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推动力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加速城市化是突破中国面临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实现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于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首次提出“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笔者认为，这是新的发展观，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并称之为第二代发展战略。所谓第一代发展战略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主题是加快发展、不平衡发展，“先富论”，如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加快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第二代发展战略则是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从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地区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方针；1999年6月江泽民同志提出并于2001年正式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体现了地区协调发展的思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笔者把这一目标称为“富民强国”的大战略。
中国要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首先要解决的是城乡协调发展问题。而在这方面，中国正面临着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即城乡两种不同制度的安排，极大地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延缓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根据笔者的研究，城乡劳动力隔绝的制度性障碍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在城乡间采取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制度安排导致城乡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从而形成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造成了巨大的制度性机会成本。尽管中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但在乡村，40%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这种制度性障碍构成两类机会成本：从供给角度讲，是产出的机会成本；从需求角度讲，是消费的机会成本。
根据笔者计算，目前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造成的产出机会成本相当于中国GDP的20%～30%，造成的消费机会成本相当于GDP的2%～10%。反过来说，如果能够有效促进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限制的劳动力流动已使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下降了2000多万人，带来的经济收益相当于GDP的5%～12%。目前，中国城镇从业人员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就能够使GDP增加近0.2个百分点，每1%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将使GDP增加0.50～0.85个百分点，每1%的乡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居民消费总额提高0.19～0.34个百分点（胡鞍钢等，2002）。因此，中国必须突破城乡隔离的制度性障碍，加速城市化，进而实现经济协调发展。
二、中国正经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城市化过程
所谓城市化是指由于工业化、现代化而引起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是经济发展各种要素空间集聚与重新分布的过程。根据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1975提出的城市化曲线类似于S型曲线。第一阶段为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只有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10%以后，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第二阶段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30%，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人口比重超过70%。第三阶段是城市化成熟阶段，出现停滞或略有下降趋势（夏永祥、余其刚，2002）。按照这一分类，中国是从1949年开始进入城市化的初期，1952年城市化率达到12.5%，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城市化率才超过30%。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年中国城镇人口为50212万人，与1978年相比，中国城镇人口净增32967万人，相当于1978年的2.9l倍，年平均增长率为4.55%，远高于同期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21%)；城镇人口比例由1978年的17.9%上升为39.1%，提高了21.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96个百分点。这也表明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阶段，即城市化率大于30%的阶段。
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城镇人口增长率还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都是十分明显的。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1975～2000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5%，同期中国年平均增长率为4.3%；1975～2000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比例提高了近14个百分点，中等收入国家提高幅度最大，为16.2个百分点，世界平均提高了9.3个百分点，同期中国提高了18.8个百分点（见表1）。
表1 城市化率国际比较
%
城市化率
1975～2000年
1975年 2000年 1975～2000年城市人口年
变化量
平均增长率
中国 17.4
36.2
18.8
4.3
低收入国家
21.8
31.0
9.2
3.6
中等收入国家 35.0
51.2
16.2
3.0
高收入国家
75.0
79.1
4.1
0.9
发展中国家
26.1
40.0
13.9
3.7
世界平均
37.9
47.2
9.32.5
资料来源：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62-163.
中国城镇化速度加快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城镇所致，可以视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张宏霖、宋顺峰(2002)估计，1978～1999年间约有1.74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占城市总人口增长的75%。城镇人口增长包括两方面：一是城镇人口自然增长；二是城镇人口机械增长或人口移动增长。中国城镇人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阶段，城镇人口增长主要是乡村人口移动所致。这包括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所谓人口迁移，指人口常住地变动，在中国条件下是指常住户籍所在地变动或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直接从农村招收的就业人员，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军队复员、转业人员等；所谓人口流动，指人口常住地不变，但本人已经离开常住户籍所在地（人户分离），跨越一定
的行政辖区范围，在其他地暂住、滞留和从事各种活动。进城农民工大都数属于人口流动类型。
根据农业部产业与政策法规司提供的资料，1982～2000年全国乡村人口向城镇移动人数为20675万人，相当于同期城镇总人口的45.0%和城镇新增总人口的84.6%；同期乡村劳动力向城镇移动人数为10960万人，相当于同期城镇总劳动力的45.8%和城镇新增劳动力的94.3%（任波，2003）。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和劳动力移动规模在迅速扩大，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分别为814万人和401万人，90年代分别为l414万人和775万人，其中90年代下半期分别为2030万人和l146万人（见表2）。
表2 1982～2000年乡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移动人数
万人
时 期
城镇总人口 乡村人口
劳动力
人口移动
劳动力移动
（年）
增加量
移动人数
移动人数 年平均人数 年平均人数
1982～1990
871565103208814401
1990～1995
497939012020780404
1996～2000
10732
1023757322030
1146
1990～2000
15711
1413877521414
775
1982～2000
24426
20675109601149
609
注：城镇总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34页；其他数据来自任波，2003。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迁移人口规模迅速加大。中国的迁移人口总数1982年为1134.5万人，1990年上升到3412.8万人，2000年达到14439.1万人，相当于2000年总人口124261万人的11.6%。这意味着中国每1000人中就有116人是迁移人口。从1982年到2000年，中国迁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2%，远高于同时期GDP年平均增长率10.0%。这意味着中国每年迁移人口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5倍的平均速度增长。20世纪90年代全国迁移人口比例迅速上升，目前已占城镇总人口的近l/3。迁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1982年只有1.12%；1990年为2.98%，2000年迅速上升为11.39%，平均每年提高0.84个百分点。迁移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1982年为5.28%，1990年为11.30%，2000年迅速上升为31.45%，平均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见表3）。
表3 1982～2000年全国迁移人口及占总人口比重
1982年1990年
2000年
迁移人口（万人） 1134.53412.8
14439.1
占总人口比重(%)
1.12 2.9811.39
占城镇人口比重(%) 5.28 11.3031.45
资料来源：孟建军，2003。
据统计，1993年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口共有6200万，其中跨省流动为2200万。到199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猛增到7500万和2500万～2800万。据农业部调查推算，全国2002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约为9400万人，比2001年的8930万人增加了470万人，跨省流动的有4200多万人；加上随同的2000多万非劳动力，全国流动农村人口已经超过1.2亿人；2002年农民外出务工总收入为5278亿元，平均每个农民工年收入为5615元，相当于同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水平（2476元）的2.27倍；其中寄、带回家乡约3274亿元（《人民日报》，2003），比上年同期增长5.39%。四川、安徽、湖南等中西部地区是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出地，约占全国总量近90%，而广东等沿海地区是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入地，其中广东省约占37.9%（见表4）。目前在一般城市，农民务工者和其他流动人口占城市户籍人口的比例是20%～30%，在发达地区这部分人口可能是城市户籍人口的3～4倍，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10倍（任波，2003）。
表4 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流出地与流入地（2002年上半年） %
流出地（分省） 所占比重
流出地（分区）
所占比重
四川
13.6东部
10.3
重庆
7.5 中部
55.7
江西
9.7 西部
34.0
湖南
11.6 合计
100.0
安徽
12.7
流入地（分省）
湖北
6.2 广东
37.9
河南
9.1 福建4.3
广西
7.2 上海8.0
贵州
5.8 浙江7.5
江苏
4.2 江苏5.6
浙江
4.0 北京6.8
其他
8.4 其他29.9
合计
100.0合计100.0
资料来源：任波，2003。
三、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张宏霖、宋顺峰(2002)认为过去20年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移民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助长了省际间的移动，但空间距离又消弱了这种移民倾向；跨省移民与本省城市增长水平成反向联系。
城乡劳动力隔绝的制度障碍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中国在城乡间采取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制度安排导致城乡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从而形成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造成了巨大的制度性机会成本。尽管中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但在乡村，40%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这种制度性障碍构成两类机会成本：从供给的角度讲，是产出的机会成本，这是指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存在对农业总产出没有贡献，如果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对全国总产出(GDP)的贡献，一种是按全国劳动生产率计算（指下限），另一种是按非农业劳动生产率计算（指上限）；从需求的角度讲，是消费的机会成本，如果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对全国总需求的贡献，一种是按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计算，另一种是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计算。
目前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造成的产出机会成本相当于中国GDP的20%～30%（见图）；造成的消费机会成本相当于GDP的2%～10%（胡鞍钢等，2002）。城乡就业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导致城乡就业机会不平等，进而形成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造成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这充分说明，城乡就业制度的不公平直接导致经济的低效率，这种保护少数人的制度，不仅侵害了广大农村居民的利益，而且使中国的宏观经济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图 1957～2000年农业剩余劳动力造成的总产出损失对当年GDP的比重
据世界银行(1997)估计，1978～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9.4%)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服务业的贡献约1个百分点，劳动力从国有企业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国有部门的贡献率为0.5%，两者合计为1.5个百分点，可解释的贡献率为16%。蔡昉等(2000)估计，1982～1997年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2%。
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仍然是城市化。根据王小鲁等(2000)预测，在未来10年城市化加速条件下，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其中劳动力转移贡献率为2.0%，规模优化贡献为2.4%。白南生(2003)综合多种研究估计，“十五”时期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贡献为3个百分点左右。哈佛大学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估计，未来二三十年内，如果中国像亚洲其他长期高速发展的国家，那么2亿～3亿人，多至6亿人将放弃农业，转向到城市。Johson认为，今后30年，如果逐渐取消转移障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等，平均每年至少创造1500万个非农工作岗位，劳动力部门间转移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3）。
中国城镇化迅速发展，有效创造大量就业。1978～2002年，全国就业人员由40152万人提高到73740万人，净增3358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2.57%。其中城镇人数由9514万人提高到24780万人，净增15266万人，相当于全国新增就业人数的45.5%，年平均增长率为4.07%，明显高于全国就业人数增长率。1996～2002年，全国新增就业人数为4790万人，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4858万人，相当于全国新增就业人数的101%。这表明近年来，城镇新增就业成为全国新增就业的主体。与此同时，农村不再创造新增就业。因此，加快城镇化，可以大幅度、密集型地创造更多就业。
从各地区城镇人口增长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高增长趋势。从全国不同地区来看，沿海地区城镇人口增长率高，城市人口比例提高幅度大。1981～2000年，全国城镇人口增长最快的是广东省（包括海南），其次是山东、浙江和江苏省；城镇人口增长最慢的地区是天津市和黑龙江省。城市化比例提高最大的是浙江省（见表5）。
表5 1981～2000年全国各地区城镇人口增长与占总人口比重变化
城镇人口 城镇人口 城镇人口 变化率(%) 2001年
地 区
增长指数 比重(%)
比重(%)
(1981～ 人均GDP
(1981=100) (1981)
(2000)
2000)
（元）
全国 3.31
13.92
36.22
22.30
7543
北京 2.14
55.43
77.54
22.11
25300
天津 1.83
51.64
71.99
20.35
19986
河北 3.59
9.32
26.08
16.76
8337
山西 3.30
13.91
34.91
21.00
5444
内蒙古2.28
23.38
42.68
19.30
6458
辽宁 1.94
33.52
54.24
20.72
12070
吉林 2.05
29.63
49.68
20.05
7640
黑龙江1.85
31.77
51.54
19.77
9349
上海 2.20
57.70
88.31
30.61
37382
江苏 4.18
12.30
41.49
29.19
12925
浙江 5.45
10.80
48.67
37.87
14550
安徽 3.51
9.56
27.81
18.25
5221
福建 4.63
12.20
41.57
29.37
12375
江西 2.89
12.00
27.67
15.65
5217
山东 6.02
7.75
38.00
30.25
10465
河南 3.74
7.85
23.20
15.35
5929
湖北 3.83
13.40
40.22
26.87
7813
湖南 3.68
9.72
29.75
20.03
6054
广东（包括海南）
6.78
12.70
55.00
42.30
13612
广西 4.27
8.19
28.15
19.96
4697
四川（包括重庆）
3.53
9.26
28.03
19.17
5250
贵州 3.31
8.98
23.87
14.89
2865
云南 3.75
8.28
23.36
15.08
4872
西藏 3.13
8.60
18.93
10.33
-
陕西 3.22
12.60
32.26
19.66
5015
甘肃 2.77
11.40
24.01
12.57
4173
青海 2.77
17.00
34.76
17.74
5732
宁夏 3.14
15.10
32.43
17.29
5338
新疆 2.23
22.40
33.82
11.41
7898
资料来源：1981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2)》，第90页；2000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101页。2001年人均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22页。
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比较看，城镇化率比较高的地区，人均GDP水平比较高；反之就比较低。从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和城镇化变化率比较看，城镇化率提高幅度大的地区，经济增长率比较高；反之比较低。沿海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主要地区，而中西部人口大省和人均耕地水平较低的地区则成为人口的主要迁出地。
根据孟建军(2003)研究，地区间人口净流入规模在100万人以上的有6个地区，它们是广东（1463.4万人）、上海(299.2万人）、北京（237.2万人）、浙江（220.6万人）、福建（133.5万人）和新疆（125.5万人），其净流入人口占全部净流入人口的净流入比率为85.5%，其中，广东省的人口净流入率超过全部的一半，达51.1%（1463.4万人），明显高于其他人口流入地区。
地区间人口净流出规模在100万以上的是四川（700.4万人）、安徽（409.6万人）、湖南（395.8万人）、江西（342.7万人）、河南（259.4万人）、湖北（219.5万人）、广西（201.4万人）和贵州（118.8万人），净流出人口占全部净流出人口的净流出比率为92.4%，其中，四川的人口净流出率接近全部的1/4，高于其他人口流出地区。
全国2002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约为9400万人，有近2/3流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地区。其中广东占35.5%，上海、江苏和浙江占17%，京津占10%（白南生，2003）。大量农民工进入这些地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以珠江三角洲为例，过去20年（指1980～2000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6.9%，是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最快的地区。1980～2000年，该地区城市人口年增长率为11.3%，总人口年增长率为3.2%，乡村人口年增长率为-2.4%，1982年城镇化水平为22.7%，2000年为71.59%（见表6）。该地区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不仅迅速实现了城镇化和工业化（非农业占GDP比重在96%），而且还迅速实现经济全球化，2002年该地区出口1000亿美元，相当于印度全国出口额的2倍之多。
表6 珠江三角洲、广东省与全国城镇化进程比较
%
注：根据建设部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调研组：《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研究》总报告（2003年7月）提供的数据整理计算。
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有赖于加速城市化
我们需要讨论中国未来城镇化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孙兢新、胡英的中方案（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预测，到2010年中国总人口为13.65亿人；2020年为14.43亿人；2030年为14.73亿人。根据杜鹰(2002)按第五次人口普查口径计算，20世纪90年代城镇人口增加1.19亿人，其中农村转移人口为0.91亿，年平均转移910万人，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若按两种不同城镇化率估计（见表7），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5%～47%；2020年为53%～57%，李善同、侯永志(2002)估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提高到60%左右；2030年为60%～65%。2002～2030年，全国总人口年增长率为0.49%，城镇人口年增长率在2.0%～2.3%之间。
表7 中国总人口和城镇总人口增长趋势
注：a系孙兢新、胡英的预测数（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2001），假定妇女生育率为1.8左右；b和c系笔者两种不同方案的估计数。
改革以来(1978～1997)，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为9.5%，但过去5年(1998～2002年）经济增长率为7.7%，低于长期增长潜力，主要原因是国内需求不足，形成较大生产能力过剩。过去20年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工业化加速，即工业超高速增长。例如，1978～1997年期间工业附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2.0%，而1998～2001年降为9.1%，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形态已从短缺向过剩转变，从高通货膨胀转向低通胀甚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主要矛盾。因此，除了加快技术进步、调整产业结构、改善供给质量，则需要进一步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实质是利用加速城市化扩大消费与投资需求。从需求角度看，1985～2000年，全国城市各类公共设施增长指数都不同程度超过经济增长率，其中垃圾、粪便处理和污水处理能力增长指数都在30多倍，其他各项基本在2～6倍（见表8）。
表8 全国城市公用设施增长情况
增长指数
指标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1985=100
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9386
1256
19264
22439
2.39
房屋建筑面积（亿平方米）
23.2
39.8
57.3
76.6
3.30
自来水年供水量（亿吨）51.9
100.1
158.1
200.0
3.85
煤气供应量（亿立方米）25.0
174.7
126.7
152.4
6.10
天然气供应量（亿立方米）
16.2
64.2
67.3
82.l
5.07
铺装道路面积（万平方米）
3.6
8.9
13.6
19.0
5.28
绿地面积（万公顷）
15.9
47.5
67.8
86.5
5.44
污水处理能力（万立方米／日） 154
1302
2463
4741
30.79
垃圾、粪便处理量（万吨）
232
212
6014
8822
38.0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344页；《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12页。
即使如此，中国城市用水、用气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相对较低（见表9）。因此，加速城市化、增加资本投入、创造更大需求，极大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社会进步，进而使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人口基本实现现代化。
表9 城市人口用水、用气比重变化
指标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城市人口（亿人）
2.13.33.8
3.9
占总人口比重(%)19.8
28.9
31.4
30.8
用水人口（亿人）
0.91.62.2
2.5
占城市人口比重(%)
42.9
48.5
57.9
64.1
用气人口（亿人）
0.30.61.3
1.8
占城市人口比重(%)
14.3
18.2
34.2
46.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12页。
今后20年是中国城镇化加速阶段，有效促进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限制的劳动力流动已经使中国农业的剩余劳动力下降了2000多万人，带来的经济收益相当于GDP的5%～12%。目前，中国城镇从业人员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就能够使GDP增加近0.2个百分点，每1%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将使GDP增加0.50～0.85个百分点，每1%的乡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中国居民消费总额提高0.19～0.34个百分点（胡鞍钢等，2002）。
城市成为今后中国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它作为经济、科技、文化、信息和社会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总量进入世界前列，未来还会建立若干个世界级城市或城市群，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
五、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加速城镇化
“三农”问题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从经济学上看，中国的“三农”问题是源于“四个比重”持续下降：农业部门产值占GDP比重明显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下降，农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民的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
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按当年价格计算，1985年农业占GDP的比重为28.4%，到2002年下降为18.1%，下降了10.3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1978～1995年间保持下降趋势，但1995年之后基本停止下降，其比例一直在50%左右。由此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在1985年以后迅速下降，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略微有所提高，但此后则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反映了农业相对生产率的下降。农民人均收入与GDP的比值也在不断下降。农民人均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85年时最高为46.5%，此后下降很快，1994年降至31.1%，之后一直在该水平上波动。从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来源看，1978年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96%，1985年下降为75%，到2002年下降为47.1%，比1978年下降幅度为48.9个百分点。美国学者D·盖尔·约翰逊(2002)也认为，如果没有非农业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乡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将非常有限。未来中国乡村居民的富裕不能主要依赖于农业，而应通过为目前正在从事以及将要从事农业的农民寻找出更多的非农工作。如果要实质性地降低城乡人均实际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差距，农业劳动力必须更为迅速地转为非农业劳动力。为此每年农业劳动力下降3%，到2030年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就业比重的10%，减少1.8亿农业劳动力。
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所谓“解放农民”，就是把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鼓励他们从事非农产业，也鼓励他们迁入城镇；所谓“投资农民”，就是投资于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这包括教育、卫生和医疗、计划生育、清洁水供应等公共服务，提高他们发展的能力和从事非农产业的就业能力；所谓“转移农民”，就是帮助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去，从农村地区迁移出去，创造良好的人口流动、迁移、居住的政策环境，赋予他们自由选择工作、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平等、友好相待；所谓“减少农民”，就是把减少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作为各地区重要的发展目标，从而才有可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人均收入，最终才能富裕农民。
应当说，目前中国政府对待农民、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的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限制性政策向鼓励性政策转变，从歧视性政策向平等相待政策转变，从偏向城市政策向城乡协调发展政策转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化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一些西方国家实现城市化至少用了百余年的时间。世界上只有日本和韩国所用时间比较短。日本的城市化率由1920年的18%提高到1955年的56%用了35年；韩国从1960年的27%提高到1980年的59%用了20年（汪利娜，2001）。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使城市化提高1个百分点，就涉及1000多万人转移到城市，因此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城市化，也只有实现城市化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城市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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