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约束、风险自律与金融安全——对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思考与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银行业论文,资本论文,风险论文,建议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存款立行”与风险转嫁
通过吸收存款、发行债券、出售资产等方式筹集资金，然后再通过贷款、购买有价证券和资产等方式使用资金，是商业银行基本的利润创造过程①。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银行业开始了商业化改革进程。长期以来，服务于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和基于流动性之上的安全性管理需要，存贷比成为监管当局监管商业银行的核心指标，加之商业银行资金来源渠道相对单一，吸收存款成为中国商业银行解决资金来源问题的主要渠道。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在中国银行业的商业化进程中，日益加剧的同业竞争，使存款竞争日趋白热化，塑造了“存款立行”这一整个银行业基本同构的经营模式。
“存款立行”并不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层非理性冲动的结果，而是商业银行各经营单位追求长治久安、各级管理层追求生存发展的理性选择，在中国银行业市场环境中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第一，在资金来源渠道主要依靠存款的条件下，吸收存款是利润创造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存款就没有贷款，也就没有利润。第二，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不良贷款的产生是必然的。但由于长期缺乏正常的不良贷款核销机制，加之风险管理机制长期以来比较薄弱，不良贷款不断积累，依靠规模扩张来稀释不良贷款，是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商业银行解决不良贷款问题的主要方法。而在资金来源渠道主要依靠存款以及存贷比监管约束下，贷款规模的扩张，必须依靠存款规模的扩张。第三，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银行业不良率较高，削弱了银行资产的流动性(见后文)。由于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扩张存款规模成为中国商业银行解决流动性问题、维持周转、扩大经营的主要手段。
但“存款立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作为高风险行业，我们将无法回避一个基本问题：谁是风险的承担者?当规模扩张成为解决不良贷款问题的主要手段时，在隐约而实际的国家信用支持下，贷款规模与货币供给同步扩张(见后文)，不良贷款逐渐积累，商业银行逃避了承担风险的责任，而把主要风险转嫁到全体存款者头上。商业银行不是主要的风险承担者，换句话说，商业银行无需为自己的经营失败承担主要责任：不管不良率有多高，只要国家允许继续营业，就可以继续扩张存款，继续发放贷款，当然也继续制造不良。这直接导致中国商业银行缺乏风险自律，重经营、轻管理，重规模、轻质量，重权利、轻责任。在薄弱的风险管理机制下，商业银行在规模扩张过程中制造了更多的不良，更加依赖存款扩张，陷入恶性循环。可以说，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由于银行风险的责任主体缺位，银行经营缺乏风险自律，中国银行业未能有效协调商业性和公益性的双重目的，银行风险也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隐患。
二、资本约束：国际化的风险监管与商业化的风险自律
资不抵债就要破产清算，这是现代企业的基本法则。换句话说，发生风险损失时，要首先冲销股东投资的资本。股东要为企业的经营风险买单，无力买单就应破产清算，以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利益。因此，企业资本实力是其经营行为必须接受的刚性约束。这迫使企业产生了管理经营风险的强大动力，风险自律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行为准则。
通常情况下，一般企业主要服务于商业目的，其生生死死，对整个经济系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一般企业而言，除了正常年检以外，通常不需要专门的国家行政机构持续监管一般企业。
但与一般企业不同，商业银行在具备一般企业的商业性之外，还具有一般企业所不具备的公益性。第一，国家依靠商业银行体系完成货币创造，调节货币供给。商业银行经营的并非普通商品，而是代表国家信用的货币。商业银行的经营危机并不限于对商业银行自身企业信用的冲击，而且直接冲击银行信用，甚至动摇国家信用。第二，商业银行经营必须正视随时可能发生的挤兑风险，这使得整个银行体系对商业银行经营危机高度敏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危机处理不当，容易蔓延成全局性的金融危机，影响经济金融稳定。第三，商业银行因为存款行为、各种资产管理委托行为等，与公众发生了重大的利益关系，商业银行经营危机往往会对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第四，由于商业银行具有的前述三方面公益性特点，各国一般会采取各种形式对存款者提供某种形式的保险或保证，保障存款者(特别是个人)的基本权益，有效控制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扩大和蔓延②。由此，各个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国家信用的支持。
甚至在银行业发达的欧美，在相当长时间里，也没有很好地协调商业银行的商业性和公益性，金融危机频频爆发。这些金融危机中，既有因为服务于公益性目的的金融监管不力，而导致局部问题蔓延成金融危机；也有因为金融监管当局提供了过多的外部保障，导致商业银行风险自律不足，削弱了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机制，金融风险逐渐积累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因此，从历史的高度，以系统的视角来审视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推出，并在2004年进一步修订完善的资本协议，将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银行风险通常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正如我们在中国银行业的实践中看到的现象，商业银行有动力在没有从根本上建立风险管理机制的情况下，采取粗放的规模扩张来掩盖或稀释不良资产，但结果却陷入了风险扩大——规模扩张——风险继续扩大——规模继续扩大的恶性循环。
人不自救，神仙无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若商业银行缺乏基本的风险自律，再有效的金融监管也无济于事。因此，在充分激发商业银行风险自律的基础上，实施服务于公益性目的的有效监管，将是协调商业银行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基本原则。“堵住源头，切断外围”将是实现这种协调的关键。首先，要确立风险自律的商业原则，谁经营谁承担风险。银行股东是风险的最终承担者。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取决于股东投入银行的资本。银行承担的风险，不能超过银行资本实力。银行资本实力不够的，要限制甚至压缩其资产规模和经营范围，直至淘汰出局，从源头上限制直至消除风险的产生。其次，在银行承担风险的前提下，国家为陷入危机的商业银行提供信用支持，切断金融风险蔓延、扩大的渠道，维护金融稳定。
经过几百年的实践，西方发达国家最终形成了资本充足、有效监管、信息披露等三维一体的银行业市场规则，其核心是在监管约束和市场约束下，从外而内地建立对商业银行经营的资本约束，由此确立风险自律的商业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公益性目的。发生或外部审计发现或外部监管发现风险损失，将直接冲减银行资本，降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股东要为风险买单，风险管理机制将主要地、首先地、直接地服务于股东利益，股东将有动力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达标的，监管当局将限制其业务发展，防止风险扩大。基于外部审计的信息披露，将诱发资本充足率不达标银行的信用危机，降低市场对其的信任度，切断其业务增长可能。三维一体的市场规则，既能确立风险自律原则，服务于商业银行健康的商业目的；也能防止危机扩大或蔓延，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处理银行经营危机的成本，有效地服务于商业银行的公益性目的。
面对入世后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不断深化改革、强身健体，将是中国银行业赢得生存发展的惟一道路。在严峻的竞争形势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借鉴国际银行业几百年智慧的结晶，比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引入了以资本充足为核心的市场规则，在确立风险自律商业原则基础上协调商业银行的公益性和商业性，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性、战略性选择。但是，中国银行业启动商业化改革仅约20年时间，金融市场体系、银行经营和监管理念、银行治理结构、监管手段、信用环境等各种基础非常薄弱，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银行业。如果对这些考虑不够，只选择了正确方向，而采取了不正确或不策略的路径，将使中国银行业改革付出巨大成本，甚至因为采取不正确的路径而不达，却放弃了正确的方向。这将是中国银行业无法承受之重。
三、充足的流动性：中国银行业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历史选择
如表1所示，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经济发展对货币扩张、信贷规模扩张的依赖度完全不同。1995-2002期间，两个国家金融系统净信贷占GDP的平均占比分别为117.3％、80.8％。同期，中国GDP年增长率为8.15％，而与之配套的贷款规模年增长率为18.54％、货币供给增长率为17.42％(M2)；而美国相应的数据为5.01％、7.67％、8.01％。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货币供给/信贷规模的扩张?直接的原因来自于金融市场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起步很晚，直接融资市场非常不发达，金融深化程度很低，社会资金供给主要依靠间接融资，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主要是现金和银行存款。因此，商业银行体系是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主要支柱，这与直接融资市场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有着质的不同。
但是，仅仅是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并不足以为中国货币供给/贷款规模年均增长率超过GDP的两倍提供解释。下面的两组数据对比，可以为这个数据提供部分说明：1995-2002期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估计为30％③左右；而同期，美国银行业的不良率仅约2.5％[1]。也就是说，在中国银行业，约30％的贷款基本丧失了流动性。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在美国，资产交易市场非常发达，通过证券化、信托处理、直接的资产买卖等形式，贷款资产获得了良好的流动性。而中国只是在近期，才在资本充足率的压力下，启动了资产交易市场建设。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只能依靠贷款到期、客户正常还款才能获得非常有限的流动性。
一方面是贷款流动性远远不足，另一方面是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资金予以支持。由于直接融资市场和资产交易市场不发达，中国只能依靠货币供给扩张来支撑贷款规模的扩张，为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支持。因此，在中国，以两位数(百分数)扩张的货币供给/贷款规模中，大部分用于现有经济的周转，有相当部分用于填补巨额不良贷款占压的资金，其余的才是真正用于经济增长的资金。
面对这样的经济金融环境，应当持有两方面的清醒认识。第一，在风险管理机制不完善、银行风险源头没有堵住的情况下，单纯依靠规模扩张，无异于饮鸩止渴，只会导致风险的继续扩大。正像我们在过去10多年看到的那样，这种做法教训非常惨重。第二，中国银行业在摸索中发展了20多年，金融市场不发达，风险管理机制不完善，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但这些问题都必须也只能在发展中解决，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提出了要求。在当前的形势下，如果银行体系不能提供良好的流动性支持，中国经济发展将滞缓。发展一旦停滞，很多问题则会水落石出，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在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堵住风险源头的同时，依靠适度的货币扩张/信贷扩张来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是中国银行业在发展中解决历史问题、建立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的历史选择。这样，在中国银行业引入资本约束的路径选择，就超越了技术层面，成为关系中国金融安全乃至经济安全的战略选择。
四、风险资产交易与货币供给弹性
先看看在没有资本约束条件下，现代银行体系简化的货币创造过程。如图1所示：假设法定准备率10％，无现金，银行无需超额准备。一个居民存入100单位货币，商业银行缴存10单位准备金，并发放90单位贷款；借款人存入90单位，商业银行缴存9单位准备金，并发放81单位贷款；……。最终，在整个银行系统中，商业银行缴存的法定准备金暨央行基础货币为：
现在考虑对整个商业银行群体施加资本约束的情况。假设资本充足率标准为8％，商业银行只有贷款和央行存款两种资产，风险资产权重分别为100％、0，商业银行体系监管资本量为C。理论上，当仅考虑资本约束时，商业银行总体的最大贷款余额为：
Lc=C/8％
在前述货币创造过程中，仅考虑法定准备约束时，商业银行总体的最大贷款余额为：
Lr=H/r×(1-r)
这样，在考虑资本约束后，商业银行总体的最大贷款余额为：
L=min(Lc，Lr)
在前述假设下，当Lc＜Lr时，即使存款富余，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也将因为资本约束而无法继续扩大。在此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会有两种选择：一是股东注入资本，放松资本约束；二是商业银行通过资产交易，转让信贷资产，释放占压的资本。由于股东不可能持续追加资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而言，第二种选择是属于日常性的资产管理工作。它们在发达的资产交易市场支持下，通过资产证券化、信托转让、直接出售等形式，以有限的资本，持有有限的风险资产，但在理论上却可以管理无限的风险资产④。这样，在发达的资产交易市场支撑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成功地超越了资本约束，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过程可以不受资本约束的限制，在资本约束下成功地保持了货币供给的良好弹性。相反的情形是显而易见的，在资本约束趋紧的条件下，如果两种选择都不可能：股东无力持续注资，也不能通过资产交易释放资本占压，实际的货币乘数将由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实际持有的监管资本量决定，资本约束将限制货币创造过程，货币供给将在超过资本约束时基本丧失扩张弹性⑤，货币政策将因此失效。
五、资本稀缺与流动性陷阱：资本约束下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金融安全问题
2004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在中国银行业的经营和监管中引入了资本约束。这是中国银行业朝着国际化目标迈进的重大变革，也是中国银行业试图在确立商业银行风险自律原则的基础上协调商业银行公益性和商业性，实现金融安全的深刻变革。但在中国现有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在中国特有的历史积淀下，在中国银行业确立资本约束的过程中，应正视一系列互为条件的现实问题，并予以系统的协调、妥善的处理，否则不仅改革的目标难以实现，甚至可能诱发金融安全乃至经济安全问题。
1.中国货币供给/信贷规模保持两位数的扩张速度，是解决银行业信贷资产流动性严重不足和中国经济增长对流动性的巨大需求之间矛盾的现实选择。在前文分析中，我们知道，中国银行业存在一系列历史性、系统性、结构性的问题，包括不良率居高不下、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资产交易市场和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等，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流动性严重不足。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形势的现实需要，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发展中解决各种问题。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产生对流动性的巨大需求，中国过去10年来长期保持接近20％的货币供给/信贷规模扩张速度，覆盖了中国银行业资产的流动性不足，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流动性支持，这是中国各种现实问题、各种力量综合平衡的结果。
2.在现有金融市场环境下引入对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约束，将对商业银行产生持续的、巨大的资本压力。至少在今后5-1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将继续要求中国银行业每年的货币供给/信贷投放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截至2005年7月末，中国银行业各项贷款余额19.9万亿元。以此作为2006年贷款投放增长的基数，按15％的年增长率估计,2006年新增贷款投放约为3万亿，按100％⑥的风险权重估计，新增风险资产3万亿元。由于中国目前资产交易市场不发达，银行业很难通过资产证券化、信托转让、资产出售等方式，将这些风险资产转让给非银行业的企业或个人，因此难以有效释放占压的资本。因此，按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2006年将产生新增资本需求约2 000亿(假设通过资产交易等处理了一小部分)。如果中国维持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流动性需求，即使不考虑中国银行业整体资本充足率达标所需要的巨额资本需求(超过一万亿)，在今后5-10年内，在中国的金融市场环境下，中国银行业每年的新增资本需求也将在2006年2 000亿基础上，维持两位数的年增长率。这么庞大的资本需求，将对中国银行业产生持续的、巨大的资本压力。
3．在资本约束下，若处理不当，资本稀缺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在今后5-10年内，如何满足这么庞大的资本需求呢?在现有条件下，由于资产交易市场不发达，其发展有个过程，在相当长时间里，通过资产交易释放占压的资本难以成为解决资本问题的主要手段。还有两个可能的渠道解决资本问题：一是股东增资，包括利润转增；二是通过公募或私募扩股增资。先看利润转增的情况，按照风险资产利润率0.6％⑦来估计，即使全部转增资本，也只能维持7.5％的风险资产年增长率。7.5％的货币供给/贷款规模扩张满足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流动性需求⑧。那么，在中国目前的市场条件下，依靠公募或私募有无可能解决呢?中国直接融资市场的直接融资能力有多大呢?2004年，中国证券市场通过发行、配售股票共筹集资金1 511亿元(含A、B股市场)。从数据上看，即使中国证券市场(公募渠道)只为银行业的资本筹措服务，也难以满足中国银行业的年度增资需求。因此，正如前文所述，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下，如果维持刚性的资本约束，整个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过程将受制于资本约束，无法提供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流动性支持，将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滞缓经济增长，陷入恶性循环，引发金融安全甚至经济安全问题。
六、确立资本约束的路径选择：资本保险与资产交易市场建设
这样，我们将面临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坚持在中国银行业建立刚性的资本约束，在现有条件下，中国经济将可能因此面临流动性问题，并可能进一步引发全局性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若处理不当，将可能葬送中国银行业甚至中国经济的未来。另一方面，放弃或放缓资本约束，将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战略选择：通过引入资本约束，确立商业银行风险自律的商业原则，协调商业银行的公益性和商业性，建立银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确保民族银行业在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中生存发展。同时，避免中国银行业继续积累问题，防止国家银行业改革或救助成本继续提高。因此，建立资本约束的改革事关中国银行业的未来，是必须坚持的方向。两个问题都是中国银行业改革无法承受之重。
如前文分析，就长期来看，中国银行业将发生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中国银行业积累的历史问题在发展中逐渐被消化，可以预期，像美国一样，若干年后中国经济增长并不需要两位数的货币供给/信贷规模扩张。另一方面，资产交易市场逐渐发达，银行有条件把间接融资转化为直接融资，提高资产流动性，灵活配置资本，释放占压的资本，解决持续的资本压力问题。但是，这两个条件都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具备的，也是今后国内各方需要大力推进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建立发达的资产交易市场，并在发展过程中消化历史问题，将是一个着眼于未来的长期的、系统性的安排。
但在今后5-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银行业则要面临现实的路径选择问题：既要坚持引入资本约束机制的中国银行业改革方向，也要妥善处理在资本约束下由于资本稀缺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陷阱问题。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是在目前中国市场环境可以支撑的限度内，找到中国银行业超越资本稀缺，实现资本充足率持续达标的解决之道，既要避免出现危及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流动性问题，也要防止在建立资本约束机制的改革方向上发生摇摆或退缩。
根据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资本用于抵御非预期损失⑨。从金融安全的角度看，资本充足的规则要求银行为可能发生的非预期损失储备一定资本，这些资本是防止银行风险损失直接冲销存款人等债权人权益的缓冲区。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当发生非预期损失时，银行有可靠的资金来源予以对冲。从风险管理理论知道，造成非预期损失的事件为小概率事件，非预期损失越大，对应事件发生的概率越小[2]。根据保险业的基本原理，财产保险是以较低的成本(保费)为较小概率的安全事故提供保险，在安全事故偶然发生时，获得财产的安全保障。同样地，商业银行也可以购买保险，以较低的保费成本，为以较小概率发生的非预期损失提供安全保障。在商业银行发生非预期损失时，由保险公司提供保险赔偿予以对冲。对商业银行而言，这样的保险就有资本性质，可称之为资本保险⑩。
在中国银行业中引入资本保险的要点包括：第一，允许保险公司对商业银行提供资本保险，为商业银行经营中可能出现的非预期损失提供保险。第二，商业银行的监管资本等于按现行办法核算的监管资本+资本保险限额，并应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第三，由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议价确定保费，主要根据商业银行的整体风险管理状况、资本充足情况、非预期损失发生时保险赔偿的支付安排(11)等确定，相关信息应经第三方审计确认。第四，商业银行股东现有资本应足以冲销应计提的专项准备，在此之上，可以购买资本保险，补充监管资本。监管当局可根据需要决定确定最低的监管资本比例，不足8％的部分，商业银行自行决定是增资，还是购买资本保险。第五，应尽可能允许多个保险公司提供资本保险服务，确保银行资本保险的竞争性定价。
面对资本约束下由于资本稀缺可能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在中国银行业引入资本保险，对推进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进程、实现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第一，避免在建立资本约束这一重大改革方向上的摇摆或退缩，防止因为在银行业建立资本约束而使中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由于中国直接融资市场无力满足坚持资本约束的资本需求，引入资本保险后，商业银行可以在增资、购买保险之间进行选择，解决了建立资本约束改革过程中持续的资本压力问题。资本问题解决后，资本约束对货币创造的抑制，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流动性陷阱以及可能发生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便得以避免。同时，坚持引入资本约束的改革方向，将迅速确立商业银行风险自律的原则，建立中国银行业的自稳定调节器，实现金融稳定，防止银行业问题的继续积累和改革成本的继续扩大。第二，最大限度地降低银行业改革成本。资本保险所形成的监管资本，是一种或有资本投入，仅仅通过支付小额保费的方式即可获得大额的或有资本的适时补充。中国银行业资本达标所需要的超过万亿以及每年需要追加的数千亿资本，其相当部分可以由此满足，实际占用的资本大大减少。一方面全面缓解中国资本稀缺程度，降低银行业实现资本达标的成本和难度；另一方面避免银行业资本达标对其他产业资本需求的过度挤出，而导致其他产业资本供给不足。第三，以较低的成本实现金融安全。就资本保险的本质而言，乃是利用保险业的金融资源，来应对单一银行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防止形成全局性风险。在资本保险情况下，借助保费和资本保险限额的杠杆效应，用少量的保费投入，获得庞大的或有资本适时的支持，并对局部、个别、零星出现的商业银行风险进行救助或补偿，防止扩大或蔓延，实现整个银行体系的金融安全。第四，对购买资本保险的商业银行而言，在引入了与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利益攸关的第三方——保险公司后，将提高信息透明度，更有效地促进商业银行完善治理结构，完善风险管理机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小结
在中国银行业建立资本约束，确立商业银行风险自律的原则，发挥投资者追逐利润的天性，才能真正建立完善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机制，堵住银行风险之源。在商业银行风险自律的基础上，监管当局才可能实施有效监管，切断银行风险的扩大或蔓延，实现银行经营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协调，实现中国银行业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面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各种系统性、结构性、历史性问题，在引入资本约束的银行业改革过程中，应高度重视资本约束下由于资本稀缺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陷阱。选择银行业改革路径时，应审慎、策略地对待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资本压力问题在正确的改革方向上摇摆或退缩，这将可能葬送中国银行业甚至中国经济的未来。二是僵化地推行资本约束，使中国经济在当前陷入流动性陷阱，引发金融安全甚至经济安全问题。分析表明，在当前形势下，作为一种可行而现实的选择，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保险制度，将为坚持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和中国在健康的发展中逐渐消化历史问题创造条件。
注释：
①还包括结算、在资产业务基础上衍生的资产管理等各种收费服务。
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信用的自我保护。
③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布数据，截至2003年6月30日，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良率为19.6％，不良贷款总额25 377亿元。而1999年4月以来，中国陆续成立了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接收来自四家国有银行累计13 939亿元不良资产。据此估计，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约为30％左右。
④这种做法对商业银行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是银行的利润和业务结构发生了变化，资产管理服务成为利润的重要来源。二是资产交易市场为商业银行调整资产结构，转移、防范风险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⑤当然，银行体系购买国债、买入外汇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货币供给的扩张。但注意，在资本约束收紧的情况下，购买国债、买入外汇只能增加基础货币量，却无法通过贷款继续进一步的货币创造过程。因此，在资本约束收紧后，银行体系货币供给的扩张弹性基本丧失。
⑥虽然贷款中个人按揭贷款、国家公共企业贷款等权重较低，但伴随表内贷款业务增长，还有承兑等表外授信业务的增长，两相抵扣，可按100％估计。
⑦就中国银行业目前的风险管理水平，如果计提拨备，这个数值超过了目前中国银行业整体的实际盈利能力。当然在理论上，如果不考虑知识和技术壁垒等现实约束，假设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存在对银行业的资本投入产生超额回报的理论可能，因此可以源源不断吸引资本进入，从而解决资本投入问题。但即使不考虑资本自由流动的现实困难，仅以目前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甚至以欧美银行业的盈利水平，也不具有这种可能。
⑧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银行业利润持续、全部转增资本，谁还愿意投资呢?必然抑制私募、公募资本渠道。
⑨非预期损失是银行资产组合在特定置信度下的损失与预期损失的差额。其中预期损失是概率加权意义上的平均损失，即通常所谓的风险成本，贷款定价应予以覆盖。特定置信度即为造成相应非预期损失的事件发生的概率，按此定义，造成非预期损失的事件为小概率事件。
⑩将保险方式作为解决资本问题的一种选择，中信银行吴北英先生有原创性贡献。
(11)主要指银行持有的监管资本和保险限额在冲销损失时谁先谁后或按比例承担。发生预期损失后，可先冲减保险限额，即由保险公司提供保险赔偿，不足时冲减银行持有的监管资本；也可优先冲减银行持有的监管资本，不足时保险公司提供保险赔偿；也可银行与保险公司按比例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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