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代少数民族的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少数民族论文,诗歌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两汉四百多年历史，少数民族诗歌有的失传，有的失解，但仍尚有遗存。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至汉高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华阳国志·巴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汉书·礼乐志》记述汉室宫廷设有巴渝鼓员；《晋书·乐志》说《巴渝舞》有四篇舞曲歌辞，即矛渝、弩渝、安台、行辞，可是“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因此“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这个至晋代已经“莫能晓其句度”的巴渝舞曲辞，可能是当时巴语歌唱的汉字记音，魏初就已失传。
汉武帝设立了“乐府”官署。随着疆土开拓和使节出访，汉乐府中吸收了边疆少数民族的乐曲。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说：“有箫笳者为鼓吹”；“有鼓角者为横吹”（卷二十一）；又说“鼓吹曲，一日短箫铙歌”（卷十六）。汉《铙歌》原本二十二曲，其中《务成》、《玄云》、《黄爵》以及《钓竿》等四篇曲辞已亡，故后世通称《汉铙歌十八曲》。在这十八曲中，完全可解的只有《战城南》、《上邪》、《有所思》等篇，不能贯通全篇的有《朱鹭》、《思悲翁》、《芳树》等篇，而全然不能句逗者有《石留》。《铙歌》难解，历来困扰着多少学人。究其原因，或谓传写讹谬，或谓声辞混杂。这么说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传写虽可能致误，但不至于达到全然令人不知所云的程度；而声辞混杂，乐人行家，很难说竟然会无法分解辨析。所以，其失解原因当是由于《铙歌》来自少数民族，某些篇章当时或是传入者采用汉字记音，即其词义内容属少数民族语言系统所致。如《石留》：“石留凉阳凉石水流为沙锡以微河为香向始谿冷将风北逝肯无敢与于扬心邪怀兰志金安薄北方开留离兰”——这何啻天书！鼓吹曲是汉初传入的北狄乐，看来像《石留》这样“铙歌”只有从“比狄”语言系统才能破译。
横吹曲是西域乐。晋·崔豹《古今注·音乐》说：“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横吹曲辞均已亡佚，但曾施影响于汉乐府。
二
西汉时代现存少数民族诗歌有：
一、《匈奴歌》
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号称“百蛮大国”的匈奴，布穹庐而成毡乡，早在传说时代，就活动在黄河上游。自殷周以来，一直是中原华夏族的劲敌。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了大漠南北各个分散、落后的氏族集团，建立了一个“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强盛的奴隶制国家，统辖着东尽辽河、西逾葱岭、北抵贝尔加湖、南界长城的广大地区。“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史记·匈奴传》）。刘邦建立汉帝国以后约半个世纪，对匈奴一直采取防御妥协的政策；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被匈奴大败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汉文帝刘恒面对匈奴贵族骄横的掠夺和侵扰，赫然发愤，亲御鞍马，讲习战阵，积极防御，以备征战。到汉武帝刘彻时代，国富民殷，开始对匈奴的主动进攻，历时长达20多年。大规模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就有三次，其中一次在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领兵万骑两次出击，一次逾焉支山，一次过祁连山。霍去病因功封于狼居胥山。这就是《匈奴歌》产生的历史背景。
作品见于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郭著标明录自唐末梁载言撰《十道志》。唐人李泰《括地志》据《西河故事》也引述了这首诗，只是诗句两两倒置，略有异文。《西河故事》已佚，据考证，可能是十六国时代北凉人所编。北凉是匈奴人沮渠蒙逊所建，辖地是匈奴族故地。在这里流传着民间口头歌唱完全可能。
清人张澍《西河旧事》摘录《匈奴歌》后加按说：“崔豹《古今注》云：‘燕支叶似蒯，华似菖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曰燕支，中国人谓红蓝，以染粉为妇人面包，谓为燕支粉也。’习凿齿与燕王书曰：‘此下有红蓝，足下先知之否？他方人采取其华，染绯董，接其上英者，作燕支，妇人用为面色可爱。’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阏氏，言可爱如燕支。’”“焉支”是匈奴族语词，汉译词形不定，现在通作胭脂，用于妇女化妆。据上引述，焉支山是因盛产这种“妇人用为面色可爱”的“胭脂”而名。因此，“失我焉支山”，也就导致出“令我妇女无颜色”的感喟。当然，所谓“无颜色”，当然并不仅仅只是施朱涂脂。匈奴人失去了焉支山，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广袤丰饶、赖以衣食的土地根基，那么“无颜色”的深层含义，当是形容面色憔悴，形貌枯稿了。如果说“令我妇女无颜色”含蓄深沉，那么，“使我六畜不蕃息”就是直言呼告了。
作品结构短小，宜于反复吟唱。在吟唱过程中，两句一节构成的先后顺序也就自然消失，就因这样；也就出现了两节不同顺序的异文。两节谁先谁后，都不妨碍主旨，同样浑然一体；而且恰恰是在循环往复之间，抒发出哀怨凄婉之情，令人听来回肠荡气。但悲苦中仍显粗犷，惆怅里不失刚健。
二、《行人歌》
汉德广，开不宾。
渡博南，越兰津，
渡兰沧，为他人。
作品出自《华阳国志·南中志》，谓“孝武帝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耆■，置巂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故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行人歌之曰”云云。按汉武帝置巂唐（治所在今云龙县南）、不韦（治所在今保山县金鸡村）二县，是在征伐古哀牢国之兵。哀牢夷分布在今云南西部地区。统治者热衷开筑博南山道，因为这一带土地沃饶，矿藏丰富，“哀牢夷山光珠、琥珀”；“哀牢夷出火精、琉璃”（《太平御览》卷803引《续汉书》），所以统治者“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不惜驱使民工在蛮烟瘴雨的原始老林中开山筑路，涉水架桥。
《华阳国志》说歌词是“行人所作”，并非劳工之歌。个这“行人”，当是本地居民，亦即哀牢夷。作品的点睛之笔是“为他人”，意即那些筑路工人开山劈岭，冒着生命危险替王公贵族攫取财物。其潜台词是这样作“值得吗”，这是一种阶级意识的觉醒与萌芽。汉武帝开筑博南山道，固然是残酷役使人民，但对加强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无疑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论及汉武帝开边置郡时说：“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大利。”这话是说得很警辟的。
三、《巴人歌》四首
“巴”是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殷墟甲骨文有五片提到“巴方”。据《华阳国志·巴志》、《后汉书·南蛮传》等史籍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并被封为巴子国·巴国辖地“东至鱼腹，西至楚道，北接汉中，南至黔涪”，范围相当广阔。春秋之际，巴、楚时有攻伐，亦有婚嫁修好。楚平王之母就是一位“巴姬”。后来“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周慎靓王五年（前316），秦灭巴，并置巴郡，但仍“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刘邦定鼎，因袭秦制，也仍有“夷王”、“邑候”、“邑君”之类的酋长或部族头领。巴人本有自己的语言，《华阳国志·蜀志》说“巴虽奉王职”，却“君长莫同书轨”，《隋书·地理志》说僻处山谷的“蛮左”，“则言语不通”。但迨汉定天下，文翁设学蜀郡，汉武帝诏令广为推行以后，巴人地区文教大兴。《华阳国志·巴志》描写说：“自时厥后，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分党有主文歌咏之首。”《巴志》所录诗作，大概就是这种文明开化的结果。
巴志在远溯巴人历史渊源、巴郡设置和地理变迁、巴地方位邻界以及珍异出产之后，特意指出：“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作品叙述巴人地处平坝，物产丰富。据传巴人始祖是廪君。《舆地纪胜》引《晋中兴书》谓“
者，廪君之苗裔也。巴氏子务相……立为廪君，子孙列布于巴中……巴人谓赋为，遂因名焉。”（卷162）《山海经·海外经》说：“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秉厘，秉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太皞即伏羲，被推为始祖。传说伏羲降生于成纪，故址在今甘肃天水、泰安一带。这首诗作当是巴人始祖发祥于祖国西北的历史折射，黍稷物产，正是那一带的特点。
又说巴人的祭祀之诗：“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祭祀祖先神灵，是一种起源于原始公社后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礼仪活动。从诗作，可以看出巴人其时的社会风貌。“永言孝思”语出《诗·大雅·下武》，意思是说要像周成王一样永远念记先人，孝顺父祖。
说到巴人好古乐道时诗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夕。谁能长生，不朽难获。”“惟德实宝，富贵何常？我思古人，令问令望。”第一节通过日月虽然明朗却不能免于黑暗夜晚这样一个客观物象作为比譬，说明人不能长生不朽的真理。秦汉以来，妄求长生不死的思想比较流行。为达此目的，方士真人，应运而生；道术炼丹，广泛流传。诗作逆思潮而动，足见其光辉可贵。第二节反映出人生价值的觉醒，是人们社会伦理思想的返朴归真。所谓“德”当然有它独具的时代内容，但也并不摒弃某种具有超越意义的社会认同。敬德修业，常被高士引为处世立命的根本。诗作所说“古人”就是这种曾经为国家昌盛人民康乐作出贡献的楷模。
明人冯惟讷《古诗纪》把这一组诗标作《蚕丛诗》。“蚕丛”相传是蜀王的先祖，教民蚕桑，故名。作品效学《诗经》风格，真实地反映了巴人的民俗和民性。
还有一首《咏谯君黄诗》：“肃肃清节士，执德实固贞。违恶以授命，没世遗令声。”谯君黄是汉末阆中人，尝为谏议大夫，数进忠言。王莽称制，隐蔽不仕，公孙述起兵，亦洁身自守。作品赞扬其没世不忘的美名。
三
东汉时代现存少数民族诗歌有：
一、《巴人歌》六首
《华阳国志·巴志》还载有六首诗作当出于东汉时代。《伤三贞诗》曰：“关关黄鸟，爱集于树。窈窕淑女，是绣是黼。惟彼绣黼，其心匪石。嗟尔临川，邈不可获。”汉安帝永初年间(107-113)中期，广汉、汉中地区恙族人民起义，烽火延及巴郡。有三个叫义、叫姬、叫华的女人，早年丧夫，不肯改嫁，故称“三贞”。她们遭逢乱世，害怕俘虏见辱，遂一同投水自尽。在她们投水处，据说有黄鸟哀鸣，往返回旋。国人伤怜，便作了是诗哀悼。作品借传说起兴，使伤痛情思显得浓郁苍凉；赞颂她们的姣美一如编制的绣黼；说她们有血有肉，其心不是石头做的，而她们投水而逝，邈然无可寻觅！
《巴人歌陈纪山》曰：“筑室载直梁，国人以贞真。邪娱不扬目，狂行不动身。奸轨辟乎远，理义协乎民。”陈纪山，名禅，巴郡广汉人，作司隶校尉，严明正直。据《后汉书·陈禅传》，西南责掸国王尝献杂技表演，艺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演出时皇帝也看了。可是陈纪山极力反对，说得振振有词。他的行为自属迂腐荒唐，但忠贞耿直，却令人钦敬。巴人的歌赞，就是着眼于纯正廉洁、直谏不阿的品格，由此也足见巴人对理想的循吏的道德规范。
《巴人为吴资歌》曰：“习习晨风动，澍雨润乎苗。我后恤时务，我民以优饶。”“望远忽不见，惆怅尝徘徊。恩泽实难忘，悠悠心永怀。”吴资曾任巴郡太守。第一节叙写在他任职期间，风调雨顺，屡获丰收。因他忧念农时，体恤民情，故而受到称颂。第二节说他调迁离任之际，老百姓为他送行，人们依依不舍，望着其背影远远离去，惆怅徘徊，这是因为恩泽难忘，情真意切。
巴人对于官吏有褒有讽，是非分明。《讽巴郡太守诗》就是这样的作品。诗曰：“明明上天，下土是亲。帝选元后，求定安民。孰不可念？祸福由人。愿君奉诏，惟德日新。”据载，东汉安帝年间(107-125)，巴郡太守连连失道，因而“国人讽之。”首联化用《诗·小雅·小明》“明明上天，照临下土”句，说光明如日的皇上最关怀“下土”百姓。皇帝选派官吏，为求社会安定，人民殷实。既如此，官吏怎能不把老百姓放在心头？兴福造祸，一切全在于人。这些话，简直是一种说理斗争，激昂慷慨，义正辞严。诗作最后既是希望，也是警告，要官吏尊奉皇上的命令，不断施恩德于民。诗作表达了人民的善良愿望，尽管只是一种幻想。
《刺巴郡郡守诗》是巴人歌中的代表之作。诗曰：“狗呔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据载，东汉孝桓帝时(147-167)，河南有位叫李盛的人在巴地作郡守，其人贪财重赋，巧取豪夺，因而“国人刺之”。读着这首诗，使人联想起杜甫的史诗“三吏”，可是它比杜甫这位诗圣早了600多年。作品“缘事而发”，诗人用第一人称描写了一位贫苦农民遭受官吏勒索的情景，具体细腻，真切感人。诗一开头，就显得事态紧迫。全诗让事实说话，诗人的主观感情融化在情景的描绘之中。故事没有结局，而叙事主人公的命运全在不言之中。留给读者想象的广阔天地，令人心情沉重。作品揭露社会黑暗、鞭挞政治腐败，具有高度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
汉末政治窳败，地方官吏各自为政，滥施淫威，巴郡“民人思治”，因而作了一首《思治诗》：“混混浊沼鱼，习习激清流。温温乱国民，业业仰前修。”作品首联是一个比譬，说混浊沼泽里的鱼翘首张嘴，急切寻索清流；而处乱世的百姓，温顺和善，就象混浊沼泽里喁喁求生的鱼一样，殷切地仰慕前代贤哲，希望能出现这种仁人志士，一扫妖雾，澄清玉宇，使他们能得以安居乐业。
二、《莋都夷歌》三章
莋都本是西南的一个氏族小国，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1）辟为莋都县，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境。虽设郡县，仍归氏族酋长统治。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益州刺史朱辅宣扬汉朝国威，招抚邻近100多个闭塞落后的如白狼、槃木等内附，当时白狼王唐菆最表亲善，写了一组三首对汉王朝的颂诗，诗作原系民族语言汉字记音，由犍为郡属官田恭译出。诗作送到京都洛阳，班固等撰东汉官修本朝纪传体史书《东观汉纪》以夷语原作为主、汉译附注录入，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只录译文，唐·李贤作注时于译文下逐句补出原作。《广文纪》给加题作《莋都夷歌》，《诗纪》因之。
三章诗作计《远夷乐德歌诗》、《远夷慕德歌诗》、《远夷怀德歌诗》，四言一句，共44句，计176字。先看《远夷乐德歌诗》：“大汉是治（堤官隗构），与天合意（魏昌逾槽）吏译平端（罔译刘脾），不从我来（旁莫友留）。闻风向化（微衣随旅），所见奇异（知唐桑艾）。多赐缯布（邪毗
），甘美酒食（推潭仆远）。昌乐肉飞（拓拒苏〈使〉〔便〕）屈伸悉备（局后仍离）。蛮夷贫薄（偻让龙洞），无所报嗣（莫支度由）。愿主长寿（阳雒僧鳞），子孙昌炽（莫稚角存）。作品主要是赞颂汉王朝的统治合乎天意，表示厚赐礼遇的感激之情。益州刺史朱辅在给皇帝的奏疏上说：“今遣从事史李陵与（田）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据此可知吏译所指，他们确曾陪伴白狼王唐菆晋京谒见，因有是作。
再看《远夷慕德歌诗》：“蛮夷所处（偻让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义向化（绳动随旅），归日出主（路且拣雒）。圣德深恩（圣德渡诺），与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综邪流藩），夏多和雨（莋邪寻螺）。寒温时适（藐浔泸漓），部人多有（菌部雅推）。涉危历险（辟危归险），不远万里（莫受万柳。去俗归德（术垒附德），心归慈母（仍路孳摸）。这首诗通过汉、夷两个地区的比较，表示爱慕中原的礼义文明，愿意向心归化。说他其所以涉危流、历险道，不远万万迢迢朝见汉朝君主，就是为了学习先进文明，以期改变落后的风俗。
第三章是《远夷怀德歌诗》：“荒服以外（荒服之仪），土地硗确（犁籍怜怜）。食肉衣皮（阻苏邪梨），不见盐谷（莫碣粗沐）。吏译传风（罔译传微），大汉安乐（是汉夜拒）。携负归仁（徙优路仁），触冒险狭（雷折险龙）。高山歧峻（伦狼藏幢），缘崖磻石（扶路侧禄）。木薄发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历髭雒）。父子同赐（捕苣菌毗），怀抱匹帛（怀槁匹漏）。传告种人（传室呼敕），长愿臣仆（陵阳臣仆）。这首诗记叙白狼王唐菆父子一同到达浴阳朝觐受到赏赐的历程和心境，表示愿意永远向汉朝称臣，充当藩属。
以上三诗虽然分别标题，但能连成一体，每首虽各有重点，内容却穿插交错，故既可以独立成篇，而总的题旨却同是赞颂汉王朝的功德，表示诚心归附。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就取得了思想统治的地位。这三首诗作，无疑都受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如“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就是“君权神援”的谀词；其它“慕义向化”、“携负归仁”，都是儒家理论所追求和崇尚的目标。孔子政治思想的最高准则就是“天下归仁”（《论语·颜渊》），使“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作品产生在1900多年以前，正是这种儒家思想在民族关系史上的反映。
《诗经》的颂诗部分大都是诸侯公卿向周天子的颂歌。《莋都夷歌》的产生，无疑是受了《诗经》颂诗的启发。益州刺史朱辅向皇帝上疏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诗人诵咏，以为符验。”这个话正从诗章产生的政治意图揭示出了作品与《诗经》的渊源关系。作品出现在汉乐府民歌五言体和杂言体成为主要形式之际，却采用四言体格，也说明了步武诸侯献诗周天子的用心。
诚然，如同《诗经》一样，《莋都夷歌》也是一种庙堂文学，比较缺乏文学作品所采用的艺术手法。但作品也有象“蛮夷所处，日入之部。慕义向化，归日出主”这样的诗句，从地理位置的差异，引日入日出作比，形象地表达了“向化”之心的必然，给人以回味的余韵。也如同《诗经》颂诗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一样，《莋都夷歌》由于产生的时代较早，且有原作的汉字记音，因此对于民族文学史、民族关系史、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的研究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梁启超在《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一文中指出：“《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白狼王唐菆等《慕化诗》三章”，是“古书中之纯粹翻译文学”，“实我文学界之凤毛麟角”，又说“原文俱传，尤难得”。明代丽江纳西族土司木公以诗名，钱谦益撰《列朝诗集小传》说到木知府时，说选录木公诗作“登而进之，不使与蒙齿龆，俾后世知有明之盛，非汉代白狼盘木之可比也”。显然，钱氏将木公诗作登而进之，是受《莋都夷歌》被传送京师的启发和影响。
关于这一组诗的作者白狼王唐菆的族属，早在三十年代初期王静如先生就在《东汉西南夷白狼慕义歌诗本语译证》一文中就对歌诗用语作了深入研究。通过字例分析，结论是“与倮莫语组最接近”，属藏缅语族，并且指出：“白狼”即歌诗中两次提到的自称“偻让”；“白狼”和“偻让”具有明显的音变关系（见《西夏研究》第一辑。民国二十一年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刊甲种之八）。按彝族旧称“罗罗”。古代译写少数民族称谓多无定准，据音拟字，任意下笔，各行其是。象“罗罗”的语音汉字就有“卢鹿”、“罗落”、“落落”、“罗苏”、“倮倮”等多种记音形式。原作“偻让”两见，即是“罗罗”异写。
纳西族著名学者方国瑜先生据歌诗原作和现代纳西语比较，认为有90余字基本相同或相近，语法结构亦相符，说明白狼语和纳西语具有亲属关系（《么些民族考》，见《民族研究集刊》第四辑）。彝族、纳西族、傈傈族、哈尼族、拉祜族的语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莋都夷歌》的白狼语和这几个民族的语言都具有亲属关系，也就是自然之理了。据民族学家考订，彝族、纳西族等都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带的羌人。所以，《莋都夷歌》的作者白狼王唐菆既可以说是羌族、纳西族等民族的先民，也可以说是民族分化或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