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间的收入流动及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收入差距论文,居民论文,收入论文,代际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中的收入阶层出现了固化的倾向，“二代”话题日益发酵，机会公平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代际之间的收入流动性是一种机会公平的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是否具备机会均等意义上的公平。20世纪后半叶以来，代际收入流动的相关研究逐渐丰富，成为劳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Becker等(1979)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引入代际收入流动模型，运用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的分析工具建立了代际收入流动的基本理论框架，该模型认为父母的收入水平决定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而影响子女未来的收入水平。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家庭中父代收入增加10%，可使子代收入增长2%左右。Solon(1992)通过对数据样本进行严格的筛选，并改进计算方法，计算出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要大于0.4。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开始将研究重点聚焦在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历史变化趋势上(Lee等，2009)，Blanden等(2007)发现英国20世纪50-70年代出生人群的代际收入弹性呈上升趋势。但Bratberg等(2007)的研究发现，挪威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出现了下降趋势。总体来说，国外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出现明显的持续变化，但高福利国家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国内的学者也对中国城乡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进行了研究。王海港(2005)计算得出1988年和1995年中国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384和0.424。郭丛斌、闵维方(2007)对城镇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在代际收入流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谢勇(2006)认为父辈的收入差距所引致的人力资本投资差异是造成子代收入差距的原因，最终会造成收入差距在代际间的传递。魏颖(2009)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发现随着收入分位数的提高，农村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韩军辉、龙志和(2011)运用分位数回归对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估计，发现在收入分布的两端的农村家庭呈现出较强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而在中位数附近的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
尽管上述研究文献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计算方法不断进行革新，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算也越来越精确。但家庭内部父母和子女间收入的联系并不能揭示社会中机会不均等的真实程度(Roemer，2004)。因此，有必要对家庭代际之间的收入流动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本文将从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流动矩阵两个角度，对近20年来中国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进行全面的测算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代际收入流动与居民长期收入差距之间的联系，通过构建“反事实”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定量分析家庭代际收入流动对家庭长期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及方法介绍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并对原始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将1991-2011年历次调查中相近的两次调查数据合并，分别划分为1991-1993年、1997-2000年、2004-2006年和2009-2011年4个时期。(2)将调查样本与其父代(父亲)的相关数据配对并合并，得到包含子代和父代相关信息的家庭样本。(3)从历次调查数据中筛选了子代年龄大于16岁且父代年龄低于60岁的家庭样本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一)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算方法
一个人的收入与其家庭背景的关系，即家庭代际间收入的传递和流动，作为一种能够反映机会公平程度的重要社会特征，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政策设计中都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首先建立一个线性回归模型来计算代际之间的收入弹性。代际收入弹性即父代的收入水平对下一代收入水平的影响，该数值越大，表示收入的代际流动性越低，子女处于父辈的收入分层的可能性就越高。由于缺乏样本长期连续的收入数据，为了避免暂时性收入偏误和生命周期偏误带来的误差，在计算代际收入弹性前我们需要对收入数据进行修正，以获得能够反映样本真实收入状况的持久收入。
个体的调查收入可以表示为：
(二)代际收入流动对家庭长期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模型
在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下，子代与父代的收入序位排列会发生变化，比如父代处于最低收入分层的家庭，其子女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较高的收入分层，而基尼系数等收入差距的测算是基于收入序位的排列，因此，如果仅比较两代人基尼系数的变化，并不能真实反映家庭整体长期收入差距的变化。为了分析代际间的收入流动在收入分配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我们通过构建反事实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分析代际收入流动对家庭长期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首先，参照Lambert(1993)的方法，基尼系数可以表示为：
式(4)中，a和b分别是收入的下限和上限，F和f分别是收入的累积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μ是平均收入。从式(4)可以看出，基尼系数等于1减去两倍的平均标准化收入(x/μ)的加权均值，而权重1-F(x)由个体收入在收入分布中的相对位置所决定。
在考虑父代和子代收入二元分布的情况下，父代收入的基尼系数表示为：
式(6)中，x和y分别是父代的收入和包含子代与父代收入的家庭收入，h(x，y)是父代收入与家庭收入的联合分布密度函数。
在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下，子代的收入分布状况相对父代将会发生变化，为了排除收入序位变动对家庭长期收入差距测算产生的影响，假设家庭收入的累积分布函数与父代一致。在此假设下，可以构建能够反映家庭长期收入差距的“反事实”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反事实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可以表示为：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1991-2011年中国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算与分析
回归方程式(2)的测算结果(见表2)显示，近20年来，中国居民家庭整体的代际收入弹性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总体来说，代际收入弹性处于较高的水平②，较高的代际收入弹性表明中国居民家庭父代与子代之间的收入具有较强的关联，换言之，父代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代的收入水平。1991-2011年的4个不同时期内，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也有所差异。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低，“子承父业”仍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由于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造成代际之间的收入紧密相关。因此1991-1993年，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处于较高的水平，为0.389。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锅饭”式均等化的收入分配方式被打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快速扩大，产生了农民工、私营企业主等许多新的职业阶层，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户籍制度的放松和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加强，打开了低收入家庭子女收入向上流动的空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流动有所增强，从而造成代际间的收入弹性逐渐下降。因而，可以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居民家庭代际间的收入弹性出现了下降，1997-2000年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降至0.382。但2000年以后，随着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流动的障碍也在增加，拥有优势地位的高收入家庭子女更容易继承父代的高收入，从而造成代际间的收入弹性逐渐升高，2004-2006年代际收入弹性快速攀升到0.393。代际收入弹性的不断上升说明子代与父代收入之间的联系在增强，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背景下，也反映出了社会中“二代”的现象不断加重的现实。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中，接受教育是低收入家庭子女实现职业和收入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在高校扩招以前，由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对要低很多，由于高校扩招，降低了高等教育的“门槛”，无疑给低收入家庭子女通过接受更高的教育来实现收入的向上流动提供了更多机会。与此同时，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问题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收入分配和教育公平的相关经济和社会政策。随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态势的扭转和教育的更加公平，2000年以后不断上涨的代际收入弹性出现了显著下降。根据本文的测算，2009-2011年，中国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下降为0.358。代际收入弹性的快速下降，说明家庭背景在个体收入决定中所起的作用不断减弱，这也反映出近年来，社会中的机会公平问题出现了趋于好转的迹象。
代际收入流动理论认为，家庭对子女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会直接影响到子代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通过接受更高的教育实现收入的向上流动也是大多数低收入家庭子女的现实选择。因此我们对不同收入分层家庭子女受教育状况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见表3)。统计结果显示，近20年来，在各级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各收入分层家庭子女的受教育程度都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但由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不同收入分层家庭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仍存在巨大差距，随着家庭收入分层的提高，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也逐层递增。
分时期来看，1991-1993年，最贫穷的第一和第二收入分层家庭中，仅有7%和9%的子女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而较为富裕的第四和第五收入分层的家庭中，子女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为28%和34%。在该时期，由于“文革”期间教育发展的中断，样本中子代群体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处于较低的水平，高收入分层与低收入分层家庭之间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虽然存在差异，但主要集中在接受高中教育子女比例的差距上。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中等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大幅提高了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但高等教育扩张相对缓慢。因此，1997-2000年中、低收入分层与高收入分层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了一定的缓解。由于高等教育的高“门槛”，处于人力资本投资劣势的低收入分层家庭子女鲜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2004-2006年，第四、第五收入分层的家庭中子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快速提高到17%和24%，而处于第一、第二收入分层家庭的子女仅有1%、2%接受过高等教育。不同收入分层家庭之间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使低收入分层家庭子女无法通过提高自身的受教育程度来实现收入的向上流动，这是造成代际收入弹性持续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高等教育“门槛”的降低，使人力资本投资处于劣势地位的低收入阶层家庭子女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当高校扩招后的毕业生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不同收入分层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明显缩小。2009-2011年不同收入分层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变化可以反映出这一特征，同时代际收入弹性在该时期出现了明显下降。
为了定量分析近20年来中国居民家庭代际间的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我们运用收入流动矩阵的方法对1991-2011年不同时期内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状况进行了测算(见表4)。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对角线上的数字代表了各收入分层家庭中父代与子代同处同一收入分层的概率，以1991-1993年为例，处于最低收入分层的家庭，其子女仍处于最低收入分层的概率为43%，这说明超过4成的低收入分层家庭子女仍处于最贫穷收入分层，代际之间的收入流动性较低。虽然有27%和11%的最低收入分层家庭子女上升到第二和第三收入分层，但只有9%和10%进入到第四和第五收入分层。这反映出在改革开放初期，低收入分层家庭的子女虽然有较大的机会实现收入的向上流动，但进入中等以上收入分层的概率仍然很低。反观处于最高收入分层家庭的子女，其继承父代收入分层的概率是各收入分层中最高的，达到42%，这表明高收入分层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偏低。此外，不同收入分层家庭的子女进入高收入分层的概率逐层递减的现象也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中低收入分层家庭的子女实现收入向上流动的通道并不通畅，各收入分层之间的流动存在障碍，收入分配领域机会不均等的现象较为突出。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放松，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也给低收入阶层带来了收入增长的机遇。1997-2000年，虽然低收入分层家庭子女仍处于最低收入分层的概率较上期有所上升，但低收入家庭子女进入高收入分层的概率有所增加；同时高收入分层家庭子女进入高收入分层的概率下降。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收入分层家庭子女的优势地位。21世纪以来，随着不同收入分层之间收入差距和子女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扩大，不同收入分层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宽，代际收入流动也不断减弱。2004-2006年，低收入分层家庭子女陷入“低收入陷阱”的概率达到近20年来的最高点，进入高收入分层的概率也降到最低；而高收入分层家庭子女进入高收入分层的概率达到最高。这客观反映了2000年以后，不同收入分层之间的流动障碍有所加深。
随着教育公平和收入分配的改善，中国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呈现出增强的趋势。2009-2011年，低收入家庭子女跳出低收入分层的概率快速提高，高收入家庭子女跌出最高收入分层的概率大大增加。这反映出近年来，不同收入分层之间流动的障碍在减弱，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增强也显示出社会的机会公平得到显著改善。
(二)代际收入流动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家庭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作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均衡器”，会通过子代收入状况的变化影响到社会中家庭收入的分布状况，从而对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通过构建反事实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从历史的角度定量分析代际间的收入流动对居民家庭长期收入差距的影响。具体的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显示了近20年来家庭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和代际收入流动对家庭长期收入差距的影响。1991-1993年，父代的基尼系数为0.462，而家庭的基尼系数比父代低0.047。包含父代和子代两代人的家庭基尼系数相比父代有所下降，说明家庭的收入不均等程度较父代有所改善，但并不能直接将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的下降理解为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由于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家庭收入序位的排列与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构建“反事实”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来进行分析。通过测算得出，1991-1993年，反事实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为0.353，R-S再分配指数为0.109。这说明在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下，家庭的长期收入差距下降了0.109。反映出该时期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收入增长要快于高收入家庭，所以从两代人家庭整体的角度来看，代际收入流动起到了缓解居民家庭长期收入差距的作用。
1997-2000年父代的基尼系数比上一期有所升高，表明父代群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家庭基尼系数却有所下降。代际收入流动矩阵的分析显示，20世纪90年代，低收入家庭的子代获得了较多的收入向上流动的机会，起到了平抑家庭间收入差距的作用，分解结果也显示该时期家庭长期收入差距下降了0.130。但2000年以后代际收入流动性不断减弱，又出现了各收入分层家庭子女向父代收入分层“回归”的趋势。因此，2004-2006年的分解结果表明，该时期代际收入流动所起的缓解家庭长期收入差距的作用比上期有所减弱。在父代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代际收入流动影响减弱的双重作用下，家庭的长期收入差距快速恶化(见图)，“二代”现象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态势得到扭转，2009-2011年父代和子代的收入差距较上一时期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更为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明显提升。分解结果显示，该时期代际收入流动对改善家庭长期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增强，R-S再分配指数达到近20年来的最大值。伴随着父代收入差距的下降，家庭长期收入差距出现了明显的缓解(见图)，反映出近年来居民收入分配中的机会公平有所改善。比较各时期的R-S再分配指数可以发现，该指数在1997-2000年、2009-2011年两个时期出现上升，而这两个时期的代际收入转换矩阵分析也显示出不同收入分层之间流动加快的特征。总结近20年来家庭长期收入差距的历史变化可以发现，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作为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均衡器”，其强弱直接影响到居民家庭长期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而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减弱是造成“二代”现象和居民收入分配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 基尼系数与家庭长期收入差距的变化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近20年来中国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算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总体偏弱，特别是2000年以后，中国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减弱，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进入高收入分层的概率较小，而具备人力资本优势的高收入家庭子女有更多的机会实现收入的向上流动。但近年来，中国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增强，中低收入分层家庭的子女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有了较大提升，反映出不同收入分层之间的流动障碍在逐渐被打破。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紧密相关，而教育公平的发展，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分析代际收入流动对居民长期收入差距的作用，我们发现代际收入流动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家庭长期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逐渐减弱是造成“富二代”、“穷二代”现象和居民收入分配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研究表明，中国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偏弱的主要原因在于中低收入分层家庭的子女收入向上流动的通道不畅。提高中低收入分层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削弱高收入分层子女在收入流动中的非竞争性优势，是打通各收入分层的流动通道，解决中国当前社会阶层固化问题的主要途径。机会公平的问题对于解决中国持续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至关重要，只有避免一些非竞争性因素的干扰，保障个体享有职业发展和收入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才能使正常的代际收入流动得以实现，从而降低居民家庭的长期收入差距，避免收入阶层的固化。从长期的角度来看，通过疏导代际收入流动中的障碍，促进代际间收入的流动性不仅是保障机会公平的需要，也是解决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一条现实路径。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提高农村和城镇低收入分层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使低收入分层家庭子女有机会通过提高自身的劳动技能获得更高的收入。(2)规范就业和招聘政策，减少针对户籍、生源、性别的就业歧视，对于一些贫穷家庭的子女要给予相应的就业政策支持，从制度的层面上保障就业机会的公平，减少“教育负激励”的现象。(3)在收入分配和就业政策的制定上不应仅关注起点公平，更应关注个体职业生涯发展中的机会公平问题。因此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在社会中倡导公平竞争的职业生涯发展模式，保障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公平竞争实现职业生涯发展和收入的向上流动。
①Reynolds-Smolensky收入再分配指数是税收学中常被用到的一个指标，用于衡量税收支付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产生的累进性，反映了税收支付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我们运用该指数衡量一段时期内，由于不同收入分层家庭子女收入增长速度的不同所产生的代际收入流动，对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如果该指标大于0，则说明家庭的长期收入差距比父代小，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
②通过与国外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与其他国家的实证研究(Corak等，1999；Osterbacka，2011)相比处于较高的水平，这也反映出中国家庭代际收入的流动性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