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戏曲论文,明代论文,书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中叶是我国古代书籍刊刻印行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刊刻出版书籍的中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并且由官府转向民间，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许多由书商经营、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坊，南京则是当时书坊的集中之地。而戏曲是南京书坊所刊刻书籍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居全国坊刻戏曲之首。本文即对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的情况作一下简略的考述。
一、明代南京书坊的兴起与坊刻戏曲概况
自明代中叶至明代末年，南京曾出现了几十家书坊（现据诸家目录所载及原本牌子尚可考得书坊名五十七家〔1〕）， 一时成为全国坊刻书籍的中心之一，所刊刻的书籍流行全国。如明胡应麟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赵勿与也。然自本坊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2 〕当时这些书坊大都集中在三山街至内桥一带，这一带曾是明代南京城内最繁华的地段，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载：“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明万历年间著名的的富春堂就位于三山街上。当时这一地段内书铺林立，如明人所绘的《南都繁会图卷》中绘有一百○九个店铺招牌，其中就有许多招牌上写的是“书铺”、“画寓”、“刻字镌碑”等与书坊有关的店铺招牌。在清初孔尚任所作的《桃花扇》传奇中，明末南京书商、二酉堂坊主蔡益所也描述了当时南京三山街一带书坊之盛况，云：“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3〕
明代中叶南京书坊的兴起，首先与明初以来南京书籍刊刻业的发达有关。自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南京便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初，又偃武修文，一方面下令把南方各地宋元以来的书版全部运到南京国子监，另一方面又调集、招募各地的刻工印匠，来南京刻印《元史》、《元秘史》、《大明律》、《明大诰》等要籍。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仍保留了南京国子监，并继续刻印书籍，所刻印的书籍称做“南监本”。明初以来南京书籍刊刻业的发达，吸引和促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刻工印匠前来南京参与刻书，为明代中叶南京书坊的兴起奠定了技术力量。到了明代中叶，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书籍刊刻业也成为商品经济的一个部分，涌现出了许多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坊。
由于书坊刊刻书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因此，他们将刊刻书籍的重点放在通俗读物上。尤其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迅速扩大，使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有了更广泛的读者，书商们迎合市民阶层的欣赏需要，便大量刻印戏曲、小说等为官府、私家所不屑一顾的通俗文学读物，以牟取较丰厚的利润。在这些书坊中，曾刊刻过戏曲的书坊有积德堂、富春堂、世德堂、继志斋、文林阁、广庆堂、师俭堂、长春堂、凤毛馆、文绣堂、两衡堂、乌衣巷、德聚堂等十三家。兹据经眼及有关记载将这些书坊及其刊刻戏曲的情况作一简略的考述。
积德堂，坊主姓名不详，是明宣德年间的南京书坊，曾于宣德十年（1435）刊刻明刘兑《金童玉女娇红记》杂剧，这是现存最早由南京书坊刊刻的戏曲版本。
富春堂，坊主唐富春，号对溪，堂址位于三山街。《浣纱记》卷首署曰：“金陵对溪唐富春梓行。”《琵琶记》卷末牌记曰：“万历丁丑秋月金陵唐对溪梓。”又《分金记》卷首署曰：“金陵三山富春堂梓。”富春堂是明代万历年间南京较大的书坊，所刊刻的书籍大多为戏曲、小说、医书、杂书等通俗读物，如流传甚广的《妇人大全良方》便是由富春堂刊行的。而它所刊刻的戏曲居南京书坊之首，共有百种，分十集，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排列，每集十种，直到现在还有几十种流存。如吴梅先生谓：“富春刻传奇，共有百种，分甲、乙、丙、丁字样，每集十种，藏家书目，罕有书此者。余前家居，坊友江君，持富春残剧五十余种求售，有《牧羊》、《绨袍》等古曲。余杖头乏钱，还之，至今犹耿耿也。”〔4 〕富春堂刊刻的戏曲现尚存的有：《新刻出像音注节义荆钗记》（残本）、《新刻出像音注增补刘智远白兔记》、《新刻出像音注吕蒙正破窑记》、《校梓注释圈证蔡伯喈》、《新刻出像音注姜诗跃鲤记》、《新刻出像岳飞破虏东窗记》、《新刻出像音注花栏裴度香山还带记》、《新刻出像音注花栏韩信千金记》、《新刻出像音注花栏南调西厢记》、《新刻出像音注薛仁贵跨征东白袍记》、《新刻出像音注刘玄德三顾草庐记》、《新镌图像音注周羽教子寻亲记》、《新刻出像音注刘汉卿白蛇记》、《新刻出像音注王昭君出塞和戎记》、《新刻出像音注薛平贵征辽金貂记》、《新刻出像音注范睢绨袍记》、《新刊音注出像韩朋十义记》、《新刻出像音注苏皇后鹦鹉记》、《新刻出像音注观世音修行香山记》、《颏全像音释点板浣纱记》（又题《重刻出像浣纱记》）、《新刻出像音注唐朝张巡许远双忠记》、《新刻出像音注何文秀玉钗记》、《新刻出像音注释义王商忠节癸灵庙玉玦记》、《新刻出像音注点板徐孝克孝义祝发记》、《新刊音注出像齐世子灌园记》、《新刻出像音注花将军虎符记》、《新刻出像点板音注李十郎紫箫记》、《新刻出像音注管鲍分金记》、《新刻出像音注目连救母》、《新刻出像音注司马相如琴心记》、《新刻出像音注韩湘子九度文公升仙记》、《新刻出像音注商辂三元记》、《新刻出像音注唐韦皋玉环记》、《镌新编全像三桂联芳记》、《新刻出像音注宋江水浒青楼记》、《玉合记》、《精忠记》、《妙相记》、《红拂记》。
文林阁，坊主唐锦池，又署唐惠畴。如《袁文正还魂记》卷首署曰：“金陵唐锦池梓。”而《珍珠记》卷首署曰：“金陵唐惠畴梓。”文林阁也是明代万历年间南京较大的书坊，刊刻的戏曲有：《重校古荆钗记》、《重校拜月亭记》、《新刻全像胭脂记》、《新刻全像易鞋坊》、《新刻全像点板高文举珍珠记》、《重校投笔记》、《新刻全像包龙图公案袁文正还魂记》、《新刻全像古城记》、《新刻全像鲤鱼精鱼篮记》、《新刊校正全相音释青袍记》、《重校剑侠传双红记》、《新刻全像点板张子房赤松记》、《重校四美记》、《重刻出像浣纱记》、《重校注释红拂记》、《新刻牡丹亭还魂记》、《重校义侠记》、《重校玉簪记》、《新刻五闹蕉帕记》、《新刻狄梁公返周望云忠孝记》、《重校锦笺记》、《新刻全像汉刘秀云台记》、《重校绣襦记》、《惊鸿记》。另曾汇辑刊刻《传奇十种》二十卷，收明人传奇十种，《曲录》著录，原为王国维所藏，后归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
世德堂：坊主姓唐，名不详，如《五伦记》卷首署曰：“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世德堂也是明代万历年间南京的一家大书坊，刊刻的戏曲有：《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拜月亭记》、《新刊重订附释标注出相伍伦全备忠孝记》、《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香囊记》、《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千金记》、《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裴度香山还带记》、《重订出像注释裴淑英断发记》、《锲重订出像注释节孝记》、《玉簪记》、《新锲重订出像附释标注惊鸿记》、《新刻出相双凤奇鸣记》、《新镌出像注释李十郎霍小玉紫箫记》、《水浒记》、《玉合记》。
广庆堂，坊主唐振吾，如《东方朔偷桃记》卷首署曰：“金陵唐振吾校梓”。刊刻戏曲有：《镌玉茗堂新编全相南柯梦记》、《新编全像点板窦禹钧全德记》、《新刊出相点板红梅记》、《新刻出相点板宵光记》、《新刊校正全像音释折桂记》、《新镌武侯七胜记》、《镌新编全像三桂联芳记》、《新刻出相音释点板东方朔偷桃记》、《镌新编全相霞笺记》、《新刻出相点板八义双杯记》、《新编全相点板西湖记》、《葵花记》、《题塔记》、《玉簪记》。另外，还刊刻戏曲折子戏选集《乐府红珊》，全名《新刊分类出像陶真选粹乐府红珊》，凡十六卷，收录宋元南戏和明代传奇散出。
继志斋，坊主陈大来，又署陈甫，如《香囊记》卷末署曰：“白下陈大来手书刊布。”又《琵琶记》序后题曰“万历戊戌大来甫重录。”继志斋也是明代万历后期南京较大的书坊。刊刻的戏曲有：《新镌半夜雷轰荐福碑》、《梧桐雨》、《金钱记》、《铁拐李度金童玉女》、《杜子美沽酒游春》、《重校古荆钗记》、《重校琵琶记》、《重校五伦传香囊记》、《重校苏季子金印记》、《重校连环记》、《新镌量江记》、《重校玉簪记》、《重校浣纱记》、《出像点板徐博士孝义祝发记》、《重校红拂记》、《重校窃符记》、《重校紫钗记》、《重校十无端巧合红蕖记》、《重校坠钗记》、《重校玉合记》、《重校吕真人黄梁梦境记》、《重校旗亭记》、《重校锦笺记》、《重校韩夫人题红记》。
师俭堂，坊主萧腾鸿，如《琵琶记》卷末署曰：“书林萧腾鸿梓。”版心下刻：“师俭堂板。”萧腾鸿自己也参与书版的制作，精通绘画，如《玉簪记》插图上署曰：“刘素明镌，萧腾鸿、刘素明、蔡元勋、赵璧同画。”刊刻戏曲有：《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幽闺记》、《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琵琶记》、《鼎镌红拂记》、《鼎镌玉簪记》、《鼎镌绣襦记》、《异梦记》、《明珠记》、《麒麟罽》、《鹦鹉洲》。清乾隆十二年（1747）修文堂主人将师俭堂所刊刻的《鼎镌西厢记》、《鼎镌幽闺记》、《鼎镌红拂记》、《鼎镌玉簪记》、《鼎镌绣襦记》、《鼎镌琵琶记》等六种戏曲合在一起刊行，题作《陈眉公先生批评六合同春》，共十二卷。
长春堂，坊主姓名不详。也是明代万历年间南京的书坊，曾刊刻《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
凤毛馆，坊主姓名不详。明代万历年间南京的书坊，曾刊刻《重校白傅青衫记》。
文秀堂，坊主姓名不详。明末南京书坊，曾刊刻《新刊考正全像评释北西厢记》。
两衡堂，坊主姓名不详。明崇祯年间南京书坊，曾刊刻吴炳传奇五种：《西园记》、《情邮记》、《绿牡丹》、《画中人》、《疗妬羹》，合称《粲花斋新乐府》。
乌衣巷，坊主姓名不详。明末南京书坊，曾刊刻范文若《花筵赚》传奇，题作《丽句评点花筵赚乐府》。
德聚堂，坊主姓名不详。明末南京书坊，曾刊刻《新镌绘像传奇双红记》。
从以上对各家书坊及其刊刻的戏曲的简略介绍中，便可以看出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之盛了。而在以上所列举的书坊中，富春堂、文林阁、世德堂、广庆堂等四家书坊的坊主皆姓唐，由于史料的缺乏，尚不知道这几位唐姓坊主之间是否有着某种亲属关系。至于各家书坊的刻工，由于当时刻工与坊主的关系已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即已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故版本上只注明书坊或坊主的名字，而刻工的姓名在版本上多不注明，故这些书坊的刻工姓名多不可考，只有师俭堂所刊刻的《鼎镌玉簪记》、《鼎镌绣襦记》、《鼎镌明珠记》三种上署有刻工“刘素明”的名字。
另外，从时代来看，这些书坊以万历年间为最多，如富春堂、文林阁、世德堂、广庆堂、继志斋、师俭堂、长春堂、凤毛馆等皆为万历时期的书坊，而且这一时期所刊刻的戏曲也最多。这一情况似与明代万历年间戏曲的繁荣有关。明代万历年间，是古代戏曲史上自元杂剧繁荣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期。一方面，戏曲创作十分繁荣，在这一时期里，名家辈出，杰作如林。如明吕天成《曲品》云：“博观传奇，近时为盛。大江左右，骚雅沸腾。吴浙之间，风流掩映。”而南京也是当时戏曲创作的中心之一，一些戏曲作家聚居南京，从事戏曲创作，如汤显祖、沈璟、徐霖、顾大典、潘之恒、臧晋叔、郑之文、纪振伦、黄方胤、范文若等在万历时期都曾到过南京，在这里从事戏曲创作与戏曲研究活动；另一方面，南京的戏曲演出活动也十分兴盛。当时南京城内戏班云集，成为全国昆曲的中心。如明末侯朝宗在《马伶传》中说到当时南京戏曲演出的盛况时指出：“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当太平盛时，人易为乐，……梨园以技鸣者无虑数十辈，而其最著者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余怀《板桥杂记》也谓：“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游滨，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
，留髡送客。”戏曲创作的繁荣与戏曲演出的兴盛，既刺激了书坊刊刻戏曲以营利，同时又为书坊提供了大量的戏曲剧本，这样也就在当时出现了刊刻戏曲的兴盛局面。
二、明代南京坊刻戏曲的特色
明代南京书坊所刊刻的戏曲既有共性，又有着各自的特色。从其共性来看，首先在剧目的选择上，它们都选择故事性强、情节可观、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剧目。如从总的剧目来看，在各家所刊刻的戏曲中，南戏与传奇多于杂剧，有的书坊所刊刻的全为南戏与传奇。这是因为南戏与传奇在情节上胜过杂剧，杂剧由于篇幅较短，如元杂剧每本通常为四折，明杂剧一般也只有五、六折，短的只有一折，这样就不可能容纳较多的内容，情节简单，矛盾冲突不能充分展开，故事性不强。而南戏与传奇篇幅较长，一般每本有四、五十出之多，这样就可以容纳较多的情节与人物，充分展开矛盾冲突，因此，杂剧到明代便逐渐衰落，而南戏与传奇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成为当时曲坛上的主要戏曲形式。而书坊也正是看到了南戏与传奇在情节上胜过杂剧，较受读者、观众欢迎的这一特点，才多选择南戏与传奇加以刊刻的。在刊刻南戏与传奇时，它们又多选择那些流行较广、较受读者欢迎的剧目加以刊刻。如宋元四大南戏中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及《琵琶记》，这些剧目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情节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因此，从宋元时期产生，一直到明代，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当时的戏班中有所谓的“江湖十八本”之说，而四部戏便列于“江湖十八本”之首，为各种江湖戏班的必备剧目，俗称“看家戏”。因此，这些剧目多为书坊采用，予以刊刻。有的为几家书坊同时刊刻，如富春堂、继志斋、文林阁皆刊刻了《荆钗记》，文林阁、世德堂、师俭堂皆刊刻了《拜月亭》，富春堂、继志斋、师俭堂皆刊刻了《琵琶记》，富春堂刊刻了《白兔记》。相反，作为宋元四大南戏之一的《杀狗记》，虽然历史悠久，在戏曲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与《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琵琶记》相比，故事情节简单，且充满着说教，曲文俚俗，故当时没有一家书坊加以刊刻。再如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的“四梦”，在曲坛上享有盛誉，因此也为这些书坊所青睐，如《牡丹亭》为文林阁所刊刻，《南柯记》为广庆堂刊刻，《紫钗记》为继志斋刊刻，《紫箫记》为富春堂、世德堂刊刻。又如高濂的《玉簪记》传奇，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的真诚爱情，情节丰富生动，为广大市民群众所欢迎，因此文林阁、世德堂、广庆堂、继志斋、师俭堂、长春堂等六家书坊都刊刻了《玉簪记》。
其次，南京书坊所刊刻的戏曲多加以注释或音释。由于当时一般下层读者缺乏较高的文化修养，而那些文人学士所编撰的剧本，语言优美典雅，下层读者难以看懂，书商为了吸引下层读者，便对剧本中一些难懂的曲文加以注释，有的还注有读音，并且都在书名上标明“注释”、“音注”或“附释标注”等。
另外，为了招徕读者，南京书坊所刊刻的戏曲中都配有插图，即在剧本中插入几幅与某些曲文所敷衍的情节相应的图画。在书中配有插图，这也是明代中叶各种坊刻本的一大特色，书商为了迎合读者的观赏兴趣，招徕读者，故在当时所刊刻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读本中都配有插图，使书籍图文并茂，更具通俗性，以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南京书坊所刊刻的戏曲插图又自有特色。如当时福建建阳书坊所刊刻的戏曲、小说虽也配有插图，但多为上图下文，画面狭窄。南京书坊刊刻的戏曲的插图都为整版，即称“全像”或“全相”，使图像更加醒目，更能吸引读者。
显然，明代南京各家书坊所刊刻的戏曲具有的这三个特点，都与书坊赢利的目的有关。
各家书坊除了具有上述这些相同的特征外，在相互的竞争中，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首先，在剧目的选择上，各家虽都选择那些流传较广、受读者欢迎的剧目予以刊刻，但在选择时又有所侧重。如富春堂、文林阁注重于刊刻南戏，富春堂共刊刻了二十种南戏，文林阁共刊刻了七种南戏。再如明代万历年间著名戏曲家沈璟的《红渠记》、《埋剑记》、《义侠记》、《双鱼记》、《坠钗记》等五种传奇为继志斋独家刊刻，而吴炳的剧作全为两衡堂刊刻。又如师俭堂所刊刻的戏曲则全由陈继儒评点过。
在版式上，由于出自不同的刻工之手，各书坊间的区别则较为明显。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版式：其中富春堂为一类，其余几家为另一类。继志斋、世德堂、文林阁、广庆堂等刊刻的戏曲在版式上深受宋元版式的影响，版框多为单边或双边，比较单调；而富春堂为了增加书籍的美观，打破了宋元以来传统的版式，版框四周有雉堞型图案，并且在书名上特别注明“花栏”二字。再如继志斋、世德堂、文林阁等刊刻的戏曲的版式为上下两节版，上节窄小，为注释或音注；而富者堂则为整版，注文加在相关的曲文旁，以小字相区别。又如版心，富春堂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白口，黑色上鱼尾，下端题有书名或书坊名；一种是上端空白，仅下端题有书名或书坊名。而其余几家版心上端皆空白，只在下端题有书名或书坊名。
在字体上，富春堂刊本也与其他几家有着区别。从总体上来说，明代所刊刻的书籍的字体自明初到万历年间为一变，明初沿袭元代风格，仿赵孟頫的字体；正德、嘉靖时字体逐渐转向欧、颜风格，结构渐趋方正；而到了万历年间，为了适应刊刻业商品化的需要，字体结构则更趋方正，更加规则，即发展成为横细竖粗的仿宋体。因为这种字体较规则，容易上版刻写，有利于加快出版周期，提高出版效率。在这些书坊中，富春堂、世德堂刊本的字体虽已受到横细竖粗的仿宋体风格的影响，但还不很重，它较多地继承了明代前期的字体风格。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富春堂、世德堂所采用的字体尚不失流丽自然的风格，而其余几家所采用的字体已明显呈现出仿宋体规则呆板的特色。不过在这两类版本中，也有些例外，如第一类中的继志斋所刊刻的《拜月亭》便是仿宋字体，与它所刊刻的其他戏曲不同。这可能是出自不同的刻工之手所造成的差异。
另外，各家刊本中的插图也存在着区别，具有不同的风格，富春堂本的插图刀法浑厚，黑白分明，质朴古拙，似出自福建籍刻工之手，故具有浓厚的建阳雕刻风格。而其余几家刊本的插图刀法细腻，线条勾勒十分细致，花草、人物等形象传神逼真，版面清雅简洁，似出自徽籍刻工之手，故具有徽派版面工丽秀逸的风格。
三、明代南京坊刻戏曲之得失
戏曲的流传有着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演员在舞台上的演出，与观众发生联系，供观众欣赏；另一种则通过刊刻印行，作为案头读本，供读者阅读。由于舞台演出是一种时间艺术，曲文（台词）多是口口相传，即使有钞本，也很难传诸后世，且其流传的范围受到限制，因此，只有经过刊刻印行，才能传诸后世，得以保存。然而在封建社会里，由于戏曲是一种俗文学，官府与私家刊刻戏曲者甚少，像明末《六十种曲》的刊刻者毛晋这样的私家出版家毕竟少数。戏曲书籍大多由书坊印行，而明代南京书坊刊刻的戏曲则占了全国坊刻戏曲之首，显然，这对戏曲剧目的流传和保存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明代南京书坊所刊刻的戏曲不仅在数量上居全国之首，而且在版本质量上，也胜过其他地区所刊刻的戏曲版本。在明代的坊刻书籍中，由于坊主贪图高利，一般多而不精，如当时的建阳书坊，在刊刻时为节省工料，一是多用疏松的木料刊刻与脆薄的纸张印制，二是字体小版面窄，故字迹漫漶处甚多。另外，又没有详加校雠考订，因此，版本质量较差。正因为如此，时人曾多加指责，如明谢肇浙《五杂俎》云：“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版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下也云：“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及货刊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篇中多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
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虽也出自营利的目的，但其态度及具体做法与建阳书坊不同，即在注重营利的同时，也注重书籍的质量。明代谢肇淛在讲到当时杭州与南京两地刊本的优劣时指出：“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最次，福建最下。今杭州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5〕首先，从内容上来看， 南京书坊在刊刻时，都对原本加以校订，而且一般都请行家校订，如富春堂请谢天祐、纪振伦（秦准墨客）、朱少斋、绿筠轩等人校订，如《白兔记》、《玉玦记》卷首皆署：“豫章敬所谢天祐校。”《三桂记》卷首署：“秦准墨客校正。”《紫箫记》卷首署：“新都绿筠轩校。”《白蛇记》卷首署：“书林子弟朱少斋校正。”谢天祐、秦淮墨客、朱少斋皆是戏曲作家，谢天祐曾作有《靖虏记》、《泾庭记》、《覆鹿记》等三种传奇，秦淮墨客即纪振伦，字春华，号秦准墨客，金陵人，他所校正的《三桂记》传奇，就是由他自己所作的，另外，他曾为广庆堂校正过《霞笺记》、《宵光记》、《七胜记》、《双杯记》、《西湖记》、《折桂记》、《罗帕记》等传奇。朱少斋也作有《金钗记》、《英台记》两种传奇。请戏曲作家来校正戏曲刊本，显然比不是戏曲作家的外行来校正要精确得多。另外，师俭堂不仅请人校正，而且还请著名的戏曲批评家陈继儒加以评点。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麋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诸生。工诗文，善书画，也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戏曲批评家，名重一时。请他对所刊刻的戏曲加以评点，不仅能增加刊本的知名度，而且也提高了刊本的质量。
再从刊本的版式上来看，明代南京书坊所刊刻的戏曲版式疏朗，行格宽松，曲文一般每半叶十或十一行，每行二十或二十一字，字大行疏，又加上制版的木质坚硬，故字迹十分清晰。这不仅便于阅读，而且也易于流传保存。正因为如此，明代南京书坊所刊刻的戏曲多胜过其他书坊或私家刊刻的版本，有的甚至胜过原刊本。如明梅鼎祚的《玉合记》传奇有原刊本、汲古阁《六十种曲》本、富春堂本等三种，吴梅先生认为，其中以富春堂本为最好。如曰：“此书（《玉合记》）有三刻本，一为禹金原刻，一为富春堂本，一为汲古阁本，富春堂本最胜。 ”〔6〕
但另一方面，明代南京书坊所刊刻的戏曲也存在着一些失误，而这种失误也是当时坊刻书籍中的一种通病。在明代，书坊为了标榜新编或新订、重订，以吸引读者，故在刊刻原本时不尊重原作，多加改窜，如清顾炎武谓：“万历间人多好改革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7〕清代著名版本学家黄荛圃也说：“明人喜刻书， 而又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废于古。”〔8 〕故前人曾有“明人刻书而书亡”之叹。〔9〕明代南京书坊虽然比当时其他书坊所刊刻的戏曲要精良， 但也不免这种任意改窜古书的时弊的影响，在刊刻戏曲时，也有不尊重原作、妄加改窜的倾向。如文林阁刊刻的《浣纱记》，将汪道昆的《五湖游》杂剧移作末折作为全剧的结局。如王国维谓：“己酉夏，得明季文林阁所刊传奇十种，中梁伯龙《浣纱记》末折，与汲古阁刻本颇异，细审之，乃借用汪伯玉《五湖游》杂剧也。”〔10〕这一倾向在它们所刊刻的南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富春堂、继志斋、世德堂、文林阁、师俭堂等所刊刻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都与宋元旧本有了差异。清徐于室、钮少雅编纂的《南曲九宫正始》中根据元代天历年间的《九宫十三调谱》收录了《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的宋元旧本的佚曲，我们将这些佚曲与明代南京书坊所刊刻的版本比勘一下，两者的曲文就有了很大的不同。显然，明代南京书坊在刊刻宋元南戏时，也受到了明代书坊刊刻古本时妄加改窜的时弊的影响，故使得它们的刊本与宋元旧本有了差异。不过，相对来说，其改窜的程度比其他地区的坊刊本要少一些。
由上可见，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既有其得，也有其失，但两者相较，得大于失。不仅有助于戏曲剧目的流传，推动了戏曲艺术的繁荣，而且也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戏曲文学遗产。因此，无论是从戏曲史上来看，还是从出版史上来看，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都有其独特的贡献。
注释：
〔1〕《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
〔2〕《少山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
〔3〕《桃花扇·逮社》。
〔4〕《瞿安读曲记·青楼记》。
〔5〕《五杂俎》。
〔6〕《瞿安读曲记·玉合记》。
〔7〕《日知录》卷十八。
〔8〕《黄荛圃书跋》。
〔9〕《书林清话》。
〔10〕《录曲余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