之块垒”的用意。他在评论詹姆逊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后现 代起源的认识。他比较和参考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出现的必然 。现代主义的诞生，主要受到三种决定因素的促动：半工业化性质的经济制度和社会， 作为这个社会主导阶级的传统的资产阶级，产生一系列重大发明的科技条件。到了二战 之后，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几乎消失殆尽，以反抗庸俗资产阶级为目标的现代主义失 去了批判对象，后现代主义正好在现代主义失去对手之际伺机出现；20世纪初，重大技 术创新和发明改变了都市生活，激发起现代主义者丰富的想象力，而在战后，标准化商 品的批量生产，缺乏一系列可与世纪初相提并论的发明，使技术失去了对艺术的强烈吸 引力；政治上，战后工人运动的消沉和左派激进政治的失败，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 ，驱散了艺术先锋派依赖的政治氛围，重大艺术实验不再出现。与此同时，现代主义所 不倦寻求的、取代资本主义的其他道路被堵死，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源于20年代欧洲革 命的失败，后现代主义是60年代激进政治受挫的产物，后现代主义表现的是受挫之后茫 然四顾的体验和感觉。
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开篇就大胆放言，政治批评是一切批评的绝对视域。《后 现代性的起源》符合这种政治批评的原则，后现代主义得以产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后 现代理论家的政治立场，自始至终是这本书探讨的主要内容。如果说詹姆逊的后现代理 论对于社会经济现象和文化心理论述颇多，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安德森的后现代观念 更重视的是激进政治和社会思潮变迁，这正好是对詹姆逊理论的重要补充。安德森走的 是英国新左派的路数：从剖析社会文化现象入手，进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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