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研究中的随意性断想——以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相关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田论文,随意性论文,断想论文,为例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5-0087-09 随意性是主观性的表现，意味着没有客观性；是可能性、不确定性、模糊性的表现，意味着没有准确性、确定性、唯一性。没有客观性、准确性、确定性，就意味着没有科学性。随意性也是反规范的表现，意味着学术权力的滥用，学术规范被破坏，学术环境在恶化。 以下以关于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研究的一些论著为例，谈谈历史研究求真求信避免随意性的问题。 一、占有可信的资料才能写出信史 资料可信可靠，写史才能可信可靠，才能写出信史真史，反之随便凑一些资料，也不管真假与否，怎么可能写出信史真史？ 蒋伯英在《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古田会议》”)中不仅使用了大量已公开发表的资料包括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还使用了很多尚未公开发表的档案资料、采访资料(口述史料)，如：《傅柏翠同志谈闽西早期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未刊稿)，福建省博物馆记录整理，1978年；《访问江华同志记录》，赵惠、萧京、邱林忠，1974年11月25日于北京；《访问邓子恢记录》，1970年11月5日于北京，古田会议纪念馆曾广德记录整理；《访问刘天水等四人记录》，1974年2月7日，蒋伯英、蓝荣田记录整理；《前委报告》1929年11月1日，中央档案馆存；《东江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9年10月25日，摘录自梅县档案馆；《东江特委报告——转录西北巡视员亚罗报告》1929年11月1日，梅县档案馆存……此外，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国民党方面的档案资料也用了不少，如《杨树庄给蒋介石电报》(1929年7月14日)、《卢新铭给蒋介石的呈文》(1929年11月5日)、《罗廷辉给蒋介石电报》(1929年9月20日晨)、《丘扬武给蒋介石函》(1929年10月8日)等等。这些资料与其他资料、与已公开发表的资料互相印证，自然就增加了记述的准确性、确定性、可信性，自然就能避免随意性。可是，以上很多资料是韩荣璋等《毛泽东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傅柒生《军魂：古田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等书中没有用过的。 《古田会议》特别重视用可靠资料。如：书中记述1929年1月4日柏路会议及其决议时，依据了《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指出：“这份决议的这一内容，是原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出席这次会议之后第七天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所写的报告中所引述，是目前所见各种史料中，成文时间离柏路会议最近的一个文件，准确性和可信度极高”①。又如书中记述1929年2月朱德打进瑞金城吃年夜饭的事，依据了史沫特莱记述的朱德自述，指出：“以往关于这段历史研究的论著，汗牛充栋，但对于史沫特莱这一段记述却很少提及。然而在众多的回忆录或口述史料中，朱德1937年的这段口述，距离事件的时间最为接近，可信度更高”②。 正因为重视运用可靠的资料，所以《古田会议》的记述就较为准确、可信。但是，有的著作就不是这样，如，韩荣璋的书写红四军七大后陈毅赴上海、请毛泽东回红四军，是这样描述的：“陈毅在‘七大’后，就觉察到虽然通过了《决议》，停止了争论，但有关建军的一些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需要向中央报告，听取中央的指示。恰在此时接到要红四军派负责人去中央出席军事会议并报告工作的通知，陈毅便决定亲赴上海。临行前，陈毅专程到蛟洋看望毛泽东征询他的意见，并希图毛泽东回红四军继续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赞成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认为‘把四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表示解决红四军问题的条件尚不成熟，‘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陈毅辞别毛泽东后，取道厦门，转赴上海。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由朱德代理。”③这里的记述有误，因为陈毅赴上海是蛟洋前委会议的决定，毛泽东说“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是对朱德信的答复。 该书还记述：“红四军‘八大’没有开好，未能达到预想的结果，这是不足的一面。其积极的一面，是推动朱德等对建设人民军队的进一步思考。面对红四军中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不健全，党员政治水平低的实际情况，他真正认识到了加强红四军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感到军队应该确立政治上的领导核心，……同时他在实践中也感到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于是，他责成郭化若等三人联合写信要毛泽东回到上杭来复职，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接信时，因为病情仍较严重，加上认为陈毅的调和折衷主义思想在红四军中还有较大影响，返回红四军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未去上杭，而是写了回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信中说：……‘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④。这里的记述也有误，因为毛泽东写信是红四军“八大”以前的事，不是“八大”以后的事。 傅柒生的书则是这样记述的：“中共中央于1929年4月7日向红四军发出了一封当月4日通过的指示信，函谕：‘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中央讨论问题’……毛泽东疾病染身，陈毅曾亲自到蛟洋文昌阁毛泽东驻所征求过他的意见，可毛泽东不肯去上海，也不肯与陈毅同行，甚至不肯回红四军呢。朱德呢，他是军务缠身，红四军缺不了他这个一军之长。那么红四军内除毛朱之外的最‘得力同志’自然非陈毅莫属……”⑤在写请毛泽东回来一事上又说：“出乎朱德等人意料之外，即使陈毅已经离开闽西到上海去汇报工作，毛泽东还是没有轻易回到他当时认为是‘不生不死’的前委岗位。‘八大’快结束时，红四军参谋处参谋主任郭化若、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三纵队党代表彭祜等3人联名写了一封信，他们把这封信叫‘敦请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是想‘敦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张恨秋还在会议的公开场合宣读了这封敦请信，他们以为这封信发出后，毛泽东一定会如约回来的。等到会议开过几天后，毛泽东真的被人用担架抬到上杭，但病得很重，下不了床，根本不能正常工作。”⑥ 《古田会议》一书在记述陈毅赴上海一事这样说：“1929年7月29日，朱德、陈毅专程赶赴蛟洋，会同毛泽东一起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的策略，同时研究赴中央的问题。出席了这次会议的傅柏翠回忆说，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通知，但是毛泽东表示不去上海，愿意留在闽西地方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由陈毅作为代表，前往上海党中央，会议并决定：‘陈毅同志去上海后，由朱德同志代理书记，林彪和傅柏翠为常委，有事可以三人商定’。会议结束第二天，前敌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员立刻分别行动。陈毅告别了毛泽东、朱德，在闽西特委派出的交通员陪同下，取道漳州，前往厦门福建省委机关，择机转赴上海……”⑦ 《古田会议》以千余字写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一事：“在‘八大’召开之前，朱德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到上杭出席会议。毛泽东回信说：‘我不能随便回来’……‘陈毅主义’不打倒，他就不能回去……出席会议的一些代表对于毛泽东不回，并且在来信中对陈毅的责备，很不满意……当时决定要叫他回来，再不回来要给他一个警告处分。于是，红四军八大作出决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朱德在决议上签上名字，再次派人送交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信时……尽管身体仍然虚弱，但既然党的组织作出了决议，就必须服从，他立刻启程前往上杭……或许毛泽东意识到了他指责陈毅的那封信写得不恰当。他向大家作了说明：我那信写得是不好，身体不好，精神情绪不大好，所以写了那样的信……”⑧ 韩荣璋书中的记述，依据的是《陈毅同志在中央召开的老人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10月)，(按：陈毅的讲话尚未公开发表，不便进行评论)但如果只依据这份资料是会有局限性的。说陈毅既去商量赴上海的事又去请毛泽东回来，显然在强调是陈毅首先要请毛泽东回来，是在为陈毅摆好。毛泽东不是前委书记，怎么能回来主持前委工作呢？陈毅去请毛泽东回来的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八大”前后请毛泽东回来的事，陈毅已去上海不是当事人，依据陈毅的说法，自然没有依据当事人的说法可信。 傅柒生书中的记述与韩荣璋的书略异，但没有注出处，是否可信也存在问题。《古田会议》的记述都注了出处：《傅柏翠同志谈闽西早期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未刊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陈毅同志“九一三”以后的讲话》(记录稿)，1971年10月下旬；蒋伯英《萧克将军访谈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傅柏翠、萧克都是当事人，综合了傅柏翠、萧克、陈毅及《朱德年谱》新编本的资料，显然记述就能比较全面、准确、可信。到蛟洋开前委会议，一是毛泽东仍是前委委员，二是毛泽东生病了，而且有具体日期，是可信的。《古田会议》还指出：“陈毅在不久以后到上海，向中央写的报告(按：《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1929年9月1日)，也提到了这次会议(按：蛟洋前委会议)的决策，内容与傅柏翠的回忆大致相同”⑨，说明《古田会议》依据傅柏翠的回忆记述蛟洋前委会议是可信的。陈毅去上海汇报工作是前委的决定，而不是陈毅自己的决定，这是合理的、可信的。毛泽东回红四军，不是个别人“敦请”的结果(朱德写信请不回毛泽东，郭化若等人写信能请回毛泽东吗？)，而是红四军的决议，是组织决定请他回来主持工作，再不回来要警告处分，于是毛泽东只得回红四军，这是合理的、可信的。 以上说明，不是随便依据什么资料的记述都是准确可信的，只有依据可信可靠的资料的记述才会准确可信。 二、论断有据，才能可信 写史、写书，总要作出一些判断，提出一些论断。怎样作出的判断、提出的论断才可信呢？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有根据。如果没有根据，随意作出判断、提出论断，会可信吗？肯定不可信。如《古田会议》记述：在毛泽东眼里，刘安恭是一个“托洛茨基派”。“现存的历史资料显示，毛泽东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对刘安恭作了严厉的批判”。接着记述了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了托洛茨基派利用错误倾向来削弱红军，刘恩康(刘安恭)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1961年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又批评1931年以前中央派到红军中工作的一些巡视员不作调查研究，指手画脚，随意指责，“那一批人以刘安恭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⑩说毛泽东把刘安恭视为“托洛茨基派”并两次严厉批判了刘安恭，这是一个论断，提出这样论断的根据就是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了刘安恭是托洛茨基派的典型，1961年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又批评了刘安恭。所以这一论断是可信的。 提出论断要有据本是治史常识，其实也是社会常识、生活常识。比如法官判案必须要以事实为根据，如果证据不足就判案，随意判案，就会出错案。傅柒生书中写了很多细节，但大多是凭想象写的，有随意性，有文学虚构的成分。如全书一开头就这样写：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雷一声暴动。 天还没有放亮，跃动的曙光压抑在天际，浓浓的黑幕笼罩着大地。毛泽东披衣踱出住房，两手叉在腰间，眼望深邃遥远的东方，口中吟哦着数天前所作的一首诗。这首题为《西江月·秋收起义》的词满怀激情——尽管毛泽东此时身处之境并不乐观。反观历史，毛泽东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甚至逆境中往往表现出天生的乐观和豁达!伟人的大气!毛泽东的思绪随着《西江月》的旋律回到了那风雨如磐的艰辛探索的岁月。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11)这里引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词，是毛泽东写的，但其他天没亮就起来，到门外眼望东方，口中吟词，思绪回到八七会议云云，都是凭想象的描写，太随意，或者说是文学虚构、艺术加工。因为毛泽东是不是早起？住在哪里？在哪个屋的门外？是眼望东方吗？是口中吟词吗？是口吟《西江月·秋收起义》吗？这是哪一天？都没有文献的依据。傅柒生的书在后面还写道：“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文昌庙，天刚蒙蒙亮，贺子珍就听到了枪声，她下意识地大叫一声：‘有敌情。’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还没有起床，听到贺子珍的叫声，又闻枪声大作，急忙披衣而起……”(12)毛泽东既习惯于晚睡晚起，怎么又天没亮就起来吟词呢？这样写是不是太随意了呢？这样写不仅失去了历史的真实，大概连艺术的真实也失去了。如果没有文献根据随意写，那么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写法，无疑会产生多种写法，还有什么真实性、可信性可言! 书中还写了很多对话，如： (毛泽东)：“‘我主张暂时南下湘南一带，寻机上山。具体来说，就是改变攻打长沙计划，向萍乡方向退却。’ ‘名为退却，其实那是逃跑。’余洒度一本正经地说。 ‘这不能简单地说成逃跑，我们是要革命到底，只是形式要变化。’毛泽东解释。 ‘退却与逃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不行!’苏先骏依然坚持要遵守上级命令，并嚷嚷：‘进攻长沙，进攻长沙!’ 有卢德铭的支持，毛泽东信心十足，兴致勃动地站起来又发表见解：‘我们向萍乡方向退却后，还应该再退到可以屏护自己的大山里去，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就是个好去处。’ ‘那你不是要叫我们去当山大王？’ ‘说山大王也可以，山大王有什么不好，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没有山大王，而又有哪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虽说山大王是带封建性的，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古代社会不能消灭封建的山大王，难道就能消灭我们这个革命的山大王？’”(13) 以上对话都是凭想象写的，也可以说是虚构的。因为1927年9月19日在文家市召开的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会议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会上谁说了什么没有确定性的根据，毛泽东是否说了“革命的山大王”等等的话，没有确定性的根据。“古代社会不能消灭封建的山大王，难道就能消灭我们这个革命的山大王？”一句中“难道就能消灭我们这个革命的山大王？”缺少主语，主语总不会是“古代社会”，至少应该是“蒋介石”或“国民党”“难道就能消灭我们这个革命的山大王？”毛泽东大概不会说没有主语的话。可以说这样写是不可信的。 傅柒生的书既有文学虚构、艺术加工成分，那就不必视为史学著作、学术著作。如果要被视为史学著作、学术著作，要写信史，就应杜绝随意虚构。其实，即便是文学作品，也是要讲究艺术真实的。 有些被视为学术著作的书，也出现没有根据随意作出判断、提出论断的现象。如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红太阳》”)写道：“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大改组，瞿秋白曾建议毛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主动前往艰苦的农村，为共产党开辟一条新路。毛在湘赣边界也经常向中央汇报工作，反观上海中央领导人，论资历不及昔日的陈独秀，论工作成绩也乏善可陈，却在上海的‘洋房’里指手划脚，只能徒增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反感。”(14)这里的“只能徒增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反感”，似乎在把毛泽东写成一个好“反感”的心胸狭隘的人，但这个论断有没有根据？毛泽东是怎样对资历浅、工作成绩乏善可陈、却在上海的“洋房”里指手划脚的人反感的？怎么说的？怎么表示的？书中并没有说明根据所在。这就只能被认为是一种随意的臆度、臆断。既是随意的臆断，其主观性就十分明显，就没有客观性，没有可信性。“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夸大主观性尚受到批评，大胆假设，不作求证，其过分的主观性自然更应批评。 三、全面、准确运用、解读史料才能写出信史 如果史料可信，但进行断章取义，随意、歪曲地引用、解释，也会失去客观性、可信性。《红太阳》有一小节“毛泽东的‘书记独裁’的问题”，说：“毛泽东既是湘赣红军的创始人，也是湘赣边界党组织的领导者，由于军队对边界共产党的存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毛兼军队与地方党负责人于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但是随着毛身兼二职，全部权力逐渐集中到毛泽东手中，逐渐出现了对毛大权独揽的议论。曾经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的杜修经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指出： 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而泽东同志又负军党代表责，个人精力有限，怎理得这多？ 一度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亦有同感： 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后来(杨)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党员崇拜领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认得党的组织。 和杜修经、杨开明议论毛泽东‘书记独裁’相联系，在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要求朱、毛取消红四军的党代表制，建立政治部体制，也包含了分散作为红四军总党代表毛泽东权力的意思。”(15) 《红太阳》引杜修经、杨开明的话，意在说明毛泽东“大权独揽”、“个人专政，书记独裁”。引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也意在说明中共中央在采取措施限制毛泽东“大权独揽”、“个人专政，书记独裁”。这些大概都是意在把毛泽东写成一个早年就搞“独裁”的人。但就是按照书中的引文来看，实际上并不能说明毛泽东是“书记独裁”。杜修经说“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这就是“书记独裁”吗？不一定，因为即便一切工作都由毛泽东抓，毛泽东也可以采用民主的方法去抓工作。杨开明说“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意即“书记独裁”是普遍现象，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在专门批评毛泽东的“书记独裁”。中共中央要求红四军取消党代表，而不是要求取消前委书记，与限制前委书记毛泽东“大权独揽”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因为前委是红四军及其游击活动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机构)，前委书记是红四军及其游击活动地区的最高领导人，红四军党代表并非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人。从《红太阳》对引文的解释来看，似乎存在着随意性。如果把《红太阳》引文的原文查核一下，发现问题更大了。 杜修经原话是：“此时适有赣西特委转来江西省委的信，要其组织边界特委，遂召集各县代表大会……并选举了执委，书记为泽东。特委成立不久，对各县工作的指导，实有新的气象，在边界特委各县，过去党的基础极坏，民众是更不待说。现在茶陵永新都有广大民众的起来，党的领导，也日趋健全，对机会主义的摆掉，也算是有力……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而泽东同志又负军党代表责，个人精力有限，怎理得这多。实际上也就有很多地方顾及不到了。目前派得力的人去参加特委工作，并加派干部参加各县委是很重要的。”(16)显然，杜修经不是说毛泽东“书记独裁”，而是说现在毛泽东忙不过来，希望加派干部。 杨开明原话是：“特委几月以来改组的次数甚多，特委的本身常常不健全，常委会许久不能开，宣传科、组织科、秘书处等都是破碎不全的，有五日京兆之概。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后来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及至八月紧急会议改组常委，特委才比较健全些。常委五人还有四人能经常在一起办公，宣传科、组织科、秘书处也在建立。后来一改组再改组，人员时常调动，弄得特委又是常常只有一二人做事，及至十二月改组到现在，特委才又健全了些。这次特委负责人都深深感到过去特委不健全的错误，以后当能相当健全，工作必大有进步，以前工作之无进步，做不起，特委之不健全应是一个主要的原因。”(17)显然，杨开明不是批评毛泽东一个人“大权独揽”，而是批评组织制度不健全，致使特委只有一二个人做事。希望特委能健全起来，有更多的人一起做事。而且从杨开明的原话里可以得知，担任边界特委书记前后是毛泽东、杨开明、谭震林、邓乾元。杨开明写这个报告的时候，特委书记是邓乾元而不是毛泽东(18)。 中共中央信原文是：“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成红军。在组织上你们还是国民党式的军队，在性质上还是雇佣的军队，在成份上亦不能说很健全。这样的军队是不能十分有把握成为彻底实行土地革命的军队的。而且在军饷上，如果是雇佣军队将来扩大是很难维持的。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使雇佣式的军队变成志愿军；使兵士和长官都得分配土地，在服务时由苏维埃替他耕种；在成份上尽可能地增加工农和贫农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在编制上应行太平天国式的编制，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实行士兵的政治训练。在这个时期因为你们转战千里，七八月来未能得到休息的机会，如果你们能找到一个机会做改造和整顿的工作是有必要的。”(19)这里说“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实行士兵的政治训练”，是要求进行军队的政治改造，把“国民党式的军队”改造成为红军。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实行的是党代表制，如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党代表缪斌；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未到职)；副党代表李富春；第六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取消党代表就是改变“国民党式的军队”体制，这与限制毛泽东权力毫无关系。另据《江西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13日)》说：“又据一吉安被俘而放回的一连指导员讲，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朱毛的军队)有枪4500多支，共十、十一、十二3师。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宛希先代)，军委书记宛希先……”(20)即当时党代表实际上是宛希先，取消党代表与限制毛泽东权力毫无关系。 从以上的研究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红太阳》引用杜修经、杨开明的话及中共中央的信来说明毛泽东“大权独揽”、“独裁”，至少是没有搞清楚杜修经、杨开明的话及中共中央信的原意，也可以说是歪曲了原文的原意。《红太阳》不仅是引文解释有随意性，就是引文也是随意剪裁、不全面的，可以说是对史料进行了断章取义、随意的、歪曲的引用、解释。这样的随意性，主观性太强烈，没有客观性，没有可信性。 另一方面，历史研究既要求证实，也要求证伪，这都是避免随意性求真求信所需要的。如果《红太阳》要证明毛泽东“书记独裁”，既要证实之(证实已失败)，也应将认为毛泽东没有搞“书记独裁”的资料推倒之、“证伪”之才行，但《红太阳》并没有这样做，这就更反映了《红太阳》的主观随意性。 关于认为毛泽东没有搞“书记独裁”的资料有不少。如毛泽东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写到：“至于攻击四军党内的家长制，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于此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四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乱说必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定义是：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么，我们看一看，四军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一样，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四军党内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三纵委有从去年五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说到各级指导机关的产生，从支委到纵委、前委是中央委派的，但这不能作为四军党内家长制的证明，四军党内事实上寻不出家长制。”(21) 又如傅柏翠的回忆资料中也谈到：(在一次各纵队领导的碰头会上)毛泽东对大家说：近来有人说我是家长制，我是坚持书记制，民主集中制(22)。 其实最能说明红四军没有毛泽东的“书记独裁”的是，红四军“七大”经过选举，选举了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了。如果存在毛泽东“书记独裁”，怎么会有选举？毛泽东怎么会落选？ 1929年9月28日《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谈到：“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23) 这实际上就是在批评、否定红四军“家长制”论。 以上这些否定毛泽东“书记独裁”的资料，《红太阳》不引用而回避之，也不推倒之、“证伪”之，这无疑使毛泽东“书记独裁”论更难成立，也更说明《红太阳》使用资料及论述的主观随意性。 《古田会议》等书比较关注毛泽东如何与红四军中的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红太阳》则特别关注“毛泽东的书记独裁的问题”，这是主体指向性、倾向性的反映，这或许不必苛责，但随意地、歪曲地引用、解释史料，丧失客观性、真实性，是违背学术研究、历史研究基本原则、规范的，是决不允许的。 四、断想 “文革”时期历史研究、学术研究大搞“七真三假”(24)，主观随意性大泛滥，学术权力滥用，学术暴力肆虐，造成了历史研究、学术研究的大破坏、大倒退，造成假历史、伪科学泛滥。这曾经进行了拨乱反正，想不到没有多少年又有死灰复燃之势(25)。发表学术文章，出版学术著作，这是公民的民主权力、学术权力。但如果毫无约束随意地说这说那，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是不是在滥用学术权力？甚至是不是在使用学术暴力？ 学术界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滥用学术权力、学术暴力，不仅会给学术界带来破坏，也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学术暴力有时会比网络暴力的危害性更大，学术谣言有时会比网络谣言的危害性更大。学术暴力、学术谣言有时会成为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的推动力，甚至是原动力。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虚构的过去被合法化，我们的书斋能够变成炸弹工厂，就像爱尔兰共和军学会了的那种把化学材料转化成炸药的手工作坊那样(26)。这就在说，那些虚构历史的人，那些制造历史谣言的人，就是使用学术暴力的学术界的恐怖分子。 民主权力不能随意用，一随意就易过度，一过度就违法，就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学术权力随意用，一随意也易过度，一过度也违法，也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民主权力受法律保护，也受法律约束；学术权力也应既受法律保护也受法律约束。怎么约束学术权力，怎么约束学术研究随意性，应该引起重视。 一方面，学者应自律，应遵守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学术法规，不滥用学术权力、学术暴力。另一方面学术界是否也应制定和完善学术公正、客观的法规，以保证学术研究的公正、客观，以制约主观随意性，保证学术权力不被滥用，如法律界那样——法律界已在完善现代自由心证内部和外部的制约机制和法规，使法官在评判证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被限制在人类理性的范围内行使，以保证司法、执法的公正、客观，保证司法、执法权力不被滥用。 注释： ①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②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第47页。 ③韩荣璋等：《毛泽东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101页。 ④韩荣璋等：《毛泽东与古田会议》，第103～104页。 ⑤傅柒生：《军魂：古田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264页。 ⑥傅柒生：《军魂：古田会议纪实》，246～247页。 ⑦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第259页。 ⑧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第206～207页。 ⑨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第197页。 ⑩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第149～150页。 (11)傅柒生：《军魂：古田会议纪实》，第2页。 (12)傅柒生：《军魂：古田会议纪实》，第73～74页。 (13)傅柒生：《军魂：古田会议纪实》，第10～11页。 (14)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15)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7～8页。 (16)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8～20页。 (17)杨克敏：《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18)杨克敏：《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32页。 (19)《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1928年6月4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20)《江西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13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89页。 (21)《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22)《傅柏翠有关红四军二度入闽的回忆》，《龙岩革命史资料》第5期，转引自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第162页。 (2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86页。 (24)江青集团及其写作班子曾经提出：“写历史嘛，就是七真三假”，可以进行“文学加工。造出来就变成真的了”。详见蒋大椿：《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基本历程》，《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6期。参见丁守和等：《实事求是和历史科学》，《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5)参见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应尽快杜绝》，《学术界》2006年第4期。 (26)转引自梁民愫：《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现实关怀和意识形态立场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标签：西江月·秋收起义论文; 毛泽东论文; 古田会议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刘安恭论文; 红太阳论文; 杨开明论文; 古田会议纪念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