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史周期率及政权瓶颈现象的历史观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探析论文,政权论文,瓶颈论文,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什么历史上无论多么强盛的王朝或政权最终都要走向灭亡？为什么这些王朝或政权存在的时间相差又那么悬殊？存在较长的那些王朝和政权原因何在？本文准备就这些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研究者。
一、旧史周期率与政权瓶颈
周期率问题，是1945年7 月初黄炎培先生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时，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1〕自此，“周期率”一词成为人们公认的历史命题。
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周期率”，主要是指事物由兴而亡的周期性律动，即所谓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指称的行为主体，主要是不同的统治者和政治集团；所说“一部历史”，上限不太明确，但下限是截止到谈话时则可以肯定。据此而论，我们可以认定黄炎培先生的“周期率”感想，主要是就旧史而发。所谓“旧史”，是指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的中国历史。所谓“旧史周期率”，是指旧史中政权从建立到灭亡的历史规律。在中国的旧史中，封建社会的王朝兴亡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周期率。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然而曾几何时，又“一夫作难而七庙堕”。继之而起的汉王朝，曾以“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得国力日益强盛，出现过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但最后也走向腐败，在绿林、赤眉起义的打击下垮台。刘秀建立东汉后，一度中兴，但东汉末年，又爆发黄巾起义，随后群雄割据，演化为三国。以后虽有晋的短暂统一，但随后的“八王之乱”却给国家带来了更大的分裂。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至隋文帝灭陈，才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隋炀帝倒行逆施，十几年间又搞得天怒人怨，最后命丧江都。唐王朝曾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李世民吸取历史教训，不仅在位时坚持发展生产，富国强兵，还经常告诫继位者不要竭泽而渔。然而，他的子孙功臣懈怠者有之，无能丧政者有之。致使唐王朝最终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下走向崩溃。赵匡胤建立宋王朝，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后世却因享乐腐化被外族所灭。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明、清两个王朝，也大至走过了相似的兴亡过程。
考察历史，我们看到，在旧史中，形形色色的王朝、政权，没有一个能逃脱这一规律。并且，他们处在上升时期时，都生机勃勃，无坚不摧，其生命力之强，往往让人难以相信，而他们没落时的不堪一击，也同样让人难以相信。
从表面看，形形色色王朝、政权的覆灭，不外乎三种原因：一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二是倾覆于内部争权或宫庭政变；三是被强大的外敌或异族所灭。而从深层的原因来看，则都存在着政权自身的腐败问题。腐败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腐败使政权的社会控制力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权被推翻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导致统治集团倾覆的，是下面几种腐败的交互作用：
一是施政上的腐败。主要表现为施政暴虐，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这方面，秦、隋两个短命王朝表现的最为充分。它们都有统一之功，但统一后都未能注意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秦，如果说筑长城、修驰道还与国与民有利的话，那么，修阿房宫、骊山墓，筑离宫三百，四处游幸则纯属劳民伤财了。长城东西数千里，常年暴师数十万。修骊山墓役使吏徒数十万人，所余从事正常生产的丁壮已极其有限。赋敛之重，使“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织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2〕秦二世上台，不仅毫无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人民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大泽乡的揭竿而起也就成为必然。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初，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他儿子杨广上台后，建东都、修长城、开运河又耗费了无尽的民力。此外，他还发动了远征高丽的不义之战。当时，在东莱海口造船的役丁“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3〕。 转运军需的往还于道，常数十万人，死者相枕。沉重的徭役负担，使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隋王朝的统治，终于被农民大起义推翻。
二是吏治上的腐败。主要表现为宠信亲信，任用群小。秦二世信任赵高，宋徽宗信任高俅、童贯、蔡京，明英宗宠信王振，都造成了亡国之灾。任用群小的前提是主政者昏暗偏私，不以国事为重。群小的得势更使贤才遭殃或不得不隐遁，以至施政会更加腐败。上下之间贿赂公行，卖官鬻爵，欺上压下，会导致整个官僚机构的腐败。而官僚队伍一旦腐败成风，国家机器应有的机能就会丧失贻尽。这时，即使出现个别想振作中兴的皇帝、能臣，也为时已晚，如大厦倾独木难支。（如北宋末年的李纲、南宋末年的文天祥、陆文夫，明朝末年的崇祯、袁崇焕，无不是这种悲剧性的人物）一遇风吹草动，如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就会土崩瓦解。
三是统治阶层生活上的腐败。这是施政腐败和吏治腐败的伴生物。中国历史上，因生活腐败而加速灭亡的例子举不胜举。北宋末年，面对内忧外患，以宋徽宗赵佶为首的统治集团却沉迷酒色，大兴土木。为在宫中修“艮岳”，于太湖取巨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毁堰拆闸，数月方到京师。在他的影响下，整个统治集团竞比效尤，奢靡成风，以至民怨沸腾，造成方腊、宋江数起起义。后虽被镇压，但国势积贫积弱已成定势，以至金人南下时，如入无人之境，醉生梦死的当权者亡国被掳，也就势所难免了。南宋统治者则更为典型。在偏安一隅的危局中，不思奋起，还居危思安，及时行乐，“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香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这样的掌权者，前途除了跳海，恐怕也是别无选择了。
腐败使最初生机勃勃的王朝一步步走向灭亡。历史证明，腐败是周期率发生的驱动器。并且，一个王朝的垮台速度，又总是同腐败程度成正比。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历史上既有建立几天就垮台的政权，也有延续数百年的王朝。这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形态内，通过人的社会活动，有可能加速或延缓一个周期率的完成。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处于矛盾主要方面的执政者是否能够顺利通过政权“瓶颈”时期。
“瓶颈”一词，顾名思义，狭窄之通道也。所谓政权“瓶颈”时期，就是指危及政权生存的时期，或者说是这个政权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政权“瓶颈”说最早由台湾历史学家柏杨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提出。本文借用了他的这一概念，并且在考察史实中发现，政权瓶颈现象与周期率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即，政权发生危机但渡过了危机，就形成一个政权瓶颈；不能渡过危机而垮台，就是一个周期率的完成。
二、旧史演进中的“政权瓶颈时期”
按照柏杨先生的说法，瓶颈时期，是特指封建政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这段时间。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样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一个王朝往往在建立后的四五十年左右（即传位于第二三代时，或二三十年，或七八十年不等）容易出现政权危机。中国自秦统一以降，先后建立起的大小王朝有五十多个，接近和超过百年的王朝只有汉、晋、唐、宋、元、明、清，其余大多在瓶颈期前后灭亡。而超过百年的王朝，也往往在瓶颈时期发生危机。汉朝立国二十余年发生吕后专权，唐开国七十余年又出现“武周革命”，明立国三十余年惠文帝遭遇“靖难之役”，清定都北京不到三十年出现鳌拜专权，都印证了瓶颈现象的存在。由于“瓶颈”作为旧史的一种政治现象反复出现，又同周期率发生有重要联系，因此，剖析政权瓶颈的特殊发生机制，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什么在新政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容易形成政权瓶颈，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第一，这个时期是皇权的更迭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容易引发不同程度的动乱。开国君主，当建立帝业时，往往已值壮年。他们执政二三十年最多三四十年，便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权力交接。每个统治者都想让自己的政权“万世一系”，他们为此作了不少规定，但始终不能消除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究其原因是，在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且具有不可分割性，皇帝为所欲为且不允许任何超越自己影响的政治势力存在；作为臣子，则惟有时时俯首听命，政敌则随时会有不测之灾。并且，皇子距皇位都仅有一步之遥，迈一步则天地之别。所以，历史上虽有兄弟谦让的事例，但更多的则是为争帝位杀兄弑父的记载；虽有“嫡长子继承制”的规定，但真正当上皇帝的有很多不是嫡长子的。实事说明，掌握最高政治权力毕竟不是排队买东西，不是如何规定和某权威人士指定就可以实现的。一个称职的统治者，不仅自己要具备必要的统治才能，还必须有自己的基础力量和较稳定的核心集团。如果皇位的指定继承人的能力、威望、实力不及非指定继承人，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皇位之争。唐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来的武则天改制，明朝的“靖难之役”等，均属此类。这类权力更迭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尽管充满暴力，但未必都是坏事。如果政权转到更有政治实力和政治谋略的人手中，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如果继位者能力低下，不孚众望，甚至荒淫乱政，那就会酿成新的政治动乱，给百姓带来灾难。由于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是家天下，这就决定了只要是皇帝的儿子，不管聪愚，都是权力的合法继承人，都可能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握有者。而在这些继承者中，有的可能是白痴，有的可能是个称职的书画家或词人骚客，却绝对不是称职的皇帝，正是这种角色距离，造成了历史上一幕幕皇帝成为别人手中的玩物、傀儡或被敌手俘虏的悲喜剧，造成一个个政权瓶颈或周期率的完成。
第二，这个时期也是封建官僚政治的转换期。据王子今先生在《权力的黑光》一书中考证，中国封建社会中，往往建国伊始是功臣政治，尔后转到功臣子政治，然后再由功臣子政治转到贤臣政治。功臣子政治时最容易产生政权瓶颈现象，之后如能转到贤臣政治，则会渡过瓶颈时期。从功臣政治、功臣子政治转到贤臣政治，是一个“艰难的转换”。在新王朝建立之初，需要的是高层次的政治人才，可那些只具有军功的武将大多文化素质低乏，这往往导致王朝初期功臣政治时代出现武备立而文教不宣的文化断裂带。纠纠武夫管理国家，容易导致以军事管理方式强力推行苛政的政治局面。秦王朝以军人为吏，全国又以吏为师，成为产生极权苛政的人事根源。由于封建世袭制的实行，功臣政治很自然的会转到功臣子政治。到了功臣子（或孙）时代，由于环境的相对安定，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实力的逐渐上升，相当多的功臣子（或孙）不需再经历祖辈或父辈们的艰辛，却能享受安逸、奢侈的生活，从而变得“骄逸”“淫嬖”（当然也不排除有像周亚夫那样的佼佼者），使国家机器丧失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这些功臣子把开国功臣出生入死挣下的功业，当成包袱背在自己身上，以自己的恶行污损祖上的英名，享乐腐化，目无法纪，鱼肉百姓，往往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因素和皇位传至二三代产生的危机相互作用，就容易导致政权进入瓶颈。
第三，此时也是政治腐败易于萌发的时期。新王朝的建立者在帝业未成时，受客观条件制约，即使有很强的享乐欲望，也无法马上付诸实施。一旦夺取政权，依靠权力进行享乐的条件便全部具备。开国皇帝中有的上台伊始就腐败，但也确有一些人因起于微末，历经磨炼，知创业之艰难，守业之不易，能保持一付清醒的头脑，为维护家天下的长治久安，注意把握享乐与巩固政权之间的度，在治理国家方面努力做到励精图治，广揽人才，奖励农耕。这样做对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及政权的巩固无疑都非常有益，也是他们的帝位得以传之于二三代的重要原因。然而，皇子皇孙们因多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流连于娥黛之间，锦衣玉食，不知民间之疾苦，不知稼穑之艰难，因此，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下，享乐欲望就很可能急剧膨胀。在这一时期，建立在世袭荫封与依仗前辈军功基础上的豪强世族势力和利益集团多已形成。在封建社会，浮华奢侈的生活是这个阶层的本能性追求，最高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极易在他们中间产生示范效应。最高统治者如把骄奢淫逸，享乐腐化，奢靡无度视为时尚，必然加剧王公贵族及官僚阶层的横征暴敛，强夺豪取，致商困役扰，民不聊生。其滋长和蔓延的结果，不仅会造成国势急剧衰微，动摇政权稳定的政治经济基础，而且会严重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或激起新的民变。秦、隋二世而亡，证明腐败会造成严重的政治瓶颈，对周期率的发生起着推动作用。
第四，此时还是大政方针的调整期。新政权建立一段时间后，一般都需要对施政方针作相应的调整，尤其是那些通过农民起义或王朝战争建立起来的政权，需要使整个国策从为战争服务转向推动经济的恢复发展。若不能及时调整施政纲领，把政权的行动目标转移到发展生产上来，或在调整政策时对利益的再分配不能兼顾反而严重损害多数人的利益，国政多舛，便会激化社会矛盾，形成政权瓶颈。施政问题的实质，是能否顺应社会发展和照顾到人民群众利益，许多王朝在此期出现政权瓶颈而亡，就在于施政根本违背人民群众利益，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
以上方面，是就整部旧史而言。具体到各个王朝，则原因往往各不相同。有的王朝可能只发生一种危机，有的王朝也许会发生综合性的危机。单一性危机处理好了，是可以渡过的，多发性危机或综合性危机，则是很难渡过的。
三、对执政者通过瓶颈时期的历史考察
面对瓶颈时期的统治危机，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当然要想办法加以解决。有些统治者由于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曾大幅度的延缓了周期率的发生。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第一，努力实现权力的有序交接。在专制政治的条件下，权力继承处理不当，极易酿成大的政治动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让统治者伤脑筋，连一些雄才大略的君主也常常被立储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既保证权位不他移，又实现皇位“合法”继承者之间的优胜劣汰。为此，有些王朝实行过“兄终弟及”制度，但较普遍采用的还是“嫡长子继承制”。为保证皇位继承不发生意外，有些王朝还规定不许后妃外戚干政，不许亲王结交外臣。不过，“嫡长子继承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难以保证继承者的高素质，难以避免兄弟相残。到清雍正时，创立秘密立储制度，扩大了皇帝选拔接班人的自由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兄弟相残，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专制独裁和“家天下”的封建制度决定了封建社会永远不可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
第二，建立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封建社会一些当权者也认识到，要想将政权延续下去，必须吸引和任用贤能之士，才能使国家机器保持应有的生机和活力。究竟选什么样的人为官呢？韩非关于将功臣和贤臣相区别的观点对后人影响很大。《韩非子·人主》中说：“夫有功者受重禄，有能者处大官”。即授功臣以爵禄，褒奖其已往的政治贡献；任贤臣以官职，使其在治国治世上有所建树。换言之，就是不以官职赏有功，而只授给那些有行政管理才能的人。
对如何发现和任用贤能之士，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掌权者也在不断地探索改进，经历了一个从察举制到科举制的发展过程。汉朝实行的察举比世袭封荫有明显的进步。三国时魏文帝实行九品中正制，结果造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门阀士族制度，阻塞了贤者之路。隋唐之后，改为科举制，为一些中小地主参与政治提供了可通之途，贫寒子弟入仕也有了一根独木桥。这无疑扩大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选才制度中，科举制不仅是封建统治者网罗人才的一条便捷而有效的方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人们的斗志，减少了政权的对立面和不安定因素。所以，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着官服走出宫门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之中矣！”
尽管科举制越到后期越趋于反动，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科举取士同封荫世袭、买官私授相比，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近年有论指出，近代西方的文官制度和现代的公务员制度，是在吸取了科举制所倡导的公开性和平等竞争原则基础上建立的，似也可以作为科举制积极性一面的说明和注脚。
第三，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封建统治者尽管自身不乏享受腐化者，但为了长久统治，还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防止腐败发生。各种腐败之中，危害最烈的莫过于吏治的腐败。贪官能腐蚀政权肌体，激起百姓忿恨，从而危及政权的生存，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对此是清醒的。史载齐桓公向管仲请教如何治吏，管仲提出“清洁于货”这一政治条件。在管仲看来，官吏是否贪财，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具备不具备为官的政治条件。史家认为管仲能治齐，坚持这一治吏条件是其关键。汉代的“察孝举廉”，也是把孝和廉作为居官的首要政治条件。司马懿在谈到如何才能实现天下大治时也强调过“清固为本”的居官原则。
为维持官僚队伍的清廉，不少朝代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朱元璋时甚至规定，将贪官枭首示人，剥皮充草，树于公堂，以儆来者。然而，由于封建官僚政治本身就是滋生腐败的土壤，通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以腐败现象一直同封建社会相始终，根本无法消除。在封建社会，可以有个别清廉的官吏，却不可能有整个政权的清廉，这也是封建统治者不能摆脱周期率支配的重要原因。
第四，实施客观上顺应社会发展的国策，或在形成政权瓶颈时果断调整政策，使之顺应社会发展，合乎民心民意，这是防止政权瓶颈出现或通过政权瓶颈的最根本的条件。所谓顺应社会发展，就是政策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至少不阻碍、破坏生产力。这是一条根本的、古今中外都起作用的规律。顺应时代潮流，弱小者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逐渐变强；逆历史潮流而动，强大者也会不堪一击，“忽喇喇似大厦倾”。以中国古代为例，原来弱小的秦国，由于率先实行了顺应社会发展进程的变法，国力大增，奠定了它统一六国的物质基础。但秦虽有统一之功，却无恤民之德，在国家统一之后，实行了一套严重破坏生产力的国策。结果，“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又很快灭亡于农民起义的烽火之中。与之相反的例子是汉武帝，他曾经是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但到了晚年，“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4 〕使汉王朝遇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当他看到这种危机对刘氏政权的存在已形成严重威胁时，果断地转变了政策。他在轮台诏中，深陈既往之悔，“禁苛政，止擅贼，力本农”〔5〕，与民休息，发展生产， 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落实，大力推广搜粟都尉赵过所创代田法和新式农具耦犁、楼车，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实现了新的进步，使汉政权渡过了一次政权瓶颈得以延续下来。秦皇汉武俱有暴政，但秦亡而汉却中兴，史家评论其原因是汉武帝能“受忠直之言，”“晚而改过，顾托得人”〔6〕。 汉武帝的高人之处就在于，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敢于承认自己的“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7〕， 并在有生之年主动实现政策从破坏生产力向发展生产力的转变。
上述四条之中，施政是否顺乎社会发展是“纲”，其余是“目”。如果执政者的国策逆历史潮流而动，即使有好的权力交接机制和用人制度，也于事无补。在封建社会中，传位、用人、防腐、施政，都是统治阶级单方面主宰的政治行为，在决定瓶颈危机会不会形成上起着内因的作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朝代的长短，总是和这个朝代的执政者和施政、用人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官风紧密相联的。兴亡之道，尽在于此。这一点，敏睿的古人早已注意到。唐朝大诗人杜牧在他著名的《阿房宫赋》中写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复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千古兴亡，凝炼成这美妙华章。历代封建统治者只鉴赏了文章的华美，却难以体察到其中“哀之”、“鉴之”的哲理，或虽“哀之”、“鉴之”却有始无终。因而虽有数百年的王朝，却无一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只有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建立政权并实行了较完善的民主政治以后才能成为现实。
注释：
〔1〕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48—149页。
〔2〕《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3〕《隋书·元弘嗣传》
〔4〕《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武帝后元二年》
〔5〕《汉书·西域传下》
〔6〕《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武帝后元二年》
〔7〕《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武帝征和四年》