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社会理论视角中的当代西方劳动学说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视角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1－0088－07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基于不同的社会理论视角研究劳动问题，并且都把劳动问题置于当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之中来考察。其主要研究著作有：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等等。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和《波德利亚：一个批判性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著作中，从文化视角对鲍德里亚的劳动学说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关于劳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哲学和经济学领域展开的。在哲学领域中，关于劳动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文本展开的，近期主要研究著作有：景天魁的《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常卫国的《劳动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释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主要研究论文有：何中华的《也谈作为哲学概念的劳动：与景天魁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85年第12期)；王晓升的《从异化劳动到实践：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解答》(《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仰海峰的《生产理论与马克思哲学范式的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等。在经济学领域，学者们往往把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如钱津的“劳动全集”(即《劳动论》、《劳动价值论》和《劳动效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逄锦聚等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等等。而国内理论界从社会理论视角研究劳动问题的学术成果却很少。笔者拟从批判社会理论、后现代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文化社会理论、政治社会理论和劳工社会学等社会理论视角，对当代西方劳动学说做以探讨和评析。
一、批判社会理论视角中的当代西方劳动学说
批判社会理论不仅包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思想观点，而且还包括马克思之外的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观点，但是马克思的劳动批判无疑是最具分量的。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社会结构、社会动力以及社会形态的基础和本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①劳动解放是把人从一切“非人”的或“异化”的境遇中解放出来，劳动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要标志。从时空上看，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症结所在，要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②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③就必须实现“自由的、联合的劳动”。④马克思的劳动批判思想构成批判社会理论的主要源泉。
当代德国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劳动批判传统，但同时又把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作为解读和批判的对象，并试图以交往行为理论取代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哈贝马斯把人类行为区分为目的理性活动和交往活动(即劳动和交往)，并且把它们同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结合起来阐释现代社会。哈贝马斯认为，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原本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在现代社会中，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并得到了充分发展，交往理性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支配系统的工具理性渗透到生活世界，结果出现了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化，导致系统控制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殖民化”。这是现代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而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对相互作用和劳动的联系并没有作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下把相互作用归之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为工具活动”，⑤从而将人类解放理解为劳动解放，把生产力的发展看做人类解放的根本动力，这既无法提供一种对当代社会令人满意的解释，也无法消除系统与生活世界的矛盾。哈贝马斯认为，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这种天然联系必然导致工具性活动，只要工具性活动能够保持在系统世界范围之内，实现技术合理化，它就是合理的。现实却相反，工具性活动已经越出系统世界的范围，并侵入交往领域，因此，必须在劳动与交往根本相区别的前提下，通过发挥交往理性的潜能，祛除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和人类的解放，即“只有有了新的制度框架，迄今未能解决的体制问题，才能借助于积累起来的潜在认识能力加以解决，而生产力的提高就是从体制问题得到解决的过程中产生的”。⑥
法国思想家德波(Guy Ernest Debord)认为，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而今已经过渡到视角性表象成为社会本体基础的景观王国，景观已取代劳动成为景观社会中人们相互联系的主导性模式，成为当代社会的支配力量，因而应该用景观范式解读当代社会。景观具有两个本质特征：第一，景观生产方式。在当今时代，社会生活本身直接表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⑦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表现为“景观”与“观众”的关系，“景观”与“观众”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牢固支座”，⑧景观本身就是“异化的具体生产”；人们在这种景观社会中生存，因对景观的入迷而丧失了自己对本真生活的渴望和要求，资本家则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在景观社会中，不仅作为劳动本质抽象的商品、货币和资本是以景观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而且马克思所指认的被物的关系所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是以景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第二，景观意识形态。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是以景观这种“永远在场”的“无意识”的方式统治着人们。劳动者在景观生产过程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在劳动时间之外还要受景观的支配和控制，非劳动时间也没有自由可言，劳动者的“休闲和人性”受制于景观。正如德波所说，人们“在活动之外不存在自由，并且在景观中一切活动都是被禁止的——一所有真实的活动都被导入景观的全球性建构之中”，⑨景观就是一场根据自己的法则精心设计的“永久性的鸦片战争”。⑩这正是景观的“形而上学的精妙”，它通过潜移默化的、弥漫式的方式成为“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11)
二、后现代社会理论视角中的当代西方劳动学说
劳动也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分析当代社会的核心概念。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流变性和透明感特点，决定了其劳动学说的感性化特征，而且这种感性化特征被后现代社会理论家视为当代社会的本质。
法国社会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以符号范式来构建其符号化劳动学说。在他看来，当代社会正处于仿真的“超真实”时代，也就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的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复制取代社会生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劳动已经不再是一种生产的力量，其本身已经成为“符号中的符号”；劳动也不是生产性的，而是成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劳役模式的符号。“它只是社会之境，只是社会的想象，只是幻想的现实原则。这也许就是死亡的冲动”。(12)符号化劳动主要表现为：第一，劳动者被“劳动模特”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文化在消费社会中终结了。第二，在生产型社会中，劳动可以指称一种现实，即以社会生产和财富积累为社会目标，而在今天的社会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劳动不再是生产性的，生产的内容也不复存在，“必须设想生产、劳动、生产力的全部领域正在跌入‘消费’的领域”，也就是符号编码交换的领域。(13)这样，劳动的目的性和确定性不复存在了。第三，伴随着劳动的目的性和确定性的消失，所有的东西都超越了有用性和无用性，成为符号的再生产，社会也成为符号化社会。不再有生产性劳动，只有再生产性劳动；不再有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之别，只有再生产性消费；无产阶级也不再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而是作为符号处于被驱逐的地位；尽管也存在着黑人、妇女、青年的反抗，但是这些反抗不再是由于经济上的剥削，而是“指向符码的强制问题，正是符码的强制形成了当下的社会支配策略”。(14)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谓的符号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不仅劳动、生产符号化了，而且劳动符号化导致了社会结构与阶级状况的符号化，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符号化，整个世界都是在符号下运转的。“这个被符号所‘召唤’出来的世界不过是符号的结果，笼罩在符号的阴影之下。符号作为一种‘缩影’，世界就是它的现实展开。更进一步说，世界简单说来就是一种所指——指涉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所指——指涉物就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存在，在能指的阴影下运转，它同时还是能指的游戏在现实中的反映”。(15)
英国后现代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从“流动的现代性”出发，分析了相对于资本流动的劳动特征。“流动的现代性”是鲍曼对当代社会特征的概括，它与“固态的”现代性相对应。在鲍曼看来，“固态的”现代性是一个相互承诺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资本与劳动之间是一种“永远没有爱情”的“捆绑”关系，两者处于“谁都无法逃脱的铁笼之中”。在流动的现代性时代，资本和劳动之间联结的纽带松弛下来，资本摆脱了对劳动的依附关系，自由跨国流动使其首先成为“世界公民”，而劳动却依然被重重屏障限制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虽然劳动也具有流动性，但是劳动流动与资本流动不同，“资本充满希望地流动着，期待着短暂的有利可图的冒险活动，并对有足够的资本和伙伴来共同进行这些冒险活动而充满信心。资本能够轻松快速地流动，而且它们的轻松性和流动性，已经转化成了对其他所有人而言的不确定性的首要的源泉”。(16)而劳动流动不仅表现为越来越紧缺的劳动机会，而且也表现为劳动性质的改变。“劳动已经从秩序建构和控制未来的领域，慢慢地转移到游戏的领域，劳动的行为变得更像是适度地定下自己短期目标(至多也不会向前超出一两步)的游戏者的策略。”(17)这样，劳动就失去了其在固态的现代性时期曾经拥有的社会价值中心和道德规范基准的地位，而与其他的生活行为一样，获得了美学上的价值和意义。鲍曼认为，以往我们在谈论劳动可以创造财富、消除贫困等优点时，劳动是一种人们不得不参与的集体性活动，劳动是人的“自然状况”。(18)而今，改善、提高、发展、进步不再是一项集体性活动，而是个体的事情，劳动也被分裂为自我封闭的一个个片段。劳动丧失了其在现代早期的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系统再生产中的中心地位，而成了人们生活中无足轻重的手头游戏。这就是资本全球流动下的劳动现状。
三、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中的当代西方劳动学说
风险社会理论把风险视为风险社会的运行逻辑和发展动力，它甚至决定着社会的基本结构，而劳动却被“解标准化”，失去了以往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劳动逻辑让位于风险逻辑。
德国风险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现代社会已经从古典工业社会转变为风险社会，社会运作模式和价值体系也由财富生产的逻辑转变为风险生产的逻辑。这种不可感知的风险使得劳动、工作的形式和社会价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贝克认为，在工业社会，工资、劳动和职业是社会生活的中轴。在西方文明之初，劳动曾经被排除在社会标志之外，伴随着第一次现代化的兴起，“劳动概念被彻头彻尾地予以重新定位”，“劳动成了人的社会地位、身份和生存保障的标志”。(19)劳动给予人们生活“内心的稳定感”，个体通过劳动获得了进入社会生活的途径，并成为“世界的共同塑造者”，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把劳动视为生命，把职业视为天职的劳动价值观。然而，风险社会中的理性，却将目标直接指向了工业社会的有序工作模式，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弹性化模糊了工作与非工作的界限，而且随着早先就业体系的被“现代化掉了”，人们只能面对着“失去工作的劳动社会”(阿伦特)。由于“劳动的解标准化”，劳动越来越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劳动不再被视为生命，职业也不再被看做是天职；劳动形式愈来愈分散化、个体化，从而导致生活关系的瓦解和劳动的社会化经验的消失。“在这个高度分化、高度网络化和变幻莫测的世界社会中，我们大家确实在过着一种有点像鲁宾逊那样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好像独自生活在孤岛上，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网络联系着，但是无法真正体验到这种联系”。(20)
不仅如此，风险社会还是一个个体化的社会结构，劳动个体化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阶级、阶层等级模式开始变得模糊，阶级认同将不复存在，“阶级社会将在一个个体化的雇员社会旁边黯淡下去”。这样，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工业社会中劳动的全部社会价值和功能。
四、文化社会理论视角中的当代西方劳动学说
从这种社会理论出发，劳动不仅仅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且还具有文化价值和意义。社会的创造和意义是通过劳动呈现出来的，“劳动文化化”才是人的生命的最好策略。文化社会理论主要研究劳动尤其知识劳动对于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即它是如何影响当代社会的运行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的。
美国社会理论家丹尼尔·贝尔(D.Bell)把劳动话语纳入后工业社会视野之中，论述了西方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以及政治结构的巨大变化。贝尔认为，服务性经济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在前工业社会，“生活主要是同自然界竞争”，在工业社会，“生活是与经过加工的自然界进行竞争，世界已经成为技术的和合理化的世界”，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行业为基础，“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21)信息成了人们竞争的制高点。在贝尔看来，知识是后工业社会运行的中轴，是社会革新与政策制定的依据。知识还能够不断地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并进而成为社会阶层划分的尺度。彼得·德鲁克(P.Drucker)把知识视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关键资源。德鲁克认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创造不再取决于筹措生产资本和劳动力的付出，而是取决于“生产力”和“创新”，这两者都是把知识运用到工作之上；以知识为标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阶级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而不是资本家和无产者；由于“知识工作者”是“知识性的受雇者”，它既拥有“生产资料”，又拥有“生产工具”，并且懂得如何用知识从事生产，因而是该社会的领导集团；由于“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在受教育方面存在着明显区别，必然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后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方面的挑战来自于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所形成的生产力问题，在社会方面的挑战必然是服务工作者的尊重问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则是“知识人”(intellectual)与“经理人”(manager)之间的对立。
德国思想家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Koslowski)直接从文化视角分析劳动，并把劳动作为一种当代文化意识。科斯洛夫斯基认为，在工业社会中，工业导向的经济理论把劳动看做生产的要素，将消费看做个人或社会的劳动目的，“劳动创造财富”成为人们的共识；后现代社会是以文化为导向的社会，文化不仅成为制约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关键环节，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这种情形之下，劳动不仅仅具有生产的意义，而且随着建立自立的或合作制的劳动形式，劳动的意义和交往因素加强了。这种劳动形式不仅能够借助于劳动效率的提高，增加消费品的数量，而且还能够在实际工资减少的情况下更好地满足劳动者生活和交往的需求，即通过提高劳动的意义来弥补实际工资的降低。“如果劳动成为游戏或成为娱乐，那么，人的生命就会延长”，因此，应该将文化引入工作，而不是引向工作世界之外的业余时间，从而实现“劳动文化化”。(22)不仅如此，科斯洛夫斯基还阐述了劳动解放的意义。在他看来，通过生产合理化和组织合理化，使人从强制性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这是人自我实现的一个新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并不在于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在于转向有意义的劳动的解放，在于从体力劳动转向创造性劳动的自由的解放，通过人的劳动实现社会的意义。如果人不劳动，世界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23)当代经济发展为人的自我实现提供了机遇，但是这种机遇不是从劳动中解脱出来的解放，而是实现真正人的活动的解放。这是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即劳动文化化。
五、政治社会理论视角中的当代西方劳动学说
政治社会理论家把劳动置于社会政治尤其是社会公共领域之中来考察，旨在阐明劳动或者“劳动动物”对公共领域以及自由的影响和威胁，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汉娜·阿伦特(H.Arendt)。阿伦特不仅对马克思劳动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而且还考察并沿袭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劳动观念，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劳动观。
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了人类”这种对“劳动的赞美”，是对西方传统的反叛和颠覆。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的劳动内涵与西方传统有相一致的地方，它们都把劳动视为生产维持生命体所必需的物质手段，但是二者又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形：在古希腊传统中，劳动是作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第一元次”营生活动，而且作为自然代谢活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性，而是其消费性，也就是劳动的使用。(24)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劳动只会被看做是人生的苦难，被视为不自由的根源，“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是对这种奴隶劳动的最好表述。它与动物化的劳动没有什么两样，充其量不过是最高级的一种动物的活动而已。(25)正是由于劳动的这种奴隶状态，使得其往往与强制和暴力联系在一起。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使人们竭力想摆脱这种被束缚状态下的劳动，而当时的社会境遇又使得奴隶劳动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因而劳动只能是处于私人领域之中。但是，劳动的“生产性”把劳动从最低级、最卑贱的地位，提升到现在的最高级，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最受尊敬的地位，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之中。阿伦特认为，马克思不是从私人领域来理解劳动行为的，而是让它“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公共的政治领域”，挑战了传统对劳动的贬低。(26)马克思还提出了是劳动而非上帝创造了人，是劳动而非理性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劳动成为马克思理解人性的尺度。“他(马克思——引者注)对人类的定义——所谓劳动动物必然会归结为：几乎不参加生产资料的生产，只依赖从事替代取得食物的其他劳动生活的人，是寄生虫，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人”，人性就包含在最受蔑视的人类劳动之中。(27)但是，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人性活动，其中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如果人的劳动，在人的活动中是最应当属于人、最具有生产性的话，那么，在革命后的‘自由王国’，‘劳动被废除了’，人类彻底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人们从事什么样的生产活动？什么样的人的本质活动会残留下来？假如，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那么暴力是人类活动所有领域中最高贵的东西。这样的话，阶级斗争消灭后连暴力的可能性也没有了，那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人们怎样才能从事有意义、实在的活动呢？最终，在这样的未来社会中，哲学在实现的同时也就被废除了，人类还会保留什么样的思维呢？”(28)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答，阿伦特进一步分析了人的境况，并在人的境况的分析中阐述了自己的政治劳动观——“劳动动物”的胜利导致极权主义。
在阿伦特看来，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是人类最根本的实践活动。它们都是从“vita actica”(积极生活)这个词派生出来的，分别对应于一种给定的人的基本境况。劳动属于必需品的领域，它确保了单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命存在。工作是一种非自然性的活动，它可以提供一个“人造”事物世界，从而使得短暂徒劳的生命与稍纵即逝的时间得以延续和永存，因而工作对应着世界性。行动则是直接在人们之间开展的活动，即政治活动，它是人类实践活动中至高无上且必然出现的人性形式。在人的境况的三重维度中，劳动和工作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其目的在于维持人的生命存在，行动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行动位于实践序列的最高级别，是备受推崇的人类活动。劳动在人类的实践序列中是最低下的，然而摩登时代却“颠覆了全部传统，也颠覆了行动与沉思的传统秩序以及积极生活内各种活动的传统等级”，它“把劳动颂扬为所有价值的源泉，把劳动动物提升到传统上由理性动物所占据的位置……”(29)这种颠倒和提升，不仅使得私人领域侵入了公共领域，劳动挤压了行动的空间，而且也使得摩登时代的一切人类活动都要服从于劳动价值，劳动价值成为摩登时代最主要的价值，摩登社会也就成为劳动社会，即“大众社会”。劳动大众成为世界的支配者，从而导致“大众社会吞没了国家的所有阶层，‘社会行为’变成了衡量各个生活领域的标准”，(30)我们所有人也都成为劳动动物，生命与世界的关系就是动物化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劳动动物进入公共领域并被允许占据公共领域，结果使得真正的公共领域不再存在，只存在私人生活的公开展现；劳动在公共领域中的支配性地位，“的确意味着在非暴力方向上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在自由方向上的进步”，相反，“它第一次迫使全体人类都处于必然性的支配之下”，(31)并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土壤。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既能把大家聚拢起来，又可以防止我们彼此倾轧。随着公共领域的不复存在，人们之间丧失了聚拢的可能，丧失了与他人的“客观”联系，这样必然导致大众孤独现象的出现。然而，失落的人们不会就此沉沦，它们必然采取最极端、最反人性的形式，找回失落的“公共领域”并给自己“一种在世的位置感”。因此，阿伦特说：“大量的人的麇集，就会几乎无法抗拒的朝着专制主义(despotism)发展，不管是一人统治的专制主义还是多数人统治的专制主义。”(32)
六、劳工社会学视角中的当代西方劳动学说
劳工社会学把工人阶级带回社会学研究和分析的中心，主要研究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价值取向以及社会历史意义等。作为劳工社会学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劳动学说可谓独树一帜。布洛维以其“学术工人”的特殊经历，运用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建构了以共识性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劳动过程理论。
在《制造共识》一书中，布洛维建构了工作现场中的阶级冲突与工人共识之间的关系。布洛维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根据自己的理性需要来型塑工人的所有特质。自由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以强制性劳动为主的专制生产政体，因而马克思劳动理论强调的是劳动过程中工人劳动的被迫性和强制性；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则是以共识性劳动为主的霸权生产政体，共识性劳动成为主要特征。工厂既存在着自己的上层建筑，也存在着规训劳动过程和型塑生产政治的独特机制，比如劳动过程游戏化、内部劳动力市场等。正是工厂中存在的这些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作用，才形成了工人“自发同意”与资本主义微妙强制的结合，从而掩饰且确保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生产的政治》一书中，布洛维突出地强调了其理论研究视角——“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并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主张产业工人阶级在历史中做出了有意义的和自觉的贡献”，“我认为这些干预是由持续的生产过程塑造的”。(33)布洛维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非简单的产品生产过程，其中渗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劳动过程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以及生产的政治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工厂政体。具体地说，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等因素制约着工厂政体，工厂政体决定了生产领域中工人斗争的能力和利益，反过来，工人的反抗和斗争又推进了劳动过程与工厂政体的变化。在《辉煌的过去》一书中，布洛维通过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匈牙利工厂政体及其变迁，不仅着重探讨了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生产政体原因，而且把这种分析同公民社会理论相结合，不仅充分地肯定了工人阶级在原社会主义社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肯定了工人阶级在以后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七、简要评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西方劳动学说已经突破了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视野而进入到社会理论研究视野中。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把当代劳动方式的新变化和马克思劳动理论置于自己的社会理论视野之中进行研究，既体现了社会理论的反思性特征，又是对当代社会现实的一种理性回应。概而言之，这些研究都是围绕着劳动与当代社会的关系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它深刻地说明了如下三个方面问题：第一，劳动与当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关系问题。上述各种社会理论都把劳动置于当代社会的宏观结构之中，从整体上阐述劳动方式的变化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应该看到，传统社会中的物质生产性劳动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作用，当代社会中的劳动则呈现出新的方式，诸如符号化劳动、知识劳动等，并以其特有方式构造出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第二，劳动与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关系问题。上述各种社会理论中的劳动理论研究基本上都揭示了当代劳动方式对当代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发展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尤其是知识价值观、消费文化观更加深入人心。第三，劳动与当代人的生活方式的关系问题。上述各种理论研究视角表明，当代劳动方式和劳动特征正在改变着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劳动尤其是知识劳动在当代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系统中的意义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通过劳动这种方式，获取更多的知识财富，获得更多的社会尊重，求得社会认同，确立自我价值，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中的劳动问题研究，给予我们如下两点启示：第一，我们在探讨劳动问题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应该将劳动置于整个社会环境之中，在深入理解马克思劳动理论本质内容的基础之上，研究劳动与当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深入挖掘当代劳动的文化价值，以彰显劳动对当代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深化我们对劳动与当代社会关系的理解。第二，我们在领会和把握“体面劳动”、“尊严生活”的精神实质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单方面，而应该把它们置于人们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全过程之中，突显“体面劳动”与“尊严生活”的相互型塑关系。
收稿日期：2011-05-09
注释：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64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94页。
⑤［德］哈贝马斯著，李黎、郭官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⑥［德］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8页。
⑦［法］居伊·德波著，王昭凤译：《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⑧［法］居伊·德波著，王昭凤译：《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
⑨［法］居伊·德波著，王昭凤译：《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
⑩［法］居伊·德波著，王昭凤译：《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11)［法］居伊·德波著，王昭凤译：《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12)［法］让·波德里亚著，车槿山译：《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13)［法］让·波德里亚著，车槿山泽：《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14)［法］鲍德里亚著，仰海峰译：《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
(15)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St.Louis:Telos Press,1981,152.
(16)［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90页。
(17)［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17页。
(18)［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14页。
(19)［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著，路国林译：《自由与资本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3－174页。
(20)［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著，路国林译：《自由与资本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2页。
(21)［美］丹尼尔·贝尔著，高铦译：《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41－143页。
(22)［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著，毛怡红译：《后现代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
(23)［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著，毛怡红译：《后现代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17－119页。
(24)［美］汉娜·阿伦特著，孙传钊译：《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25)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84.
(26)［美］汉娜·阿伦特著，孙传钊译：《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27)［美］汉娜·阿伦特著，孙传钊译：《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2页。
(28)贺照田：《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4页。
(29)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85.
(30)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45.
(31)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129-130.
(32)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43.
(33)Michael Burawoy,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London:Verso,1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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