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村寨社会文化时空变迁
——以贵州西江苗寨为例
蔡 茜 殷红梅
[摘 要] 旅游介入促使民族村寨从传统的居住地演变成居民生活与游客旅游的叠合空间，使得村寨的空间形态、内部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等发生改变。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通过实地问卷调查，结合GIS 空间分析与定性分析，对2014 年和2017 年贵州西江苗寨旅游发展核心村寨的社会文化时空变迁进行探究。研究表明：旅游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也加快了西江苗寨民族社会文化的解构；相对于2014年，2017 年社会文化空间变迁整体沿羊排村和东引村向外扩张，核心区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冲击，传统生活方式日益淡化。最后提出，通过加强传统文化的保护、优化利益分配机制、提升居民增权感知能力以及保护环境等措施，能够有助于民族村寨文化的保护，促使村寨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 旅游；民族村寨；社会文化；时空变迁；西江苗寨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阶段要求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样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旅游业被称为无烟工业、无形贸易。随着人民物质条件的提高，旅游已成为当前热门话题之一[1-5]。民族村寨旅游是旅游业中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少数民族多的地区，如贵州、云南、广西等。发展民族村寨旅游，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助力脱贫攻坚战。
民族村寨是在特定的自然、人与社会交互作用的环境中发展形成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缩影，是少数民族人文精神、审美心理、劳动智慧的集中体现，是具有民族文化保护价值的村寨[1]。民族村寨之所以能够成为旅游目的地，原因在于其传统的族群文化和整体的村寨空间景观具有独特的吸引力[2]。旅游开发使得民族文化被人们利用，成为“引诱资本之物”，为民族村寨带来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近年来，随着扶贫政策的开展，旅游扶贫备受少数民族地区的当地政府格外重视，以民族文化为媒介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已成为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和各民族村寨发展的战略选择[3]。
旅游业是一个关联性、带动性极强的综合性产业，对国民经济众多产业部门的发展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4]。基于此，本文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传统社区空间为研究对象，以GIS 空间分析为平台依托，尝试借用空间生产理论[5]、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旅游影响下社会文化空间差异着手展开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个体访谈、参与式观察并收集了西江苗寨内部“人地关系”形成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氛围文化4 个维度，63 个因子的文本数据。开展实地调查，获取了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情况，通过SPSS19.0 处理，提取出社会文化在空间上显著变迁的8 个因子（表1），对民族村寨旅游地（西江苗寨）社会文化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探究，并对空间分异现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构建西江苗寨旅游影响社会文化空间变迁指标体系，丰富了学界对民族村寨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致力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历史性进步，但不可否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人们生活发生巨变等，会出现某些制度体系不健全、不协调、不完善的情况，从而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中国共产党成立97年以来，始终将意识形态建设作为党的核心工作内容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的同时、始终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坚强领导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稳定文化环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步入新时代，更需要牢牢坚持好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文化根基。
表1 西江苗寨社会文化调研指标体系
二、研究区概况
西江千户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雷公山麓，由10 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而成，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落群，苗族的原生文化，如吊脚楼、银饰、歌舞和节日等在西江均得到较好的保护和传承，吸引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贵州西江苗寨旅游起始于20 世纪90 年代初，在旅游开发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以2008 年9 月的“旅发大会”（第三届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为分界，在此之前，西江苗寨旅游开发较为缓慢，但由于自身的资源优势，其仍然获得了“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等荣誉；自2008 年“旅发大会”以来，西江旅游业抓住发展机遇，使西江千户苗寨由一个极贫村逐步发展为民族村寨旅游的富裕村。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集投资、招商、规划、开发和管理于一体，引领着西江苗寨的旅游快速发展[6]。西江千户苗寨是国内发现较早、经历多次不同程度开发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其旅游开发的历程和现状值得研究，其经历和教训均可作为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典型[7]。本文选取平寨、南贵、羊排、东引4 个村为研究区（图1），原因如下：4 个村寨位均于西江“千户苗寨”景区核心区域；它们受旅游辐射影响强，社会文化变化较为明显，研究的典型性独特。
图1 研究样区地理位置简图
三、数据采集与处理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收集研究区的影像数据并在实地进行问卷调查：
民族文化在旅游开发的浪潮中有可能会失去原有的特色，也有可能经历文化认同而实现文化重构。旅游者的到来必然会对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这是目的地居民能感受到的最直接变化。在旅游所导致的文化变迁不可避免的背景下，文化的真实性受到了挑战。由于游客停留时间的短暂性和以消费为目的等特点，他们不直接参与社区空间生产的实践，而是通过某种方式与社区空间的生产主体建立社会关系，影响社区的空间生产。从图3a、b 中可以看出，与2014 年比较：（1）2017 年，白水河两侧会唱民族歌谣的人变少。随着旅游不断发展，外地商人增多，歌舞文化由生活化转向舞台化，民族文化受到了冲击，会唱民族歌谣的多数为老年人。（2）2017 年，沿游方街和古街两侧会唱民族歌谣情况呈碎片化分布，在古街设有一处古歌堂，每天有老人在里面进行古歌演唱，如有游客问到，他们会向游客讲解关于古歌的历史与文化，以及苗族古歌在旅游开发之后的变化。关于歌舞文化，中老年人普遍认为，旅游进入之后歌舞得到保护，发展得越来越好。年轻人多认为，旅游对歌舞文化的冲击不断加强。（3）2017 年，南贵、平寨、羊排、东引4 个村寨的边缘区会唱民族歌谣人数也在增加。此区域多为本地居民，经过调查发现，旅游对歌舞文化的影响不大，老年人在家里依旧会唱古歌。
（一）影像数据
收集2014 年和2017 年Landsat OLI 波段遥感影像。为保证遥感数据质量，研究过程中选取少云、植被生长初期的影像作为数据源，在调查过程中对调查地点在遥感影像上进行房屋矢量化，以便确定具体调查位置。
（二）实地调查数据
于2014 年7 月1 日-7 月9 日，2017 年7 月16 日-7 月23 日对平寨、南贵、羊排、东引4 个村进行问卷调查、个体访谈获取相关数据。2014 年发放900 份调查问卷，回收问卷872 份，有效问卷为842 份，有效性为93.5%；2017 年发放1100份调查问卷，回收问卷1066 份，有效问卷为1042 份，有效性为94.8%。
利用SPSS19.0 软件，对2014 年和2017 年西江民族村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氛围文化4 个层面的调查数据进行降维处理，采用Bartlett 球形检验和Kaiser-Meyer-Olkin（KMO）检验，判断是否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当KMO 值小于0.5 时，不宜进行主成分分析[8]。本文数据的KMO 值计算结果均大于0.5（表2），提出公因子，在旋转成分矩阵每个层面找出2 个载荷最高的题项进行分析（表3）。
表2 因子分析的KMO 值和Bartlett 值检验结果
表3 2014 年、2017 年各维度指标旋转成分矩阵
四、社会文化时空演化分析
（一）主要物质文化要素空间变化特征
1.旅游经济
收集南昌市轨道交通4号线云锦路站点周边区域的交通情况及道路的基本参数，应用TransCAD软件进行交通流分析，选择盖挖法作为云锦路站的施工方法，既能满足施工正常进行，又能减少施工造成的交通影响，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合理性.
旅游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和当地社会分层系统的范围，推动着旅游地社区结构的动态变化。通过GIS 克里金差值分析，从图2a、b 可以看出：（1）西江民族村寨2017 年比2014 年的整体经营范围扩大、经济效益扩张，沿白水河、古街、道路两侧的居民旅游收入明显增加，旅游经济要素的介入性和融入性越来越好。特别是南贵、平寨、羊排沿街及沿河位置，旅游商品店、旅游客栈、旅游餐馆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旅游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2）随着旅游的不断深入发展，2017 年，羊排和东引村外围村民也开始参与到旅游中，村民受益的范围扩大，由于距核心景区较远，游客到达量和消费水平减弱，旅游收入相对核心区较低。但2017 年外围收入也普遍比2014 年高。而南贵村外围收入降低的原因是，首先，店铺在白水河对面，一般较小，地理位置不占优势，只有一条小路通过去，游客量比较少；其次，是竞争越来越大，且多为小店铺，收入较之前有所减少。
图2 2014 年、2017 年旅游总收入（a、b）与传统手工艺变化感知（c、d）
4.4 合理施肥 芝麻施肥应依据芝麻各生育阶段需肥特性、土壤肥力、品种特性、栽培条件等因素进行配方施肥[8-9]。
旅游对手工艺文化的影响没有对旅游经济影响明显。就旅游的本质属性而言，旅游既是一种满足旅游者深层精神消费需要的社会文化活动，也是一种文化创造；就旅游对文化的影响层面来说，旅游一方面能促进目的地文化的进步和提升，另一方面也对其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并有可能加速其消亡。从图2c、d 中可以看出：（1）白水河两侧区域，2017 年比2014 年手工艺变化的感知变弱，古街两侧呈碎片化分布。经调查发现，此区域多为外地商人，对西江苗族手工艺文化变迁感知不强。（2）相比2014 年，2017 年南贵、平寨、羊排、东引4 个村边缘区对手工艺文化变迁感知不断增强，尤其是中老年妇女认为旅游进入后，催生出了一些新事物，对民族传统手工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加速了其变化。但是，很多传统的东西依然保留着，只是为了符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而加入了现代的流行元素，如银饰、刺绣的样式、图案，仍能代表苗族传统的文化，传承和创新是可以并存的。
（二）主要精神文化要素空间变化特征
1.歌舞文化
综上所述，糖尿病患者给予阿卡波糖联合二甲双胍进行治疗，不仅可以提升临床治疗效果，也能有效改善患者空腹及餐后血糖水平，是一种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的治疗方法。
2.民族风俗
目前，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一些地区更加注重经济林的营造，而忽视生态林的再生，导致森林资源种类单一，结构单一，从造林角度来看危害极大。单一的森林结构会降低林分的质量，影响生态平衡。有些地区只注重造林，忽视树木的维护和培育，短视只注重眼前的利益，忽视幼林的维护，导致森林质量的下降。林业林业生态工程系统复杂，造林工作量大。大部分地区林业管理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林业监督管理不严，林业质量监督检查单位缺乏管理，制约了林业生态产业的发展。
旅游介入后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江苗寨民族风俗产生了影响。从图3c、d 中可以看出，与2014 年相比：（1）2017 年，白水河两侧传统风俗因旅游发生变化较大。此区域为旅游核心景区，旅游发展较早，随着商业化加强，民族风俗受到较大的影响。（2）沿游方街和古街分布的区域，2017 年民族风俗呈碎片化分布。通过访谈发现，老年人多认为旅游对当地民族风俗影响不大，现在为了要呈现在游客面前，如跳芦笙、鼓藏节、吃新节都比以前更隆重。中年及年轻人多认为旅游对民族风俗的影响很大，虽然现在也很热闹，但是节日和风俗的本质变了。（3）由于距离、海拔等原因，到达4个村寨的边缘区游客少于核心景区，且边缘区多为本地人居住，他们认为旅游对传统风俗的影响较小。
2.传统手工艺文化
（三）主要制度文化要素空间变化特征
1.管理体制
教师对学生上课使用手机的态度和行为 统计结果见表7。五成以上的教师对学生上课使用手机持反对意见，也有四成以上的教师无所谓。在对上课使用手机的行为上，五成以上的教师会提出警告，四成以上的教师放任不管。
随着旅游的深入发展，游客不断进入旅游地，对西江苗寨管理体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图4a、b 中可以看出，与2014 年相比：（1）2017 年，白水河两侧管理体制感知减弱，旅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管理体制的继续进行，部分传统的管理体制被现代化的社区管理制度代替。（2）2017 年，古街两侧管理体制感知增强，呈碎片化分布。随着旅游持续进行，为了保存完整的民族文化，管理体制依旧延续，只是政府和旅游公司参与了管理。（3）2017 年，4 个村寨的边缘区管理体制感知整体减弱，多数人认为管理体制并没有因为旅游影响发生太大的改变，依旧由寨老管理苗寨内部事务，依靠乡规民约维护社会治安，寨老的权力已经超越了血缘关系所形成的族长、族规。但是，随着旅游的发展，其对村寨的管理体制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很多传统的体制没有完全保留下来，加入了现代化的管理方法。
2.传统习俗
1.对旅游发展的认识
图3 2014 年、2017 会唱民族歌谣情况（a、b）与传统风俗因旅游发生改变情况（c、d）
（四）主要氛围文化要素空间变化特征
旅游的发展对西江苗寨传统习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江苗族每年过两次吃新节，是夏秋之际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吃新节的午后，每家会带着鸡、鸭、鱼、酒等到大树边祭拜。从图4c、d 中可以看出，相比2014年：（1）2017 年，沿白水河两侧，祭树习俗均保留较少，变化不大。（2）2017 年，沿古街两侧分布的区域，祭树习俗保留得更完好，且向羊排村和东引村逐渐增多。
当地居民对旅游持积极态度，是因为他们把旅游看作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工具。然而，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的程度，伴随着旅游发展周期的改变而改变。从图5a、b 中可以看出，相比2014 年：（1）2017 年，白水河两侧旅游开发利弊感知变化不大。随着旅游的不断发展，有些外地商人在这里经营了几年商铺或客栈，由于租金、淡旺季、游客购买情况等原因，收入并没有预期高，但大部分商人仍然对旅游持积极态度。（2）2017 年，游方街和古街两侧感知呈碎片化分布，他们认为旅游发展有利有弊：一方面旅游开发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传播了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旅游使西江变得商业化，加速了民族文化的消亡。（3）2017 年，远离核心景区的区域旅游利弊感知增强，旅游开发没有为当地居民带来经济利益，使他们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他们普遍认为旅游开发弊大于利，多持消极态度。
随着旅游的不断发展，大量旅游者涌入，对目的地居民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均产生一定影响。游客的“入侵”既会破坏居民原有的认同心理，也会增强原有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图5c、d 来看，相比2014 年：（1）2017 年，旅游对邻里关系影响在白水河两侧呈碎片化分布，居民认为旅游对邻里关系影响不大。（2）古街两侧变化大。经调查发现，旅游为居民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增强了居民原有的认同感和自豪感。（3）4 个村寨的边缘区，居民大多认为，旅游的不断发展，虽然没有给村寨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但是促进了村寨和外界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某种程度上也加快了村寨的发展。
2.邻里关系
图4 2014 年、2017 年管理体制感知变化（a、b）与保留祭树情况（c、d）
在旅游驱动下，西江苗寨村寨原生农耕社会和外来商业社会之间碰撞、交互适应，村寨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不可规避。民族村寨在旅游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既可以摧残原有认同心理，受外来文化带来的示范效应、激受效应、积累效应影响而不停地“解构”与“重构”，导致旅游村寨逐渐失去个性和特色，也可以凸显和增强村寨村民原有认同感和文化自尊感，使传统民族文化因其特有的工具价值和资本性展示得以复兴与觉醒；旅游为村寨带来经济收益，既提升了民族自豪感，又使原生居民因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参与机会逐渐减少而产生悲观沮丧心理；在旅游提升了村寨整合度、推动了社区发展的同时，外来价值观的融入与经济利益分配不均也可能导致村寨混乱；旅游在使民族村寨“社会间的多样性”减少的同时，又增加了“社会内的多样性”，从而大大促进了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正是这种多重正负向交错的博弈效应，使西江旅游处在可持续发展阶段。
五、结论
（一）西江苗寨的旅游呈中心式辐射发展
随着旅游深入发展，相比于2014 年，2017 年社会文化空间变迁整体沿羊排村和东引村向外扩张，沿白水河、游方街、古街的核心区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冲击，传统生活方式日益淡化。4个村寨的边缘区，传统文化保存得相对较好。但为了吸引游客，核心区更注重节庆文化，有助于保留地方传统文化，宣扬地方的文化意义，增进人们自我身份与地方的联系，进而增强群体凝聚力和认同感。
（二）民族村寨旅游促进民族村寨的社会文化变迁
民族村寨旅游影响与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存在一定耦合，旅游发展加快了民族村寨的社会文化变迁，同时民族村寨社会文化的变迁反过来又促进旅游的进一步深化。实质上，旅游影响传统社区空间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游客成了传统社区空间生产的主体之一，旅游利益相关者成为传统社区空间的主要建构者，并通过占有传统社区的土地成为社区空间的直接生产者，同时还间接影响传统社区的整体变迁，这样的影响往往是隐蔽的、不易察觉的。过渡区村寨社会文化的要素性逐渐变化，内部结构经历着解与构的演变。
图5 2014 年、2017 年旅游开发利弊感知情况（a、b）与旅游对邻里关系影响（c、d）
（三）民族村寨旅游促进西江苗寨传统社会文化传承与保护
西江苗寨正处于旅游快速发展阶段，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互动异常频繁，使得当地居民对于旅游能带动经济发展的意识得到了普遍提高。同时，游客的进入，让当地政府开始搭建舞台，将当地的民族特色文化经过包装后推进了市场。旅游在带来一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加快了西江苗寨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解构。旅游发展也让传统社会文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当地村民通过旅游认识到本民族传统社会文化的重要性，更加重视对其传承与保护。在旅游影响下的村寨社会文化变迁既有物质-空间形态上的变迁，又有文化深层的潜移默化，是一个文化消失、文化变异、文化创新的文化再生产过程。
少数民族村寨社会文化是一个整体的、动态的复杂系统，旅游发展不可能是其社会文化产生变迁的唯一驱动力，但是旅游影响的确是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关键诱因。以西江苗寨为例，旅游呈中心式辐射发展，民族村寨旅游促进民族村寨的社会文化变迁，促使西江苗寨传统社会文化得以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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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关建议
针对西江苗寨旅游发展中民族村寨文化的保护及村寨发展问题，为了实现村寨可持续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对传统社会文化的保护
首先，充分发挥西江苗寨中寨老、文化传承人以及典型经营户等人的影响，积极主动保护和传承民族社会文化，自觉抵制旅游发展中产生的社会文化消极感知；其次，建立传承和创新村寨民族文化奖励制度，引导、鼓励村寨居民挖掘、整理、保护、传承和创新村寨民间手工艺和民族民俗歌舞；最后，合理规划和提升村寨居民生活的物质空间质量，构造与村寨相适应的游憩和公共空间，实现村寨居民生活空间的居住环境与游憩环境的协调统一。
（二）优化利益分配机制
首先，对西江苗寨村民的民族手工艺品加工制作、民族歌舞保护传承、村寨旅游基本服务技能和经营管理技能等进行培训，赋予村民更强的旅游参与能力；其次，构建透明的旅游利益分配机制；最后，积极拓宽村寨导游、交通、住宿、饮食、沿街商铺等村寨旅游产业链条关系中的间接参与途径。
对于造成的损失无法进行计算的时候，要明确将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全部上交给权利人的前提是造成了侵权行为人的损失，但是损失难以计算。如果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失，是没有权利要求赔偿的。侵权人所得和侵权人违法所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被告的所得包括合法所得和违法所得。被告的合法所得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不能算在赔偿的范围内，所以原告在对被告提出赔偿要求前，要明确哪些属于被告的违法所得。[3]
（三）提升村寨居民增权感知与能力
在民族村寨转变为民族旅游村寨的过程中，多方参与者的博弈方式与程度势必影响村寨社会文化变迁的方向。首先，建立起保障西江苗寨居民参与村寨旅游发展规划和收益分配等决策制度；其次，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村寨居民与政府（企业）信息交流与发布机制，畅通信息传递渠道。
（四）注重村寨环境保护调控
首先，制定科学合理的西江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规划，探索村寨自然和文化资源环境价值评估体系；其次，加强村寨污染物处理能力，减少旅游对村寨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后，提高村寨居民保护村寨公共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严格保护村寨传统的整体建筑风貌和单体建筑风格，加强对民族村寨公共建筑的保护和修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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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urism intervention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villages from the traditional place of residence to the overlapping space between residents' life and tourists' tourism,which changes the spatial form,internal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ulture of the villages.Based on the theory of spatial production,through field questionnaires,combined with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 of social culture in the core villag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Xijiang Miao Village,Guizhou in 2014 and in 2017.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ourism has brought certain economic benefits,and sped up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ocial culture of Xijiang Miao Village.Compared with in 2014,the overall social and cultural spatial changes expanded outward along Yangpai Village and Dongying Village in 2017,and the materi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 in the core area were greatly impacted,an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was increasingly diluted.Finally,it is suggested that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optimizing the mechanism of benefit distribution,enhancing the perception and ability of villagers' empower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villages would be helpful to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villages' culture and the sound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Keywords: tourism;ethnic village;social culture;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Xijiang Miao Village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9)11-0055-08
[DOI] 10.13529/j.cnki.enterprise.economy.2019.11.00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旅游发展背景下山地型民族村寨地方性重构：过程、机制及效应——以贵州雷公山苗族村寨群落为例”（项目编号：4186102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因素效应与调控机制研究”（项目编号：41561032）；贵州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重点课题“博士点学科下IDEF0-‘3T’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实践研究——以人文地理学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方向为例”（项目编号：黔教研合JG 字【2016】013）
[作者简介] 蔡 茜，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殷红梅，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开发。（贵州 贵阳550025）
[责任编辑：陈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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